习近平发动的苍蝇老虎一起打，更不放过大老虎的反腐运动似乎有了让人比较信服的证据。北京终于下决心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开除出党，移交司法。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手下的三员大将也得到同样的处理。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另外一只“大大老虎”周永康也要公开落网？法国塞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以为，北京今天的举措意味中国的反腐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仍然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苍蝇老虎层出不穷的体制结构，是不是需要加以改造？
Monday, June 30, 2014
中国/政治: 徐才厚垮台 外媒：指习近平剑指周永康
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周一被宣布开除党籍，并移送军检机关法办，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一大举动，而蒋洁敏、李东生、王永春等四只“大老虎”七一前被开除出党，显示对很可能在调查之中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法网又进一步收紧。《中央社》也指：习近平裁示开除徐才厚党籍，掀起党内反腐高潮。而习近平敢不敢向传言中的巨贪周永康动手，才是观察重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上
路透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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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腐运动: 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 通报显示其受贿四套房产现金四千万
今天（6月30日）傍晚，中共中央终于对已经盛传多时，并已在党内厅局级以上官员传达的原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案给出明确结论。
图为徐才厚与薄熙来在2012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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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棒打"老虎" 军中大佬落马
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因严重违纪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他已被指控涉嫌犯有受贿罪，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一报道称，这是中国军界近十年来爆出的最大丑闻。路透社之前报道，因为被卷入谷俊山贪污案中，徐已被软禁数月。
中国/韩国: 中国鼓励韩国加入亚洲投行可能受到美国阻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访韩国前夕，中国鼓励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发美国与日本担心，因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中国倡议主导，华盛顿正在试图阻止韩国被利用同世界银行抗衡。但处于中美之间，韩国陷入两难境地。
中国鼓励韩国加入亚洲投行可能受到美国阻碍 中文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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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长平：“一国两制”的主要矛盾是专制与民主
香港普选方案全民投票，也就是6∙22公投于29号结束，组织者宣布有近80万港民参与投票，取得极大成功，但是中国官方和香港政府都表示，这次香港最大规模的民意表达活动是非法的，在香港七∙一大游行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如《环球时报》更认为 6∙22公投是偏执的政治狂热行为，是与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如何看待港民和官方对公投表现出来的一热一冷的局面，以及中国政府对香港治理模式会对台湾问题产生的影响前景等问题，法广专访旅居德国的时事评论家长平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中国: 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人权观察今天指出，中国当局近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已经缩小，和平演说也被视为犯罪，许多人持续被拘留或起诉。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撤销对这些人士的司法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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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共产党明天庆祝建党93年 正式统计有党员8600多万
从1949年至今一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明天庆祝建党93周年。党庆前夕官方报告最新的党员人数，以8600多万之巨毫无疑问堪称世界第一大政党。根据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算起，中共党员人数从3700万翻了一倍还多成为8600多万。
中国共产党明天庆祝建党93年 正式统计有中共党员8600多万 中文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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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中国官方媒体严厉谴责香港占中公投为政治闹剧
中国官方媒体今天一致谴责香港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组织的公民表决投票活动，英文的中国日报谴责香港占中公投是一次违反宪法的政治闹剧，并谴责美国怂恿和无条件支持香港占中公投。中国官方明确说香港公投无效。香港近80万公民投票鼓舞了民主派，泛民组织希望趁热打铁将明天7月1日的大游行办得规模更大。
中国官方媒体严厉谴责香港占中公投为政治闹剧 路透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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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报纸摘要: 香港：争取民主的“投石党运动”
6月30日法国各大报纸头版焦点分散，《世界报》头版主题是欧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离破碎的记忆”，《费加罗报》头条是法国高中毕业会考（BAC）面临的困境和改革，《解放报》同样聚焦在教育部长哈蒙身上；经济报纸《回声报》关注法国BNP银行在美国遭遇的90亿美元“历史性惩罚”；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分析欧洲人权法院和法国高等法院等机构对议会立法的态度。
中国 朝鲜半岛: 朝鲜在习近平访韩前向韩国提出和平方案
朝鲜今天（6月30号）突然向韩国政府建议，两韩暂停互揭疮疤，也暂时停止军事敌对状态，特别是在争议性的黄海海上疆界附近。据法新社分析，朝鲜这一做法是向本周末即将出访韩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证明，朝鲜也有希望朝鲜半岛和平的意愿。
朝鲜官方通讯社6月30号公布的金正恩与军方人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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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 台湾军方否认将在南沙太平岛部署防空飞弹
《亚洲周刊》在即将出刊的最新一期杂志中，报导了台湾打算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部署低空飞弹，以因应南海的国际变局。这项报导受到各方瞩目，台湾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这项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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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谈政改 被讥“五毛头子哗变”
人民日报旗下立场保守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早前在微博上一反常态高谈政改，惹来网民侧目，更有不少人认为这是“自干五头子”哗变，也有网民猜测这与早前审计署批评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胡乱花钱有关。所谓“自干五”，是指自发地在网络上针对批评中国言论而进行驳斥的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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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响亮发声”——近80万人参加公投
香港“占中”投票上周日结束，超过78万人参加了投票。这次民间投票的组织方呼吁香港政府重视投票结果反映的民意。中国官媒则谴责投票是不爱国的行为，也有亲北京的港媒称投票“漏洞百出”。
中国/政治: 李鹏出回忆录 打亲情牌冀挽回家声
25年前亲口颁布六四戒严令的前中国总理李鹏，由其亲撰的回忆录《李鹏回忆录（19280-1983）》近日面世。由于李鹏家中成员早前被传媒踢爆敛财如命，有分析指出李鹏这次再度出书，并且大打亲情牌，是企图挽回家人的形象。
中国前总理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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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台湾: 台学运人士被拒入港 痛斥“只准黑箱不许串联”
多名台湾“太阳花”学运人士在连续遭到香港政府拒绝入境之后，他们所属的“岛国前进”组织发表声明，斥责当局“只准国共官商黑箱，不许港台公民串联”。香港入境处对记者的查询照例搬出一句“不评论个别事件”。
“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和林飞帆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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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9, 2014
东网｜莫之许：借尸欲还谁家魂？
据内地传媒报道，6月20日上午，江苏师范大学举行2014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徐州市副市长李燕等参加典礼。期间，男生身着朱子深衣汉服，女生身着曲裾深衣汉服，江苏师范大学全体校领导、校学位委员会成员、导师代表均着汉服。近年来，各种传统符号在官方宣传和新闻媒体中日益显性化，显示出背后的官方意志，其中脉络，值得玩味。
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对于传统并不待见，在其执政前期，一直强调“移风易俗”，对传统文化持负面评价，文革时期更有“破四旧”等极端行为。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重心，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传统文化做为现代化的对立面，依旧不具有正面形象。 1988年，《河殇》在央视播出，随即风行一时，就是这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共振的产物。
这一情况在1989年之后开始逆转。天安门事件和随后的苏东巨变后，冷战正式结束，中共通过进一步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抓住了全球化扩展的机遇，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从1989年后的国际孤立中走了出来。但在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新的挑战，首先，失去冷战时期制衡苏联这一战略地位，中共与西方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直接冲突的可能；其次，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条件之下，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世界革命等等，都失去了说服力，从而出现了进一步的意识形态真空。其三，1989事件使得中共异常警惕所谓的“和平演变”，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亲市场亲法治亲开放的自由化话语势必获得进一步的传播，而必须加以限制防范。在上述情形促使下，中共试图提出一套足以抗衡普世价值或自由化观念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抗衡西方，防御和平演变，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即可以看作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应对策略，并指向了进一步的意识形态重建。
不过，在当时，中共的这一意识形态重建企图并非其重点，而让位于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1989事件在客观上加强了保守势力的力量，甚至对所谓改革开放方针也大加杯葛，在此情形下，中共“要反左,也要反右,但更重要的是反左”，对于亲市场亲全球化的话语持有相对包容的态度，而只要屏蔽掉其中颠覆性的内容，并不太计较其可能的负面影响。此外，1989事件的创痛犹在，自由化人士或陷于牢狱，或远走海外，剩下的也大多噤若寒蝉，并无能在意识形态上对当局发起意识形态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朱学勤在1998年底提出的所谓“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借助加入WTO，申办奥运成功和新兴的网络话语平台，自由化话语在网络舆论和诸如市场化媒体等灰色地带，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这一进展进一步鼓舞了自由化人士，似乎看到了以普世价值的名义，自由化意识形态进一步扩展，乃至被官方所认受的可能。此后多年的政改呼吁，大多建立在这一乐观图景之上。但是，中共不仅无意认受自由化意识形态，相反，反自由化一直是官方根本立场，加入WTO和随后的经济成功，不仅没有改变这一立场，相反，随着自由化观念的进一步传播，随着接受自由化观念的新兴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壮大，针对体制的意识形态挑战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日益成为一种现实的威胁，也因此，不仅对于自由化观念的打压限制逐步升高，一度被搁置意识形态重建对于当局也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以便在专政打击之外，也能从观念的层面对自由化观念加以反制。
这一意识形态重建的核心，接续了1994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无论是屏幕上堆积如山的抗日神剧，还是《环球时报》多年如一日的民族主义叫嚣，之所以能够在极权体制下长年推行，都与其符合官方意识形态重建企图是分不开的。此外，从2005年反日入常游行直到前年的反日游行来看，当局对于民族主义的操纵和借用，已经成为常规。不过，上述粗鄙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能满足官方意识形态重建的要求，而需要更多也更精致的话语内容，在这一需求下，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儒家话语，开始逐渐被引入到官方意识形态重建的框架中来。
首先，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是相容的，通过引入传统文化，可以强化基于特殊性的民族认同，从而对所谓普世价值形成对冲乃至挑战。其次，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对集体主义、对统治秩序，对精英统治的认受和顺从，可以用来反击个人主义、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等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其三，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基于小共同体和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内容，对于现代市场体系和法治框架下的私域自主、个人选择、伦理自由等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不仅对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具有某种吸引力，体制也可以很方便地选择性使用特定伦理道德议题，进而削弱打击基于个人主义的整个普世价值体系。无论是薛蛮子的上CCTV，还是从东莞到黄海波的扫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这样的设计。
在此种意识形态重建的企图下，随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越来越成为显性的文化现象，而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更成为官方主导推动的内容，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教育部官员着汉服。如今，在街头随处可见的中国梦公益广告中，在小区的宣传栏中，传统文化已经不折不扣地被整合进了官方意识形态当中。这一以民族、伦理、传统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旨在对冲乃至反击以普世、个体、现代为基本要素的普世价值或自由化理念，乃是官方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也因此，类似官员穿汉服之类的剧目还将层出不穷。部分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如我的朋友秋风，或许还会对这样的官方举动持欢迎立场，而在我看来，这样的意识形态重建之下，以民族、伦理、传统的名义，指向的是一个封闭、保守、没落的文化空间和未来走向，并不值得欢迎，而应予以最高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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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香港民间公投胜利的启示
在香港泛民主派七一年度大游行到来前夕，香港首次由民间组织的围绕特首普选进行的“全民公投”于当地时间29日晚间10点落下帷幕。参加投票人数超过78万，远远超过组织者“占领中环运动”的期待。对于这次民间运动，不少观察家特别关注两点：一是在北京高压下港人越来越独立的公民意识；二是这场运动的发展可能对冷眼旁观的中国大陆产生的影响。
韩/朝/中: 朝鲜试射导弹 韩媒：向习近平访韩示威
朝鲜周日凌晨向日本海发射2枚导弹，据韩国媒体引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此举是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韩国的“武力示威”。
朝鲜半岛地图。
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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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运动: 逾78万港人要求公民提名选特首 88%要求立会否决不符国际标准方案
在中国大力打压和公开反对下，香港仍有787,767人为占领中环运动争取真普选方案而进行投票。经初步点算，真普选联盟建议的政党、公民和提名委员会的三轨提名方案获得最多人支持，有33万多票，占总票数的42.1%。另外，88%投票市民表示，若港府日后提出的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立法会应予否决。
6月29日，港人把握最后机会到票站投票。
麦燕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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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游轮游期待开辟中国大市场
对于很多国际性企业来说，规模不断扩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就是他们的财神。旅游业也同样把目标群对准了这一阶层。不过豪华游轮旅行在中国还没有形成风气，因为这一旅游形式暂时在中国尚不普及。
中国/南海: 中国研制成功深水无人驾驶攻击器可以应对威胁南海石油钻井平台的越南蛙人
中国研制成功一种水下攻击器，未来可以对抗在南海由越南派遣的威胁中国深海石油钻井平台的水下蛙人。中国已经将这一水下攻击器命名为海燕，海燕可以被遥控在水下滑翔。中国军工企业未来可能大批制造增大版的「海燕」，这种水下机器能搭载大型感测器，探测距离更远的蛙人、水雷和潜艇，让中国在南海的反潜能力有望跃升。
中国研制成功深水无人驾驶攻击器可以应对越南威胁南海石油钻井平台的蛙人 中文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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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拉克: 中国从伊拉克撤退劳工第一批返回国内
伊拉克军事冲突加剧之际，中国决定将受战火威胁的外派伊拉克劳工撤回国内，稍早多达1200名中国在伊拉克战区的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到巴格达。第一批撤退回国的工作人员8人今天抵达广州。他们将再坐火车回安徽和河南的老家。
伊拉克战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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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澳门今天举行选举特首选举团成员的投票
与香港比邻的澳门今天选举第四届澳门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由不同选举法选出400名选举委员会成员。由于选举仍然属于间接并且有范围限制，因此选举澳门特首选举团仍然被评论是小范围选举。澳门特首崔世安任职5年，任期到今年底届满。
澳门特首崔世安 中文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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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中国: 朝鲜在习近平访韩前再次发射导弹
朝鲜今天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这是继上一次向外海发射导弹三天之后，平壤的又一次试射行为。法新社引述韩联社消息报道，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透露：朝鲜于周日凌晨分别在江原道元山一带朝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导弹，导弹射程达500公里，疑为飞毛腿系列。两枚导弹随后落入国际海域。
朝鲜半岛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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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民主中国的考察之旅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北京飞往台北，张志军只需要花3个小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访台大陆官员，也是做了一次飞向未来之旅：一个可能的民主未来。张志军所到访的海峡彼岸的中国，在很多地方与北京的标准格格不入。在那里，张志军既遇到了向他欢呼的人，也遇到了向他示威抗议的民众。
他能感受到一个富有生气、行之有效的民主体制。而这个体制，也正是从之前的一党专政中，通过成功的政治改革脱胎而来。这个体制，在2000年起就有了自由的总统选举，迄今已经发生了多次政党轮替。这个体制里，大学生为了抗议与大陆的服贸协议，在今年3月占领了立法院，获得了众多支持；而整场抗议，也在三周后和平收场。在这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各种形式都得到了保障，在这里，大家学会了用和平方式化解利益冲突。
张志军既遇到了向他欢呼的人，也遇到了向他示威抗议的民众。
香港、台湾都要选择自己的道路
张志军说，大陆尊重台湾民众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但愿他的此番表态能够当真。就在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些失去耐心地表示：台海两岸的政治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而在两周前，张志军领导的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还称：台湾的前途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而不仅仅是台湾人民。
此外，大陆对香港的言辞，也同样激烈。上周开始的香港”占中”民间公投，共有70万人参与，要求实现更多民主。这让组织者自己也感到吃惊。而大陆方面则对此强烈抨击，《环球时报》称其为一场”非法闹剧”。这里的潜台词，同样是”香港的前途由全中国13亿人民共同决定，而不只是香港人民。”这清楚表明，北京正满腹狐疑、神经紧张地观察者台湾以及香港的民主运动。
北京的魅力攻势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必须将张志军此次访台看作是北京的魅力攻势。在他为期4天的行程中，张志军还与公民社会代表、反对派政治人物、甚至台独派政治人物会面。在这些场合，张志军低调谦逊，展现出求知好学的形象。他表示，经验能让他更好地理解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态度。
这似乎说明，北京已经明白对台湾施压反而会促进台独运动。而且，民主体制下的台湾两年后又要再次选举总统。国民党阵营中的最有潜力的参选者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台北市长郝龙斌。他目前正在北京访问，并且还会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
作者：冯海音 编译：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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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电动汽车业的“颠覆者”：StreetScooter
一个在德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型电动汽车制造商StreetScooter已经引起了中国汽车业的广泛关注。这个被中国媒体誉为“电动汽车颠覆者”、“汽车王者”的掌门人是一位年轻工程学者坎普克（Achim Kampker）。
Saturday, June 28, 2014
德国之声 | 拒绝妥协 香港举行律师黑衣游行
为抗议北京“白皮书”干预香港司法独立，香港法律界27日发起黑衣游行活动。路透社认为，这标志着香港对法治的担忧与日俱增，同时也是香港和北京之间分歧进一步加大的表现。
（德国之声中文网） 英国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后，中国开始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并承诺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与内地不同，香港享有类似西方的司法独立。
但是北京本月通过发布一份白皮书向香港敲响了警钟。该白皮书表明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诠释，指出爱国是对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本次香港律师黑衣游行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法律界发起的第三次游行。
数百名穿着黑衣、黑鞋的香港和外国律师在炎炎夏日下大汗淋漓地由高等法院出发游行至终审法院，并站在那里静默了三分钟。
香港立法会议员、律师郭荣铿(Dennis Kwok) 是此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说：”香港司法人员不会对法治作出妥协。我们希望我们所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据组织方介绍，约有1800人参加了抗议活动。
香港特区政府则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表示，法治是香港特区赖以成功的基石，并强调白皮书是有系统地阐述及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落实的情况，而非干预香港特区的司法独立或法治。
公开的分歧
数百名法律界人士由高等法院出发游行至终审法院
另外，游行期间，在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附近也出现手持高音喇叭的北京支持者，他们高喊口号支持北京发布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还有一名男子使用摄像机拍摄游行队伍，虽自称不是记者或警察，但是拒绝透露具体身份。
在香港近来的多次集会中发生亲北京和反北京团体之间的冲突事件，包括六四25周年的抗议活动。路透社指出，北京被公开的分歧激怒。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举行六四游行的城市。路透社还称，近期一些现任和已退休中国官员警告，如果香港发生暴乱，中国将派遣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去平息。
香港民主党是主要的反对党，其创始人之一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列出了在香港的律师的不同国籍，并发问如何能希望他们对中国怀有爱国主义。
代表上千名大律师的的香港大律师公会本月也担忧地表示，法官和司法官员不应该被视为”治港者”。
游行接踵而至
此次游行正值香港就民主改革举行非正式公投之际
此次游行正值香港就民主改革举行非正式公投之际。该公投由亲民主运动”占领中环”组织，被中共称为非法公投，香港特区政府也认为公投没有法律基础。
20日开始的公投将于本周日结束，正值香港举行一年一度”七一大游行“的前一天。公投组织方另外承诺，如果北京不同意2017年普选遵从国际标准，则将在年底组织另一场抗议活动”占领中环”。
虽然北京允许香港在2017年举行普选，但是香港的《基本法》规定仅有提名委员会可以确定香港行政区长官的候选人。亲民主人士认为，应该由民众提名候选人。
商界反应平平
香港商界对北京加大对香港的干预反应平静
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分支机构27日在当地媒体上发表声明，呼吁通过协商对话解决争议，称”占领中环”可能使香港金融业受到冲击，并表示他们担心跨国企业和投资者可能因此考虑迁离在香港的地区总部，甚至撤走业务，长此以往将动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商业中心的地位。
就在香港法律界因为感受到北京对香港的干预日益增加而愤怒时，香港商界迄今为止尚未作出明显反应。荷宝(Robeco) 亚洲投资管理中心首席投资官及荷宝亚太股票基金的基金经理任安诺（Arnout van Rijn）表示：”法治正被削弱，但是其被削弱的方式会影响到企业吗？未必。”
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独立非盈利性组织世界正义事业联盟（WJP）公布的2014年《全球法治指数》，香港在99个国家中排名第16位。
来源：路透社 编译：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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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毒食品上西方餐桌
中国不断爆出食品卫生丑闻。特别是在中国不断扩大其产品出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来自中国的食品安全感到担忧。《ExtremNews》网站周六刊登文章关注了农药超标的中国进口食品，《经济周刊》杂志则将目光抛向中国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天价住房。
伊拉克局势紧张 大批平民逃难
伊拉克军方周末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提克里特挺进与逊尼派极端武装展开激战。有当地居民称，大批民众为了躲避战火已逃离家园，该市已近乎空城。而之前被困在战区的超千名中国人已撤离到首都巴格达。
爱思想 | 周瑞金：艰难险阻方显改革总设计师本色
20多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刚跨进第一个十年，就遭遇到国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而且几乎同时，东欧与苏联也相继爆发改旗易帜的政治风暴。面对国际的制裁和汹涌而来的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诋毁、诅咒、攻击的舆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困难重重，经济发展很快下滑，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国内外风云突变、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以其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超凡魄力、勇气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突破国际国内的重重阻力，排除种种干扰，强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上，邓小平既严肃坚持国家内政不允许任何人干涉的原则，又主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外交斡旋
在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上，邓小平同志首先重点抓住美国总统布什做工作，既严肃坚持国家内政不允许任何人干涉的原则，分清责任，明确是非，同时又非常主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外交斡旋，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矛盾、化解分歧、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与英、法、德、日、意、加等七国发表政治宣言“谴责”我国，并宣称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贷款等制裁措施。1989年6月21日，邓小平收到美国总统布什来信，信中提出要派总统特使秘密来华与他面谈。邓小平马上抓住时机第二天就复信布什，表示欢迎总统特使秘密访华。
7月2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时任国家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一到北京，邓小平立即会见，且坦率地对他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
7月28日，邓小平再次收到布什来信，信中感谢邓小平接见特使。同时，布什又把中美关系发生困难的责任推给中方。邓小平在8月11日复信布什，指出“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再三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在谈到对待国际形势时，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接着，邓小平同志开展了频繁的、多方位的会见斡旋活动。他于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他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
11月10日，邓小平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11月15日，邓小平在回复布什总统11月6日来信中指出：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0日，邓小平高兴地会见了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三个多月后，曾经于上世纪20年代初，在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到苏俄投资办厂的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身份来到中国，在山西谈合资经营煤矿的大型项目。1990年3月3日下午，邓小平高兴地会见了他，热情地赞扬他有政治远见，否则不会在国际制裁情况下采取到中国搞合资经营煤矿这样的行动，希望这个合作项目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最好的典范。邓小平说，国际上还没有取消对中国的制裁，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没有什么用处。世界上像你这样有远见的人多的是。当哈默博士谈到如同当年列宁所处的年代那样，中国需要更多的商人，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拯救了中国。这时，邓小平谦虚地回答：“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
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
邓小平同志在积极处理国际制裁问题的同时，严肃认真地应对国内的复杂形势。当时，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苏东波”的教训。有人提出，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那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城市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他们还说什么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要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样，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许多政策、措施，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而遭到清算。
就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时，邓小平同志说话了。他找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他说，在风波中，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口号是要打倒改革开放的，所以改革开放是得人心的。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他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与前几次他来上海过春节的住地是西郊宾馆、同家人一起颐养天年不同，1991年春节，他频频外出视察、参观，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
在此期间，朱镕基同志亲自动手，记录整理了邓小平视察上海的多次谈话。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1年初，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朱镕基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察觉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
从2月12日开始，笔者找来评论部的凌河和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提议三人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宣传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结果，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时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正面反映是主要的，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不顾88岁高龄，亲自视察南方，发表南方谈话，重新凝聚国内的改革力量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着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从1989年到1991年，邓小平多次在内部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而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从1991年这一年的争论和交锋中他看得出来，皇甫平的文章完全是在宣传他的思想，竟然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对的声音、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尤其是批“经济实用主义”、“庸俗生产力论”，那是直接冲他而来的。如果他再不走到前台发话，就很难直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了。
邓小平在冷静地选择时机。进入1992年，中央开始酝酿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政治时刻，邓小平不顾自己88岁高龄，亲自视察南方。1992年1月17日傍晚，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谁也没有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并带动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
从1月18日抵达武昌邓小平发表谈话开始，到2月21日回到北京止，历时35天的南方之行告一段落。一路视察，一路纵论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发展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向全世界公然宣告，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
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统一的价值观。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解决了改革的深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南方谈话，重新凝聚国内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作者为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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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暴力，革命，和平抗爭，2014年港人的抉擇
2014年6月27日，距離七一還有四日，香港議會發生了一件非常「暴力」的事件——吳亮星強行通過東北前期撥款，做法之粗暴橫蠻，令全港人無比憤怒。
這篇文章要說的，是我積壓多時的看法，今天忍不住全說出來。香港再次走到一個極危險關頭，我嘗試冷靜，但不是要和平理性非暴力，而只想抛磚引玉，希望有志者一起審視當前香港，謀定後動，想出一條最合適的抗爭路線，將香港從深切治療部救活——只要有救活的希望，都不能放棄。
暴力與革命
近年，抗爭越來越激進，觀乎特區政府種種暴行，這種發展很正常。不過，有一批人總認為香港要走暴力路線，走上革命之路，並不時大談香港人「這樣也不革命是港豬」云云。暴力，革命，說，很輕易，但香港有支持革命的形勢嗎？很多人連革命是什麼也不清楚。我們不妨重溫中西兩個重要的革命史，先理解革命是什麼一回事，並從中借鏡，審視香港形勢。
法國大革命
波旁王朝由1589年到1792年，共歷203年，而關乎法國大革命這個問題，往往由太陽王路易十四說起。他在位72年(1643到1715年)，之後繼位的路易十五，當政59年(1715到1774)，百多年間，法國由強盛走向民不聊生，專政下路易十五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並留下「我死後那管他洪水滔天」的名句。
其後上場的，是大家熟悉的路易十六，當政18年(1774至1792年)。他是個希望有所作為的君主，知道先輩留下一個很大的爛攤子，民怨沸騰，願意改革。但結果，民怨爆發，法國大革命發生了，他最後也被送上斷頭台。革命爆法的時機很合理，因為高壓統治下，即使民怨多深，也敵不過國家機器，但由高壓轉往仁慈，反而招致積壓的民怨盡向他招呼，因為憤怒使人失去理性。
大革命後，法國經歷了恐怖時代，人人都隨時成為反革命份子而被送上斷頭台，最後拿破崙收拾殘局，之後經歷了多次帝制恢復和革命，直到1875年才正式建立第三共和國，秩序才叫穩定下來。距1789年大革命，已是86年後的事。
辛亥革命
第二個借鏡的革命事件，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辛亥革命。康雍乾盛世就如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時代，到乾隆時，看似盛世，實質已走向衰落，之後的「洪水滔天」他看不見。如果粗疏地由鴉片戰爭劃為清朝衰落和民怨沸騰的起點，到1911年辛亥革命，共經歷了71年(中間的太平天國只是想造皇帝的流寇作亂，配不上革命、起義)。後來的光緒就像中國版的路易十六，一心希望改革，但同樣軟弱而欠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是，法國王朝當時沒有一個如慈禧的強勢政治人物在背後操縱大局，但很不幸，中國有，於是把革命時機推遲數十年。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帝制，使他留下歷史污名，最後演變成軍閥割據，共產黨乘時堀起，更不幸是日本侵華，令共產黨有了喘息之機。假設，1949年共產黨上場，是恢復了國家秩序，距離辛亥革命38年，如減去八年抗戰，中國用了30年才建立新秩序。但這只是假設，因為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因為帝制早已用另一種形式恢復，而且中國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再假設，中國大陸到1978年鄧小平復出推行改革開放為止，算是一個較多人認同的「新秩序」，離1911年是67年。如果有些人認為要到八九年後，鄧小平1992年南巡才算秩序穩定，那麼相隔是81年。與法國經86年才建立穩定秩序，何其相似。(讀者不用告訴我現在秩序還沒有建立，這個我知道，但相比起1992年前的動盪，之後廿年中國大陸確實相對穩定)
可以歸納一下這兩段革命歷史：
1. 革命是對一個現有秩序的徹底顛覆，要重新建立新秩序，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往往要經過很多年才能做到，正是「破壞容易，建設很難」。
2. 革命的醞釀需要很長時間，一個社會要進入一段長時間的民不聊生，才有可能積累認同暴力的民怨，認同徹底推翻舊秩序，並願意付出重建新秩序的巨大成本中。
3. 為什麼中共死也不肯放鬆任何政治改革或監控，因為略知法國大革命史，便知道民怨會一下子爆發，而熟悉政治歷史的中共不會不知。當然，越怕越高壓最終時機來臨時反彈會越大，但極權當政者都有「那管他往後洪水滔天」的意志。
革命的本質顯而易見，也正因為暴力和流血革命對社會的破壞太大，才有民主機制的出現，減少建立秩序時的利益爭奪和互相傾軋，以及避免出現難以平復的暴民情緒和其帶來的長遠破壞。
香港未有暴力抗爭的土壞
說完歷史，再以此與香港形勢比較，可以有幾點思考：
1. 既然累積認同暴力和革命的民怨需要很長時間，顯然香港還沒有到達這個臨界點。由1997年至今，不過17年，從港英政府繼承的「財產」，還沒有這麼快耗盡。這一點有機會另文分析。
2. 香港現行體制與法國大革命和辛亥革命時大大不同。當時是極權帝制，要等一個國王下台，只好等到他死去那天，但無論是香港還是今日的大陸，都有一套假民主的換人機制，而每一次換人，都給某些人帶來希望——老懵董下台便期望煲呔曾，當煲呔曾變成貪曾，有些人又期望梁振英。大陸也一樣，江澤民退場，大家期待胡溫新政，胡溫沒有什麼新政後，又期待習李新政。這反而是一種很維穩的偽民主制度，既擁有類似極權帝制的權力，卻比極權帝制更能維穩，因為換人就會抵消部分人的怨氣，而不像帝制時代，民怨可以投向同一個皇帝達數十年，直至自己什麼都不剩，連命也可不要，便爆發革命。反觀香港，老董的下台正正見證了這個循環——他一下台，七一人數由數十萬減至數萬，大部分怨氣立即沖淡。這之所以在香港要累積認同極激進勢力(是極激進，不是今天那種程度的激進)是如此之難。
3. 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城市，當很多人還在享受種種物質快樂時，認同暴力的民怨一定積不起來。舉個例子，我發現近年很多中學生畢業，會去「畢業旅行」，地點是南韓、台灣等地。回想我那個年代，畢業能跟一大班朋友去大嶼山長洲已是無比幸福，一群中學同學可以在會考後出埠旅行，在當時簡直匪夷所思。你無法否認，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她比過去發生革命的地方，條件太不匹配。你會說，香港已失去很多，沒錯，大家都感覺到，但一個在賭場輸了一半身家的華人(是華人，不包括外國人)，明知對方出千，你叫他反枱，暴力抗爭，他一定不會，不敢，除非他輸到命都可以不要時，才可能跟出千的賭場拚命。再看物質以外的條件，香港沒什麼冤獄，長毛入獄，他自己都不覺是冤獄；627法律界黑衣行動，證明還有很多人有法治之心；香港的傳媒仍然擁有自由，只是大部分老闆自己放棄這種自由；貧富懸殊嚴重，但還有Benson那類為無家者奉獻的人，而且每次能積聚大量捐贈的物資，足見香港的情況與革命時代的情境相差太遠。(我並非指責這些行動有問題，反而覺得十分崇高，勿斷章取義)
4. 但即使真的像某些人主張暴力，是否鬥得過呢？現實是，有兒有女有工作的不敢衝，一把年紀的無力衝，剩下可以衝的是較年青的。所以，社會進步往往都靠年青人的熱火。但你面對的，是共產黨，革命的對決講求實力，這樣的人數，不用鎮壓，很簡單也可解決掉。選擇暴力抗爭，在軍事化國家機器跟前，以武力勝出是沒有可能，只能用鮮血博取普世同情再以更多鮮血換取結果。但香港到了能付出犧牲的成本嗎？如果沒有，暴力，即使是一少撮的暴力，就會惹來社會反彈，因為暴力破壞舊秩序，便侵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這些人本來就不願在這時候付出這麼大代價，你怎贏得他們的同情呢？
暴力能有效感召嗎？
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想說抗爭路線的選擇問題。究竟在這個時代，政治領袖應給予香港人什麼路線選擇，才能凝聚最大力量呢？用什麼方式感召香港人，是一個現階段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主張暴力，首先要問，究竟用暴力希望換取什麼成果？你想推翻特區政府，還是背後的共產黨？如果是後者，香港肯定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是前者，那麼之後要建立香港的新秩序，撇開中共的必然插手不計，要建立新秩序需要有人支持，那麼施用暴力後會否得到香港人支持呢？還是，那只是情緒發洩，沒有想過建立新秩序的難題？
當香港還是個富裕城市，當電視機畫面播出示威者使用暴力時，就會有很多人認為不妥(而且我們的電視畫面選擇有限而多屬維穩)，你叫他們港豬，也沒用，因為畫面是直接接收的，但事件背後的脈胳和理據需要動用大腦想，可惜，就連622投票的方案，不少人也懶得用腦去分辨。但其實也是人之常情，因為香港的生活壓力已迫得每個人不願用腦，他們不是完全不願關心政治，而是他們的老闆不願關心，所以給予大家很多工作，在工作上耗盡了精力後沒有多少人還樂意用腦。他們不一定想當港豬，但在地產霸權主導的香港，生活壓力令人在工餘時活得像豬。再加上六七暴動的陰霾，對六四屠城的恐懼，施用暴力往往立時被定性為叛亂，這便很難作出有效感召。
回看近日的東北發展，出來表態的人數少，但國民教育、港視事件、622普選投票等，出來表態的人很多，因為東北發展較難翻譯成為全港人的利益，出來的人便少。沒錯，你會說香港人是自私的，但古往今來，有什麼社會，裏面大部分人是不自私的？想一想，改變人類自私的劣根基因容易，還是順應自私而產生的集體恐懼容易？香港人不是不願反抗，但都希望這種反抗在一個較安全的情形下進行，他們很多活得很好，你卻叫他們當亡命之徒，這其實違反人性。
集會真的沒用？
經常有一種論調，說幾十萬人出來然後散，沒有用，對多年遊行完後第二日返工的情況嗤之以鼻(但他們嗤之以鼻時同樣在上班)；有些人也批評香港人懦弱，不會衝擊。我坦誠，我無法衝擊了，特別對於我這把年紀、大半年前還做了大手術的人來說，我做不到。年輕總叫人羡慕，因為年輕像有無限的歲月，無限的可能，如果今日我還年輕，也會積極加入這批人的抗爭，但我已無法回頭，無力學習他們，這是我的限制，但我會選擇在另一個位置支持所有對不義宣戰的人。
我不會批評那些人是「去完就散」，也不會譴責不願犧牲所有的人，因為我想不通，歷史上有什麼革命份子，是不斷靠譴責人家不願犧牲而成功的。不斷罵這些其實支持抗爭但沒有出來的香港人是港豬，我倒想知道有什麼用？相反，我覺得每年的種種遊行，在社會累積起長遠作用。可以想想，由2003年七一，到今日2014年，究竟走出來抗爭的後生仔女多了幾多？演藝學生向一個高高在上的高官示威，在2003年以前可以想像嗎？如果沒有每年數以十萬人走出來的民意支持，任何形式的抗爭都不成氣候。
即使不少次香港人令人失望，我認為他們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我理解，這個城市完全欠缺文史哲的修養，在他們被管治的經驗裏，對政治和歷史有如此蒼白的認知，最後能做到這樣，其實很了不起。沒錯，有人又會說「自high」，但你又能在短時間改變這種狀態嗎？你罵完他們後，便能更多人加入你的抗爭嗎？還是令他們更洩氣，不願再抗爭呢？
現實來看，香港人較易受道德感召，每凡大是大非，當香港不能退時，總有一群人走出來。以香港的文明狀態，暴力不是一個好選擇，但文明的道德感召，同樣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公民抗命，是革命前的一個選擇，佔中是一個開始。有人批評，為什麼佔中要強調和平，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花這麼多時間，被人批評「講多過做」，也要如此做，其實，那就是要凝聚民意的授權——經商討和投票凝聚的民意是堅實、強大、無可妥協的，過程中不犯規不偷步的結果，才會令政府難以耍賴，或正確點說，耍賴得很核突，連盲毛都看出其耍賴。
你反問最終有沒有效果？我記得陶傑在節目說過，共產黨不是英國政府，學甘地走和平抗爭不會成功。或許是的，結果誰都無法預料，但我們又有多少選擇？和平抗爭爭不過，難道暴力抗爭就可打贏解放軍？就連警察也鬥不過！那麼剩下的，難道就是什麼也不做，放棄嗎？如果是這樣，倒不如像林夕所言，要死，也死得有尊嚴，死得令世人尊敬。
和平抗爭，在現階段，我相信是能凝聚最多人的路線，也給予抗爭者最大的道德力量。和平抗爭不一定是軟弱無效，例如不合作運動，這個世界有很多法例，犯了不用坐牢，但會為一個不義的政府帶來麻煩，而且更多人能夠加入。
2014年七一後
2003年，香港人仍然不明制度之惡，只要政府略加施捨，足能安撫民心，龐大民意沒有轉化成改變制度之力，虛耗了。2014年，很可能會是自2003年後民怨最大的一年，十一年裏，我們看得到醒覺的人多了，如何將這些民意導向針對制度的長久抗爭呢？無論什麼路線，即使是革命，對制度的抗爭必然是長久的，大家可以想清楚當前形勢，香港人因歷史和文化原因而形成的集體性格，怎樣的抗爭才能讓更多人參與、讓不同人輪流接力、使運動持續和施加強大壓力，是當務之急，而非互相傾軋。從政，是要學懂忍辱，無論給人怎麼罵，都得忍，因為最大的侮辱不是來自這些網民，也不是來自同道異路者，更不是來自打手，而是來自當權派的肆意妄為。誰對誰錯，很多時不能在今天能判決，讀史，會發現對錯往往是多年後才有較清晰的答案。
結語
文章很長，我已盡力抽離分析，當中或有粗疏失誤，況小弟向來才疏學淺，莫怪。文章無意責備任何人或團體，但不用說，必定有人斷章取義，免不了捱罵，不過全都不相干，因為我不只說過一次：
反共和反梁的，都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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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韩国/朝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绕过朝鲜首先访问韩国被评论是北京对金正恩不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3日开始访问韩国，消息一经正式宣布，习近平访问韩国重点以及中国同北朝鲜关系立即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访问首尔的关注焦点。有分析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绕开北朝鲜首先访问韩国，明显显示中国政府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前的表现不满。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防卫设施 路透社照片
Standard
中国/香港/政治: 深圳网民呼吁发起七一「占深」行动
为声援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中国内地有网民表示，计划于7月1日占领深圳市民广场，同时宣称此一行动是日后占领天安门的预演。《明报》引述一篇网上流传的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这篇文章名为「发起占深行动声援香港『占领中环』的公告」，署名是「『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运动发起者」。
Standard
张志军深入绿营，引爆冲突
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台湾之行27日深入民进党大本营高雄，遭到最激烈的抗议，民众泼白漆、洒冥纸，并企图冲撞。由于维安出现问题，张志军访台最后一天(28日)的部分行程已临时取消。
Friday, June 27, 2014
墙外楼 | 牛军：那个万恶的“西方”到底是什么？
“西方”——一个有用的敌人
曾几何时，“西方”成了媒体上有关政治外交类报道评论中风靡的贬义词，就跟“敌人”差不多了。大牌媒体上赫然的“西方掀反华舆论狂潮”一类标题；网络上“西媒”、“西奴”不绝于版；电视台亮丽的主播们提到“西方国家”、“西方媒体”经常都蹙着眉头，虽然脸上脂粉就是“西方”品牌。“阿拉伯之春”兴起后，“西方”在媒体中更加不堪。上月初在安理会就叙利亚提案投了否决票那阵子，媒体上铺天盖地地谴责“西方”要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有资深学者或将反“西方”干涉作为政府支持投否决票的根据，或者将持不同看法者归之于倾向“西方”，在专业分析中，用“明目张胆”、“鼓吹”一类词汇形容“西方”的言行也习以为常。这些语汇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西化、分化”警钟混响回荡，给人以同仇敌忾的感觉。
这种炙热的气氛十分诡异，似乎如临大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首先就是在一片反“西方”声中，发音者从来没有清楚地告诉听众，那个万恶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是美英法等一些欧美国家吗？似是而非。他们中哪个不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中国领导人见了那几个国家的哪位领导人不是握手言欢，呼朋唤友的，还宣布要进一步密切关系。这都是在用“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吗？恐怕不敢如此说，谁都知道“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道理。那么“西方”是一种“势力”？一种政治方向？一伙人？一个或一堆组织？恐怕也回答不清楚。
回溯历史，“西方”这个词1840年以后就流行起来了，最初在朝廷里是贬义的，指欧美列强。后来在社会中渐渐变得指涉广泛，囊括了另一种文明的几乎所有方面。直到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很明确地将“西方”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他在那篇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在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中国人都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的。他说的“西方国家”有美英法德日等，但他阐述的重点显然不是那些国家，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随后就说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德国人，马克思主义原产地是欧洲。毛泽东将它从“西方”划出来，是因为它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所以才指导了中国革命，并最终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显然，反对“西方”同意识形态斗争密不可分，在毛泽东的阐述中可以找到建国后“西方”这个概念的主要内涵。在全球化浪潮中，反西方、反美主义等是一种全球现象而且还在高涨。这些思潮必然会反映到中国社会之中。但如上述，中国的反西方思潮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基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斗争。说清楚这一点还是有意义的，不然就会将“外交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一类说法太过当真。
毛泽东是旗帜鲜明的，“西方”在他心目中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过当下的“西方”已经变得很复杂了，它并不仅仅是、有时甚至主要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更像是一个有用的敌人，上上下下都有强调和谴责这个“敌人”的很实际需要。这更接近当下的实际状况。
例如，一些地方官员在辖区处置不当酿成事端后，他们可以将责任推给“西方”的煽动和操纵，有代表性的如去年岁末“乌坎事件”，当地最初试图将原因归咎于“境外势力”，后来证明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是让村民们认真选举一下。
有的媒体主打反“西方”主题，凡国外报道中国负面消息必定是“西方”别有企图，版面上随处可见“西方媒体渲染”、“美媒渲染”、“美国政府渲染”、“美专家又渲染”……国外正面报道乌坎选举也是“西方舆论将乌坎选举的意义拔得很高，让人感到蹊跷。”这种疑似商业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无比正确还可以靠忽悠公众赚钱。
2月在安理会对叙利亚问题提案投否决票后，诸多国人不解、诸多阿拉伯友邦不解，这均在情理之中。有关方没能提供足够合理的解释，而强调是为了反对“西方”干涉。媒体则将炮口对准“西方”轰然谴责，那个提案被定性为“西方的”，专家撰文不仅指责“西方”，而且指责不赞成投否决票的意见疑似亲“西方”。至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探讨更不用说，任何主张、建议等只要被贴上“西方”这个标签，就可以宣布“绝不搞”了。
正因为是个有用的敌人，“西方”成了无所不在的鬼魅，成了一个越吹越大的气泡。可预见反对“西方”的喊声会更加激昂高亢，有些人越来越需要这样来自证其言行的“正当性”。不过听众必须有所警惕，因为后果为何殊难预料。姑且不去分辨吹气泡的人们到底是为了真诚的信仰还是为了既得利益，大家都不应该忘记那段悲惨的历史，当年就是因为搞国际阶级斗争才闹出后来国内的“继续革命”。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刚说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不久后就因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宣布国际上还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然后便开始在国内找国际敌人的代理人，再然后就是为了在党内找出“代理人”而发动文革，酿成十年大动乱，千百万同胞命归黄泉。文革阴魂未散，殷鉴不远，覆巢之下无人可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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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关系: 缅甸总统访华 调整双边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总统吴登盛周五举行会谈。法新社说，中国与长年陷入国际孤立的缅甸，已调整彼此关系来顺应国际政治巨变。
习近平与缅甸总统吴登盛检阅仪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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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 刘延东晤日本交通大臣 日媒称就缓和中日对立达成一致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周五与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这是安倍内阁大臣首次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副总理级领导人会谈。共同社称双方“就缓和日中对立达成一致”。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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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警方查封华人非法诊所
最近几十年来，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不断增加。海外华人也从最传统的谋生手段开中餐馆扩展到开工厂，做进出口贸易以及开私人诊所。但是最近，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警方一次性查封6家卫生条件恶劣的华人非法私人诊所。
中国/美国: 美国敦促恢复与中国的网络安全合作机制
美国希望恢复与中国网路安全对话机制，并敦促尽早恢复网络安全合作问题双边会谈。美国抱怨，自美国近期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中国军方人员以来，中美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就陷入停顿状态。美国官员指控，与此同时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网络的活动并未减少。
美国敦促恢复与中国的网络安全合作机制 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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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北京雾霾严重排名中国城市第二
中国首都北京发表该城市健康白皮书，警告北京空气污染严重，每天可能造成110人患染癌病。这一城健康白皮书的忧虑与稍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生态城市绿皮书的陈述北京空气污染严重状况相吻合，因为北京的空气污染排列中国最严重城市第二，仅在兰州之后。污染让北京人健康受损，前年北京市癌症新例首次突破四万大关，平均每天有110人确诊患癌。
北京雾霾严重排名中国城市第二 中文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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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越南向中国索赔在南海冲突中被撞坏的渔检船
中国与越南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因中国深海石油移动钻井平台而有的冲突时有发生，6月23日再度发生的船艇冲突导致越南船只受损。越南当局表达抗议，并第一次公开要求中国赔偿损失。中国一直指控越南挑衅，破坏中国正常的深海钻油勘探业务。
越南向中国索赔在南海冲突中被撞坏的渔检船KN951 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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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忽然落马
今天（6月27日）下午四时许，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发布消息：“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万庆良此次落马颇为突然，就在昨天（6月26日）下午，万庆良还在广州市天河区就推进“稳增长、调结构”展开专题调研。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
DR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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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香港: 纽时吁国际支持香港司法独立 中国反对干预内政
中国国务院就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发表白皮书，引发国际关注，美国《纽约时报》26日发表社评，指白皮书是中国向香港咆哮，引起反弹。社评呼吁北京理解香港与内地的巨大文化差异，「不论这些差异会多么令人不安，北京必须予以尊重」。社评最后促请西方国家发声，支持香港司法独立，并反对任何限制自由的做法。
法律界在终审法院前默站，表示对白皮书的无声抗议
麦燕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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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逾千法律界人士游行抗议中国白皮书削司法独立
中国就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发表的白皮书，把司法人员纳入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港者」之列，引起法律界巨大反弹，认为有损香港司法独立，今天(27日)傍晚发起历来第三次黑衣静默游行，大会称有1600人参与，包括大律师公会八名前主席和退休区域法官蔡慧兰。发起游行的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表示，是次游行人数远超过去两次游行，反映法律界不同意白皮书说法的强烈讯息。
多名法律界元老带领业界静默游行抗议白皮书削弱香港法治
麦燕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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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火”事件频发 因配枪警察太业余？
中国多个省份对外宣布，一线民警将“配枪携弹”巡逻后，近日连续发生多起警察枪支“走火”伤人甚至致死事件。有专家指出，从零开始的中国枪械训练不够重视心理学和法律培训。
笑蜀 |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新反右之路？
6月21日，广州律师唐荆陵因涉嫌所谓“颠覆罪”遭批捕。如此“高大上”的罪名，近年已极少使用，包括对许志永、郭飞雄、浦志强等良心犯，中国当局用的都是涉嫌扰序等治安罪名，尽量去政治化。对唐荆陵案再度祭出政治化大棒，显示当局正调整策略，对民间社会尤其对异议人士的遏制不再忌惮政治成本，不再讲技术含量，不再留余地。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批捕唐荆陵之前，会重判江西新余三君子。虽然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原来的“非法集会罪”不成立，但改罪名之后，反而获刑更重，远远超过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新公民运动“主犯”——后三人总刑期不足十年，前三人总刑期竟高达十五年。
唐荆陵被捕和新余案重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信号，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此同时，全国律协联手公检法整顿律师队伍；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作报告时，实际代表最高当局抨击社科院被 “境外渗透”；国安委在全国范围彻查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真是八方来风，黑云压城，以致不断有人惊呼：“新反右”的狼来了。
这种“新反右”，不可能出自统治集团的个别意志，似应出自最高当局。习近平所谓“中国梦”、所谓“第三条道路”到底是什么，答案逐渐清晰。原来的模糊空间，正在烟消云散。
政教合一不容挑战 主张宪政即为极端
对习近平的政策指向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他有红卫兵情结，要复活毛时代；一种认为他最终会推动宪政转型，但起初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来迷惑左派。这两种解读都一厢情愿。第一种解读太低估习近平，尤其低估他因个人历史和家族历史对毛的不满。第二种解读太高估习近平，尤其高估他对现代文明的认知。
实际情形复杂太多。毛泽东毕竟是共产党政权的开创者，习近平的政策不会照搬毛，但毛泽东遗产中对党有利的部分他也不会拒绝。即他对毛泽东的亲疏，完全根据党的利益来决定。
习近平本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他在墨西哥怒斥洋人指手画脚，不是表演，而是真心话，反映其对普世价值、对宪政，尤其对国际人权干预，是抱有抵触乃至敌意的。民主可以讲，法治可以讲，但要自己解释为我所用。自由和宪政则是绝对的高压线，凡可能削弱党、凡可能对党构成实质威胁的，都属于所谓“西方民主”或“美国民主”，都属于高压线，都要坚决打击。党不仅不允许夺权，而且不允许分权，不允许分享。党不仅决不下台，而且不接受任何制约。党有病党自己动手术，有问题自己来解决，绝不接受任何压力。即党天下不变，这点不做任何让步。
对内对外讲话中，习近平反复抨击所谓“极端势力和思想”，似乎他主张“中道”，即所谓“第三条道路”。何谓“极端”，他从无具体解释。但他迄今的执政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和主张宪政转型的，都属于“极端”，都等于挑战他的“中道”。一直以揣摩最高当局为能事的《环球时报》，对此有过反复表述。在环球时报看来，只要主张宪政，主张分权，都叫所谓“偏执”。习近平有所不知的是，其实正是宪政和分权，才属于经典的中道，宪政和分权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中和、均衡，警惕与遏制任何极端。否定宪政本身就属于“极端思想”，或环球时报所称的“偏执”。这是派生其他一切“极端”或“偏执”的根源。抛弃宪政而主张所谓“中道”，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这种认知上的短板，即是我在《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中强调的价值短板或称智慧短板。
然而作为最高当权者，他不会承认这个短板。他的心态更接近中世纪教皇的心态，即无论怎样不满世俗政治，不满官僚集团、权贵集团，都绝不怀疑党天下，不怀疑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反而认为世俗政治越腐朽，官僚集团、权贵集团越横行，越需要加强党的领导，越需要党主持公道。他相信党可以像教会那样成为超越性力量，超越世俗政治，出污泥而不染。他本人则是这个超越性力量的总代表，即终极性的超越力量。他要率领超越性的党创世纪，开创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这抱负不能说不远大。可惜的是，他全部信心的基础，即党的所谓超越性并不存在。愈是政教合一，党愈是垄断一切，就愈跟现实利益纠缠不清，就愈堕落。这种堕落的广度和深度，是中世纪教会望尘莫及的。他所想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优势，只是乌托邦。但他不服气，不甘心，不认输。他认为一切堕落都是具体的人的堕落，不等于党的堕落，党最大的问题只是“党不管党”，即抽象的党没管好具体的党；说得更白一点，前几任教皇即前几任总书记没负起责任来，放任了党内的腐败。因此解决之道，必须是自己以空前的担当负起全部责任，他代表抽象的党，他作为终极性的超越力量，来整肃全党，恢复党的纯洁性。他坚信，只要把党整好了，真正脱胎换骨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就会无与伦比，党就会永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即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性的退潮，强化了他的判断，鼓励了他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信心。这是习近平强调“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源头。他坚信，党还是有基础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还是有基础的，只要给他时间和空间，他的目的一定能达到，一定会挽狂澜于既倒。
但最大问题，恰恰出在时间和空间。当家才知柴米贵，真正登上大位掌握全局之后，习近平才发现党内腐败到了何等地步，纵然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最后都发现始料不及。纵然他有多少个自信，最后都发现，自己事实上是被逼到了墙角。
强硬打击民间竞争者 为党争取缓冲空间
在《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中，我曾断言：习近平要做的事，跟蒋介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民党改造，如出一辙，即救党、保权。这里要补充的是：蒋介石当年救党能够成功，从而一举奠定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年统治的稳固基础，是有其特殊历史条件的，这些条件习近平都不具备。
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失败为成功之母。国民党在大陆的总崩盘，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国民党改造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理由，蒋介石得以集全部最高权力于一身推动之。今天无论共产党怎样腐败丛生，毕竟没崩盘。要像当年蒋介石那样对党刮骨疗毒，理由不充分，难以说服过惯了好日子、溺于安乐的全党同志。
其次，蒋因败逃台湾，客观上甩掉了几乎所有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在白纸般的台湾任意折腾，体制阻力忽略不计。而当下中国不可能给习近平提供台湾那样的新舞台，到处是体制制约，即千沟万壑的特殊利益结构的制约。
再次，蒋介石迁台之前，已通过“二二八”大屠杀，把台湾本土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民间遭受巨创一蹶不振，没有形成强大反对派的任何可能，对国民党不构成实际压力。而当下中国因市场化、互联网尤其全球化的拉动，民间力量早已蓬蓬勃勃，一不小心就会万马奔腾。
这即意味着，改造共产党是一场豪赌，比当初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果没有奇迹，习近平难有胜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缺少回旋余地。而从其个人面临的压力看，一方面他有前任领导人所没有的极度自负与强悍，一方面在过度的压力和焦虑下，很难按常理出牌，铤而走险的可能性更大。于是，对党内开战的同时，也对党外开战；对自由派开战的同时，也对毛左开战；霹雳反腐的同时，强力压制民间尤其压制公民政治社会。习近平上任后，这种多头两线作战的情况一直并存。
这一趋势，反映了最高当局当下施政的基本思路：
其一、病入膏肓的共产党不具备平等竞争的能力，因而先要震住民间尤其异议人士，不让任何人崭露头角，谁露头就打击谁。通过强硬打击，遏制民间所有可能的竞争者，直至把他们从主流社会赶出去，彻底边缘化，不给他们任何空间。让民间竞争者乃至整个公民政治社会，在中国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其二、与此同时，最大力度反腐，最大力度推进以“制度自我完善”为总目标的各项改革，以争取人心，重建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给党的脱胎换骨争取缓冲空间。去年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持续紧张，其源概出于此。对民间社会尤其对公民政治社会强烈的排斥性和攻击性，无疑已构成习近平第三条道路的鲜明特色。
宪政才是最大的中道 国家不应与自己的公民为敌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的最低纲领是党的改造。最高纲领或者说中长期目标，则是实现所谓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即：好事我会做，不许挡我路。但所谓“好事”，只是执政者自己解释的好事。所谓民主，是党恩赐的民主；所谓法治，是党恩赐的法治；所谓公平正义，也是党恩赐的公平正义。共产党代表人民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共产党自己除外。实际上还是政教合一，有如中世纪教会，共产党俯瞰一切世俗政治，但不受世俗政治的一切制约。
这所谓“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民族主义情结很深的习近平未必完全认同；也不同于原教旨的列宁主义——原教旨的列宁主义过于严酷，只讲专政不讲仁政；也不同于跟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打倒封资修即打倒一切的毛主义，而习近平强调跟中国传统尤其跟儒学对接，强调学习所谓人类共同文明，比毛主义显然更具柔性。但无论跟自己的老祖宗有多少区别，“第三条道路”都逃不脱东方专制主义的宿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升级版，幻想专制与仁政能够在现代条件下完美结合，以专制行仁政、以仁政保专制为其最高境界。
这种非中非西、非古非今、非教非俗、总之不伦不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人类历史上未尝有之。即它在历史上是找不到依据的，没有基础的。更致命的是，它的全部依托，即整个的体制、整个共产党，是不争气的。以这样不伦不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和这样不争气的班底，跟已试错数百年、有丰富实证经验为基础、运转精密有如高速电脑的宪政体制抗衡，其结局到底如何，答案已不问可知。
所谓“第三条道路”，无论其主观上如何希望“中道”、“均衡”，但因偏离了最大的“中道”、最大的“均衡”即宪政，都不免属于歧路。在这歧路上延宕是浪费整个民族的生命。具体的社会政策可以多元，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可以讨论和试验，但都必须以宪政为前提，才可能为善抑恶。没有宪政的“中和”和“均衡”，无论怎样的社会政策，最终都会趋于极端，都会抑善扬恶，何来“仁政”可言。
不仅从历史长程看，习近平所谓“第三条道路”难有胜算，就当下而言，种种政策的冒险也过头了，这尤其表现于对民间社会的打压。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是多元社会。多元的社会力量之间，已经自然形成某种程度的微妙均衡，国家与社会也有某种程度的微妙均衡，彼此谁也不能零和，必须共存，无论喜欢与否。民间社会的自我生长非但不会打破均衡，反而会增进均衡，毕竟国家比社会还是强势很多。但从去年迄今，国家暴力对民间社会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不知克制，把民间社会的自我成长当敌人，大有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态势。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刚性，已为“六四”之后所仅见。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过去三十年固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三十年，但何尝不可以说也是国家暴力不断升级的三十年，社会冲突不断扩大的三十年，尤其是国家政权人为制造的敌人越来越多的三十年。不仅刘晓波如他所称的他没有敌人，许志永本来也不是敌人，郭飞雄、浦志强本来也不是敌人，温良如唐荆陵同样也不是敌人，无论他们的个人主张是什么，他们的行为都严格限定于法律框架内，所有手段皆和平合法。把他们当作国家的敌人，不只是对他们的构陷和伤害，对国家自身其实是更大伤害。须知，任何一个正常国家即文明国家，都不会以自己的公民为敌人。它的敌人只会来自外部。公民则是国家的衣食父母，是国家全部力量的源泉。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只会敬畏有加、呵护有加，这才是国家的本份，必须这么做，国家才有合法性。
越是把自己的公民当敌人，越等于自证不合法；国家人为制造的敌人越多，其不合法也就越不容争辩。显然，这等于道义上的自我摧毁。这条路，能够走多远？
（注：本文作者系中国资深媒体人，台湾政治大学、美国哥伦比亚访问学者，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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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报纸摘要: 中国的反贪运动波及法国葡萄酒庄
这是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帕特里克·圣保罗周五发表在经济版文章的标题，文章介绍了在刚刚召开的中国第十二届人大第九次会议上，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介绍的有关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统计了314起违法挪用公款的行为，超过1100多人将因此受到调查。
律师：伊力哈木坚称无罪“很坚强”
中国维权律师李方平已经和在押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见面。律师表示，当事人在狱中经历了绝食与“被绝食”的过程，并被戴上脚镣20天。美国笔会中心认为，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在《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中的承诺。
中国/媒体: 人民日报社及环球时报被指「大花筒」
理应负上监督之责的《人民日报》及其子报《环球时报》等官媒，被审计署揭发多项违规使用预算情况，包括未批先建大楼、使用虚假文件贷款、自把自為购买电子设备等，违规使用的款项涉9.7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14亿欧元)拨款支出的5.5%。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法国总统选举，2012年5月7日。
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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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26, 2014
张洁平 | 摊牌（二）：通向普选的巴别塔
2014年3月23日，和平占中义工队启动大会。
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欢迎来到香港的心脏。”
蔡东豪一个箭步跨到马路中央。红灯亮起的时候，这里有几秒钟的静止。就在这几秒钟里，这个50岁的精电国际行政总裁完成了对身处之地最贴切的描述：“中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你站在马路中间，前后左右十分钟的步行半径，就可以迅速找齐一个投资公司所需的全部人马。”
这样的效率不仅确保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可撼动的地位，也营造出一个功能复合与密集程度堪称举世无双的城市空间。
香港中环是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首选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平均每一秒钟就有35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在这个全球密度最高、租金最贵的摩天大楼群中发生；这里是香港的政治中心，政府总部、立法会、终审法院、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所在地；这里也是公共交通的中心枢纽，有4条地铁线、142条巴士线、9条渡轮航线一刻不停从这里出发或者穿过，去往包括机场在内的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然而，密集的高效也往往意味着脆弱。封住几个交通要塞，就可能令这区区几平方公里的“心脏”瘫痪。这正是最近几年在香港流行的意象：“占领中环”。
作为政治与商业权力的中心，抗议运动对于中环而言，本不是陌生事。从60年代反天星小轮加价、70年代保钓运动，一直到1989年，香港百万人上街声援天安门学生的示威游行，都在中环的各个广场发生。2011年10月，香港左翼人士受“占领华尔街”启发，发起反资本主义的“占领中环”行动，他们在汇丰银行总行楼下的公共空间安营扎寨了11个月，直至被警方清场。尽管这场行动的诉求在香港极为小众，但“占领中环”的意象却由此深入人心。
反资本主义的左翼青年被赶走半年之后，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占领中环”运动拉开序幕。这次“占领中环”以民主普选为核心诉求，发起人强调，如果北京不让香港落实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就发动占领中环。与此前所有在中环发生的游行示威不同，这一场“占中”不只是要占据具有象征性的局部空间，彰显群体意志；更首次提出要阻塞交通要道、令空间运转瘫痪，进而对整个中环区域实现真正的“占领”。
一、
“在香港，只要有近1万人聚集在中环，即使纯是静坐，阻塞交通要道，就足以瘫痪香港。”早在2010年4月14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已经在报章专栏中构想了这样的图景。当时，这只是他理论推演的一部分。
这个构想的背景是2010年的香港政改商讨。这一年，在争取民主普选的道路上走了近30年的香港民主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分裂。
回归之后，受制于基本法的政制安排，香港民主派尽管在体制外占据主流，却无法在体制内赢得多数议席。十多年下来，“永远的反对派”身份既给了他们在体制外运作的道德光环，也消耗着他们实际的政治实力。2007年，全国人大决定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可以首次由代议制选举改为一人一票普选制。这个在民主派看来“迟到”了10年的承诺，却带给他们更大的分化。
可以相信北京吗？北京有诚意带给香港“真普选”吗？还只是按照他们的喜好筛选过候选人之后，再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的“假普选”？或者，问得再直接一点，北京一向不喜欢的民主派人士，能够不受制度性排挤，有平等入闸参选的机会吗？
这些问题成了通向2017普选道路上，每一轮政改讨论都必然争拗的焦点。而北京从不清楚表态。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是2017前最后一次面对争拗的机会。根据全国人大的规定，普选的具体方案在程序上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2/3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因此，2012年选出的特首，将直接负责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普选方案，2012年选出的的第五届立法会，则对这一普选方案有直接的表决权。因此2012的两次选举格外引人注目，而启动这一年选举咨询的2010年，香港政府则称之为政改的“起锚期”。
以争普选为最重要目标的民主派，到了2010年的“起锚期”，意见已经分化为相当典型的两派：一派认为，没有北京对2017是“没有筛选”的“真普选”的最终承诺，一切所谓“循序渐进”的“改革”都是妥协、背叛；另一派则认为，在争取对“真普选”终极承诺的同时，也必须珍视每一次阶段性改革的机会，给普选铺一条“改良”之路。前者被视为“激进民主派”，典型的政党代表如2006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连线；后者则被视为“温和民主派”，典型代表如最老牌的民主党。
面向2012选举，这两派采取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应对。激进派不追求2012选举的细节设计，而将全部能量投入在逼迫北京承诺未来的“真普选”。他们的方式是发起立法会“五区总辞”，即在议会内每个选区派出一名议员辞职而后重新参加补选，在民间则以“实现真普选”为议题号召市民投票支持，试图造成“变相公投”的效果，向中央宣示民意。此法在民间引起巨大争议，不光招致建制派与北京的严厉抨击，也遭到“温和民主派”的杯葛，最终效果冷淡。而另一方面，温和派的民主党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他们自1989年与北京决裂以来，首次愿意与京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游说北京接受民主派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终收获阶段性成果──在2012的选举中改良了港府提案，增加了立法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香港是否能最终走向无筛选的“真普选”，北京却不置可否。
按理来说，这已经是香港政改路上难得的进步——水火不容的双方愿意各让一步，求得共识，促成进展；但吊诡的是，这“进步”却没有给民主派加分，反而令它元气大伤。一方面，力主谈判的民主党被部分激进派强烈指责为“背叛”、“卖港”，激进派甚至为此专门成立政治团体“人民力量”，四处狙击民主党，造成民主派空前的大分裂；另一方面，民主派内讧不断，但无论激进或者温和路线，都未能争取到北京对“真普选”的实质承诺或表态，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其结果是，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民主派的议席比例却并没有增加，只是勉强保住了1/3议席。从直选议席的得票来看，民主派的支持率亦首次跌破多年来稳定的六成。
对民主派来说，这一役无疑是惨痛的教训。回归之后15年，他们的政治实力和威望已经下滑到无法消化与北京的“妥协”，同时也缺乏创意和足够的支持讲“抗争”。而2012一过，下一站，便是2017。
到此刻，局势已经变得清楚：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民主派握有立法会中三分之一的否决票数，北京则有最终不批准方案的权力。如果民主派与北京无法达成共识，那普选便无路可走。然而，经过2010，民主派与北京之间的博弈空间已消耗殆尽，民主派的支持者不会再买“妥协”的账，而无所顾忌的“抗争”又可能葬送唯一的机会。
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民主派面前已经没有“改良”的空间：“以前争普选被否决，可以说我们退后，我们等，但没人会说民主已经失败。可是2017说了要有‘普选’，这次就是要出来给一个方案，说这个就是我理解的、我要的民主，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成，就是失败。”正是这“最后一战”的死局，把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最紧张而又无力的状态。
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拉倒”之前，重新造出谈判的空间？和很多学者、评论人一样，戴耀廷也在报章专栏里给出自己的分析和提议。在写于2010年的两篇专栏文章《社会行动的八种方法》、《下一波社会行动：胁之以势》中，他认为，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旧有的“温和”或者“激进”行动模式都已失效，需要更进一步的“胁之以势”：即用更有破坏性的行动对执政者产生真实威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获得“谈判”或“说理”的筹码。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构成“威胁”呢？他受2010年泰国红衫军在曼谷市中心静坐抗议的启发，产生了前述的构想：“10000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说：“最初就是想要划一条底线，这个底线要比普选‘拉倒’更低，要是一个更加无法收场的局面。谁也不想这件事发生，那么理性的各方应该做的，就是比底线好，而不是向着底线去。在这个过程里逼着大家去找到共识。”
谁也没想到，这在当时看来是狂想、也完全无人问津的言论，三年后，竟成了这座城市的中心意象。
二、
在香港，如果你关心公共事务，也许会在各类公众论坛中见过戴教授。这是个温吞到不太容易被记住的形象：圆圆的脸，随意的西装衬衫，说话时身体前倾，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闪光，耐心而腼腆的表情，是再典型不过的大学老师模样。他的发言条理清晰，但少有警句或生动故事，不温不火，听久了也容易困倦。
戴耀廷的专业成绩很好。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学法律系就读时，他曾是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里两名学生代表之一；1989年毕业后，他做过民主派大佬李柱铭的议员助理。无论是早期参与议会实践，或是后来回到学院教书，香港与中国的宪政改革、参与式民主一直是他研究的核心议题，学术成果亦普遍受认可。香港中学教材中，关于“法治”的十六字定义便来自戴耀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除了定期撰写评论专栏、参加一些松散的支持普选的学者联盟，他并不常出现在行动者的队伍里，即使有，也是在后排。
所以2013年1月16日，他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着实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相比三年前提出“万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戴耀廷在这篇文章里更进一步提出“公民抗命”，他称之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并详细列出计划：“以现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会让香港有真普选的机会并不大”……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包括意见领袖在内”的“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行动违法，行动者明了这一点仍坚持进行，以贯彻法治的最高理念“以法达义”；但如果被捕，不抗辩，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
“这就是‘占领中环’，”他说。
整篇文章几乎没有使用修饰性词语，读来却惊心动魄、图穷匕现。与三年前相比，这已经不只是理论推演，而更像是吹响号角的行动宣言了。
仿佛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舆论静默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星期后，戴耀廷的电话突然频繁响起，从此再没有安静过。采访邀约如雪片纷至，旧雨新知也络绎登门，他们说，戴耀廷在香港抛出了一枚“深水炸弹”。
戴耀廷却对这炸了锅的反响有点懵：“我完全没想过会有这么大反应，两三年前我就说了中环的事，一直都是没人理的……”在两个星期后的又一篇专栏中（2013年1月30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他甚至写：“很对不起，写了‘占领中环’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回避香港民主宪政转型的问题，谨此致歉。但我也是在博弈中，别无选择。”他坦言自己是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搞并不很清楚，更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组织力的领袖带领这个运动”。
走上门来的记者，问题步步紧逼：怎么“占领”？谁来领导？在2013年2月3日的《明报》上，戴耀廷被“逼”出了这样的回答：理想的领袖应该德高望重，可以缩小民主派内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环，以免参加者激情多于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师、陈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选”，自己会参与，但“一定不是组织者”。
朱耀明是在看报纸时，见到自己名字的。“啊？我一看，有没有搞错？戴耀廷没给我打电话啊。我明明已经退休了。”去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他又气又笑地对我说。雪白的头发在风里扬起来，线条硬朗的脸上依然能看到年轻时的英俊。
香港人都亲切地叫他“朱牧”。作为一名数十年来一直走在民主、人权行动第一线的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在民主派中备受尊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朱耀明曾参与策划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雀行动”，协助超过400名流亡者经香港获得欧美国家政治庇护；他也一直积极于香港本地的民主运动，在港英时期争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的“八八直选”，回归后创立泛民主派的“民主发展网络”……30年下来，用他的话说，“真是什么都做过了”，却又是“一事无成”：六四事件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香港的民主之路也从来不由港人说了算……谈不上心灰意懒，但08年一场大病之后，朱耀明终于决定退休。谁知偏在此刻，碰上晚辈点将——戴耀廷结婚时，朱耀明还是他的证婚人——偏偏还用了“公民抗命”这四个字。
“什么都试过了，唯有这个还没做过，”70岁的朱耀明笑起来，他的嗓音深沉而充满蛊惑力，现在又添了些伤感：“在我的年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争民主的运动。公民抗命是我唯一还没有做过的事。陈健民和戴耀廷我都熟悉，作为他们的长辈，我想我愿意陪他们走这段路。”
尽管在戴耀廷这里，“占领中环”作为一场运动的开始充满巧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不是一种有计划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是政治的意外情况”；但对于被他点名的朱耀明和陈健民来说，决定加入则来自更主动而清晰的人生选择。
朱耀明在参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个人生命史中看到了“公民抗命”的意义所在；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陈健民，则以社会学者的眼光，在“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的历史棋盘中看到“占领中环”的位置，进而定位了自己的角色。
“2010年你已经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激进化的趋势了，如果这次政改失败，下一次改革的时间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陈健民讲起自己的焦虑时说，“接下来会怎样？中间人的声音越来越弱，极左和极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声音在斗。你要看到自己的家这样撕裂吗？到了这点，我一下子有很清楚的这种感觉，觉得不能看着我住的这个家，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来让我担心的状态，所以现在就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最初在报纸上看到戴耀廷的“檄文”，陈健民也被这认识了十年的老友吓了一跳：“戴耀廷一向温和到极点，想不到会提出这么有冲击性的方案，完全超乎我想像。”在巴黎出差时，他接到朱耀明的电话，才得知自己被点了名做“占中”召集人。“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加入，”陈健民接受采访时说，“仿佛听到召唤。”他并未怎么犹豫的决定，反倒让朱耀明有些惊讶了。
在香港，和朱耀明死硬抗争派的形象不同，陈健民一向是民主派里坚持与北京沟通与商谈的代表。2010年他是和民主党一起与北京谈判的主力成员，也曾在报纸上与“激进派”论战，并因此不被许多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信任。
他从不讳言，2003年之后，每个月都有“北方来的人”向他收风（探听香港的局势消息），官员也好、学者也罢，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我不想北京听到的全都是传统左派的声音，说民主派勾结境外势力这种，这不是事实，只会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我才一直努力去说，为什么香港需要民主改革，为什么让香港民主也不会威胁到中国……”
在香港的民主派中，恐怕少有人比陈健民更了解中国大陆。作为耶鲁大学著名转型民主研究学者Juan Linz的门徒，他从90年代开始在广东研究公民社会，做民间组织调研与培训，熟悉最草根状态的中国；他也曾做过中国民政部的高级顾问，深谙“体制”的含义，善于在游戏规则之内争得最多的空间。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除了几年一度回身参与香港政改的讨论，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放在大陆：“我的研究都在大陆，花时间建立中心，培训的对象也是大陆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为自己怎么样也不会舍下在大陆的工作。”
但也就是2010年之后，令戴耀廷焦虑的快速变化的香港时局，同样困扰着陈健民。就在2013年戴耀廷发出“占领中环”倡议之前，陈健民和他的香港朋友们也公开宣布，不再接待来自北京的“中间人”，全面停止与中央对话。“谈了10年，口都干了，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而直至他决定加入“占领中环”，在大陆的工作也逐渐切割和一一移交，以免给同事带来麻烦。“就是一下子的决定。我一下子知道我的家，现在面临最关键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放弃，”陈健民说。
他明白“占中”需要在此时此刻发生，而对自己角色的选择，则异常冷静：“今天的香港仍然同时需要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两条路线都需要的时候，我只会考虑，自己在某个环境下做什么产生的影响最大。今天我跳进戴耀廷这个‘激进’计划中，以我以前那么温和主张对话的形象（突然改变）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会造成一种压力，帮助这条路线建立得更好。我还是期待有人去谈判，可是这次我不能做了。”戴耀廷和陈健民都深知，温和的人走出来，站在激进一边，才可以让原本温和、激进相对立的光谱重新洗牌，形成新的政治空间。“我们守住这个激进的位置，可以让更激进的人变得边缘。而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即便我们不谈判，也至少不会去攻击谈判的温和派……”陈健民说。
“公民抗命”、自我牺牲的激进定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就势而为——这正是“占领中环”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它街头运动的地方。而这种策略理性和运动本身召唤出的激情所形成的内在张力，贯穿了整场运动始终。
2013年3月27日，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发表两个多月后，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个人首次以“占中三子”的身份，宣布共同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让爱与和平”五个字是陈健民提议加上的，他说：“对不起，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很肉麻的字眼。我们就是那么土，主流社会才觉得我们这群人不是乱来的。我们最后一定要占领的不只是中环，是占领整个主流社会，整个主流社会支持我们才有意义。这也真的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对香港的爱。”
2013年4月开始至2014年5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五次调查显示，支持以“占领中环”手段追求真普选的民意稳定在25%左右，而香港浸会大学政改调查所得的支持率数字则在38%（两个调查所得的反对“占领中环”的比率均超过50%）。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接受采访时认为：“占中牵涉到一种非法的手段，非法之后又接受法律惩罚的公民抗命，在香港政治文化里算是非常激进。这种情况下，超过25%甚至30%的支持率已经相当高，反映出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是很心急，或许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三、
然而，来自两边的抨击从未停止。以北京控制的《文汇报》与《大公报》为阵地，连篇累牍的社论批评占中是“假和平、真暴力”，“境外势力资金支持”、“勾结台独势力”，要将香港“引向动乱”。保守派成立民间团体“帮港出声”，认为占中教唆青年人犯罪，牺牲香港法治精神，是疯狂的举动，要替“沉默的大多数”出声反对。另一边，更激进的立场则从一开始就攻击“占中”是“投降主义”、“只想谈判，没有打算真的占领”……有激进派成立“占中后援会”，称“会全力参与占中”，“怕占中运动当中有人会受了不应该接受的妥协，出卖港人，中止行动”，更要“监察占中”。
“到底什么时候占领啊？”过去这一年半时间里，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问戴耀廷这问题。到后来，甚至发展成打招呼的开场白。
戴耀廷的标准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占中是为了不占中”：是要透过对抗产生未来的紧张，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一旦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人达成共识，在2017实行真普选，占中便无须进行；而如若真要发生，答案则是：当“最后时刻”到来，如果没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
这句好像法庭戏对白的话，结论清晰，但两个前提都暧昧不明。
第一个前提“最后时刻”，“占中三子”认为，是香港政府拿出最终普选方案交给立法会表决的时刻。但这个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2014年底，也可能是2015年初。而现实中，随着北京与香港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社会情绪愈演愈烈，是否一定要以此作为运动的起点，占中的组织者内部也存在巨大争议。
前提二更值得深究。界定一个普选方案是“真”是“假”并不像PX项目开工还是停工、服贸协定通过还是撤回这么直接明确。在没有普选的时候，上街游行喊出“我们要普选”很简单；而到了真正要一条一条设计普选方案时，“真普选”就无法只停留在政治口号，而必须落实在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作为具体的判断准则：普选“真”或者“假”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其中有没有模糊的空间？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最终承受这个结果的人，又可以接受多少？
正是这些问题，具体化了“占领中环”运动的细节——“占领”之前，必须先“商讨”。
发起人戴耀廷强调，“占领中环”不是目的，而是最终万不得已的选择，反而是决定要不要占领的前提——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才是运动存在的意义：香港该不该有民主？该有什么样的民主？这民主应该落实为什么样的普选方案？而如果争取民主的过程要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愿意付出多少？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要每个人为自己做出思考和选择。戴耀廷说：“不同的人在‘占中’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人只有兴趣讨论怎样占领，催促占领，但对我来说，前期去做一个公民教育、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才是更重要的。让大家在这个过程里更深地去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让人民的运动在这个环境自发地产生，或者不需要出现……这本身正是一个‘民主文化’建立的过程。到最后无论‘占领’本身成功与否，其实香港已经因其而改变。”
民众要怎样集体讨论复杂的普选方案问题，并形成一定的民意共识？借用自己喜欢的美国学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概念，戴耀廷给“占中”的开头与结局之间，设计出一整套环节，就叫“商讨日”（简称D-Day）。
两位美国学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在不少现行的民主体制中，公民对于重要的公共议题通常缺乏全面了解，只凭借对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选举很容易被媒体宣传左右。他们引入民主协商的环节，设计一整套严格的商讨方法，令参与者在获得均衡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讨论议题，从而形成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意，并将这种改善后的民主形式称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讨式民主）。
戴耀廷将这套方法借用到孕育民主过程中的香港，希望民众透过理性讨论，首先对普选议题全面了解，进而共同参与制定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案。
在跨度一年的时间中，“占领中环”运动分别在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举办了三次大型商讨。三次商讨日的讨论主题循序递进，由“占领中环运动的核心议题是什么？”进入到“如何令占中运动有效达成争普选目标？你心目中特首选举方案的原则是什么？”再到最后一次，“选出你心目中的普选方案”。每次商讨都持续4-5个小时，讨论前会分发参考资料，讨论开始时先邀请中立人士在大会阐述议题、简介资讯、明确目标，而后以10至15人为单位分小组讨论，最后聚合意见。
在商讨的基础原则上，戴耀廷也邀请了学术机构做出设定。比如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通过民调，发现市民对普选应该“符合国际标准”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基本法》（满分10分中，前者为8.4分，后者为4.6分）；这令占中运动确认：普选“符合国际标准”将是他们的底线诉求。2014年3月，香港大学法学院召集世界各国的法学专家，共同对普选的“国际标准”做了具体的界定，并据此对已在香港社会公开发表的29个普选建议方案公开审议，选出其中“符合国际标准”的15个。“占领中环”的第三次商讨日便以这15个方案做基础讨论，并当场票选出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名。
戴耀廷希望以“占中商讨”为平台，可以得出有共识、有说服力的民间版普选方案，并交由整个社会公投，获得民意授权，作为最终与北京抗争或是谈判的基础。为此，他对程序的逻辑孜孜以求。然而，一个动态的、高度政治化的、正被巨大焦虑笼罩着的社会毕竟不是无菌环境的实验室。具体实践下来，现实与理想的实际差距之大，令“占中”饱受争议，几乎陷入要收官的境地。
“占中”的初衷是尽力弥合民主派中温和力量与激进力量的矛盾：一边以“公民抗命”的底牌吸纳激进派，一边以理性商讨的过程团结温和派，同时争取主流社会支持。来自主流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越大，“占中”平台所选出的民间普选方案就越温和，和北京越有谈判的空间，而不致于让普选进入彻底的死胡同──与彻底的“激进派”不同，“占中三子”从来就没有放弃谈判的可能。
然而，在全力动员之下，三次商讨日的出席人数却从来没有达到戴耀廷的预期。第一次7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500人，与戴耀廷“万人商讨”的计划相去甚远。而且商讨日的参与者绝大部份是占中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戴耀廷最初设想的，可以尽可能包容不同光谱与立场的人参与讨论。商讨者的均质化可能导致商讨结果的均质化——问题在2014年5月6日的第三次商讨日后爆发了。
这一次商讨日的参加者经过讨论，初选出3个普选方案，在6月22日交由全港市民公投，三者选其一，使之成为谈判桌上“占领中环”运动向北京的最终开价。而“3个普选方案出线”的设置，是经过精心计划的。陈健民解释：“各派别提出五花八门的普选方案，其实主要就是三大类，公民提名、多轨制提名，以及扩大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成份；我们本来希望各类方案都可入选到最后三强，让光谱阔一点，有更强代表性，也可以令622有更好投票率。”
在3类普选方案中，公民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是最激进的一种，不仅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官员多次明确表态“公民提名不可接受”，且香港大律师公会也在政改咨询意见书中反对该类方案，认为它违反基本法中要求“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规定；多轨制提名的激进程度次之，扩大提委会民主成份的方案则是民主派中最温和的提案，被认为是走“中间路线”，亦是民主派与北京可以谈判的底线，代表性的方案有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所提的“香港2020”，以及公民党汤家骅方案。
然而5月6日初选结果，前3名出线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温和方案无一例外落选，且票数很低。这一结果再次引爆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温和派质疑“占中”运动被激进派绑架，要把政制发展推向死胡同，陈方安生公开表示：“投票非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缩影，亦不能反映社会各种不同政治取向”；激进派则攻击温和派不尊重民意，拒绝认清现实。
争扰之中，6月22日的公投显得前景黯淡。试图通天的巴别塔，最后倒塌于修建者自己的无法交流、分崩离析。这个寓言随时可能发生在筹备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身上。
5月28日，陈健民在接受电台访问时甚至表示，做好了失败的准备：“我们三个人讨论过，如果622投票连10万人都没有，我觉得是失败。我们应该出来向社会道歉，承认我们对这个运动没有领导力，大家要重新想想下一步怎样走下去。”
四、
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后，国务院发布了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
白皮书对“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硬表态激起了香港社会巨大的反弹。其中针对2017普选，白皮书首次将“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写入正式文件，明确了在普选的谈判桌上，北京的底线就是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至于“爱国爱港”的具体意涵，参与白皮书起草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可以参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的说法：“不与中央对抗”。这依然是个含糊的概念，但民主派人士均相信，这一条“底线”，足以将北京通过制度设置，将不喜欢的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而违背了普选应该“普及”、“平等”的国际标准。
接近四分五裂的民主派立刻团结在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之下，而原本不被看好的622投票，则成了在阴影之中港人表达不满的重要象征。
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陈日君6月14日至20日发起了“毅行争普选”的活动，82岁高龄的他由每天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行遍香港角落，走足7天84小时，呼吁市民支持普选及622投票。陈日君的义举引起社会震动，“占领中环”等37个民间团体随即加入，将白天的行程扩展到晚上，变为7天7夜不间断毅行争普选。与此同时，设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电子投票系统从6月15日测试期间就开始受到黑客强力攻击，一度彻底瘫痪，“占中”只得紧急筹款，在全港各地区增设实体票站，并将投票日期设置为从6月20日延长至6月29日。
白皮书的强硬、黑客攻击的傲慢与曾被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日君的坚持，刺激了许多一直以来的沉默者。
Doris是在企业工作的普通职员，平时很少关心政治，“你知不知道，政治、宗教、足球，这三样东西在香港是朋友聚会的话题毒药，都不讲的，讲了容易吵架。香港人每天很累啦，上班要讨好老板，OT没有人工，回家要凑仔功课，好不容易聚会，当然不会聊政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白皮书的嘴脸，好难看。我好担心香港。”她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行，而第一次参加，就是通宵的毅行争普选队伍。凌晨1点在深水埗她跟我讲这些话，说6月22日，一定会带全家人出来投票。
6月20日当天，电子公投系统恢复，开放投票仅12小时，就有超过40万人投票，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截至6月23日，已经有超过70万香港市民参与了投票。
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香港特区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强调投票没有法律基础，是完全无效的。
而民间流传最广的回应，来自香港著名音乐人、作家林夕。他在报纸专栏中写道：“既然不可能通过，去投票，有意思吗？有，预知被宰的羊，临刑前也要大声喊救命，才死得有尊严，才能向世界警告豺狼有多恐怖。那一票，是要表白冤情：‘我是被谋杀，不是自杀，我死不甘心。’”
投票结果将在6月30日最后出炉。无论结果如何，超过70万人对一个中央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给予民意授权，这已经将北京与香港民主派之间的压力逼至顶点。
张洁平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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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 自卑性霸权诱发胡锡进版“傲慢与偏见”
【多维新闻】在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向来不惮于被人唾骂的《环球时报》再一次陷入舆论的漩涡。2014年6月23日，香港“占中公投”人数接近70万关口的第二天，《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迅速在网上广为流传，招致许多网民和知识分子的一片骂声，因为该篇社评漏洞百出，严重忽略13亿人缺乏自由表达权利的事实。
面对香港“占中公投”，胡锡进所负责的《环球时报》不仅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还火上浇油，激起港人更大的抗争，只能说明他们对于香港问题的根本不了解。本来港人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可以缓解的，但是《环球时报》的社评居然将香港与大陆对立起来，通过绑架13亿人的意志来威胁港人的“占中公投”，发表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将香港问题推向更加不可控制的险境。
同时，该篇社评还在自觉不自觉中折射一种霸权心理，而这恰恰是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亟需加以警惕的心理。霸权心理是一种盲目自大，无视他人感受，蛮横无理，控制欲非常强的心理状态。单从该篇社评的题目来看，便是霸气十足，仗着大陆人多，根本无视香港居民的意愿。至于社评的内容，更是到处散发着霸权的气息。该篇社评写道：“中央和港府都不会承认这次投票结果，想由这次投票来决定香港政改的方向，这在内地社会听来实在太可笑了。”言语背后，目中无人的心态跃然纸上。在《环球时报》看来，甭管香港怎么投票，中央一律视之为玩笑，更不会承认，真是傲慢无比。社评中还有这样的言论：“不能不说，他们很多人的眼界小得可怜。他们需抬眼望整个国家13亿多人的大社会，并且记得这个国家当年是如何制服了英国的‘铁娘子’政府。”此处的傲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直接斥责香港反对派的眼界小得可怜，乃至拿出当年中英谈判的例子，盲目地声称当年中国政府是制服“铁娘子”政府的，而不是承认那是两国妥协的结果。社评用语如此蛮横，不懂得尊重别的国家，更不知道平等地与香港反对派交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心态，自认为香港反对派尽在控制之中，如此用语，令人厌恶。
作为大陆官方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报刊，《环球时报》居然刊发霸权色彩如此明显的社评，令人心生担忧。中国政府一直声称中国将走和平崛起道路，永远不称霸。可是，《环球时报》的霸权心理，难免令人怀疑那些支持《环球时报》的官员同样有一种霸权心理。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高，不少官员的霸权心理开始滋生。1840年以来，中国遭受一轮又一轮的侵略，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从此开始长期的自卑心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为了发展，对外政策奉行韬光养晦，以此换取发展空间。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许多官员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从自卑变为自傲，乃至对别的国家指指点点，大有一种高人一等的霸主心态。1840年以前的中国自诩为天朝大国，将周围诸国视为附属国，每逢盛世，总要来个万国来朝的盛会，唯此才能尽显天朝大国的雄风。如今，这种霸权心理通过《环球时报》，通过某些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不得不让人保持警惕。
中国官员的霸权心理从应对本次香港的“占中公投”中得到生动体现。本来香港的“占中公投”只不过是香港民主人士追求普选的政治运动，从未威胁到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主权。但是，许多治港官员一上来就斥责港人的行为，态度极其强硬。例如，前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面对港人的抗争，声称中央在必要时采取戒严措施。在香港回归之前和香港回归初期，治港官员大都比较温和谨慎，能够尊重港人的诉求。可是，到了今天，许多治港官员变得自大，经常忽视港人的诉求，面对港人抗争，动辄加以威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背后足见他们高高在上的霸权心理。某种程度上讲，霸权心理的背后是自卑。因为内心自卑，所以控制欲很强，不能容忍港人的反对声音。倘若是自信，就不会如此蛮横无理，更不会像《环球时报》那样风声鹤唳，过度反应，因为真正的自信是能够尊重港人的不同声音。
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却要警惕霸权心理，做到大而不霸。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而言，在对外政策上，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奴性，即“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种是霸权主义，法西斯便是如此。中国绝对不能沦为一个受人欺负的国家，但是同样不能成为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大国，很难再被侵犯，但是却有可能滑向霸权主义。毋庸置疑，霸权主义的国家从来没有长久的，无不激起各国的不满，而和平崛起才是长久之计。霸权主义的产生源自官员的霸权心理。当越来越多的官员由于看到中国国力的提升而变得骄傲自满，中国离霸权主义便不远了。可以这样说，欲想避免霸权主义，必先从官员的霸权心理开始杜绝。《环球时报》的社评给世人敲了警钟，原来在中国官员之中还存在一种霸权心理，今天可以这样蛮横对待香港，那么明天便可以这样对待别的国家，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必须加以防备，唯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走上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邓峰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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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学者座谈强调增加互信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今天（6月26日）继续在台湾访问，据中央社报道，张志军中午前往乌来拜访原住民并用餐，遭遇近距离的抗议。张志军与台湾学者座谈，有学者指出台湾是一个政党社会，需要更全方位与台湾接触，才能建立更大的互相基础。还有学者表示，中华民国是一个现实存在，但是一直没有被正视，台湾对于进一步的两岸经贸交流，就会有政治上的恐慌。
台湾活跃分子举横幅欢迎张志军到访新北市2014年6月26日。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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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社会 政治: 明天系“辟谣”：承认曾参与“鲁能重组”但并未外逃
不久前被《纽约时报》报道买下习近平亲戚（姐夫邓家贵、齐桥桥）名下公司（秦川大地）股权的明天集团（其直接间接控股的企业网络又被通称“明天系”）似乎开始改变神秘低调的习惯性沉默。
近平亲戚（姐夫邓家贵、齐桥桥）名下公司（秦川大地）股权的明天集团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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