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31, 2014

自由亚洲|江棋生:公民的风骨




居中者为侯欣(资料图)

蛇年岁末,有篇东西不可不读。这篇东西是什么?是1月23日北京的侯欣女士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我做的太少》。在她这支发自肺腑、掷地有声的心曲中,我特别真切地感受和触摸到的,是她质朴的公民情怀和可贵的公民风骨。


生活在后集权社会中的侯欣,她对自己应当如何做人有着清晰的定位,那就是:堂堂正正做公民。做公民,就要来真格的,要在本质上超越动物性生存。否则,“那不就是一头猪吗?”。我看得很清楚,侯欣压根儿不是想做人中豪杰,想当英雄、烈士。她想做和所做的,是和一部分国人一起,率先把人的尊严当真,把人的权利当真,把公民身份当真,以便使自己能更早一点不像猪。


堂堂正正做公民,靠谱,踏实,很有品味。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踏上马路牙子行使自己的表达权。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在面临牢狱之灾时,两惧相权取其轻,不愿意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地活着。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冷拒了公安、检察、法院要她认罪悔过的“多次诚恳的劝导”,也使她谢绝了亲人、朋友劝其认罪的好意。在她看来,这种为当局所处心积虑谋求的认罪(那怕是违心的认罪),是不可接受的。因为,那已经不是坚持做人底线之上的一种妥协,而是一种丧失底线、不再把公民身份当真的行为。在她看来,这种认罪是荒唐地向土鳖屈膝,向邪恶低头,将导致“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嘲笑讥讽我们,嘲笑我们这个时代,讥讽这样一群不辨事非,自外于现代文明的猪一样的民族!”


正是这一素朴坚实的定位,使她自有淡定的担当:“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承担后果。”这里没有“我们决不屈服于强权;强权的压迫只会使我们更坚韧”的豪言,也没有“任何威胁利诱,都不能把我们分离”的壮语,但是,这里却实实在在呈现了一个率先想当公民的中国人的清亮风骨。


我认为,这样的公民风骨,才是不可撼动的。


这种不可撼动的公民风骨,我在王瑛女士身上也清楚地看到了。


2013年6月中旬,针对柳传志要企业家“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自律吁求,王瑛鲜明地表达了她的异议,恰如其分地批评柳传志“不应该此时在群体性政治恐惧的传播和蔓延上推波助澜”。


2013年7月9日,王瑛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宣示了她站出来公开说话的目的,是期待在现代企业家阶层和公权力之间,有一个博奕机制的出现;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某些人看见这个社会是有底线的。王瑛说:“应该清晰地告诉一些人,这个社会已经产生了底线,这30年来所有的社会进步成果不容逆转。”王瑛进一步把话挑明说:“我们真是要有一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企业家,而且要比那些刚刚意识到我是一个公民的人走得更快,更有担当,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建立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同底线。建立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博奕机制,建立真正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博奕机制。”


公民企业家王瑛会说话算数、比别人更有担当吗?请看王瑛接下去是怎么做的。王瑛很清楚,自己选择了一条挺艰难的路,她打算干到最后一刻,并决心一人承担后果。2013年9月25日,她铁了心和老伴周为民离了婚。9月底,她和中信解除合同,嘎嘣脆地辞掉了中恒聚信董事长的职位。她还对女儿交底和交心:你得有思想准备,有可能的话要帮着我照顾姥爷,我就自己扛了。有几分勇气说几分话、做几分事的王瑛,将迫害者可能找到的对其威胁利诱的痛点、软肋、死穴一一排除,然后“享受这个价值的实现,包括享受它的全过程。”我相信,具有如此公民情怀、公民精神和公民风骨的人,一定会比别人更有底气、更有定力、更有担当。


公民风骨,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近百年来仍稀缺。这种稀缺,与中国在人的自由度全球排名中的不堪相对应。这种稀缺,也为以下我很不情愿提到的事实所印证。在2014年1月22日首发于《参与》网站的《辛子陵至曹思源》一文中,请恕我直言,我真的没有感受到辛子陵先生的公民情怀、公民精神和公民风骨,相反,我所感受到的,是他与明君贤相保持一致的臣民情怀和臣民心态;特别是,其所谓“反贪打虎,打大老虎,这就是政治改革,这是最大、最切实、最有成效的政治改革”之说,既违反基本政治常识,且属马屁大大拍过了头,以致我敢断言,习近平的智囊和习近平本人都绝不会、也不敢笑纳他的恭维。


又,在铁流老先生《判了许志永抹黑习近平》一文中(2014年1月29日刊于《参与》网站),他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我一下子惊呆了,认为他们为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件蠢事,抹黑了习近平,伤害了习近平主政一年多来渐进的明智形象。到底是他们奉命而为,还是按照旧思路在办事,或是有人存心抹黑习近平,要不就是习近平在抹黑自己?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思考、分析。”在这件事上,这位饱受磨难却爱君挺君的五七老人,他想到的最大可能,是有人抹黑明君习近平。对此,我不得不深表遗憾地说,一泓浓浓的臣民情怀,先是使这位老先生惊呆,继而又使他失智。其实,用欲加之罪迫害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袁冬、侯欣、刘萍等公民,既不是有人抹黑习近平,也不是习近平在抹黑自己。干这种蠢事,乃是习近平的本色出演而已。


斗转星移,蛇去马至。明天,就是马年正月初一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我家附近的八大处公园内,将举办声名远播的“新年祈福”庙会。尽管我不想去逛庙会,但是在我心中,同样怀有关于马年的殷殷愿景,那就是:唯愿中华大地上,PM2.5的浓度不可逆地降下去,而公民精神的浓度和公民风骨的硬度可持续地升上来。


2014年1月30日除夕夜 于北京家中


附:侯欣:我做的太少——最后的陈述





今天我站在这里接受审判,在此之前的十一个月里,我经历了平生从未想过能经历的一切,直到站在了这里。我反复的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犯了罪?是的,对于我的家人,我亏欠太多,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我是不称职的。我在西单331的举动,的确事先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批准,这一切都是错误。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无罪!公安机关、检查机关、法院多次诚恳的劝导我认罪,我的亲人、朋友也有很多人劝我认罪。我知道,如果我认罪,对我自己可能是最有利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如果要求官员履行最基本的职责,公示财产,是有罪的,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荒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衮衮诸公,还是为生计奔波的平头百姓,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百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嘲笑讥讽我们,嘲笑我们这个时代,讥讽这样有一群不辨是非,自外于现代文明的猪一样的民族!


是的,我恐惧,今天我站在这里更恐惧,恐惧着牢狱之灾,恐惧着我两次病危后的羸弱身躯,一旦走进监狱,是否还有走出了的那一天。但是我更恐惧的是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的活着,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我宁愿选择死亡。


放眼看看吧,独立抗拒法西斯,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拥有四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我深爱的祖国,沦落到了什么地步?绝大多数人以逃离他为荣,包括那些教育我们爱党的庙堂之上高高在做的诸公,豺狼当道,腐败遍地,随便抓出一个贪官就会让整个世界瞠目结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习总书记意识到反腐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那么何不结合全民的力量,让公民行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监督执政党,改变着一切,为后世子孙做一个交代?


公检法把我和许志永等人作为了同案犯,其实我和许博士并不相熟,只见过寥寥数面,谈过的话不到十句。我的同案犯们大多居住在北城,而我独自居住在南城,更由于家庭和性别的关系,晚上我很少出来参加任何活动,所以我做的事不多,上街公开表达“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我只参加了331这一次,而且是在围观拍照,并没有打横幅,也没有演讲。但是我并不觉得冤枉,我把这作为一个殊荣接受下来。虽然我不如他勇敢,不如他睿智,但是对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是认同的。


数十年前,当今执政党的先贤们高举反腐败、建立民主共和国、开放舆论等等旗帜,推翻了当时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这一切史籍中均有记载。六十多年过去了,恳请衮衮诸公,俯念先贤父辈投身革命之初衷,兑现当年对国民的承诺。历朝历代为我们所不齿的封建帝王,除了极个别的暴君,尚且谨守道德底线,不以言治罪,不杀言官,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我们还做不到吗?菜市口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大清王朝的丧钟敲响!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的,迄今为止,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和许多人相比,我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平,没有受到过迫害,但是我们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公民。如果只有当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才发声抗争,那不就是一头猪吗?六十五年过去了,如果在这个国度,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做一头猪才是正常的,这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悲哀。堂堂正正做公民,这不应该是一个奢望。我爱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对这个国家、对我的同胞,那份放不下的爱。但是我认为爱国的最高形式就是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而不是歌功颂德、逢君之恶。


无论法院如何判决,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我愿意承担后果。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一个公民站在被告席上受审,只是因为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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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2:军营野禽宴

王力雄在他的网站“族群对话与新媒体”连载现已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转世》。《转世》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祸》的姊妹篇。正如他在推特上(@wlixiong)所说:将在修改过程中同步连载,第一阶段是在 http://wanglixiong.com(墙外)上连载。


《转世》连载12:军营野禽宴


群山环绕。天空阴沉清澈。一冬天的雪积满了山谷和山林。八位北京来的网络名人——网称“大威”——每人乘一辆由特种兵驾驶的机动雪橇,大呼小叫地挥舞手中的枪。除了女歌星做出怕枪模样,其他男士们一发现动物便端枪狂射,只是打中的很少,徒然惊起四散哀鸣的野禽。这片山地森林的军事训练场占地上百平方公里,百姓不得进入,因此成了动物栖息之地。平时受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约束,驻守军人不敢擅自打猎,而是留给偶尔前来的高级将领,作为他们的专用猎场。今天是副总参谋长王锋下令对这些客人开放,还专门派了雪地作战的特种兵为他们服务。


作为时代宠儿的大威们早已享遍各种吃喝玩乐,再花样翻新也都是那么回事,但是由戴着雪盲眼镜全副武装的特种兵带着在雪地上风驰电掣,用新式步枪扫射,管它是一级保护还是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见着就打,这种玩法是花再多钱也得不到的。他们包在防寒军服中的形象如同毛绒玩具。手中有枪的感觉使他们如同吃了药那样亢奋,陶醉在自己的酷中。


一辆雪地车溅起喷向两侧的弧形雪瀑在山脊出现,轰鸣地绕过一路树木驶来。载着大威的机动雪橇如同小鱼那样从四面向雪地车聚拢。雪地车停在山谷中,先跳下的特种兵把一块汽车脚垫铺在雪上,然后打开车门。下车的王锋没戴帽子,一身在办公室穿的军装,浅帮皮鞋靠脚垫才不会没在雪中。比起特种兵,甚至比起挎着枪的大威们,他的形象都显得文质彬彬。不过在冰天雪地中穿着单薄却不显出丝毫寒意,身姿伸展挺拔,倒有另一番潇洒。他抱歉在开完军委会直接从北京赶来。还是晚了,虽然知道自己不在客人们会玩得更开心,但愿意亲手打只野禽给客人们晚餐下酒。说罢,从随行特种兵手里选了支看上去最简洁的步枪——只有懂枪行家才会这样选枪。机动雪橇的停驶使得山谷恢复了平静,原本躲藏的一只野鸡飘着彩色长尾从树林梢头飞起。王锋仰面瞄准,枪口随着野鸡飞行轨迹稳稳移动,枪响鸡落,几朵羽毛像花瓣一般飘洒。大威们纷纷鼓掌,初见王锋便被他的儒将风采折服。大牌女歌星竟尖叫出“中国普京”的喝彩。


宋秘书在离狩猎地点几公里外的野战指挥车里,能从雪地车发回的视频看到这些场面。他知道女歌星这种拍马其实是拍到了马腿。倒不是王锋认为自己配不上普京,反而他不会把普京看成值得自己比较的对象,他只是不喜欢被人做这种类比,毫无价值,倒容易引起嫉恨或警惕,增加障碍。当其他大威也跟着歌星乱叫“中国普京”,纷纷提出要跟他照相合影时,王锋说:“今天请大家来,尽兴打猎,一会尽兴喝酒,唯一限制就是不能做任何记录。宋秘书提前把你们的音像设备和联网设备代为保管,就是要让你们在这里彻底放松。人不能总是为网络生活。咱们有约在先,这里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任何时候都不能拿到网上,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松。谁要是违约,可别怪大家从此不再把他当朋友。”


外面冰雪天地,野战指挥车里温暖怡人。宋秘书在指挥台前喝着热茶,只穿单衣。车内除了指挥区,有主官办公室兼卧室、技术服务空间和随行人员的休息区,厨房和卫生间,皆是全套现代设备。这种野战指挥车是王锋在总装备部时组织开发的,配给集团军以上的战地指挥员。车可根据需要组装加长,增加新区域,类似缩小版的火车专列,活动范围却比受铁路限制的火车专列大很多。专用的减震地板在颠簸路上也能保持内部平稳。即使在这冬季山地,也能开到坦克训练道的尽头,才让王锋换乘雪地车。


宋秘书是王锋的首席秘书,从总装备部就跟着王锋,又跟着调到总参谋部。王锋的重要事务都由他打理,王锋对他没秘密。他跟王锋绑为一体,既有命运安排,也有他自己的选择。他总是认为王锋会成大气候。这没错,王锋升到了大军区级,他这个秘书在别人眼里也算得上位高权重了。但是他知道这离王锋的抱负还差得远,跟他自己对王锋的期望也有距离。一度王锋似乎也认为到此为止了,谈起过给他安排其他职务的事,这通常是比较讲义气的官员在退休前为贴身秘书所做。不过自从王锋接触到“窃国揭秘”,就不再提这个话题,而是表示还需要宋秘书跟他一块干完这件大事。


王锋并没有具体地说明大事是什么,但是对他的思路再熟悉不过的宋秘书完全明白。对外,王锋会做出让人认为他只是要阻止窃国,实际在他内心,窃国的存在正中他的下怀,是可以让他破局的契机。如果没有窃国,一切按部就班,王锋只能在铁板钢筋般的框框中让严丝合缝的传送带按时送进退休废料仓,任何破局之举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而先有了一个窃国阴谋,就会让打破框子进行反制有了合理性,成为对他的解放,空间就大了,可能出现新的重构、组合和轨道。那是王锋最需要的。不变什么机会都没有,有变才有博弈,才可能脱颖而出,王锋盼望最后一博,哪怕失败也好过所谓的“平安降落”。他还没有飞到最高的天空,怎么会甘心降落呢?他活着就不是为了平安。


到这份上,宋秘书只能跟着王锋走下去。以往王锋虽不安分,但没有脱离大框,没有被人可抓的把柄。即便是搞“替身”系统也能解释为秘密作战的需要,处于能蒙混的灰色地带。然而他的最后一搏是要打破这个框子,既是王锋的最后机会,也蕴含巨大的风险,是可能掉脑袋的。不过,宋秘书也没有别的选择,所谓的路径依赖吧。他已经过了选择的点,重新选择等于前面的人生都归零,不是年过四十的人能做的。宋秘书的天性中也有不安分的因子。对不确定的揣测、风险的预期和评估都会让平凡人生变得有些刺激,让人兴奋,肾上腺分泌增加。人是需要这种感觉的,否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吸毒。这也是一种赌博,一旦赌赢就是暴发。王锋对跟随他的人从来慷慨。就拿宋秘书在北京的三套房子来说,市场价值上千万,到手却几乎等同免费,都是借王锋之力搞到的。这次要是能赢,王锋会达到什么高度可以有无穷的想象。


冬天山里天黑得早。夜里又开始降雪。王锋在训练场驻守连队的食堂里宴请大威们。食堂是标准化样式,但是不开电灯,用插在周边一圈的松明火炬照明,就有了类似山洞聚义厅的感觉。从县城请的野味厨师,菜是扒熊掌、鹿蹄筋、猴头蘑一类山珍野味,王锋打的野鸡被当做主菜。每个客人由一个特种兵服侍,不上菜时便背手叉腿挺立在客人身后。此时的特种兵不再背枪,钢盔换了迷彩帽,武装带和高腰军靴仍使他们身形勇武,金属帽徽反射火炬。这场景使大威们心醉神迷。刚从北京赶来的世界时报总编辑虽然耽误了前面的打猎,却当场即席赋诗,从王锋打的野鸡到把王锋比为古代戍边报国的大将。王锋浅浅微笑,捧为普京都被他不以为然,还扯什么戍边大将。


野战指挥车停在营房院里,离食堂不过几十米距离。宋秘书在车中独自吃士兵送来的菜,眼前屏幕显示的是王锋眼镜同步传送的画面。王锋开启了查询功能,眼镜焦点聚在某人脸上,八一本就会进行图像识别,通过耳机报出那人的姓名、网名、简历、作品等,王锋便可以显得对那人很熟悉,这使大威们为他们的名声被上将所知而沾沾自喜,同时也受宠若惊。宋秘书的作用是适时提示,让王峰可以做出一些恰如其分的评论。


自从王锋建立了“替身”系统,他的各种会面都用这种方式进行记录。说是为了备查,可以回顾现场,留下确凿证据,不过宋秘书知道王锋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历史。后人总是对伟大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充分记录感到惋惜,王锋要弥补这一点。这种记录虽已延续数年,却只有两个人知道,宋秘书之外还有一个丁大海。指挥车屏幕上看到的都会同步转发给丁大海,最终由丁大海分类存档。


丁大海是王锋的技术分身。王锋所有跟电脑、网络沾边的事,皆由丁大海处理。如果说王锋左膀是宋秘书,右臂就是丁大海。宋秘书平时不离王锋,随叫随到。丁大海却常年不露真人,只靠网络联系,却比宋秘书跟王锋联系还紧密。半夜时宋秘书会回家,出差时也会回自己卧室,丁大海却是只要王锋在八一本上按一下他的标志,任何时候都会立刻回应。为此丁大海永远保持着网络联通,睡觉也设定唤醒功能。哪怕王锋是在天涯海角按他的标志,立刻就响起催命般的声音,死人都能叫醒。数年来他没有一次错过王锋的招呼。


丁大海外表粗壮,身高一米七,肩膀宽得畸形,圆圆头颅密布半寸长钢针般的黑发,深度近视镜像是葡萄酒的酒瓶底。这些都和《黄祸》里的他一样。不一样的是他那时肤色黑红,浑身肌肉把军服撑得圆滚,像个胶东船老大,而现在因为终年守着电脑不见天日,肤色变得灰白,人也变得虚胖。


丁大海在《黄祸》中是王锋秘密制造的核潜艇艇长,靠着潜伏躲过了美俄对中国核力量的消灭,再利用美俄冲突激化时机对美国进行核打击,让美国以为来自俄国,导致美俄核大战而毁灭了世界。《黄祸》故事的这部分在本书没有发生,但是丁大海前面的经历是一样的——他曾作为中国海军的骄子被送到美国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进修,却为了一个美国女人把同班美国军官打得颅骨开裂。在美国服刑两年回国后,海军已将他除名,是王锋收留了他。王锋没有让他再回潜艇的职权,但是让他进入了信息战部队的核心。他当年作为潜艇艇长的优异成就,电脑特长就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丁大海性格木讷,却极聪颖。在美国留下的耻辱和无法再回海洋,使他把全部精力都释放在电脑领域,达到的造诣外人难以了解,行家却知道至高至深。


虽然得到的不是《黄祸》中王锋给他的新型潜艇,丁大海对王锋的感恩与崇拜却毫无二致。如《黄祸》所写,王锋将他从屈辱的粪坑里拉出,重新给了他最珍视的军人尊严,为此他对王锋的忠诚至死不渝。普通工程师在技术上都可以胜任王锋的技术分身,但是因为会掌握王锋的一切文件,王锋唯一信任的只有丁大海。丁大海正式身份是信息战部队的大校,技术分身对他只是小菜,他主要的任务是掌管整个“替身”系统,可以说他算得上中国最大的黑客。


说起黑客,人们头脑中会出现电影里那种键盘如飞的形象。丁大海不是,他的键盘动作缓慢,从来是边想边打,但是却招招中靶,直指要害。他最厉害的还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指挥着分散在信息战部队之内的上千名黑客。除了王锋,没人知道他是“替身”的最高指挥官。宋秘书虽然知道“替身”的存在,也不知道具体细节。因为有了丁大海解决所有电脑问题,宋秘书自己反而成了电脑盲,除了傻瓜式操作,其他一概不知,更不要说理解看不见摸不着的“替身”。


透过王锋眼镜的画面,宋秘书看到世界时报总编正在透露他刚刚了解到的“中央精神”。没赶上前面狩猎,是因为他被中央办公厅邀请去给政治局的学习会讲新媒体。从王锋的凝神注视看得出对总编讲的信息十分关注。政治局学习会每次题目不同,只有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能参加,王锋没有资格,因此任何信息都是有价值的。总编激动不已,这样的经历足以使他的江湖地位大大提升,这从在场的每个人都竖着耳朵听他就看得出来。


“……我感觉中央是要调整民族主义的导向,改变原本以日本为主要对手的路线。这次总书记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以往民众的反日情绪是如何利用新媒体传播和聚集的,有什么方法能够化解……”


“中央要是不愿意的话,新媒体有什么用。”坐在王锋身边的女歌星说。“别的都封,就是反日你放开,不成情绪才怪。在网上搞出情绪还不简单,只要你不封,什么都能搞成情绪。”女歌星一边说一边反客为主地给王锋盘里夹了块熊掌。王锋几乎没动筷子。


“歌唱家同志,一个国家总得有点精神才能凝聚,民族主义对此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没有对手也就没有支撑。”总编神情中透着对女歌星缺乏政治头脑的调侃。“不过民族主义要收发得当,对手也要适时调整。以日本承载民族主义有历史基础,可以最快见效,在我们崛起过程中起到了作用。但是我感觉中央已经看出不能再往前推了,应该到此为止,再走下去,被国民的民族主义架在火上,一旦两国真被推向冲突,可能十分不利……”


总编透露的“中央动向”王锋事先有从其他渠道得知。他让宋秘书亲自邀请和接待这些大威,也是应对这种动向的安排。宋秘书邀请大威时只是说信息战部队主将希望听他们对网络和新媒体的看法。广义上信息战包括对媒体和舆论的运用,王锋以此为由见大威因此名正言顺。接大威们到山里打猎通常会被理解为特殊招待,其实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密。这里除了军队的通讯设施,民用设备都无信号,外人也无法进来。宋秘书“代管”大威们的设备,正是为了一切都是事后无据可查的口头谈话。


王锋本来还掂量如何开头才能不被这些鬼机灵看破意图,总编卖弄刚得到的“中央动向”成为自然而然的入口。以日本为民族主义靶子多年来一直被高层所用,随着钓鱼岛争端对抗不断升级。近年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已成常态,中方划定的防空识别区也在逐步落实。看似主动权一直在中方手中,其实危机却在不断加深。二战后的日本被国际社会防范,美军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约束其不再成为军事强国,日本多数民众也怀有对中国的原罪感,但是中国民族主义对日本的持续敌对,恰恰成为日本社会的动员及重新武装的理由。日本的民主制度使其在民主导向下的走向让奉行民主理念的国际无话可说,反而理解日本在专制中国威胁下需要自我保护。日本人口虽然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经济实力与中国相当,科技能力远超中国。对中国最有利的本应是让日本一直做一只安逸的肥猫,中国当局纵容的民族主义却成为日本右翼的最好同盟,硬是把安于当猫的日本刺激成了一只惊醒的虎。而当日本一旦成了虎,就是绝非可以轻易搞定的对手。前不久中国军机拦截日本军机飞临钓鱼岛,双方就相互发射了曳光弹,几乎在开火边缘。亏得双方政府及时约束,事态暂时没有扩大。而正是这次危机,导致了中国高层决定中止与日本为敌。


王锋原本正在设想从中日对抗的格局中找到一个破局之点。他虽无权决定开战,但是想法制造一次擦枪走火还是做得到。在双方相互仇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一次擦枪走火就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开始,推动双方走向战争。王锋对与日本开战的危险很清楚。他在总装备部那么多年,深知日本武器的先进和日本军工生产能力都是中国不可比,更不要说中国独生子女的一代军人缺乏斗志和战力。不过对王锋而言,哪怕战争让中国重演甲午海战的惨败,也好过让窃国者太太平平地利用权力窃国。战争可以带来变局。战败的责任轮不到王锋承担,却能即搅乱窃国者的布局,也让王锋有机会入局。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高层做出改变。


高层的变化倒不是担心跟日本打仗会输。中国军队做花架的功夫堪称一流,如果只是看演习,上电视,似乎了不得,真实战力的低下只有军队内部人才知。而知道的人绝不会往外说,都是想方设法制造中国军队天下无敌假象的合伙人。中国高层以为教训小日本易如反掌,之所以不打丫的,只是出于窃国需要——窃国的核心是在土地私有化后形成炒作市场和涨价热潮,让从私有化中抢占大量土地的窃国者得到巨额利润。是否会有市场和热潮,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和信任,而信心和信任当然不能建立于国际对抗。尤其是与日本那种重要国家对抗,一旦开战便不可控,威胁到整个世界,中国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国际资本看好的土地市场。从当局的这种变化,也反映窃国集团对权力的左右,一旦对窃国有妨碍,就从纵容民族主义转成约束民族主义,与日本的较劲也要结束。


对此王锋只能跟随高层大势。他现在还没有一意孤行的能力,只可因势利导,否则事情是做不下去的,甚至还没做自己先完了。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是放出了瓶子的魔鬼,不是想收就能收的,可以转移目标,但不能没有目标,不对日本,也得有替代对象。而对窃国者,一旦认识到了不能再惹国际麻烦,别说不要跟大国对抗,连跟东南亚小国的南海争执也决定放下。而若民族主义不再针对国际,还有什么目标可以替代呢?


王锋和网络大威的见面,就是想在高层尚未形成清晰目标前,先行造势,再进行利导,貌似跟高层转向一致,却以四两拨千斤,让后面的变化按照自己开的头发展,最终照样能破窃国之局,引发自己期望的变局。对此,既然高层对民族主义的考虑主要是为安抚民众,那么先把舆论和民意引向哪里,就可能决定高层把民族主义往哪个方向转。


大威们就中国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利弊争论起来,个个都像军事专家,都是极度自信的结论性意见,而且是不容置辩的口吻,说不了几句相互就陷入尖锐对立。


王锋打断他们的争论。“钓鱼岛多大?”似乎只是提一个中性问题。


“四点三平方公里,”大威中的大学教授回答。他的特长是出口即数字。王锋问的正可以让他展示这个能力。“加上黄尾屿一点零八平方公里,赤尾屿零点一五四平方公里,南小岛零点四六三平方公里,北小岛零点三零二平方公里,还有三块岛礁,一共六点三四四平方公里……”


“别看面积小,那可是第一岛链的突破口。”大威中的体育健将嗓门最大。他总是显出对日本的仇恨,曾在比赛时痛打日本运动员。那个事件让他赢得了大批粉丝。


“第一岛链是什么?”王锋问。


体育明星一下磕巴起来。不少中国的军事爱好者常爱把“第一岛链”挂在嘴上,其实只是人云亦云,自己也搞不清楚。


“谁知道第一岛链的大门在哪里?”王锋接着问。


“台湾!”世界时报总编用双手在胸前切了一下,像是切开一个门。“台湾在第一岛链占的长度是六百五十公里,在第一岛链中距离大陆海岸线最近,控制着东海与南海的咽喉战略通道。”他和大学教授有一比但更胜一筹,被戏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因为他有对各种资料倒背如流的超常能力。


“那么是该钻小洞还是该走大门?”王锋似乎还是在提问。


大威们一时安静下来,都有受到点拨的冲击感。网络时代就是这样,大威名为意见领袖,其实只是善于从众。他们的对日仇恨,或是在钓鱼岛争端上义愤填膺,无非先是跟着大众喊然后再领着大众喊。王锋的提问让他们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大几千倍的台湾放在那里看不见,死盯着那个小岛呢?别人这么说他们不会当回事,可这么问的是中国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是肩上扛着三颗将星刚让他们尝到了枪滋味的大人物啊!


世界时报总编辑把王锋的微妙提问和刚在政治局学习会上听到的联系在一起,越发认为自己摸到了中央的脉搏。作为“喉舌”,一旦摸到脉搏就冲到前面鸣锣开道,这是他一辈子始终在干的事。


“对呀,要是把台湾拿到手中,钓鱼岛根本不在话下。总书记说的调整对手是要转向台湾吗?”总编辑试图在王锋这再摸一下底。


王锋当然不会直接回答是,因为总书记没有这样说过,而是他要把总书记引上这条道。他也不会说不是,他需要大威们做这样的想象。他只是说:“中央要在国际问题上重回韬光养晦战略,但是台湾问题不是国际问题,世界没几个国家承认台湾,而且都公开地声明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民族主义即使指向了台湾,也不算国际问题,对全世界而言都是我们国内之争。是不是?”


“对呀,我一直说早就该解决台湾问题!这些年模糊了方向,放下西瓜去捡芝麻。忘记了建国后我们就一直说的解放台湾大业。这一轮民进党重新执政,表面上不再提台独,其实一直在事实台独的路上越走越远。目前台独差的只是一个名分。再不解决,回归就再也没有指望了。”总编辑说。


大威们围绕这个思路热烈讨论起来。他们脑子快,善出主意,总是按照主人的需要,要什么就能给什么。大学教授就曾写过秘密报告,针对港人民主派的街头抗议运动向高层支招,建议利用在香港培育和收买的力量制造社会动荡,主动促使暴力冲突和打砸抢蔓延,让香港百姓当做港人的内斗而生厌烦,即时中央即可派军警进入香港维持治安,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此刻教授的支招仍然捎带着香港,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给香港民主派提供避风港和资源支持,可以说成港独和台独联合,台独在背后支持港独,就可以成为大陆民族主义转向台湾的刺激因素。


教授看到了民族主义转向台湾需要足够的理由。这些年对台统战使两岸关系改善,反倒成了转向的限制。所谓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台湾法门揪住成了护身符。就连这轮执政的民进党也看到其中好处,至少明面上不再提台独。而大陆人也普遍对台湾友好,迷恋台湾的中国风情和传统小吃,忘记了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军队则把多年收复台湾为作战计划束之高阁……这一切仅靠说台湾庇护了港独是扭转不了的。


一位刚去做了台湾环岛一周旅行的大威对此倒是自信。“民众忘得快,让他们想起也一样快。关键是找到让他们觉得跟自己有关的点,一下子就能炒起来。王副总长不妨看一下我这次去台湾拍的一个小片子……不过得是在我的手机上。”


宋秘书把他的手机送进食堂接上电视机。手机主人在大威中是最善用视频的,人称“视频控”。他多数用手机拍摄视频,走哪拍哪,在手机上编辑,再用手机发布到社交媒体。他的拍摄角度新颖,编排活泼,特受网民欢迎。“视频控”平时拍的片子一分钟都不愿意耽搁上网,这个片子看上去花的功夫不小,却一直压着没发。大威们都是谨慎的,不想因为和当局不合拍惹当局不高兴。现在看到上面有转向的意图,也许正是亮出片子的时机。


“视频控”这段片子主题是围绕用碎瓶子扎出台湾女导游眼珠的东北汉子。那事没有随时间平息,反而在台湾愈演愈烈。东北汉子被关进台湾监狱,他妻子被警方审问数天后驱逐出境。媒体想方设法进入治疗女导游的医院,拍摄其家人的悲伤和愤怒,反复播放煽情画面,挖掘任何可以渲染的线索。举台独牌子的老人被东北汉子摔伤后只在医院待了几天,又是每天站到总统府前继续举牌。本来他只有轻微外伤,重新出现后却拄起双拐,看上去行动不便,伤情严重,却更高地举起台独牌子,一时间成了台湾人心目中的英雄,吸引整个社会的目光和源源不断的募捐。每天有不少台湾人聚集在老人周围,名为保护老人,在“视频控”的片子里却能看到那些人一见大陆游客便示威性地举牌高喊台独口号,跟在大陆旅行团身后进行挑衅。双方发生过数次新的冲突,只是没再伤人。民进党政府表面把这事交给法律处理,暗中却纵容社会上的台独情绪。台湾人对大陆积累的恐惧和不满,以及对国民党执政时的“卖台政策”反弹,都被这个事件引发出来。“视频控”的片子中有他亲身经历的被旅馆拒绝入住。他与旅馆老板争论时,老板当着他的面在告示板上写下“陆客与狗不得入内”。“视频控”报警,警察却嘲笑他不懂什么是民主,禁止他继续骚扰旅馆主人。片子结尾定格在老板写的告示上,叠印台湾地图。那虽是挺低档的宣传手法,意思却一览无余——台湾不会允许大陆入内,更不可能接受统一。


奇怪的是大陆官方对此闭口不提。媒体按照宣传部门的口径,统一轻描淡写为游客与导游之争,归咎为职业道德与商业纠纷,完全回避其中的台独内容,以及此事在台湾掀起的社会情绪。对大陆官方,这个事件的杀伤力在于暴露了以往对台“统战”的彻底失败,给台湾的各种好处没有买来归心,只是喂肥了舔血苍蝇般的政客商人。而那些人在台湾百姓中毫无威信,背负骂名。貌似友好的两岸关系只是假象,一件小事就把表面太平全都掀翻。


片子放完后全场眼光看着王锋。王锋端起一直没碰的酒杯。“作为军人,看这种片子让我痛心。不过我要感谢拍摄者让我看到真实的现状。我们可以不喜欢现实,但是不能不尊重现实。向让记录现实的拍摄者致敬!”王锋与“视频控”碰杯,一口干掉杯中茅台。“这个片子打算怎么用?”


不胜酒力的“视频控”也跟着干杯,难以掩饰被辣变形的表情。“……首长看应该怎么办……原本是担心和中央不一致……”


王锋不以为然地挥挥手。“这种担心不必要。中央是需要人民群众有主动性的,而不是什么事都跟在中央后面循规蹈矩。这么大的国家全靠中央怎么顾得过来,哪个脑子能想得那么周全?中央从来都期待从群众的创造性中得到启发和选择。当年经济改革不就是从小岗村起步的吗?那些村民明知跟当时的中央不一致,但是写下生死书也要自发地改革。如果都要等中央发话,那时的改革就难以出现突破。其实有时中央是等着民间先动的。你说当年邓小平没想到包产到户吗?他在文革前就搞了,还成为文革加给他的罪名之一,为什么他要等小岗村搞起来才去推动呢?因为反对势力强大,既定政策和舆论基础都是相反的,如果他自己提,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反对势力围剿。而如果是民间的自发,他从第三者角度加以引导,就避免了与反对势力的正面对决。现在也有类似之处,营造多年的对台路线形成了一时不易松动的条条框框,培育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好一下否定,因此这种转折不宜自上而下地实现,而需要通过民间的突破来带动。有些话官方不好说,但是民间可以说。转变应该从民间开始,然后民间的态度就会成为政府转变的理由和基础。”


世界时报总编辑翘起大拇指。“王副总长真是一针见血!目前有关部门不让媒体报道台独现状,实在是鼠目寸光,民族主义既然已经被培育成国民唯一的精神焦点,没有替代对象就会泛滥四溢,最终在预料不到的地方和预料不到的时间决口。那从治国角度是最危险的。我提议在这一点上要帮助中央,一是给中央提供民族主义转向的民间基础,二是干脆把台湾问题直接推上前台,变成民族主义的替代目标。”


大威们对此都表赞同,不过并非仅如总编辑所说是为了帮助中央。包括总编辑自己在内,每人都有自己的算盘——是否可以借机提高自己在网络上的地位,增加对粉丝的号召力;或是能否通过帮助当局让自己得到赏识和重用?更现实的则是能否借机搞到“资源”。讨论虽然用词宏大,通篇都是国家和人民,但是“资源”二字是核心。按他们的说法,形成或转变民意是新媒体的强项,传统宣传方式需要旷日持久能完成的,新媒体只需瞬间,但前提必须有足够资源。别看他们每人都有千万以上粉丝,却不是随便说句什么就能有效果。要想形成热点,离不开团队操作和网站配合,必要时还得雇佣水军,不停地加码造势,才能积攒足够能量,扩散到最大范围。网络事件表面看是自发形成,不胫而走,实际多数离不开背后的操作、组织和推动,归根结底是需要资源支撑。


他们所谓的“资源”说白了就是钱。王锋没有直接回应大威。宋秘书知道他不在乎为此花钱,但是要避免被认为他和大威之间有密谋关系。虽然大威们现在的提议正是王锋所需,而且就是他引导的结果,但是要让外人看成是大威们自己的选择,或者是民意的自行走向,跟王锋没有关系。宋秘书认为只有自己知道王锋的真实目的。民族主义的矛头转向台湾,看似不再是国际问题,符合窃国者需要,容易获得高层通过。但是一旦成为高层的决定,王锋后面的部署照样可以制造出国际问题,让国际担心和国际资金止步,而且骑虎难下,无法挽回,从而同样可以破掉窃国之局,为王锋迎来需要的变局。


王锋给大威们留了一个门:“有什么建议,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联系。”


女歌星抓住这个机会。“用什么方式跟您联系啊?”的确,没有联系方式,这样说只等于客套。大威们都是明白人,不指望王锋这种高官会留电话号码,但可以给电邮地址吧?


王锋做了个手势。一个特种兵捧来一摞军用迷彩皮包。宋秘书给每个大威分了一个。


“用这个联络。”王锋说。打开皮包,大威们全都喜出望外地叫起来。皮包里是最新型的八一本。因为是不上市的军品,市场价格炒到一台二手机也得几十万元,被电脑人当成最酷的时尚标志。


“王副总长,我在这上呼您,您会回复吗?”在大威们埋头把玩八一本时,女歌星举着她的八一本进一步落实她的问题,言语中含着暧昧意味。


“如果我没有时间,宋秘书也会回复,并且都会告诉我。”王锋话说得客气,但是宋秘书知道他根本不会有兴趣了解,所有回复都是秘书的事。那回复不是为了礼貌,王锋不会为了礼貌去浪费哪怕是秘书的时间,他的目的是利用大威,才需要和他们保持联系。


王锋接着说:“军队有特殊性,与外界联络要通过专用管道,尤其是诸位的话题涉及广泛,还可能牵扯到资源问题,所以在八一本以外的其他联络我都不接收,也不回复。你们的网络活动,也只有通过八一本所做的,我才会看到和加以评判。”


王锋似乎无意中重复了大威们屡屡提到的“资源”,又说到要对大威的网络活动进行评判,由此把资源与评判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只能通过八一本,那会使大威们像眼前吊上了骨头,即使用惯了原本的电脑和系统,也会努力适应八一本,尽可能多用八一本从事网络活动。而他们在八一本上的一举一动会被随时掌握,文档和材料都被截取。更重要的是,九个大威粉丝总量接近两亿,加上网络的连锁影响,基本可覆盖整个中国的网络和网民。必要之时,就可以瞬间接管他们在八一本上使用过的所有账号,假手他们的名义影响网络。


王锋这样做,是从二神那得到的启示。虽然二神出师未捷身先死,却足以反映出一个网络达人可能达到的威力——二神仅仅搞了一个猜想,就让原本藏在幕后的黑手不得不伸出。虽然还无法从那一次深夜出动搞清背后到底都是什么人,用什么机制相互协调,但却让王锋看到,必须把窃国者逼得跳出来博弈,才会找到可以痛击的目标。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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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1——引子:法门 http://ift.tt/18rqHku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2:“二神”之死 http://ift.tt/1170y8y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3:国葬(上)http://ift.tt/14iMb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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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8:台湾不粘锅 http://ift.tt/18QCjzN


王力雄长篇小说《转世》连载9:家族联盟 http://ift.tt/18QCj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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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70城市除夕空气污染严重

中国环保部发布监测数据称,中国有68个城市在重度以上污染中迎来农历马年。


美国之音 | 美报告:中国继续避免政治改革和保障基本人权


美国国会和行政和当局中国委员会1月31日发表年度报告说,中国在保障中国公民的表达、集会和宗教自由、制约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建立法治等方面缺乏进展,“而且继续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避免政治改革或保障基本人权。”

报告说,“为了压制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到2013年9月当局已经拘留、逮捕或“使失踪”近60人,包括知名人权倡导者许志永和郭飞雄。倡导改革的评论文章和互联网上的讨论受到删剪。一些公民因索取有关政府的人权行动计划和定于2013年10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定期普查报告的信息而受到骚扰、拘留和逮捕。“


报告还说,在过去一年中,党的兴趣依然在于保持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和绝对权威,而不是在透明度、人权、法治和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和持久性进展。


在中国,腐败是许多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当局拘留了倡导反腐败的人士,并查禁外国媒体关于中国领导人及其家人资产的报道。


关于西藏和新疆,报告说,“尽管中国的藏族地区又发生了几十起自焚事件,新疆也发生了一些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动荡,但是中国官员继续依赖更加严密的安全和控制措施,而不是依赖对话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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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媒:中国军机大年初一紧急升空

中国军方媒体报道称,农历大年初一(1月31日),中国两架苏-30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东海防空识别区上空外国军机。


法广|港台媒体评韩正仕途 认为显示习近平全权掌控上海

00054533


在台北的中央社今天(1月31日)发表特稿,评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仕途和中南海权力平衡局势。认为韩正职务是否变化,关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如何平衡梳理中南海各派势力。韩正已经掌握习近平语言,说明上海完全在习近平掌控之下。


该评论说: 中共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副组长人事底定,官方新华社公布的排名顺序是李克强、刘云山及张高丽。这一结局和香港媒体事先的猜测不同,去年底香港媒体曾经率先报导:韩正将北上进京担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现在看来并未成真。有消息人士向中央社分析认为,调动韩正牵涉习近平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重要窗口上海的布局,和韩正个人意愿关係不大,主要关键在于习近平是否到了非得重新整理前领导人江泽民在老巢盘根错节关係的时机。


路透社去年11月22日的报导中提到,江泽民希望韩正留任上海,照顾江系的家族利益。不过,要把照顾江系利益和韩正划等号,已不是当前上海官场上主旋律。


消息人士称,从这点上来看,习近平意志力坚定,上海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不可能放自己信不过的人,上海人事布局在全国两会前后有变动的机会仍大,要调动韩正,也许不急于一时,「韩正还年轻,到19大时他才63岁」;如果韩正不动,「则表示他已取得现在领导的信任」。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韩正回上海首次传达习讲话的会议上提到两个「凡是」,「凡是中央要求的,上海必须严格做到;凡是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必须结合实际,修订已有规定」。随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转载,并将第一个「凡是」列为文章标题。韩正在同场会议上还说,对习近平的讲话「思想认同是基础,感情认同是关键……有这样的思想和感情认同作为根基,才能真正做到革命胜利的成果绝不能丢。」香港东方日报认为,大陆各省市一把手诠释习近平谈话,没人像韩正既讲理性又诉感性,他还提「革命成果」,这正是习氏语言。韩正与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共事仅7个月,可见他学习力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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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中国”低调重启人民币支付交易

比特币中国(BTCChina)绕开中国央行去年12月发布的关于禁止国内金融机构交易比特币的通知,使用一种工具,允许客户通过将人民币存入比特币中国的企业银行帐户来购买比特币。


美国之音 | 中国网络自由状况继续恶化

美国第十届网络政策大会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与会的美国网络专家学者,对中国网络自由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建议。


视频地址


由因特网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第十届“因特网现状”美国网络政策大会 (State of the Net 2014) 是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举行的。美国商务部部长潘妮•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兰德•保罗(Rand paul),众议员鲍勃•古德拉特(Bob Goodlatte),司法部助理总检察长米斯利•拉曼(Mythili Raman),以及Dropbox公司创始人德魯•休斯頓(Drew Houston)等政界领袖、政府官员、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


参议员约翰•图恩在发言时特别提到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政策,以及他对网络巴尔干化的担忧。


他说:“像中国、巴西这样的国家,甚至我们在欧洲的盟国,也开始逐渐考虑实施限制、阻挠、冷待美国网络服务和产品的政策了。就像我们一直与对美国生产和出口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一样。我们现在需要确保的是,这种网络保护主义不会将英特网巴尔干化。否则,我们将面临着造成部分地区与外部世界网络隔离的危险,并且使得很多人成为二等网民,从而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英特网上的资源。”


脸书、推特、YouTube等美国知名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至今仍无法进入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同类网络产品的中国版,比如人人网,新浪微薄,优酷土豆等等。美国非盈利组织科技自由的主席贝林•索卡(Berin Szoka)说,这有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索卡说:“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对本土互联网企业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企业像侍女一样遵守政府的审查制度。所以说,这是一种交换条件。那些企业能够得到政府保证的市场占有率,但作为交换,他们需要执行外国企业所不愿参与的政治审查和监控。”


米尔顿•米勒(Milton Mueller)是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的教授。他指出,普通的中国民众或许意识不到审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他说:“我怀疑很多中国的普通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所以,审查制度最让人沮丧的是它往往是可以起作用的,尤其是让不懂英语的大量民众生活在黑暗与无知中。对于一个信息社会来说,这会大大影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最近,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的控制和管理,要求个人上传的在线视频实行实名登记和内容审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并称发布该文件是为了防止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的网络视听节目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乔治梅森大学工程系教授布雷特•柏林(Brett Berlin)认为,很明显这些条款是为了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控制。他说:“对于任何旁观者来说,这很明显不是因为黄色和暴力内容,而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在美国,我们有关于针对儿童色情的法律,而且司法系统会仔细、严格地检查这类内容。但是政府没有权利做决定,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而米勒则认为,实名制是一个监控政策,以便于政府打压异议人士。他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监控政策,强迫大家实名登记,你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布了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查出来,并且惩罚他们。”


米勒还说,中国的网络自由度在进一步恶化。“从我看到的信息来说,这个情况在恶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有越来越多系统性的压制,而且政府找到了很多有影响的微博大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威胁,但至少他们被警告不要传播谣言。这就意味着他们拿一些意见领袖开刀,杀鸡吓猴,而且这种方法似乎起到了作用,我感觉微博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有活力了。”


柏林认为这一情况不会好转,除非政府意识到对网络自由的限制影响到了自己的利益。他说:“有一种情况下对网络自由的管制会放宽,那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到改变政策能够带来利益。比如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开放,并不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这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网络审查制度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拖后腿时,政府才会意识到需要有所改变,因为如果中国的英特网在管制下变得与世隔绝,那么这也将影响中国经济在世界的竞争力。”


索卡认为,对于中国面临的网络自由现状,美国还可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首先,美国应该以身作则。目前美国关于加强网络监管的打算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使得其他国家有了使网络审查和管制正当化的借口。其次,美国应该提供更多突破封锁技术的工具,但现在对于这些技术的出口还有很多限制。”


而米勒认为,要让中国的网络自由化,其改革力量必须来自内部。“这必须依靠本土的、来自中国内部的改革者,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开放度,包括经济和政策上的自由。政治改革必须是来中国内部,如果来自外部只会适得其反。当然,我们从外部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当他们逮捕某些异议人士时,我们可以发出声音,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翻墙工具。但要真正做到结构性的改革,仍然必须要有来自大众和政府精英阶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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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重罚象牙走私 中国男子“撞枪口”

一中国男子被肯尼亚法庭判处2000万肯尼亚先令罚款或是7年监禁,这是到目前为止该国法庭对走私象牙犯作出的最严厉的判决。为了打击猎杀大象,肯尼亚在今年年初推出了新法。大部分象牙都流入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


中国:美国有关外媒驻华记者言论无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否认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王霜舟(Austin Ramzy)被“驱逐”或“被迫”离境。


看春晚 只为吐槽?

中国人迎来农历新年,德语媒体也没放过这一话题,从春晚到鞭炮,好不热闹。


2014央视春晚“高级黑”亮点引关注

春晚意在全民同乐,但中国网民更关注节目中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反映和讥讽。


英媒:中国梦和美国梦大同小异

《卫报》发表评论称,中国领导人谈中国梦,让外界不了解中国的人感到紧张。


中国/政治: 港台媒体评韩正仕途 认为显示习近平全权掌控上海




在台北的中央社今天(1月31日)发表特稿,评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仕途和中南海权力平衡局势。认为韩正职务是否变化,关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如何平衡梳理中南海各派势力。韩正已经掌握习近平语言,说明上海完全在习近平掌控之下。











”中国上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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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澎: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有了很大发展。但现时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教徒,却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学术界一些人的估计是4000万到7000万不等[1],海外一些人甚至认为有1亿[2]。但官方认可的数字是1600万到1800万。[3]《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抽样调查的结果,认为中国现时有2305万基督教徒[4]。这虽然不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但国家宗教局的领导出席了调查者为公布调查报告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表明了官方对调查结果的认可。对此,有人质疑该项调查的调查方法与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5]有人撰文为这个调查的方法与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辩护,[6]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未经宣布的辩论。这场辩论还涉及到了如何对此前同类问题调查结论的评价(如2007年中国零点研究咨询公司所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7])。


   应当说,所有这些质疑、论证、评价,都应该欢迎。科学的结论必须经得起反复地质疑、推敲、论证。一个观点、一种结论是否具有科学性,不能仅仅由对该结论质疑或辩护的双方做出,不能受掌握话语权的强势集团的利益影响,而要由事实决定,由历史决定。科学是不怕质疑的,真理越辩越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就对“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这个问题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至少不是一种严肃的的科学态度。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教徒?严格地说,中国现在还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能够就此问题给出经得起推敲与验证的、被政府、学术界、宗教组织、社会公众普遍接受并公认的、权威的、“科学”结论。


   社会各界对宗教领域内的某些问题存在着争议,但对某些问题也是有共识的。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信教人数不断增长的判断,几乎没有人持怀疑态度。”[8]这不是因为有人做过详细的宗教人数调查,而是因为第一,无人质疑;第二,即使有质疑者,也无法拿出宗教信仰者“没有增加”或“减少”的证据。但究竟何种宗教在增加,增加了多少,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则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对中国基督教的人数问题,政府管理部门、各种学术机构、专业调查机构、宗教团体、专家学者从来没有缺少过兴趣,由各方力量组织的各种规模、形式的调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迄今为止,这些调查的结果只能说对认识、了解此问题具有参考意义,要做出科学意义上的具体答案或结论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基督教人数问题的调查何以如此之难?这是因为基督教在中国具有极大的政治色彩,基督教的人数问题不仅是宗教问题,而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任何关于基督教人数的社会调查,从立项的缘起(项目宗旨)、立项的批准(项目实施政治保障)、指导思想(项目原则)、组织领导(项目监管)、设计方案(项目规划)、经费来源(项目实施财务保障)、人员参与(项目实施人力保障)、直到结果验收(项目质量)都是一种政治决策的结果,必然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调查全国基督教的人数,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要评价该项调查的结果是否真实客观,就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除去一般调查中误差产生的种种常规因素之外,任何一项针对国内基督教人数问题的调查都必然是以下诸因素作用的结果:


  


   1.调查者对信息公开的政治考虑


   对宗教问题的调查,从利益驱动的模式看,一般有几种:一种是政府管理部门或宗教组织进行的内部调查,目的是为调查者自己掌握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不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其结果不对外公布。


   另一种是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对本系统内各种问题的调查,但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外公布,为了提高该部门工作的社会评价,或者是为了为某项政府的政策寻求数据支持,为了要给社会各界一种说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与政府及宗教组织双方均无任何利害关系的、由第三方或学术研究机构为科学研究目的进行的调查,这种调查既不受政府也不受宗教组织任何一方利益的影响,在财务与经费来源上、实施人员及结果处理上与政府或宗教团体均无关系,属于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调查。


   就第一种调查的性质而言,由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主导的对本系统内各种问题的自我调查,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一种经常性工作,调查直接服从服务于政府部门。由于调查结果不是为了对外公布,而是作为本部门决策和政府工作的内部参考资料,无论结论如何,社会公众都不知道,不存在公众是否相信的问题。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服务的调查,从调查的立项批准、调查经费的提供、调查方案的设计、调查人员的选择,都是是政府行为。调查的实施者往往是政府管理部门本身,但也可以是政府雇佣的为其服务的专业调查机构,无论哪种情况,政府都不准备将这种调查结果对社会公布、公众对这种调查的结论无从知晓,不存在评价问题。宗教团体为了解情况而进行的内部调查也属于这种性质。


   第二种类型的调查,尽管也是政府主导的,但调查是为了提高该部门工作的社会评价,或者是为了为某项政府的政策寻求数据支持,或者是为了需要给社会公众一种说法,作为社会各界了解某项问题的依据,进而为自己的政策或工作提供行政管理的理由,这种调查的性质不再是政府管理部门自己内部的工作,而是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其特点是政府部门需要将调查结果正式对外公布。调查结果一旦公布,就表明该项调查已被调查者公开化、社会化了。


   既然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为公众的社会认知与评价提供依据,为全社会对某项问题达成共识提供基础,这种正式向社会公布的调查结果就必须具有客观性、科学性,涉及调查的每一个环节就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有第三方的参与,经得起社会各界以及公众的质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调查结论的可信度。否则,在明显的利益驱动下,政府职能部门向社会公布的由其一手策划主导的调查结果就必然是出于某种部门利益考虑的结果,除了误导公众之外,不具任何客观性与真实性。说白了,政府的信息公开是要接受公众评价的,是有风险的。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公开,如何公开,政府职能部门需要非常慎重地考虑。


   显然,《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调查,不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调查,也不是第三种类型,而是典型的第二种类型的调查,即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一手策划、主导、由该部门雇佣、委托他人在其指导监控下进行的、为实现其部门利益服务而对外公布结果的调查。据国家宗教局2010年的工作总结称,国家宗教局“指导了2010年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调查”[9]。这就是说,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对外承担了组织、领导和实施此项调查的名份,但事实上该项调查的立项、指导思想、结果验收、结论公布等涉及调查进程的关键性问题,均由国家宗教局负责或“指导”。另据参与调查的人员透露,调查经费完全来源于国家财政,由国家宗教局向宗教所划拨;调查的具体实施则由宗教所转包给国家统计局。社科院宗教所表面上是这场调查的组织者与实施者,实际上是在为国家宗教局的项目“打工”。


   这种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策划、主导、资助、支持的调查,对公众来说并不陌生。此类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往往引起极大争议、为人诟病,原因就在于此类调查本身如果不透明,完全由政府部门自编自导自演,或者雇几个相关业务单位为自己装点门面,但却将有关调查的一切重大问题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调查结果一旦公开化、社会化之后,必然引起公众的质疑,而政府又不愿公布更多的调查信息,致使调查缺乏客观性、可信度。


   也许有人不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单位,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外的学术机构,为什么不能自己主导一场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为什么非要为国家宗教局“打工”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学术界是否可以不经政府宗教主管部门同意,独立自主地开展宗教(包括基督教)现状问题的研究。


   从基督教在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政治大环境还不允许学术单位这样做。政府宗教管理部门长期以来强调的是“宗教无小事”[10]。任何事情,只要涉及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政府宗教管理部门都要过问。尽管有学者呼吁要对基督教问题“脱敏”[11],但基督教问题在我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状况几十年来从未改变。没有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的授权,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即使是国内最大的宗教研究机构,也如同国内所有其他宗教研究机构一样,无法取得独立开展全国性基督教人数调查的政治资格,无法获得实施该项调查的巨额经费。因此,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自从成立以来,尽管一直都对基督教现状问题很有兴趣,但却从未能够进行如此规模的全国性基督教人数调查,国内所有高校或其他科研学术机构也都从未被允许进行过这样的调查。对学术界来说,中国基督教现状的调查一直是个极为敏感的“禁区”,基督教的人数始终是个未知数。


   国家宗教局出于自身工作的需要,委托宗教所出面开展此项调查[12],这当然是宗教所求之不得的好项目。但宗教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组织专家学者拟定调查计划草案(最后方案要报经国家宗教局批准)、提出经费预算、对调查方案的实施进行抽查、草拟调查结论报告并将初步结论上报宗教局审查批准。


   如果一场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不是由学术单位独立发起、独立进行,而是完全受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的委托、指导与监督,由宗教主管部门出钱、出方针、出政策、出指导、出结论,学术机构只是出面“承包”,在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和基层政府配合下完成,其整个过程严格保密、完全不受公众监督、没有第三方参与,这样的调查,不受政府职能部门利益驱动的影响是不可能的。《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调查,名为社科院宗教所的调查,实为国家宗教局的调查。它是政府管理部门为了对社会进行信息公开而借助学术单位之名进行的由政府掌控的调查,是政府主管部门精心设计、组织、领导的项目,尽管由于借助了科研机构作为调查的承包者,在形式上非常“科学”,借助了政府调查机构作为调查的实施者,在方法上非常“专业”,但被雇佣的社科院宗教所和国家统计局都不能干扰国家宗教局的调查目的,不能对宗教局的部门利益有丝毫的伤害。鉴于国内基督教人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对国家宗教局以往工作的评价和未来政府宗教政策走向的规划,由国家宗教局一手主导的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结论,也就成了衡量宗教管理工作及国家宗教局业绩、预测未来宗教发展的政治结论。


   《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最大的不可信就在于它不是由与政府无利害关系、或部门利益瓜葛的科研机构完全独立进行调查的结果,而是经过精心掩饰的政府行为的结果。它虽然由学术机构出面代表官方向全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但调查的全过程却是在“保密”的借口下,整个一个暗箱操作。调查由国家宗教局主导、社科院宗教所出面、国家统计局实施,三位一体,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国家财政对调查经费的专项拨款,由宗教局“合理”分配。整个调查,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对社会而言,均无透明可言,一切都天衣无缝,唯独缺了公众的参与、公众的监督。


事实上,无论《2010年宗教蓝皮书》对外公布的数字是多少,都是调查者从维护部门利益的需要出发,经过周密思考算计之后经过加工、整理的数字。为了维护稳定或强化对宗教的行政管理,政府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公布的调查结论任意调整,这种做法并不稀奇。但这样的调查结果宗教局自己是否相信都很难说,要将其作为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研究基督教问题的“客观”依据,实在是不严肃、不科学的。在整个政府公信力普遍极度低下的今天,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主导对自己主管领域内敏感的基督教人数问题的调查,难逃作假之嫌。社会各界围绕这种对重大敏感的社会问题的调查,要讨论的应该是调查的程序是否公正、方法是否合理,操作是否有公众的监督,如果调查本身的设计与操作不透明,调查者不受任何监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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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为环保过年减放烟花




豪华跑车玛莎拉蒂去年中国销量翻3番




Thursday, January 30, 2014

博谈网 | 周洁Lily Kuo : 中共最恐惧的是有组织的抗议 不论主题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1月26日,中国律师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4年徒刑。当局高调审判这名“新公民运动”的创建者,凸显了北京最害怕的是:有组织的社会抗议。“新公民运动”提倡法制等观点。


中共究竟允许怎样类别的批评和批评范围,这越来越“隐秘”。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斥责政府的审查制度、污染及与朝鲜的同盟政策。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对政府的批评甚至更为普遍,所有这些都给了中国及中共一个“开放”的形象。


然而,像许多其他人士一样,许志永发起的运动与政府有着“共同目标”——例如减少污染和腐败,但他受到了迅速的非难。


这是因为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的组织能力带来了“威胁”。2012年以来,该团体在中国多达20个城市每月举行聚餐讨论。他们在北京等地对政府部门的小规模抗议令到官员们更为不安。新公民运动的宣言现在已在中国的网站上被屏蔽。他们有具体的目标,如改进中国的上访程序及要求官员披露其金融资产。


受到中共当局镇压的团体,包括法轮功、四川地震维权人士、人气旺盛的博主,他们的共同点是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抗议。新浪微博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网管并不总是屏蔽网上批评政府的评论,他们针对的是那些可能会促使社会有所行动的言论,不管主题是什么。


事实上,北京控告许志永的罪名之一是他“利用”了公众对特定社会话题的情绪煽动社会动荡。官方《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该判决是在保护中国免受社会动荡——如阿拉伯之春及文革。本周,新公民运动另外4名成员受审,另一位著名活动人士胡佳被拘。


对于中共,新公民运动“最危险”的方面可能是其微妙的吸引力。该团体是由具有思想、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国民组成,他们不是在寻求革命,而是想转型成一个法制的民主社会。这对许多中国人具有吸引力。活动人士们指出,这种渐进的过程已在台湾和韩国等地获得了成功。


但只要中共在统治中国,能吸引一定人数的团体都应做好被镇压的准备。虽然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在开放金融部门及削弱大型国有产业的权力,但有一个垄断似乎注定要维持的,那就是政府压制对其自身的改革。


(本文译自《石英》杂志1月27日刊登的Lily Kuo的文章,题为“中共恐惧的是有组织的抗议——不论主题是什么”)


博谈网链接


原文:The only thing China’s communist party fears is organized protest—no matter the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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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新聞網 | 解放軍求變 向國際展拳腳











2013對中共解放軍而言,是一個頗多變化的一年,多項變革都在去年展開。

中新社

去年2013年對於中共解放軍而言,是一個頗多變化的一年,最受人矚目的就是5月的遼寧艦正式組建航空兵力,7月起戰機正式在遼寧艦上起降,成為解放軍去年最耀眼的明星。


多項變革都在去年展開,其中一項就是在習近平的「八項規定」之外,中央軍委另訂定了「十項規定」,進行一連串的整改,包括禁酒令,不得出入娛樂場所等,力度巨大,使得解放軍內有各種泄沓、奢華的風氣,得到改善。


陸媒報導中就指出,改革包括演訓不能造假,某個部隊因為5公里武裝越野,距離短少150公尺被發現,許多人都受處分,並且課目重考。而去年全年,解放軍一共進行了40場大型演訓,數量較往年大增。而且也改變過去形式主義作風,要求全力打假。


其次,去年解放軍的徵兵政策也作出重大改變,已經20幾年都是在冬天徵兵的,改為夏季徵兵,從11月1日開始徵兵、12月1日入伍到1月底結束的時程,改為8月1日開始徵兵作業,9月1日入伍到10月底結束。據了解,冬季徵兵面向的是農村賦閒的青年,但夏季徵兵則是要找高中、大專畢業的高素質兵源。這將因此提高解放軍的整體素質。


去年還有一個改革,就是去年4月公布的中國年度國防白皮書中,首次公開了陸軍所有的18個集團軍番號,陸軍機動作戰部隊和海、空軍現有兵力及第二砲兵裝備的導彈型號。這是一項透明化的作為。


而在11月下旬,解放軍的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和海軍、空軍、第二砲兵、武警部隊等7個大單位,都設立了軍事新聞發言人。這使得解放軍各軍種可以在第一時間,就直接對於相關事件與問題,回應外界的疑問。中共力圖洗刷過去封閉、保守、神秘的形象,並有意駁斥與弱化盛行世界各國的「中國威脅論」。


遼寧艦航母的戰鬥群也在去年建成。遼寧艦先在去年2月27日靠泊青島某軍港,這裡成為遼寧艦的家,5月10日第一支海軍航母艦載航空兵部隊組成,6月起進行多次艦上的起降訓練,12月穿越台灣海峽,進入南海進行訓練,並且由首次導彈驅逐艦瀋陽艦、石家莊艦和導彈護衛艦煙台艦、濰坊艦護衛,是遼寧艦第一次以編隊形式航行,象徵戰鬥群已接近編隊完成。


而去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中決定要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都涉及解放軍,國安會意味著解放軍將承擔更多複雜的國際軍事情勢判讀,並作出因應。而編制改革則意味解放軍的指揮系統與各軍種的編制都將在今年作出調整,海、空軍與砲兵部隊都將為強化的重點。


另一個受到全球矚目的轉變,是中共於去年10月27日將北海艦隊的第一支核潛艦部隊進行解密。藉由官方主導的報導,公開了核潛艇內部艙室照片、以及潛艦部隊日常訓練、戰備任務、拆解核反應爐等多項內容。


一方面,這種公開行動讓中國在國際得到讚許,但同時卻也被認為是中國有意地展露肌肉。


2013對中共解放軍而言,是一個頗多變化的一年,多項變革都在去年展開。 /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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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观察: 北京当局不要制造新的冤案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长平的评论称:“从该法院在网站公布判决书上,读不出任何真正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他的确组织或者参与了街头呼吁的行动,但是没有个人或者机构证明哪怕只是被打搅了。”“在中国,街头抗议连打搅的效果都很难达到。从心理上说,不靠选票的官员不会在乎民众的言行。从行动上看,无论你怎么喊破嗓子,他们连敷衍一下的响应都不用做,完全可以紧闭门窗视若无睹,甚至干脆离开办公室回家睡觉。也就是说,哪怕最狭义地理解法律,许志永也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在许多基层市民心中,这项判决不公不正,被告的代表律师更形容判决是‘中国法治的悲哀及耻辱’。”“许志永是理想主义者,多年来致力民间维权,一腔热血,帮助过许多无力打官司的弱势阶层,这也令他在基层民众中拥有相当高的支持度。而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依法维权,并非要打破既有秩序。” “正如许志永在未能宣读的结案陈词中指出,官方指他在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和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的行动中扰乱公共秩序,表面看这是一个公民言论自由与公共场所秩序的边界问题,实际上,这是官方是否把公民的宪法权利当真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官方心中深深的恐惧,恐惧公开审理,恐惧一个正在到来的自由社会。”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称:“在中共当局眼中,许志永等人展示横幅、有五六十人围观,已是‘情节严重’,甚至可以同文革的街头武斗、同曼谷反政府示威相提并论。”“而中共官方媒体则秉承维稳的传统,剥离新公民运动要求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合情合理合法,只强调许志永组织、策划示威活动的‘非法性’,《环球时报》社评甚至把新公民运动的示威夸大至文革的层次,声称‘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以及这几年很多国家街头政治失控带来的强烈印象,让大多数中国公众成为保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支持者’。”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指出:‘相关迹象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甚至连温和的异见也不会容忍。’显然,国际社会从中观察的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开明与否,视之为中国能否走向民主、法治的一次测试。”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从这个判决可以看到,当局把任何形式的街头活动都视作洪水猛兽,实行零容忍的打压,而不管其出发点、实际效果如何,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内地已经多元化的社会里,只会治丝益棼,进一步加深官民之间的观念鸿沟。”“许志永在内地维权界属于温和的人物,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许志永案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案件,当局却用非政治性的刑事罪名来指控他,判他入监,这种做法并不能回避他提出的政治性问题,反而更加提升了外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增加了官方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给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提供了借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希望当局至少不要制造新的冤案。让民众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的真正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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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韓正仕途 中南海權力平衡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台北特稿)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未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分析認為,韓正動向的背後,關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何平衡梳理中南海各派勢力。

中共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習近平擔任組長,副組長人事底定,官方新華社公布的排名順序是李克強、劉雲山及張高麗。


去年底香港媒體率先報導韓正將北上進京擔任副組長,現在看來並未成真,但上海政壇仍有分析指,韓正變換職務,不是沒機會。


消息人士向中央社分析,調動韓正牽涉習近平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重要窗口上海的布局,和韓正個人意願關係不大,主要關鍵在於習近平是否到了非得重新整理前領導人江澤民在老巢盤根錯節關係的時機。


路透社去年11月22日的報導中提到,江澤民希望韓正留任上海,照顧江系的家族利益。不過,要把照顧江系利益和韓正劃等號,已不是當前上海官場上主旋律。


上海市副書記李希在今年上海政協閉幕會議上講話,外界認為,李希與習近平關係親近;而2013年的政協閉幕會議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員會講話的是當時剛接任書記的韓正。


消息人士稱,從這點上來看,習近平意志力堅定,上海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不可能放自己信不過的人,上海人事布局在全國兩會前後有變動的機會仍大,要調動韓正,也許不急於一時,「韓正還年輕,到19大時他才63歲」;如果韓正不動,「則表示他已取得現在領導的信任」。


上海海派文化講究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和各方勢力都交好,韓正正是如此,他講話「言必稱黨中央、從科學發展觀轉向中國夢的民族偉大復興」,不是各方諸侯中特例,卻顯凸出。


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韓正回上海首次傳達習講話的會議上提到兩個「凡是」,「凡是中央要求的,上海必須嚴格做到;凡是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必須結合實際修訂已有規定」。隨後,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刊登轉載,並將第一個「凡是」列為文章標題。


在同場會議上他還說,習近平的講話「思想認同是基礎,感情認同是關鍵……有這樣的思想和感情認同作為根基,才能真正做到革命勝利的成果絕不能丟。」


香港東方日報認為,大陸各省市一把手詮釋習近平談話,沒人像韓正既講理性又訴感性,他還提「革命成果」,這正是習氏語言。韓正與曾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共事僅7個月,可見他學習力之強。


韓正會不會北上,關鍵是接下來上海這個肩負中國大陸改革重擔與黃浦江畔的利益平衡要如何擺平,未來上海不論是海派或江派,不是習點頭,與上海灘難有緣。10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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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改革: 中国发改委表示首先要深化投资改革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四(1月30号)表示,2014年将把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列为首要位置,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限,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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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改革: 中国发改委表示首先要深化投资改革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四(1月30号)表示,2014年将把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列为首要位置,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限,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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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时记者离开大陆,白宫批中国限制新闻自由




白宫敦促中国政府妥善对待外国记者

美国白宫星期四(1月30日)发表声明,对《纽约时报》记者王霜舟因签证问题离开中国表示“非常失望”。


中国:透明何足道,权力才是真

中国领导人向腐败宣战。但如果有谁真要追根究底,等待他的将是监狱的惩罚。如果记者披露中国官员的财产状况,他恐怕要被迫离境。Matthias von Hein认为,这自相矛盾。


人权观察 | 中国:撤销对许志永的不公判决


一个温和的批评者仅仅反映公众对贪腐的普遍不满,竟被判处重刑,可见中国直到今天仍难以容忍异议,习近平曾将打击贪腐做为担任国家主席的施政主轴,但当普通公民提出同样诉求,却被关进监狱。这种伪善做法对国家主席发动的反贪运动是一大嘲讽。


亚洲部主任 布莱德・亚当斯




(纽约,2014年1月26日)-人权观察今天指出,中国知名权利倡导者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四年,是用来浇息大众反贪情绪的借口。


许案开庭的新闻,和境外媒体报导高层领导人及亲属设离岸帐户持有不明财富同样遭审查屏蔽。


许志永今年40岁,因打出新公民运动旗号,组织反对贪腐与教育歧视的非暴力抗议而闻名。中国法院已在上周开庭审判另外两位新公民运动维权人士,包括赵常青和侯欣。丁家喜、李蔚、袁冬和张宝成则预定于1月27日出庭受审。


另有三人已于12月受审,但仍未宣判。


“一个温和的批评者,仅仅反映公众对贪腐的普遍不满,竟被判处重刑,可见中国直到今天仍难以容忍异议,”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布莱德・亚当斯(Brad Adams)说。“习近平曾将打击贪腐做为担任国家主席的施政主轴,但当普通公民提出同样诉求,却被关进监狱。这种伪善做法对国家主席发动的反贪运动是一大嘲讽。”


许志永从2013年4月起即被软禁,7月16日被警方拘留,8月2日被正式逮捕。警方于12月4日将许案移送检方。


许志永于2014年1月22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罪名是“组织”和“煽动”在教育部门外和其他地点的扰乱行为。起诉书说,抗议者们“抗拒、阻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警员执法,还说他们“张打横幅、肆意喧闹”造成“严重混乱”。由于许志永“〔犯罪〕情节严重”且是“首要分子”,被判刑四年。该罪名最高可判处五年徒刑。


对他的庭审在一间很小的法庭进行,只有两名家属获准进入听审。所有媒体都被挡在庭外。一群各国外交官员获准进入法庭大厦,但仍无法出席旁听。


为抗议程序不公,许志永和律师在庭审中保持沉默。许在庭上发表最后陈述,但只念了十分钟就被打断。法院外,许志永的支持者们被带走并短暂关押,外国记者也遭警察推搡。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文件指示各级法院采取措施减少司法不公。法院判决不得受到“维稳压力”影响,审判必须向大众公开,并确保辩方有权对证人质证。许案审判的实况证明这些指导意见并未落实。


“如果法院剥夺被告最基本的公正审判权利,例如公开审判或传讯证人,中国民众怎能建立对司法的信心?”亚当斯说。


起诉新公民运动成员和其他和平批评者,是近年来最大一波打压维权人士行动的一部分。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发动了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处罚公开举报贪腐的公民和新闻记者,并扩大国家安全威胁的范围,延伸到互联网和没有明确定义的“文化威胁”等等。


“新领导班子不但没有像习近平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而对巩固权力更感兴趣,”亚当斯说。“用走过场的审判对付批评人士,根本和习近平自己宣称的改革议程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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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国: 巴黎庆祝马年活动丰富多彩




在中法建交50周年庆典活动的隆重气氛中,法国华人社区的春节文化活动也热闹登场。华人聚居的13区的文化活动本周二启动,从画展,到舞狮,从讲座的音乐会,今年的节目表显得比往年更为丰富。13区区长吉罗姆-古迈( Jérome Coumet) 就此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巴黎春节舞龙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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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春节前访问少数民族地区强调团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春节前走访了内蒙古自治区多处地方,他尊重当地民族习俗的举动受到关注。


台灣新聞 | 大陸發改委:首重深化投資改革

(中央社台北30日電)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今天表示,今年將把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列為首要位置,進一步簡政放權,大幅取消和下放投資項目審批權限,,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

中新社報導,大陸國家發改委指出,去年已取消、下放和轉移49項企業投資項目核准事項,需報中央核准的項目數量大幅減少60%左右。民間投資成長23.1%,快於固定資產投資增幅3.5個百分點,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達63%,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


大陸國家發改委說,去年的投資對大陸經濟成長貢獻率達50.4%,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發揮「穩增長」的關鍵作用。


對2014年投資工作重點,大陸國家發改委表示,將把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列為首要位置,進一步簡政放權,把取消和下放的企業投資項目核准事項落實到位,繼續完善中央預算內投資管理制度,加快推出政府投資條例,把政府投資管理納入法制軌道。


發改委指出,中央預算內投資將進行結構調整,大幅壓縮一般競爭性企業項目投資,適當減少可利用社會資金的經營性基礎設施投資,停止建設樓堂館所等投資,壓縮小型分散投資,重點支持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重大項目。


發改委表示,中央預算內投資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三農」建設、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工程、重大自主創新和轉型昇級工程、社會事業和社會治理、支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等領域。


對民間投資,發改委說,將進行進一步鼓勵和引導,2014年將抓緊清理和修訂有關民間投資的法規規章,營造公平透明的政策環境。創新融資方式和管道,完善合理報酬機制,盡快在基礎產業、基礎設施、金融服務、公用事業等領域,再推出一批示範帶動項目。


國家發改委同時明確了明年投資建設的五大重點領域,包括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進新型城鎮化;大力發展社會事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動產業轉型昇級;強力推進節能減排,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加快培育新的經濟支撐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10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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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需要“中国通”

德语媒体关注的内容有:德国缺乏既会中文、又有专业知识的“中国通”以及禽流感H7N9频发让部分中国家庭年夜饭不得不少上几道肉菜。


中新网 | 五部委:CPI涨幅连续3月超4%将发价格补贴

中新网1月30日电 据发改委网站消息,经国务院批准,1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2014年3月底前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通知要求,各地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超过3%—4%之间(具体由各地结合情况自行确定),或CPI中粮食价格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超过10%,作为联动机制启动临界条件。


通知规定,各地要以省级或地市级为单位统一启动或者中止联动机制,不得进一步下放至县区级。当CPI或者CPI中的粮食价格同比涨幅连续3个月达到临界条件时,要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通知明确,各地要以省级或地市级为单位确定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并按照保证不低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生活影响的原则,在全省(区、市)范围内设定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最低标准。按月计算价格临时补贴额,按季发放。


通知还要求,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中央财政将继续按现行渠道加大对城乡低保和抚恤优待等资金的投入力度。


通知强调,完善联动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要求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按时完成完善工作;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组织好联动机制实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原标题:五部委:CPI涨幅连续3月超过3%—4%将发价格补贴)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NN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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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者因签证耽搁离开大陆

中国外交部称,《纽约时报》记者王霜舟(Austin Ramzy)违反了签证规定,将在本周之内离开中国。


中国走向消费型社会的艰难险阻

赵国平,一位北京的小店主,生意原本应越来越红火,因为中国领导人要建立内需消费型的社会,代替贸易投资型的经济模式。然而,他的小店在财务上却须挣扎度日。中央经济政策面临的挑战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式反腐:我打可以,你打不行!

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希望别人给自己及家人敛财的做法“揭短”。就在中国人欢庆农历春节的这一天,《纽约时报》的一位驻华记者被迫离开,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中国维权法学者也要面对牢狱之苦。


联想斥资30亿收购摩托罗拉出人意外

联想公司今天(1月30日)表示将以2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这将是中国海外最大规模的技术兼并。


中国/社会: 卞仲耘丈夫发表声明拒绝宋彬彬的道歉




中国开国上将之一宋任穷之女,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标志性人物宋彬彬新年伊始,就自己文革期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表现,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之后,当年被批斗致死的该校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1月27日发表声明,认为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虚伪”,他拒绝接受。










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 1966年8月18日
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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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联想下赌注收购亏损企业

中国联想电脑宣布以29.1亿美元从谷歌手中收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英国多家媒体关注此一消息。


中国企业投资英国路遥知马力

中国投资如何在英国经营,扬长避短,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中“马到成功”?


中国制造业PMI1月份下降




南京前市长季建业被开除党籍




Wednesday, January 29, 2014

农历马年 马上就到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签证未延 须离开中国




H7N9一月令中国养殖业损失200亿元

中国农业部官员称,今年1月以来H7N9禽流感疫情已经令中国养禽业损失200亿元人民币。


自由亚洲 | 香港风水师预测:中国马年灾难冲突多但股市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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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马年即将来临。香港多位知名风水大师日前预测,中国会因天干地支的运行导致灾难、冲突增多,但股市行情看好。有学者认为,以风水看年运属中国传统风俗,但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政治集权、对外强硬的态势,有可能引发中国的局势动荡。


中国传统的风水民俗认为,大自然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 “五行”,又与中国传统的12生肖相互对应,因此可判断一年当中,一个国家或个人的运程。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多位香港知名风水师的预测,即将迎来的马年地支属火,火势旺盛;天干属木,木生火会令火势更旺。因此,可能会带来与火相关的冲突与灾难,而与木相关的股票则行情看好。


香港风水大师卢恒立表示,即将到来的马年也是“阳木”年,人们会更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且立场坚定,因此难以协商或妥协。另一位香港风水大师杨天命甚至预言,马年的2月、5月和8月尤其容易出现动荡,而最大的隐忧则是围绕钓鱼岛的中、日领土争议。


远在美国马里兰州研究中国易经民俗的刘嵋锡认为,战争冲突对老百姓来说,毕竟是导致生命财产受损的重大灾难。但她认为,从易经运算的原理来看,香港大师们的预测结论也反映了事物的正、负两个方面:


“我觉得香港风水大师讲得很有道理,十二生肖马是火,今年是子,子午冲。以风水的角度来看,预测战争、各种与火有关的灾难;可是与火的行业,就会有发展和突破的现象。”


按照中国传统农历年份的排列,马年恰逢“阳木”的现象为60年一遇。以往在通行中国农历的地区,多有发生战争的记录。上次马年为“阳木年”的1954年,越南发生了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奠边府战役;再上一次则是至今影响中国民族情绪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美国西东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杨力宇教授表示,通过风水易经预测年运只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就目前香港及大陆的现状来看,却也存在某种动荡的隐患:

“西方人是不信风水的,中国人很相信风水。香港,梁振英的民调已经掉到谷底;香港旁边的中国问题也蛮多。习近平上来后非常强势,就一年的功夫打破了所谓的‘集体领导’。他成为一枝独秀,几乎已经超越了当年邓小平的气势。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上台后与日本冲突的可能是增加了。”


杨力宇教授认为,习近平目前几乎是以独揽权力的个人方式,包揽决策了中国政、经各方面的日常事务,而由此面对的阻力也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军力的扩展,更导致邻近地区对局势的担忧。中、日间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引发中国各个方面的连带问题:


“如果真有冲突的话,美国和日本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虽然美国对日本的某些做法并不是完全认同、美国也需要跟中国合作,但中日真有冲突,美国不会采取中立的态度。当然,更不可能支持中国,肯定会支持日本。所以如果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影响就很大:影响中国的外交、改革、与台湾、与香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马年还有几天就来到了,都在推测就是因为大家有这种焦虑。”


根据香港风水大师的预测,虽然中国在马年可能面临“与火相关的冲突”,但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马年由于天干属木、地支属火,能提振市场人气,按照风水暗示,今年的股市投资形势看好。甚至有人预测,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在马年可望突破28000点大关。


跟随台湾太乙明心大师学习的何瑞恩就此表示,股市投资最好还是依照个人条件相应而为, 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今年的马年是我们中国人称的2014甲午年,股市对我们来说其实也不能笼统地下定论,有人赚、有人赔,必须要配合八字及关系才会影响个人的运势。并不是因为如果股市是往上涨的趋势,大家都去玩股票、投资股市,大家都会赢钱,不是这样的。”


据路透社报道,香港风水师赖鸿辉还认为,文化、教育、农业、木材和媒体等与木相关的社会板块均会在马年出现向好的局面;而房地产因与土相关,土木相克,今年香港的房价会缓慢下调。同时人们也要尽量避免因马年火势旺盛,引发火山、爆炸或断电等灾难的伤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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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许志永案: 许志永案台湾官方呼吁大陆理性回应其诉求




中国大陆「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以温和行动推动大陆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权、推动大陆民众行使选举权,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公民权,但26日遭北京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13年3月30日,许志永在北京参加会议活动时发言。
(图片来源:路透社/Xiao Guozhen/Handout via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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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大使联合国安理会唇枪舌剑

中国、日本和韩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辩论会上围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展开激烈交锋。


旧金山市称叶梦圆非死于消防车碾压

美国旧金山市政府无视验尸官报告,认定中国少女叶梦圆是死于空难,而非被消防车碾压致死。


明報 | 七常委春節團拜李克強:改革要「一馬當先」

【明報專訊】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及張高麗昨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2014年春節團拜會上,與各界逾2000人共迎新春。李克強在會上致辭強調,今年是農曆馬年,俗話說,「牛馬年,好耕田」,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新華社報道,李克強承諾,在新的一年裏,改革要「一馬當先」,進一步破除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憂民之憂、急民之急,不斷努力解決房屋、醫療、社保、教育及食品安全、大氣污染治理等熱點難點問題,打造就業創業良好環境,織牢保基本、兜底線的民生安全網。要以改革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暢通民主渠道,讓法治得到充分彰顯、文明得到大力弘揚、腐敗得到有效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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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德總理促烏克蘭聽示威者意見[20:37]

烏克蘭近日爆發大規模示威,德國總理默克爾促請烏克蘭政府聆聽示威者意見。






默克爾在德國國會演說時表示,烏克蘭反政府示威者的價值觀與歐盟發展方向相同,烏克蘭政府應聆聽這些意見,她強調,支持以和平方式結束爭議,又認同反對派的合理要求,並指出示威者亦已促成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決定推行改革。(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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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谷歌向联想出售摩托罗拉移动业务

谷歌周三(1月29日)宣布将以29.1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联想集团出售摩托罗拉移动业务。


美国之音 | 中国网络自由状况继续恶化

华盛顿 — 美国第十届网络政策大会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与会的美国网络专家学者,对中国网络自由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建议。



由因特网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第十届“因特网现状”美国网络政策大会 (State of the Net 2014) 是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举行的。美国商务部部长潘妮•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兰德•保罗(Rand paul),众议员鲍勃•古德拉特(Bob Goodlatte),司法部助理总检察长米斯利•拉曼(Mythili Raman),以及Dropbox公司创始人德魯•休斯頓(Drew Houston)等政界领袖、政府官员、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


参议员约翰•图恩在发言时特别提到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政策,以及他对网络巴尔干化的担忧。


他说:“像中国、巴西这样的国家,甚至我们在欧洲的盟国,也开始逐渐考虑实施限制、阻挠、冷待美国网络服务和产品的政策了。就像我们一直与对美国生产和出口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一样。我们现在需要确保的是,这种网络保护主义不会将英特网巴尔干化。否则,我们将面临着造成部分地区与外部世界网络隔离的危险,并且使得很多人成为二等网民,从而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英特网上的资源。”


脸书、推特、YouTube等美国知名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至今仍无法进入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同类网络产品的中国版,比如人人网,新浪微薄,优酷土豆等等。美国非盈利组织科技自由的主席贝林•索卡(Berin Szoka)说,这有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索卡说:“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对本土互联网企业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企业像侍女一样遵守政府的审查制度。所以说,这是一种交换条件。那些企业能够得到政府保证的市场占有率,但作为交换,他们需要执行外国企业所不愿参与的政治审查和监控。”


米尔顿•米勒(Milton Mueller)是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的教授。他指出,普通的中国民众或许意识不到审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他说:“我怀疑很多中国的普通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所以,审查制度最让人沮丧的是它往往是可以起作用的,尤其是让不懂英语的大量民众生活在黑暗与无知中。对于一个信息社会来说,这会大大影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最近,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的控制和管理,要求个人上传的在线视频实行实名登记和内容审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并称发布该文件是为了防止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的网络视听节目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乔治梅森大学工程系教授布雷特•柏林(Brett Berlin)认为,很明显这些条款是为了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控制。他说:“对于任何旁观者来说,这很明显不是因为黄色和暴力内容,而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在美国,我们有关于针对儿童色情的法律,而且司法系统会仔细、严格地检查这类内容。但是政府没有权利做决定,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而米勒则认为,实名制是一个监控政策,以便于政府打压异议人士。他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监控政策,强迫大家实名登记,你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布了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查出来,并且惩罚他们。”


米勒还说,中国的网络自由度在进一步恶化。“从我看到的信息来说,这个情况在恶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有越来越多系统性的压制,而且政府找到了很多有影响的微博大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威胁,但至少他们被警告不要传播谣言。这就意味着他们拿一些意见领袖开刀,杀鸡吓猴,而且这种方法似乎起到了作用,我感觉微博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有活力了。”


柏林认为这一情况不会好转,除非政府意识到对网络自由的限制影响到了自己的利益。他说:“有一种情况下对网络自由的管制会放宽,那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到改变政策能够带来利益。比如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开放,并不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这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网络审查制度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拖后腿时,政府才会意识到需要有所改变,因为如果中国的英特网在管制下变得与世隔绝,那么这也将影响中国经济在世界的竞争力。”


索卡认为,对于中国面临的网络自由现状,美国还可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首先,美国应该以身作则。目前美国关于加强网络监管的打算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使得其他国家有了使网络审查和管制正当化的借口。其次,美国应该提供更多突破封锁技术的工具,但现在对于这些技术的出口还有很多限制。”


而米勒认为,要让中国的网络自由化,其改革力量必须来自内部。“这必须依靠本土的、来自中国内部的改革者,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开放度,包括经济和政策上的自由。政治改革必须是来中国内部,如果来自外部只会适得其反。当然,我们从外部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当他们逮捕某些异议人士时,我们可以发出声音,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翻墙工具。但要真正做到结构性的改革,仍然必须要有来自大众和政府精英阶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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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秦晓鹰:中国批判《中国》40年祭 没有汲取的历史教训


  


   本文标题加上双括号的这个《中国》是一部外国人拍摄的纪录电影。整整40年前,中国的报刊广播电视曾经围绕它掀起过一场批判的舆论狂潮。其规模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加以形容绝不为过。这场批判运动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它的规模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这场批判的矛头所向很特别;其二是这场批判迅速升温的背后推手何其了得;其三是这一事件的起因极具戏剧化。


   这场大批判的矛头指向是一个外国人,即世界级的电影导演、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据说此人当时还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批判的背后推手就是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不可一世的、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江青。而更为神秘并且足以调动所有中国人政治想像力的是,这位意大利左派导演竟是周恩来特别邀请的客人。江青敢于组织如此大规摸的公开批判,岂不是要对周恩来施以一种明显的政治胁迫和一种“女皇梦”的暗示吗?


   其实,安东尼奥尼导演如果不是怀揣着一颗对华友好而新奇的心是不会到中国来的。如果他能够预测自己的遭遇也绝不会去趟当时中国政坛的浑水。周恩来恰恰是看中了安东尼奥尼的那份友好、那份新奇,才会对他发出了邀请。众所周知,周恩来历来是对外宣传的行家,也是塑造中国执政党、执政者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高手。以他的智慧、洞察力和对世界的理解,他十分明白文革中那套“红卫兵”式宣传的苍白无效且令人反感。因此,周希望借助一位既有名望又对华友好的西方人士的眼睛,用一种西方熟悉的视觉语言介绍中国。而安东尼奥尼恰恰是这种“西方人+名望+友好+新奇+掌握视觉语言”这五位一体的最佳人选。


   纪录电影需要真实,换句话说就是,真实是纪录电影的生命。然而,在中国“文革””后期那个极封闭的时期、在那个贫困落后又绝不肯承认的时期、在1972年那个因为林彪这个“副统帅”的垮台而出现的高度敏感的时期,安东尼奥尼要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谈何容易?在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拍摄行程,仅仅是为了确定行程和路线,安东尼奥尼就与中国方面协商讨论争辩了整整三天。他不得不向中方妥协,拍了一些纯属人为安排的镜头:下班后不回家仍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女工,唱歌跳舞的幼儿园小孩…但他仍然捕捉到了许多真实而有历史价值的场景影像:蜿蜒的长城、河水流经的苏州、物资稀少但人头攒动的农村集市、几乎没有汽车只有少量自行车经过的天安门广场,古老城墙下打太极拳的人们,传统园林的窗棂等等。


   1973年,《中国》在西方社会首映后大获成功。1974年,江青看到《中国》则大发雷霆。尤其是当她看到银幕上出现肥猪时的背景音乐竟然是自己一手扶持的样板京戏,更是怒不可遏,边看边骂。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长篇评论《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接着,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安东尼奥尼对“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恶毒攻击与诽谤”。中国政府有关方面也因《中国》一片肆意宣扬中国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而宣布安东尼奥尼为“不受欢迎的人”。


   1979年,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政治舞台消失三年之后,中国承认对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影片《中国》的批判是一个严重错误,并向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团队表示了歉意。


   这个一度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似乎就此应该了结了。但是它真的结束了吗?笔者以为,凡是没有真正汲取营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件都不应轻易消失,直到它以真正的历史价值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为止。


   往事并不如烟。我所以要在这里重温40年前的往事,并不是为了向年轻一代讲述这段离奇的故事,不是为了揭露江青的乖戾与荒唐,也不是为了对周恩来的忍辱负重表示绵长的同情。之所以要再谈中国批判《中国》,是因为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有着至今值得中国人汲取的深刻教训。说得可明确一点,就是笔者认为,今天中国内地的许多官员(即便是一些文化界的官员)也依然像当年批判安东尼奥尼那样,在对外交往与对外展示中国的形象方面,在打造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误区。尽管时隔40年,在表现形式和所针对的具体人与事上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却依然故我,并未开窍。


   笔者以为,抛开个人因素不计,当年中国人之所以会对外国人拍的一部电影大加挞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已经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进步知识分子与仍处在走向工业化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追求和对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我们恐怕不会想到,当安东尼奥尼一脚迈入40年前的中国后就感到了非常的震撼。不过,令他震撼的并不是当时国人引以自豪的万吨水压机、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和播放《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不焦虑、不着急”的心态与心理。与中国人的不焦虑不着急的平和生活状态相反,用安东尼奥尼的话说,在他的故乡意大利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现代性已经产生了巨大危机,在那里,速度控制了一切!”“也控制了一切人”。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观感和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了解,言简意赅,准确地勾勒出了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西方知识份子的心理视角。正是站在这一角度,他们所欣赏所倾慕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早己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名牌汽车、不是灯红酒绿的饕餮盛宴,而是清爽的空气、绿色优美的环境、节制的饮食、阳光中的健身以及在慢节奏中的保持的人的心理平衡。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对中国人仍然有着东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惊羡不已。


   巨大的差别一下子就出现了:在安东尼奥尼潜意识中所欣赏、所重视的是中国城乡那些尚未被大工业大产业大商业化链条吞噬的一切;是尚未被金钱、商业价值、股票、利润利率所捆绑的人与社会生活;是尚未在爱情、友情、亲情中灌入珠宝的色泽、财富的赌注以及金钱铜臭的原生态的人际关系。一句话,这个以安东尼奥尼为首的现代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自认为,对中国最好的介绍,就是向西方显现中国人的这种非工业化非商业化的社会风貌,让那些在工业化的碾压下烦躁不堪、喘不上气的西方公众能在他们的镜头画面里看到一块摆脱掉工业化喧嚣的净土,一个保持着传统和人文精神的人间伊甸园!


   安东尼奥尼绝不会想到,他的这番好心与苦心却遇到了与他持有截然不同发展观的中国人的抵制。那么,当时的中国人(其实也包括今天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性幢憬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呢?从经济发展史的眼光来分析,近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其实非常简单,它的实质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家的工业化。中国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常挂在嘴上的富强之路,公众不断念叨的各种指望,具体地说来就是工业总额与农业总量的迅速增长。从上至下,从远至近,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毛泽东“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论是激进的失败,还是稳妥的进步,无论是乌托邦式狂热的教训,还是重商主义扎实的成果,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而发展而存在而努力的,这个方向有时叫“以夷治夷”有时叫“少年中国”有时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时叫“四个现代化”有时又叫“改革开放”,但它们的核心都是追赶甚至超越世界发达国家,而超越世界发达国家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即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这当然也就成为了中国全社会近现代以来评判是非、鉴别美丑、区分善恶、辨别敌我的最基本的标准。


   如此一来,一边是充分认识到工业化给人类带来各种危害的“后工业化”人士与“后工业化”的价值观;另一边则是视工业化如甘饴、如雨露、如彩虹、如甜梦的中国人和为之追求的工业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双方又怎么能不发生误解岐见矛盾和冲突呢?中国人所歌颂或希望别人歌颂的,恰恰是别人认为过时的;中国人有意回避甚至是自认为不雅以至于是原始的事物,又恰恰是西方人眼中的传统文化之瑰宝。这种由于身处不同发展阶段而出现的冲突,本来可以相互通融相互理解,但却由于另外一些其他因素的加入而激化,成为令人不可理解、难以跨越的精神鸿沟!这种“另外的因素”中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在这种认知误解中掺杂进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际阶级斗争意识。有了这种强烈的斗争意识,一切语言的沟通都会变得苍白,一切真诚的表白都会变得虚伪,一切常识性的世界性的共识也都变得难以交流。这,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当年中国批判《中国》最大的教训!


   今天,这种自说自话,不顾各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任务不同,而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外部世界横加指责、妄加评论的现象不是同样严重存在吗?用自已的价值观发展观来看待衡量其他国家的现象难道还少吗?在中国眼下的思想界人士有多少人能认真地想过绿色环保主义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又有谁知道,邓小平先生在会见西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曾经很认真地说过“我们(指中共和社民党)都是左派”。事实上,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人与世界的隔膜与无知比想像的还要厉害。他们的无知甚至还会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又加上了几分傲慢和自大。


   于是便有了一位知名专家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信口开河。他在谈到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首脑来华访问的原因时说:“他们看到我们发展这么好,于是就纷纷向中国来请教、来取经。”


   于是便有了在刚刚过去的CCTV新年晚会上那段夸赞全球都在学中国话的歌舞秀。同样,一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今天虽已进入垂暮之年,却仍抱定前苏联不放。完全无视俄罗斯人均GDP已达14592美元高出中国近3倍的事实,大谈“亡党之教训”“百姓之灾难”。这种把国际阶级斗争视作圭臬的观念不仅散发着陈腐之气,更重要的是完全对急剧变化的中国与世界闭目塞听,更不能解释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习中央(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之简称)”会屡屡提出中国与欧美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论断。


   事实上,因为不了解自己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固持着国际阶级斗争的潜意识不放,再加上盲目的带点民族主义情绪的自大,使得一些中国人在许多涉外事物常常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尬尴。以环境保护问题为例,中国有关部门的官员不知有多少次在多种场合斩钉截铁地宣称“我们绝不走西方国家(有时用“发达国家”一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的人甚至说“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中国今天现实的环保状况究竟怎样,恐怕人们己经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本来,如果没有偏见与自大,没有把阶级斗争的观念扩展到世界一切领域的盲目与自欺,中国人在环境观念上就不会有任何尬尴与窘迫。因为中国古代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完全可以与现代环境文明相对接相结合,甚至可以说是最前沿宇宙生物学的开蒙之论。


   那么,从中国批判《中国》这一历史片断中,今天的我们还可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笔者以为,除了前述所言,即在与国际文化交往中要充分考虑因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的价值判断之差别外,当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明白,什么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如果形成并且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因为“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正在被一些人弄得概念混乱、含义不清。甚至被有意无意进行着歪曲。


   在使用“提高国家软实力”这个时髦的政治术语时,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剔除国际阶级斗争的潜意识,如果不能建立人类文明成果共享的理念,如果不能具有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在走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全新认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就不会是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亲和力,而只会固化它的狭隘性,提高它的排他性。倘若总是把“提高国家的文化的软实力”与“争夺国际话语权”这种其势汹汹的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又怎么会懂得国家软实力的本质和丰富内涵的。


所谓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本质上说就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亲和力和国际认知度。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加速这个国家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相互认可与相互融和。文化的软实力在于文化的征服力,而文化的征服力在于由文化的独特性形成的吸引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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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笑蜀:重创也将成就新公民运动
















1月29日,北京海淀区法院裁定两名新公民运动成员“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成立。袁冬因此被宣判18个月有期徒刑,而侯欣虽然被定罪,但法庭认为“情节较轻”,决定对她免于刑事处罚。这是自本月26日,新公民运动重要发起人许志永被宣判之后,该运动成员再一次被以同样罪名定罪。而连日来密集受审的其他活动人士也将陆续宣判。在庭审定罪判刑的同时,该运动另一名重要成员王功权在被囚禁数月之后,得以取保候审,但官方媒体广泛报道王功权以自认有罪,并宣布与许志永断绝关系。这一连串的事件对于一直坚持以理性、温和的方式争取权利空间的新公民运动意味着什么?新公民运动受到的打压是否会刺激中国民间争取权利的努力走向激进?目前在台湾学术访问的中国知名媒体人、新公民运动重要成员笑蜀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法国华裔: 与一战有不解之缘的法国华裔迎接农历新年




这个星期四是农历年除夕,在农历马年开启的日子里,巴黎华人们将燃放焰火,大跳狮子舞,分别在华人集中的MARAIS 、美丽城和巴黎13区举行庆祝。法新社指出,也许人们并不很清楚,这些法国庆祝春节的华裔和一次世界大战多多少少有不解之缘。










巴黎华人在市政府广场庆虎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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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 两岸护照免签待遇对比:台湾过百大陆仅45国




根据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官网28号公布的资料,45个国家及地区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大陆民众个人因私务前往实施免签证、落地签证政策。虽然与中国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达170多个,台湾只有20几个。但给台湾免签待遇的有一百多个国家,美日,欧盟等国已经对台湾实施了免签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Dr

Emblème national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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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案: 新华社老同志拜年稿只留“江胡” 避开周永康




中国官方新华社按惯例发表中共领导人拜年稿,但“老同志”只留江泽民和胡锦涛二人的名字,其他人一概不提。官媒有意省略名字,反而引起各种猜测。分析人士今天說,省略的目的是避提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近況。新华社社的做法罕見,目的可能是是避免透露出盛传被調查的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近況。










周永康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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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 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希望美国经济取得突破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奥巴马希望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强化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通向中产阶级的机会和阶梯。奥巴马表示,美国已超过中国成为对外来投资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奥巴马表示他将否决国会可能对伊朗进行的新的制裁,他还表示2014年将关闭关塔纳摩监狱。










2014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
REUTERS/Larry Dow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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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歧山誓言追惩外逃贪官

中国官媒新华社昨日报道,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强调要加大力度追惩出逃海外的贪官,据中国媒体公开的数据,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官员,国家事业单位和国企高管等携带大量资金外逃。


马来西亚否认中国3艘舰艇巡航曾母暗沙

马来西亚皇家海军部长称,中国海军3艘军舰的训练发生在马来西亚领海以北数百海里的公海。


奥巴马:与中国竞争美国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总统奥巴马国情咨文强调美国必须保持时代前列,迎接来自中国和欧洲的挑战。


威廉王子说服中国参加打击走私象牙大会

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成功说服中国政府参加如何对付偷猎和走私象牙和犀牛角的讨论。


调查:中国年轻人对德国公司印象最好




北京气象部门呼吁春节禁放烟花 以免加重雾霾




苏州富商朱兴良涉行贿被捕




中国去年成红酒消费第一大国




英国首相卡梅伦发出马年新春贺辞

马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发出春节贺辞,向全球中国人、华人拜年,呼吁继续加强英中两国关系。


爱思想 | 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


   2013年左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与区别


   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新左派(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不同,它没有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只是一种立场、态度、情感和行为方式。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政客和社会名流持民粹立场,但它主要弥漫渗透于社会普通大众当中。前几年,民粹主义曾不时走上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但在2013年,民粹主义主要活动场域仍然是互联网。网民的民粹主义仍以左翼为主体,他们以各大门户网站新闻栏目的跟帖、左翼和民族主义倾向的论坛为主要阵地;右翼民粹主义主要活跃于右翼倾向的论坛;在微博上,右翼比左翼更活跃。


   一般说来,民粹主义都秉持平民立场,仇官仇富,敌视精英,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有很明显的区别。


   左翼仇富甚于仇官,虽仇官却亲近政府;右翼仇官甚于仇富,由仇官而恨乌及屋,仇及政府。左翼大多来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感受着窘迫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但他们相信国家形势向好;他们觉得与自己直接打交道的官员都很坏,但高层领导都英明伟大;在他们周围,都是具体的权力的专横、腐败,但他们仍拥护抽象的权力模式;虽然他们对现实有许多不满,但在与他们所了解的外国相比时,对本国现实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右翼更多地感受到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他们之仇官,是仇恨官员身后的专横的权力,他们攻击具体的官员,是要证明权力体系之恶和政治变革之需,他们习惯于以黑色的眼睛看待现实,倾向于相信所有坏消息都是真的,其实他们只相信他们需要的消息,他们以外国的好衬托中国的坏,他们急切希望制度的变革,甚至期待以泄愤、报复的方式实现补偿性的正义。


   在民粹主义反精英倾向的影响下,“砖家”、“教兽”的贬称成为互联网的常用语,在医学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网民大规模越位,围剿专业人士,迫使许多专业人士噤声。左翼民粹主义者以自己有限的知识、甚至失真的信息判断专家,右翼则以是否依附于权力来判断专家。


   可以说,左翼民粹的问题在于知识缺陷和缺乏健全的判断能力,这使他们认同使他们利益受损的权力体系;右翼民粹的问题在于偏激的立场,缺乏宽容妥协精神,缺少建设性态度。


   从行为方式上看,民粹主义都有非理性的特点,但左翼比右翼更好斗。左翼的目标很保守,但行为方式更冲动、更暴戾; 右翼目标较激进,但行为方式较左翼要温和。


   李某某陷入“轮奸案”成为左右翼民粹共同表演的舞台。尽管此案争论的关键是事实的认定问题,但不掌握充分信息的大量网民选择了他们需要的事实,拒绝其他声音,群起围攻为李某某辩护的专业人士。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李某某父母显赫的地位,他们将对李某某父母及所代表的身份的仇恨发泄到李某某身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举措,超出左右翼民粹主义的想象。对左翼而言,由他们所依附的权力放弃了一些他们所支持的政策,采纳了一些他们所敌视的政策,这令他们处于尴尬境地,除少数人表达了不满外,大多数人陷于失语,甚至有人转而为改革政策唱颂歌; 对右翼而言,他们所不喜欢的权力对他们的部分要求作出了积极回应,这部分地化解了他们的敌意,软化了他们的态度。而三中全会后反腐的大动作,同时在不同程度上都缓和了左右翼民粹仇官心理。不过,民粹主义的深厚基础没有受到冲击,它仍然是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的民粹主义主要是网络民粹主义,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民粹主义看起来好像是下层民众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发言权和影响力,甚至主导了政治的进程。但是,民粹主义与各种类型的现代威权政治、极权主义是两极相通的。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健康的民主是普通民众获得作为政治共同体平等的一员、作为国家主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由普通民众选择和监督精英,然后由精英制定国家公共政策。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一种有张力、有弹性的平衡,这是比较健康的民主。如果精英被彻底边缘化,民众直接走到前台,制定公共政策,这种没有精英引导的民主往往是民主的一个怪胎。因为在现代政治结构中,精英起着特别的作用:对上制约着领袖,使之不足以走向独裁;对普通民众,还有引领和组织的作用。所以精英在历史上作为领袖和民众之间的隔层和纽带,是不可或缺的。领袖、精英和民众适当的关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础。


   从世界范围来说,民粹主义主要兴起于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场合。当一方面是权力和经济的寡头,另一方面是贫困的、无权的大众的时候,这种哑铃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以盲目的仇官仇富为特征的民粹主义。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为民粹主义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但仅这个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在中国,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缺乏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新媒体——互联网,加上中国这些年教育的大普及,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突然之间涌进了公共领域和政治的竞技场,开始对国家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表达诉求,施加影响。所以,中国的民粹主义主要是网络民粹主义。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历史上没有先例。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准备和训练不足。在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历史程序一般是这样的:最初只有贵族才有参与权,然后下放到富裕的平民,然后再下移到有财产的、能纳税的平民,最后是全体的成年男人,直到少数民族和妇女。大体上,西方的民主化进程是这样自上而下一点一点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有时候这一步就是几百年或几代人。这个过程的要点在于:让有能力参与的人参与,并且在先前精英奠定的民主框架内参与。我们舍去了这样的过程,仿佛要把人家上千年的历史在数年中来完成。


   第二,我们的教育有缺陷,没有培养出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我们的公民已经能够在网上发表言论,影响国家公共事务了,但他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以及大众媒体传播给他们的信息有极大的缺陷。他们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价值观的教育,更没有学会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和沟通。


   培养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是消解民粹主义的唯一途径


   尽管网民的参与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在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社会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以封堵公民参与渠道的方式来压制民主进程。政治发展理论认为,参与带来不稳定,但制度化参与带来稳定。将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


   如上所述,主要是互联网之外的场域造成了网民参与的缺陷。所以,我们的出路就是:


   第一,开放其他公民参与的领域,让公民在参与中学会参与。


   应该说,互联网也是公民参与的学校,中国的公民是在互联网上首先学习和尝试参与的。但仅仅在互联网上的参与是不够的,且在其他场域不开放的情况下,仅仅在互联网上,作为网民来参与,有很大的缺陷。所以就需要进一步开放其他领域的公民参与,使网民不仅是虚拟空间的公民,还要成为现实空间的公民。在单位、基层、地方的层级上,在独立的公民志愿组织(NGO)中,在各非政治领域里,都能够广泛参与,使他们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在他们有了在这些场域的参与经历后,再适时开放国家层面、政治层面的参与。


   在现实的参与中,公民们会组织起来,从中产生受到信任的精英。民众与精英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公民们的投票会产生实际的公共决策,这会培养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意识。为了达成公共决策,他们也要学会倾听他人、尊重他人的利益,学会克制、讨价还价和妥协。只有在这个时候,网民才会成为负责任的、具有参与能力的公民。


   第二,开放教育,使网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


   要使网民成为具有现代文明教养、充分知情的、有健全判断能力的公民,就需要开放教育。如果不开放这些领域,我们的公民不能获得多元化的平衡信息,不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就会凭着被灌输的满脑子偏见和虚假信息在网上发言,影响公共事务。更为严重的是,数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媒体向民众一边倒地灌输国家主义观念,缺少对仁爱与和平的价值、尊重个体的价值的传播,缺少对暴力的反思和批判。这些价值观念都或隐或显地支配着网络民粹主义的言论,使民粹主义的网民参与显露出不祥的前景。


   总之,将网民培养成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是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唯一途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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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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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28, 2014

爱思想 | 张占斌: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八论”


  

就职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问题,并围绕国家经济战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的正确道路。他的经济战略思想根植于中国的实际,是多年积累形成的,并一以贯之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县、市、省、中央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县域经济、市域经济、省域经济及国家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对微观经济、中观经济、宏观经济也有着深刻的理解。


   改革方法论: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外出考察的第一站,就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足以说明深化改革开放在党中央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在广东考察时他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在邓小平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考察广东,有境外媒体指出,这“不仅是缅怀,更是明志,增添新改革的丰富想象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接力干下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重要论述,标明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坚定的决心和信心背后体现了总书记对改革方法论和改革方向的准确把握。今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总书记这些讲话更多地是对改革方法论的明确阐释。


   两点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释放增长潜力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总书记从六方面提出了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涉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重要方面:市场环境、经济发展活力、政府的效率和效能。通过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些方面是总书记的重要思考,是他市场经济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他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更加紧迫的要求。


   他还多次指出,下决心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这说明遵循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的基本思路。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为不同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重点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论述中,也阐明了他重要的人本经济思想。2012年11月,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讲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新的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表明民生改善是执政党责任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本经济思想,在河北、在福建、在浙江、在上海工作中都有很好体现。1988年,他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宁德是当时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他力主和努力下改造了几千村民世代居住的茅草房,为祖祖辈辈漂泊海上的渔民在岸上修建了住房,使他们可以下海打渔、上岸居住,安居乐业。扶贫开发在习近平总书记人本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总书记的人本经济思想体现在扶贫开发领域,就是加快发展,发展仍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坚定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贫穷落后是欠发达地区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欠发达地区的根本任务。


   创新发展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地点、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创新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是他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7月总书记在湖北省调研时指出,一个国家只有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10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他也强调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


   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同时,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地释放出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


   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重点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


   量变与质变论:转方式、调结构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去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握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今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仍然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转方式、调结构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有很深入的思考。2003年浙江提出“八八战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实现产业的脱胎换骨。海洋经济被作为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角度来说,总书记强调重视海洋,是因为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普遍联系论:只有把饭碗牢牢拴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农业经济是他重点关注之一。他曾在浙江提出过“跳出三农,发展三农”的农村发展思路。去年12月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稳定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总书记多次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有13亿人口,如果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只有把饭碗牢牢拴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农村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今年7月他在湖北省调研时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更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总书记指出的问题,是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需要改革把握的大问题。


   系统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现在还在加快推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一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而且环境总体恶化的压力还在加大。


   我国当前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持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表达了我们党和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内因与外因论:大国的胸怀、与世界经济互荣共进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对外开放战略的高瞻远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扩大开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发表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促进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思想,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表明了我国与世界经济互荣共进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对外开放战略的高瞻远瞩。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构想,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


   丝绸之路是中华先民与亚欧先民艰辛探索出来的商贸通道,是中西文明相互激发、相互学习、相互滋润的文明之路。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战略构想,符合中亚、中东地区“向东看”战略,也符合我国西向发展、向西开放的战略,同时对促进我国西部地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内陆开放深度与广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经济战略思想的新思维。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科学发展上,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战略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都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12月上(总第4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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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弄潮儿》前言

0 2011年,査建英在美国出版《Tide Players: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a Rising China》,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本书的中文无删节译本《弄潮儿: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于2014年1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下文章为本书的前言,作小范围内传阅(有些词语做了处理才得以发出)。


(注:本公共号为了给自己和朋友购得此书,组织了小型团购,如需购买请回复“弄潮儿”,索取购买链接。数量有限,而且得春节后才能收到此书,慎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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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人讲述和解释中国,始终是件让我挠头的差事。虽说生长在北京,但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往来于中美之间度过了大部分成人岁月。时光如箭,然而,刚到美国时碰到的那些关于中国的提问,让我至今记忆如新。那是一九八一年。那年,我到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市。二十一岁的我之前从未坐过飞机,讲一口嗑嗑巴巴的烂英语。中国此时已经启动了她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但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国内也还没有「托福」考试。作为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获得奖学金去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英文系读书,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奇迹。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奇迹背后的主要原因:南卡大学英文系在历史上从未接到过一份来自中国大陆的入学申请——不是台湾,不是香港,而是来自那个红色大中国的申请!显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录取这名勇敢的年轻申请人的诱惑大到难以抗拒。我现在还能记得英文系系主任罗斯.罗伊(Ross Roy)博士是多么地乐于带我在校园中漫步,兴高采烈的他,甭管遇到什么熟人都会这样介绍我:「这位是查小姐,」然后卖关子似地停顿片刻,接着爆出我的惊人来历:「她来自北京,中国!」


最初的美国生活令我手足无措又兴奋不已。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拉里.拜戈维尔(Larry Bagwell)——一个来自美国南部的、身材高大但特会关心人的帅小伙儿,我英文系的同学,我第一个美国「哥们儿」——开始让我给他解答各种关于中国的问题。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俩课后喝着可口可乐,坐在草地上闲聊。「简」,(因为老美们根本无法念对「建英」的发音,我请求拉里给我起了这个英文名字)他问我:「中国人真的会把炸过蚂蚱沾上巧克力酱当作美食来吃吗?」「什么?」我眨着眼睛,差一点被口中的可乐噎着。我知道「巧克力」这个英文词,但是,「蚂蚱」是什么?

如果这还算是半开玩笑的问题,接下来拉里的发问则显得颇为郑重其事:「中国有电视节目吗?比如肥皂剧和情景喜剧之类的?说实在的,中国人家里有电视吗?」没等我回答,他就带着歉意地补充道:「我们对中国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这儿有些人还认为你们那里连电都没有呢!」我瞬间如释重负,而这次交谈也因此嵌入了我的记忆。我发现,原来并非只有我对地球上另外一个大国、她的人民和文化一无所知。虽然我把「肥皂剧」听成了「许多肥皂」,但至少我听懂了英文的「电」和「巧克力」这些单词,这真是个超级棒的开始!那时我就知道,美国难不倒我。


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的祖国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的巨变!我更无法预料到,拉里不经意间把陌生而怪异的英文词「肥皂剧」甩给了我的十四年后,我自己会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还用了这个词:《中国波普:肥皂剧、小报和畅销书如何改变着一个文化》。


二○○八年,拉里终于踏上了探索那个「吃炸蚂蚱沾巧克力酱」国度的旅途,他和他的女儿登上了越洋航班飞往遥远的中国。在寄给我的信中,他兴奋地描述了同女儿一起骑着自行车漫游浙江农村的见闻,在唐代僧侣诗人寒山打坐的天台翠屏山山洞里体会到的感悟,在上海的疯狂购物。「我们在这儿过得妙不可言,」拉里写到,「不管走到哪里,遇到的中国人对我们太好了:你的同胞们真是些热情好客、慷慨大方的人。」我很高兴,给他回信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当年对我的善意和帮助,但看起来我的同胞们正在帮我偿还一些欠你的旧债。」


我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童年的记忆中穿插着一些无以释怀的画面:七岁时的那个恐怖夜晚,父母被批斗,家里被一群陌生人抄得底朝天;亲眼看见邻居被殴打致死或是从屋顶跳楼轻生;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中每月收到他从干校农场寄来的信;学校里每天都有的政治课以及课外读物的匮乏。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时,尽管毛泽东已于一年前去世而且文革已经结束,我们还是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插队务农。在一切都还动荡不定之中,共产党领导层匆忙扭转了毛的一些政治实践,并把国家推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比如重新恢复已经被停止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那年秋天,我回城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和村民们正在田间耕地,消息传来: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此生难忘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初入北大校门后欣喜如痴的那些日子。我那年十八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而许多同学则已经在工厂或者农村度过了十年甚至更长。我们做梦都不敢相信自己生命中会有这么一天——在中国最高学府读书!对于那些还记得红卫兵时代的人和第一批改革的受益者、一群经历了幻想破灭但又理想不死的人来说,「七七级」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和传奇。这一代人在激进的政治烈焰中遍体鳞伤、青春早逝,但对国家前途的使命感重新点燃他们的生命之光。若干年之后,七七级的学生中很多人走上了政治、商业、学术、文化和传媒等领域的领导岗位,其中许多正处于职业生涯和影响力的顶峰。他们形成了当今中国新体制中的一个精英阶层。


我选择的路与同学们稍稍不同。北大的同学们认为我去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同学称其为「美国的贵州」——是迹近神经错乱之举,失去了毕业时唾手可得的、优厚的工作机会。但是,不管是出于我与外祖父之间某种遗传的因素(他上世纪初离开湖北老家赴法国求学),还是出于对外面世界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和对冒险的疯狂渴望,我就是要走出去。南卡罗莱纳构成了美国留学生活中令我陶醉的、田园般的序曲。正是在那里,我发现了芙拉丽娜.欧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猫王(ElvisPresley)的不朽魅力,还有那些大烟山脉中带着吉他和大麻的宿营以及南方农场里马背上的时光。


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我爱上了后来成为我第二故乡的纽约。然而到了一九八六年,正值我对成为职业学者的前景越发焦虑不安、爱恨交织的当口,我内心感到了故土的呼唤。国内造访纽约的朋友和北大同学兴奋的来信给我勾勒出一幅画面:文化、知识界被变革之风吹得躁动不已,藩篱被一片片拆除,新的观念和做法不断被付诸实践的检验。听上去,此时的中国像极了一块希望四射、机会无所不在的浪漫热土。我一直想当个作家,一个置身祖国变革和进步过程中的作家。


一九八七年,刚刚通过了博士学位资格口试,我便启程返国。接下来激动人心的两年让我终生难忘。我重回大学同学们的怀抱,结识了许多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新朋友,写作并出版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参加了形形色色针砭时弊的政治、文化类的讨论会,帮助创建并参与编辑了独立刊物。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作为助理为《纽约时报》工作。在此之前,应中国著名导演张暖忻的要求,我还把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行色匆匆之中,我原本计划进行的中国文革文学与美国越战文学的比较研究被束之高阁。


就在那时,事件发生了。一九八九年五月,我辞去《纽约时报》的工作,和朋友们一起加入了呼吁民主的游行大潮,无论接到什么征集签名的请愿书或是宣言书,我都照签不误。我的朋友们几乎全都投身到抗议运动之中。事件发生当晚,我和一群北京市民站在广场的东南角,目睹一辆装甲车在城楼下熊熊燃烧,火光映红了夜空。直到人民解放军战士开枪射击,雨点般的子弹击中了十几个人,我们才随着高声叫骂的人群撤离了广场。那个血腥的黎明烧焦了我的记忆。十天之后,我撤回了美国。


广场在心中留下的灼伤;被迫中止正有起色的中文写作生涯的打击;忽然间意识到我不得不在美国永久安家;如果不想完全放弃写作,就必须尝试用英文代替中文,所有这一切,将我拖入了一段抑郁和茫然。在随后的日子里,通过自己的坚持和与一些流亡友人的促膝交谈,再加上点运气,我慢慢从阴霾中走了出来。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在芝加哥心理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论坛,会上高质量的讨论让我见识了美国知识人的活力。论坛的主持人是李湛忞,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我在会议中结识了两位优秀的作家:大名鼎鼎的记者简.克莱默(Jane Kramer)和小说家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她们的鼓励和友谊启发了我,我不再把用英文写作仅仅看作是一种被迫接受的挑战,更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之旅,而这一旅程将给我一双新的眼睛和翅膀。九十年代期间,在工作、婚后生活和回国调研之际,我完成了我第一本英文书《中国波普》,每月为香港一家杂志撰写专栏,为美国之音录制散文札记。丈夫转到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任教,女儿斯蕤在那里出生,那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向休斯顿的郊区式生活让步投降。但是,我忘不了中国。二○○三年,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写作奖金,丈夫也恰好有长达一年的带薪假期。女儿在休斯顿长到了七岁,但我们培养双语、双文化孩子的宏伟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于是,当年的八月,怀揣着兴奋和无限的期待,我们一家三口打好行装,回到了北京。


说来惭愧,到了北京我才发现,原来七岁的孩子在吸收新语言和融入新文化上比成年人灵得多,哪怕这个成年人是个重归故里的本地人!刚到北京时,斯蕤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成天不是宣布「中国学校是监狱!」就是叫唤「我天生就是要玩儿的!」但不到一年,她的成绩就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能用北京俚语与邻居以及她的新朋友们叽里呱啦地聊天儿了。与此同时,我却仍然在左试右探、东寻西找。我计划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虽说这个新的北京还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这个新的中国还是我的祖国,但与我上次住在这里时相比,一切再次发生了让人瞠目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惊愕、兴奋、充满好奇而又一头雾水。这座城市满眼赫然耸现的摩天大厦背后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每周都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那些看上去精力无限、终日奔波的人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快乐、兴奋吗?是否充满了希望和梦想?还是沮丧、疲惫和晕头转向?就我个人来说,我有时甚至弄不清自己是着了魔还是置身云端。但是,我决心找到重返中国生活之路,我不想象异乡人那样去写自己的故乡。


我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参与到北京的文化生活里。重拾旧友与结交新友之余,我担任了北京一家时尚生活杂志《乐》的顾问和特约撰稿人。为了亲身体会北京城的脉动,我和《乐》的年轻记者们跑遍了京城,捕捉和采访那些鲜活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话题和人物。


为了体验一把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经历,我做了件每个当地房主都会做的事:监理装修我的北京公寓。但是,真正把我拉进中国公众视线的是我的中文新书:《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其实是对十二位极富反思精神的杰出人物的访谈录,它从文化角度回顾了八十年代,那个铺垫了最终通往事件之路的关键十年。书中十二个访谈对象大都是艺术家、学者和知识人领袖,其中一些人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当中有六位曾旅居海外多年,然后又回来,就像我一样。对我来说,或许也包括对他们,这本书使我们内心对那个以悲剧落幕但却意义不凡的十年有所释怀。


二○○六年书出版之后,媒体如潮的报导和读者热烈的反响令我大感意外。《八十年代访谈录》竟然在很多书店的销售榜上位居前列并搅起了一股怀旧思潮;年轻读者们也对那个他们几乎不了解、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燃起了好奇之心。公众对国家那段记忆断层的讨论接踵而至。评论家们认为,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审视过去以及造就一个文化复兴的需求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兴趣,催生了更多对被忽略和被压抑的当代往事进行探讨的书籍及电视节目。二○一○年,《八十年代访谈录》被评选为上个十年中全国最具影响的书籍之一。可以说,是公众对此书的关注把我卷入了媒体,此后我频繁地被邀请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对各种大众关心的话题发表评论。那段时间里,我已完成了本书的部分初稿,接受了一家美国研究机构驻中国代表的工作,这份要求经常飞往印度和美国的工作占去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知道自己的战线拉得有些过长,我也意识到在激烈的公众辩论中失去理智可能招致的风险。但是,与志趣相投的人们共同推促有意义的变革以及为建立一个更民主、更人性化中国做些事情的机会让我无法割舍。这类工作也使我得以圈内人的角度近距离观察中国媒体和新闻检查制度。《八十年代访谈录》发排之前,三联书店的编辑们对原稿做了某些删节并撤掉了其中整整一章,我对此十分不满、不安,与他们反复争执、争取。即使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刊印了未删节版,我仍然心中抱憾,而这个足本至今仍被禁止在大陆发行。但是,随着与各种政府媒体打交道的增多以及作了一个时事类电视访谈节目的固定嘉宾之后,我逐渐读懂了中国新闻媒体人的老练与成熟、他们躲避新闻检查的本领和与文字警察周旋的游击战术。而在这些背后,是他们为推动言论更加自由的顽强努力。


当然,我也更多地接触到一些阴暗面,比如那位如影随形的「老大哥」,以及人们为保住话语权而妥协的代价。我永远都会记得叶利钦去世后那个星期录制节目的情景:讨论话题是叶利钦给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留下了哪些遗产,刚刚录制完,未及我们走出录像棚,那期节目就被审查员枪毙了。化妆间里,每个人都在一根接一根狠狠地吸着烟,愤怒和失望弥漫整个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录制,内容则换成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是如何的热爱。但是,这样的经历并未摧毁大家继续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推进的决心,尽管这种努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谨慎。我为自己不再仅仅是个旁观者而满怀喜悦,我终于找到了重归中国生活的路。一些类似的经历和观察对我写这本书帮助不小。由于对他们在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局面,有了某些感同身受的了解,我在讲述书中人物的故事时,便一方面尽力保持清澈的目光,同时笔端又常带同情之心。我一面努力深入探究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内心世界,一面积极整理为写作收集的大量信息和素材。同时,为了能更好地描述一个在自己的历史负担和未来目标之间苦苦纠结的社会和人民,我不得不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而冥思苦想。我当然明白贪多嚼不烂的道理,人总不能见着一头牛就想张嘴吃到好牛肉,何况中国这头牛是如此之大,无人能轻易下嘴。我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农村的生活,小镇的故事,在大工厂劳作的新移民们,这些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写作题材,许多优秀的作家也正在写这些题目。内地乡村持续的贫困,沿海工厂里农民工此起彼伏的骚乱,肆虐的司法不公与官员腐败,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自然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既紧迫又重要的事情都值得给予特别的和持续的关注。


但是,我最了解的还是大城市。作为一国之心脏的大都会,巨大的财富在这里源源涌出,剧烈的政治和思想较量在这里展开,巨型的文化企业和传媒机器在这里运转。她是一国之精英的大本营和家乡,是吸引四面八方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青年才俊前来一试身手和争取荣耀的圣地。在城镇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在中国于新千年之际再次崛起为强大国家的历史时刻,八面来风、群英荟萃的大都会成了中心舞台,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人们激情四射的奋斗和光怪陆离的社会大剧。特别是北京,它向外界传递着国家机器掌控者的姿态,国家前途探索者的思考。


我是北京人。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大城市中——北京、纽约、南京、芝加哥、休斯顿、香港、劳德尔堡——北京和纽约是我的最爱。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城市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驻扎在我的灵魂中,那就是,而且永远都会是,北京。在这块饱含历史和记忆的土地上,你可以领略到浑厚的文化,令人炫目的国家庆典,放浪形骸的艺术家部落,风趣的北京方言,这样那样的宏伟计划,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以及大大小小的悲喜剧。在我眼中,毫无疑问,北京是中国最伟大的大都会。



但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个北京,悠悠然中似有沧海桑田之变。尽管宽阔气派的大街、美丽的皇家公园和苏联风格的纪念碑依然故我,但街上自行车的长龙、蓝灰两色衣装的人群、各处的毛泽东雕像已全然不见踪影。如今的北京是个巨大的都市丛林:风格前卫的地标性建筑,俗气奢华的购物中心,大型的封闭式小区,日渐萎缩的老胡同邻里,路面上拥堵的车流和地铁里穿梭不息的乘客,身着国际时尚服装的少男少女,农贸市场里高声讨价还价的老头老太。


二○○五年夏天,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纽约客》杂志建筑评论家、帕森斯设计学院院长——第一次访问北京,我带着他四处去转。他极其热切而专注地游览了几天,然后对我说:北京让他想起了休斯顿。我的心都碎了。必须承认,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休斯顿。三十年马不停蹄的拆迁和大规模不计后果的建设,难道只是把北京这个东方辉煌帝国的庄严象征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变成了……休斯顿?我心情大坏,一言不发,一连几天都对保罗心怀忌恨。但我又如何能与他争辩?以其专家之敏锐,保罗的这句概括实在是一针见血。刚搬回北京时,满眼硕大粗蛮的新建筑,不也曾让我郁闷不已?而且,从北京朋友们口中,我听到过远为难堪的评论!不过,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坚持认为,北京一直是个伟大的城市,并且至今未曾改变。她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其建筑的风貌,而在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正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赋予了北京与众不同的性格和独一无二的品质。在受到刺激的情绪平复以后,我劝保罗一定要再来一次北京,尤其是要接触、了解一些北京人。我在心里对他说:真的,如果你懂这里的语言和这里的人们,你就会明白,在物质环境之外,北京与休斯顿是多么的不同,为什么北京永远都不会是休斯顿,哪怕再过一千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的评论帮我找到并敲定了一个基本的叙事原则,我确信这是最好的方式,并最终将其贯穿本书始终:以聚焦中国人去诠释中国。如果北京是我选择的中心舞台,我就应该把聚光灯对准一组精心挑选的演员,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故事、思想的曲线以及所作所为,将会帮助读者了解一个处在飞速变化的物质环境和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之中的民族及其心路历程。我希望,通过了解他们的奋斗与顿悟,他们的成败与得失,读者能够抚触到一个城市的脉博和灵魂,一个国家的精神。我在研究机构的职务,其他中文书稿的撰写,以及我在公共生活中投入的精力不断增加,这些都使得这本书的写作进程时快时慢。但在完稿之际,我仍然希望本书收录的这些人物侧写和故事是有价值的,他们的人生历程让我学到了很多,也给了我写作的灵感。这些身处改革浪潮前沿的杰出人物,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在我眼中,正是他们这样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与实践证明了中国老的文化中仍然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与智慧,而他们在争取尊严和荣耀的道路上从未止步。


本书的六个章节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组人物以知识人为主。文中涉及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们,他们如何卷入了一场关于教育改革的激烈论战;我的哥哥,一个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获罪,并在监狱服刑九年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是一位当过文化部长的著名而多产的作家,人们为他到底是共产党的辩护士亦或是有朝一日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而分成两派。


第二部分的主人公是企业家。他们从贫穷到富有的故事多姿多彩,而且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一对在外人看来不太可能成为夫妻的夫妻,携手合作并成为中国房地产界中的翘楚;一个善于顺应时代潮流的天才,把自己从文革中毛泽东喜爱的「赤脚医生」变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出版商,老练地游走于中国商业图书市场之中;一个矢志为母亲洗清冤屈的家电连锁企业巨头,他的母亲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当局用最残忍的方式处决。


追踪并记录这些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是一段令我入迷的学习旅程。我期望着这些故事能够加深读者对我故乡文化的理解。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目前发生在中国以及中国人身边的、错综复杂、前景未明但却生机勃勃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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