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雄在出席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庆酒会后对BBC中文网表示，他不赞成“占中”示威者到处去“占领”，但同时认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定出的框架决定有偏差。
Tuesday, September 30, 2014
要闻解说: 滕彪：香港人不会接受一个假选举
香港占中运动还在持续，北京的态度也很强硬，双方退让的空间似乎很小。示威者们为什么要如此坚守、不舍昼夜？目前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滕彪律师认为：北京当局撕毁了当初的协议，香港人感到自己被耍弄。因此他们难以退让，退让就意味着接受一个假的选举；至于北京方面，观其言行，也很难退让，因为他们不太想香港有真正的普选。结果：势必会有更多的暴力镇压，也许暴力的程度还会加剧。
香港占中运动: 美中外长今天在华盛顿讨论香港政治危机
香港情势紧张，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与中国外长王毅周三在美国国务院就香港发生的政治危机举行会谈。周三同时是中国国庆节，但香港当局早先时候宣布，取消原先计划的放焰火庆祝国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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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运动: 法国外长、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港府与示威者和平对话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周二呼吁港府与示威者进行和平对话，以致达成一项符合基本法的协议。同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呼吁北京当局与示威者和平解决争端。
香港示威者30号夜晚冒雨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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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江泽民再现“国庆招待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晚在“国务院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法新社说，按传统惯例，国务院国庆招待会一般是由总理致辞。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是，今年的国庆招待会，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继和胡锦涛出席，与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并肩而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还有前总理，即将87岁的李鹏。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出席国庆招待会。2014-09-30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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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国/香港: 香港占中：英国要求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表达关切
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占中行动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国外交部呼吁港府与示威者进行和平对话；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周二要求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表达对香港占中抗议示威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呼吁北京与示威者和平解决争端。
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对香港局势深感忧虑。2014-09-30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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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运动: 《法兰克福汇报》：风险地香港
德国媒体对香港占中运动普遍表示关注，对其影响和走向则有不同的估测。《法兰克福汇报》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涉及到整个中国的未来。中国政府面临的是自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以来最大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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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腐运动: 山西高层大换血 五人入晋出任常委
9月30日上午，山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经中央批准，黄晓薇同志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和省纪委书记；吴政隆、孙绍骋、王伟中、付建华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官方同时宣布，提名付建华为山西省副省长人选，免去原来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兆前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职务。
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左）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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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运动: 马英九：香港早日实现普选有利两岸关系正面发展
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三十日晚间主持党内中山会报时，再度对香港群众示威要求普选特首一事发表看法，他说，香港如果能早日实现普选，有利两岸关系朝正面发展；反之，不利两岸关系的未来。
9月30日，香港，和平占中人士手举自由选举的横幅。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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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运动: 要求奥巴马关注香港呼吁书签名人超过19万
不顾中国当局反对，美国官方明确表态支持香港民众占中运动，但希望双方保持克制。本台在华盛顿记者AnneMarie Capomaccio报道说：“白宫一直关注香港事态发展，并向北京表示美国立场，但不能肯定的是：北京是否接受来自美国的这堂民主课。
白宫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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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国际关注与大陆封杀
本周三是中国国庆日，香港本是大陆民众假期出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不过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旅游界内人士预计，“占中”或使黄金周期间赴港旅游团数减少约30%。而"占中"也引起各国关注，英国副首相周二表示要召见中国大使，表达“惊愕和忧虑”之情。
王军涛：香港政府无法平息“占中运动”
香港公民抗命的抗议浪潮之下，中国迎建国65周年。25年前，中国40年国庆前夕也曾发生六四民运。如何看待65年来中共执政？同样以学生为主的香港抗争与“六四”有何异同？本台专访六四事件亲历者、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
尚未解冻的中挪关系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和挪威的关系降温。港媒《南华早报》指出，这段冰冻期要比人们预期的时间更长。挪威的三文鱼近日在中国再次遇到麻烦。该报报道，这次事件或与挪威媒体曝光的一份与中国有关的秘密文件有关。
中国/伊力哈木案: 伊力哈木辩护律师质疑央视新闻专题片
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十五分钟的《中央民大教师案庭审纪实》专题片，剪辑播放了原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的部分讲课视频。虽然只是一审，专题片仍采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中央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等刑法学者的说法，力证官方判处伊力哈木无期徒刑合理合法。
中国著名维族学者伊立哈木•土赫因“分裂国家”罪被判无期徒刑 2014年9月23日新疆
法新社/Frederic J.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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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美国: 印度与美国希望向世界展现大国合作楷模
印度总理莫迪继续在美国的访问，莫迪昨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会谈，双方希望向世界展现大国合作的典范。双方也讨论了印度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议题。印度被视为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关键力量，促使美国积极拓展与印度的商务和安全关系。
印度与美国希望展现大国合作楷模
路透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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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民众要求追究警方对示威者喷洒催泪瓦斯的责任
香港占中第三天，占中运动以及社会各界齐声谴责香港警方动用防暴警力对占中示威人群喷洒催泪瓦斯的行为，香港民众普遍认为，警方针对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处置行为过度，要求特区政府与警方官员对此负责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分析指出，对警方处置过度的批评，对防止香港警方再次干预避免流血有警示作用。
香港民众要求追究警方对示威者喷洒催泪瓦斯的责任 路透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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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纽约时报说 习近平解决香港占中运动没有太多办法可选
香港民众占中的民主诉求，争取真正普选，并要求现任特首梁振英引咎下台，正在对中国北京中央政府和习近平形成挑战，构成威胁，但习近平如何处理香港民众的占中示威运动，选择余地却并不多。中国既不能采取镇压，但也不能姑息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上街要求民主自由。
纽约时报说 习近平解决香港占中运动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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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中国官方今天继续将香港民众占中运动定性为非法
中国官方继续将香港民众占中运动视为非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提问时指出，北京政府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占中非法行为的措施。在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发出停止占中呼吁之后，中国官方再次将香港占中运动定性为非法。
中国官方今天继续将香港民众占中运动定性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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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香港特首梁振英许诺 对占中不会动用解放军
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警告香港民众占中运动已经失控，应当自行停止。但占中运动更表达对特区政府派遣防暴武警试图镇压占中的愤怒。占中越来越有扩大的趋势，香港不同行业均有响应，响起一片罢工，罢课，罢教和罢市的声音。特区政府与占中都在指责对方失控，未来警方如何应对扩大的示威，引发关注。梁振英今天重申信任香港警察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不需要动用解放军。
香港警方未来如何应对示威引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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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中全会: 中共四中全会10月20日召开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政治局7月29日会议后曾经宣布：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而周永康案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有进一步处理，也成为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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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香港占中运动立场坚定要让北京中央政府退让
香港民众为争取一人一票普选特首的占中运动挺进第三天。占中行动未来发展趋势，香港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如何应对，成为香港人焦虑关注的中心。本次运动原本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祝当天启动，但提前于9月28日凌晨爆发。香港警方一度布置强力狙击围堵但失败，政府今天批评占中已经失控要求结束解散，但占中组织者呛声，要求特首梁振英引咎下台。
香港占中运动与北京中央政府陷入对立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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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会: 占中行动捍卫核心价值唤醒港人对前途关注
华人社会
原本10月1日启动的占中在9月28日凌晨提前行动，由众多学生参加的争取民主行动继续，受到香港市民支持，香港占中也引发全球关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香港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接受法广专访。
中国 香港 政治: 林和立：占中行动是首次自发争取民主运动
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继续，从这几天来的情况看，香港占中行动最新动向就是首次香港民主自发争取民主行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香港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认为香港争取民主行动有重大提升。
9月3日香港占中行动继续
REUTERS/Tyrone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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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北京城组织125万群众参与国庆日安保18大屏幕协助监控
新华社和新京报根据来自首都综治委的消息报导，十一国庆期间，北京将累计动员组织125万群防群治力量参与国庆安保，其中包括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85万人，西长安街的18个大屏幕，更会实时传回图像协助监控。从29日开始，全市范围内启动社会面二级防控。
资料图片：2013年3月4日人大会堂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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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政改: 占中第二日：十一没烟花、外交部没撑梁振英、政改咨询没时间表
占中踏入第二天，港岛和九龙主要地区仍因示威者占领而致交通瘫痪，影响之下，特区政府宣布决定取消今年十一烟花汇演。
2014年9月30日，参加公民抗命运动的示威者阻断通往金融中心的主要干道。数万港人占领的街区继续扩大。
路透社/Carlos Ba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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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September 29, 2014
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瓶颈：从历史的角度看
来源: 当代中国研究 1948年，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繁忙的水运。
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这60年历史发展（注：本文发表于2009年），一个可能有帮助的角度，应该是把这60年放到更长的历史发展时段中来分析。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开始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历经痛苦的转轨而走上寻求现代化的道路。直到今天，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转轨尚未结束，现代化仍在追求之中。所以，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不把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全国政权的这60年放到这个历史过程中来观察，那就难免割断历史；而割断了的历史，也就往往是被歪曲了的历史。
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我曾经简要地提出了我观察这段历史所得到的一个三段论，或者称作三次轮回。1这里愿意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这个大约170年左右的历史时段之中的三次轮回，来分析中共建政60年的意义，特别是探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瓶颈所在。
义和团民族主义、慈禧新政与辛亥革命：第一个轮回
我看到的第一个轮回，是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妄自尊大的中央帝国开始与西方列强相遭遇，鼎鼎天朝在洋鬼子的船坚炮利下很快就颤抖起来。今天的各派历史学家，咸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2这个开端，是在危机之中来临的；没有整个帝国从物质到制度、从教育到信仰的危机，中国是不会开始自己的近代历史的。在危机之中，各种求新、求变、求强、求现代化的努力就逐渐展开了。开始是办洋务、图自强，从最基本的形而下的层面着眼寻求现代化，逐渐扩展到文化、教育、经济管理等等层面。到甲午战败之后，求新求变的焦点聚集到政治制度的层面，于是出现了维新运动。反对政治变革的势力当然很大，于是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3这可以认为是这个轮回的前半段。对这半段的历史发展和评价，历史学家们大体上都持类似的看法，争议不大。
有意思的是后半段，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在我看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相继出现了三种重大的政治主张：一种是民族主义和保皇主义的混合，激烈地反对西方，这就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第二种就是慈禧太后主导的所谓“变法”，可以说是清廷推进了没有康梁的维新事业，但主要不是在政治权力层面实行变革，而是通过行政变革来推进经济现代化。问题是，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能解决社会矛盾；迟迟才来的所谓“变法”，也没有能够缓解政治危机。事实是，在清王朝推进“新政”并不断取得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社会政治危机反而进一步加剧。这就出现了第三种政治主张，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主张。三种主张之中，前两种其实是结合在一起、但又相互矛盾的。他们的矛盾之处，在于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民族主义的义和团一概排斥西方，而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这时却想用西方的很多东西来加强和巩固自己了。他们的一致，就不用说了，那就是一致排斥深层的政治变革。革命的主张看起来最为弱小，但最后取得了胜利。到辛亥革命作为政治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这就完成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第一轮的轮回。
五四民族主义、南京新政和共产主义革命：第二个轮回
第二次轮回，贯穿民国时期。民国的建立并没有解决当时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问题，仅仅发生在政权层面的革命也没有彻底缓解诸种社会矛盾。所以，新的社会危机持续呈现，而要求变革的声音也持续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命运，集中展现了这些矛盾；而由此激起的“五四运动”，则集合了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寻求根本变革的要求。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与义和团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而是对中国传统的集权制度和保守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向西方学习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融合到了一起。4当时的民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具有内在紧张的现代化取向的，那是一个西化取向的民族主义政权。在这个政权大体稳固的南京十年之中，也就是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上半期，史家咸认，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5有论者认为，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6
一些被今天的中国人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那个时代其实已经开了头。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奥运会。去年北京举行奥运会，举国大事讴歌庆祝；但似乎官方媒体绝口不提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件事。那是1928年。当然，那次只有一个人去参加，也没有什么骄人的成绩。7但是，书写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不能省略这个开端；如果一定要把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作为民族的某种骄傲，那么这种骄傲在192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如果中间没有被共产主义革命打断呢？以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为象征的中国强盛，岂不早就有长足的进步？另一个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在民国时期也是逐步在提升的。特别是在民国后期，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和胜利，中国已经进入和美国、苏联、英国并列的世界四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的创建国、因此占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席之一的原因。8
当然，所有这些成就，经济的也好，外交的也好，甚至包括军事的也好（比如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1840年之后，在105年之中，中国所取得的唯一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而且是大规模战争的胜利），都未能阻止社会政治危机在中国的发展和恶化。民国政权日益腐败，贫富分化不断加深，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典型体现。9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也借助于其他多种原因，中国共产党在60年前，1949年，取得了全国政权，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10
经济繁荣与社会不公：中国在第三次轮回中
看清楚了历史上的这两个轮回，再来看1949年以来的60年历史，有些问题就可以看得比较明白了。我这里只谈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一个是，自1949年开始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处在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第三次轮回之中？再一个是，从这样的百年兴衰发展的角度来看，这60年来的变迁，究竟带给了我们民族什么样的进步？
对前一个问题，我很倾向于认为，中国现在其实正处在追求现代化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第三次轮回之中。1949年之后，毛泽东很快就把中国带进了新的国际关系危机和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一边倒”这套外交政策，相对于民国后期，并没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等到中苏交恶，那个国际关系的危机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了。11仅仅是因为美苏冷战在主导当时的全球政治，西方深陷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之中，再加上原子武器的出现等新的因素，中国得以在孤立之中、夹缝之中苟延残喘。内部的危机，仅仅举“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这样几个例子，也就可以见到大概了。12所有这些危机，等毛死了之后，就迫使当政者和整个民族不得不寻求变革之道。这个变革要求也是一步一步深化的，从经济到政治，而到了政治层面就进一步引爆了巨大的政治冲突。这就是从1970年代后期所开始的改革，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变，所展现出来的发展轨迹。13
邓小平这个人，如果要拿中国的历史人物来比较的话，他最像的其实是慈禧太后。慈禧囚禁了光绪、杀了“戊戌六君子”之后，自己的“变法”步伐反而加快了；而她这个时候的“变法”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工商业。14相应地，慈禧也根本性地调整了她此前支持义和团的外交方针，转而——用中共史学家的语言来说——“投靠帝国主义”了。15老邓废黜了胡耀邦、赵紫阳并血洗天安门广场之后，接受市场化、拥抱全球化的决心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了。当然，无论如何变法或变革，他们的底线都很清楚，那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只能加强而不能被挑战，那个政权的垄断地位只能加强而不能被质疑。杀人之后，统治者掏钱买这“两个加强”。当然，钱是从老百姓的兜里掏出来的，还有就是从洋鬼子那里借来的。这和当年慈禧也是一个办法，30年代的民国政权从根本上说也是这个办法。从老百姓兜里掏，就是说，他放开手让你去挣钱，自己也放开手把你挣的钱用各种方式来巧取豪夺；从洋鬼子那里倒腾，就更清楚了，在慈禧那里就是“门户开放”，“取外国之长”，在30年代的中国就是共产党所批评的“半殖民地”、“买办经济”，而在老邓和他的继承人这里就是“与国际接轨”，就是“融入全球化”。
和国际资本主义融合，放手发展工商业，国内外资本家在中国政权的统领下一起掠夺中国的老百姓，以此来繁荣经济，实行现代化，这在中国过去1百来年的历史上，显然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同样也不让人惊奇的是，这样的经济繁荣、这样的现代化发展，不仅不能缓和社会矛盾、消除政治危机，反而必定加剧社会不公、激化阶级矛盾、深化政治危机。这也已经是前两轮现代化发展所已经显示过的了。而目前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类似1910年的慈禧“新政”和1930年代的“南京新政”的阶段上。如果人们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知道1百年前的中国和80年前的中国都曾经有过那样的经济繁荣，则中国目前的所谓经济奇迹，就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了。
政治革命还是经济繁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何在？
当然，历史“进步”了，今天中国的繁荣超过了当年的水准。同时，代价也超过了当年的水准。就是不谈代价，单讲繁荣，那也并不妨碍我们问一下第二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更有必要问一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估价这60年来的变迁？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说“60年”呢？为什么不是“30年”呢？因为只有这30年才有发展经济、才有与国际接轨呀？我看，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是胡锦涛的意见更为高明一些，那就是要把中共建政以来的这60年看作一个整体。准确地说，也不是胡锦涛的意见高明，而是他的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那就是中国今天的制度、政权和执政者，正在同时从大约30年的毛时代和这30年的“改革开放”之中汲取其政治合法性。如果他们在批毛，我们也许就不必问什么60年了；如果他们反过来在批邓，我们应该也不必问什么60年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并没有割断自己这6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人，作为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我们也不能割断我们民族160、170年来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看到这样三个、或者准确地说是两个半轮回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问一问：如果中共今天这一套路线、方针、政策、制度是对的，也就是说，中国1910年代或1930年代的现代化路子是对头的，那么，如果中国没有1911，没有1949，而是沿着1910年代或1930年代的路子走下去，岂不是要比今天这个“繁荣”还要繁荣上百倍、上千倍？反过来，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有其历史必然性，按照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它们乃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矛盾之中，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来赞美今天这贫富悬殊、腐败透顶、代价高昂的畸形繁荣？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常常讲，它垄断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在于1949年它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它。根据这种历史解读，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处在水深火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之中，国际上受洋人欺凌，国内则充满剥削和压迫，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这些问题，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个说法顶多部分正确。在那个没有共产党的“旧中国”，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事情也有另外一面，有它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一面。这都是有坚强的历史事实为证的。16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是推翻了那套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呢，还是打断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呢？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的全国政权60年的时候，我希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进一步，我还要问：今天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这些自以为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不是也正是建立在把中国重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中国重新建立和强化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并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附庸的基础之上的呢？清帝国开办洋务伊始，设立了中国海关，而其第一位总管是洋人。17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批判旧政权丧权辱国、并据以论证自己的革命如何具有合法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181百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垄断的国家政权，经过千方百计的争取，终于使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关税从此不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19——这较之当年晚清政权任用洋人当海关总管，哪一个更加丧权辱国呢？可是，中国共产党却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成它的伟大成就。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言，我并不反对这样说，就像我也不反对说晚清政权多有丧权辱国之举一样。我唯一的疑问是：凭什么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错的，而中国共产党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不仅是对的，而且是了不起的；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应该被推翻、被打倒、被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做了同样的事情却就要以此为本钱而垄断政权、扼杀批评、践踏异议？如果晚清的洋务运动、民国的南京新政和今天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对的，那么，是不是应该请中国共产党批判自己的过去，清算自己的历史，审判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暴行，承认自己获得政权的途径是不合法的？反过来，如果人民有权利以包括拉起造反队伍上井冈山在内的任何方式来反对剥削、反抗压迫，而不必问这个国家的GDP是否在增长，也不必理会这个国家的国际融合程度是多么高，那么，是不是应该请中国共产党至少做一个严正声明，声明民众对剥削和压迫的反抗行动是符合它的革命理论和创党理想的？至于中共中央要不要迁往茨坪，组织暴动，要不要号召造反，打土豪、杀贪官、斗争资本家，那请它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论来研究决定吧。20
一个动听的说辞，叫做“与时俱进”。可是，事情的逻辑是一样的：你今天可以与时俱进，人家昨天为什么就不被你允许与时俱进？人家与时俱进，你说进得太慢，要革命，拿起刀枪就动手杀掉人家；今天人家说你进得太慢，你说要稳定，要渐进，说人家是敌对势力在捣乱，把人家抓到监狱里去。我可以既不同情昨天被你推翻的人，也不赞成今天要推翻你的人，但我可以同情你这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吗？我可以有这一点儿同情的权利吗？至于问我为什么同情你，那个答案你还不明白？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还自以为英明伟大、左右逢源，你又岂止让人同情？！
需要制度性地实现公平、公正、公义和公益
岂止让人同情的，更应该是我们的民族。160、170年来，挣扎、劳作、奋斗、牺牲，但是却像“鬼打墙”一般地在追寻现代化的道路上陷入一个又一个轮回，甘于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劫持下的“斯德哥尔摩囚徒”。2160年太久，不止一代人已经丧失了常识、良知、理性和血性；60年太短，一个大梦还没有做完！做梦的人，知道什么1百年、2百年？他还等着黄粱膏饭蒸熟散香呢！
认真地说，无论政治革命，还是经济繁荣，都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那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规则来解决社会不公。我们看到，中国1百多年来的不断革命，并不完全是贫穷所造成的。恰恰相反，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在社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既存政治制度却不能有效地解决这样的社会不公问题，于是革命的力量就逐渐积聚起来，直到爆发并胜利。而革命的结果，要么是仍然不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就像辛亥革命那样；要么创造出一种压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用普遍贫穷来达成表面的社会公正，那就是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前30年的政治实践了。中国人能不能找到一条道路，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来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公义和公益，保障一般民众在遭遇不公的时候有制度性的渠道来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规则本身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呢？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百年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中共建政60年来左右大幅转向但却始终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其希望，更多地不是系于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是系于相应的政治支撑的建立，系于这样一种“四公”（重复一遍，即社会的基本公平、公正、公义和公益）能不能在中国社会大体上实现。
【注释】
1吴国光，“从完美制度到政治革命：三论改革的终结”，收入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中国的未来》（台北：橙品出版社，2009），页53—82。
2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相关看法，参见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的相关看法，参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上海：青年书店，1939）和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Also，Jack Gray，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China from the 1800s to 200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2).
3上引各书；并见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把“五四”民族主义与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相比较，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不同特质。参见：Guoguang Wu，“From Post-Imperial to Late Communist Nationalism：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May Fourth to the 1990s”，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9，no.3 (March 2008)，pp.467-482.
5例见：Diana Lary，China‘s Republi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W.W.Norton，1999)，2nd ed.，chps.15 16.
6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Andrew D.Morris，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8Lary，China’s Republic；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并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第15章。
9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Lary，China‘s Republic；Lloyd E.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0Lucien Bianco，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John King Fairbank，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 (New York：Harper Row，1985).
11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联书店，1999）；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12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2008）；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关于文革的文献甚多，例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Lynn T. White III，Policies of Chaos：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3陈一咨，《中国改革与八九民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Richard Baum，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655—6。
1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657—8。
16Gray，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chp.7；Colin Mackerras，China in Transformation，1900-1949 (Edinburgh Gate，UK：Pearson Education，2008)，pp.58-9；Lary，China’s Republic，chp.3.
17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Camberley，1917)，Vol.II：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chp.7.
1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439。
19Supachai Panitchpakdi，Mark L.Clifford，China and the WTO：Changing China，Changing World Trade(Singapore：John Wiley Asia，2002)；Henry Gao and Donald Lewis eds.，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WTO (London：Cameron May，205).
20茨坪位于江西、湖南之间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今著名的井冈山地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代的革命方针，参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多年），第1卷；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07—333。
21一般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其特点是罪行的被害者对于罪行的施犯者产生依赖乃至感恩情结。这样的被害者往往把自己与加害于自己的人视为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
关键字: 现代化 政治 革命 栏目: 史海漫步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作者: 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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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北京的巨大谎言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总是声称他们是社会的解放者，是建设一个经济强国的人民公仆。这一直都是谎言。夺去数千万生命的“大跃进”、“一胎化”优生政策和天安门屠杀，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点。而今天在香港，我们看到了共产专制与民间社会交锋。
香港的危机始于1984年关于移交香港的中英协议。在协议中，北京承诺保证香港特有的民主50年不变。这是一个谎言。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北京宣布：若要成为2017年香港特首候选人，将面临忠诚度的测试。只有获得北京批准的候选人才能参选。
香港市民相对的自由遭到威胁，他们愤怒地走上了街头。抗议者们在争取他们的权利，也在挑战着中国执政者的叙述：“党”知道什么是最适合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以真实的形式做了回应。在亲北京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的带领下，中共进行了镇压，以维护“社会安定”。但是党的反应只是证明了一点：北京所持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念并非只应用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层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是对的。这些抗议活动给党的未来呈上了正餐前的“凉菜”。
虽然有共识认为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香港证明了中共存在大问题。毕竟，无论是阻碍公民获取信息，监禁艺术家和活动人士，还是采取盗贼统治，或是无视数亿人的人权，中共领导人是自由的敌人。中国以前的领导人修建了长城来保护人民，而中共建立了围墙来控制人民。现在，它的这些围墙正在摇摇欲坠。
中共领导人认为，他们的权威能够在经济增长中找到保护，但是他们无法克服他们固有的不足。
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意识到数字化自由是无法控制、无可避免的。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从互联网到智能手机，中国公民将会找到新的因素激发个人的思考，及找到追求共同议程的新的方式。
重大的社会紧张关系在招手。中共该害怕的不只是农村的贫困人口。随着中国中产阶层在财富和社会期望方面的增长，中共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走向更加透明的政府和媒体，走向独立的司法。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出口产业的巨大竞争，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肯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改革，它将会开始垮塌。而对于这个改革，民主化是唯一的机制。中共无法达到这些期望。
香港的局势不仅仅是中共领导人的危机，也是在警醒西方。正如Jim Sciutto特别指出的，对北京反民主的侵犯，西方的沉默将永受惩罚。无数香港市民要求自由的图像绝不该置之不理。他们在提醒我们：是个体民众，而不是官僚，才是政府真正的利害关系者。
当人们想到中国，很容易会把眼光盯在经济上。但是中国不是一个大工厂，她是由个体民众组成的国家，他们在香港及香港之外其他地方的困境，不容忽视。
（本文译自Tom Rogan于9月29日发表在《国家评论》网站的文章，题为“中国的巨大谎言”。）
原文The Great Lie of China
关键字: 北京 谎言 占中 栏目: 时事见解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热门话题追踪: 占领中环 争普选 作者: 周洁 Tom R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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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华尔街日报》香港抗议活动令习近平面临艰难抉择
香港的亲民主集会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妥协和镇压之间面临严峻的抉择，而抉择的后果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一些政策挑战和他本人的政治地位。
整个周末期间，大部分为学生的示威者在与警察对抗，周一再度如此。此前，示威活动已经导致香港一些地方的正常商业活动停止。习近平留在北京，并没有对抗议活动发表公开讲话。不过，较低级别的政府发言人称抗议活动是非法的，并警告外国人不要介入内部事务。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香港因要求改革选举方案而举行的示威活动把一个敏感问题摆上了台面。政府总是担心，中国某个地方发生抗议活动，如果听之任之，可能会鼓励其他地方的人群起效仿。香港主权在17年前由英国移交中国，拥有有限的自治权和自由，它本应成为一个展台，表明北京有能力通过有限干预管理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现在，习近平正面临艰难的抉择，要么对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建议进行调整，从而被外界视为软弱，要么用武力驱逐示威者，从而勾起人们对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记忆。
香港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正在扰动台湾的公众舆论。北京一直希望统一台湾。上周，习近平在会见一个台湾代表团时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作为统一台湾的模式。但随着台湾电视重复播出抗议学生被投掷催泪瓦斯以及香港金融区被白烟笼罩的镜头，很多台湾人表现出与香港示威者团结一致的决心。
台湾淡江大学(Tamkan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黄介正(Alex Huang)表示，如果北京想在台湾人心中树立一种良好形象，周末在香港发生的一切是及其无益的。
北京似乎高度戒备，确保西藏和新疆等中国其他地区不会仿效。来自香港的消息在中国大陆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据多个跟踪互联网的组织称，照片共享应用Instagram在周一出现了运行中断。
澳门大学(University of Macau)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定定说，看到香港的事态发展，中国最高层领导人担心出现“传染效应”，令中国其他地区心怀不满的人们受到鼓舞，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的权利，或是这种“传染效应”会让人们认为，国家主权正在受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破坏，对中共的统治构成了挑战。
陈定定说，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香港对北京挑战得越厉害，北京就越难以妥协，或者，这会引发其他团群起而效仿，而不会去想这是因为香港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
一位已经退休的官员今年早些时候说，如果香港的警力已经无法控制事态，还有驻港部队，可以动用驻港部队镇暴。经过镇暴训练的一支中国武警分遣队已经在临近香港的广东省动员起来。
不过，“天安门事件”式的反应不大可能出现，而且政府已经于周一撤出了防暴警察，这一表达诚意的举动意在平息紧张局势，此前，警方在周末使用催泪瓦斯对付抗议人群的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陈定定说，他们最不希望发生的是流血冲突。
香港的问题恰逢周三国庆节前夕。今年中国将迎来建国65周年，中国领导人通常借国庆的机会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随着周一抗议活动的升温，政府取消了原定在香港水岸进行的一年一度的烟花表演。
即便是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领导人也担心香港可能在外国的支持下充当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和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中国外交部周一谈到了这一点，警告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占中”等非法活动，不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在那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曾表示，它强烈支持香港由来已久的传统以及基本法对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的保护，比如和平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英国政府强调了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示威的权利。
有关煽动叛乱罪的话题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与香港之间的一个痛点。2003年，香港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香港时任特首的声望也一落千丈，而背后的肇因就是北京方面坚持让香港制定一项反颠覆罪的法律。
在当前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要求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Leung Chun-ying)辞职，此外他们还要求中国领导人撤销之前的选举方案，允许香港进行自由选举。北京之前确定的香港选举方案规定，只有总体上效忠于北京的选举委员会才有权提名香港特首人选。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生涯中，他曾在不同时期涉及过香港的政策。在201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数年时间里，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还曾兼任过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习近平最近一次访问香港是在200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他当时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香港律师界的不满，因为一些律师认为习近平的一些言论破坏了他们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独立性。习近平当时呼吁香港政府内部要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并且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要相互谅解和支持。
许多分析师称，最近几天中，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没有对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支持，还表达了在考虑香港政策方面采取新办法的意愿，显示出在香港问题可能达成妥协的迹象。
例如，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上周末呼吁，“希望港澳专家加强对港澳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务实探讨、凝聚共识，把“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研究提高到新水准”。
李源潮是在会见全国港澳研究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Macao Studies)港澳会员国庆访京团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在关于此次会见的报道中，新华社还刊发了李源潮与该研究会副会长、社会学教授刘兆佳在一起照片。刘兆佳曾对梁振英提出过公开批评。记者未能采访到全国港澳研究会和刘兆佳就此置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被问及梁振英时并没有表示对他的支持，而是表示：“中央政府充分相信并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
过去，香港的抗议者曾迫使中国领导人作出让步。
2003年香港回归六周年时，数十万人游行，抗议政府的“反颠覆法”提案，有关部门最终将这项立法束之高阁。18个月之后，香港不受民众欢迎的第一任特首、航运大亨董建华因健康原因请辞（不过，他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中依然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并曾于上周率香港的一个工商及专业界知名人士代表团面见习近平）。
律师兼夏威夷大学玛诺亚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教授彼得森(Carole J. Petersen)说，这的确显示出，北京能够转变在某些事情上的看法。彼得森曾在香港从事法律事务。
彼得森表示，阻止反颠覆法的行动维持了当时的现状，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抗议者希望改变选举法，也就是继续往前走，这就改变了现状；这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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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四 |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催泪弹
坏球时报消息：今年十月一日恰逢国庆六十五周年，HK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庆贺节日，喜极而泣，部分市民苦于无泪，警员以催泪弹助之，成功催泪，警民鱼水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朋友圈里关于HK的消息铺天盖地，但依然还是有很多人问HK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有两种，你选一个符合自己心脏和膝盖的吧。
让我们先看看景象永远祥和、情绪永远稳定的官方版，它的大意是：十月一日是＂国庆＂65周年，听闻此天降喜讯，HK同胞喜极而泣，决定于10月2日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大型文艺晚会，HK市民对此反应热烈，群情激昂，很多人大清早六点就起来排队领票，比去超市抢鸡蛋还早。与此同时，还有一小撮HK人在街头胡闹。
接下来再看看官方口中永远造谣永远敌对的报道版本，在此不赘述，直接引用了：＂HK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案。《基本法》规定HK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2007年也决定了HK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现时HK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HK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许多人认为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HK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同样是由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HK人爭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案不单止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HK人感到被忽悠了。如果你觉得难懂，就体会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吧，天天守在粪坑边，别说自己不知道屎味。
很多人看得懂祥和版，看不懂敌对版，可以理解，毕竟是新闻联播的资深观众，那么我再简化一下HK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本地恶霸强占外乡少女，对外宣称是谈恋爱感情出了问题，而少女大声呼救奋力反抗。说到这，你应该知道谁是谁非该怎么做了吧？对，报警！可我告诉你这个恶霸就是警察局长，那你该怎么办呢？对，指责那个少女有伤风化，穿得太少，真不要脸，活该…….，这不是笑话，面对HK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简单说几个碰到的案例：
一、＂大陆养着HK人，管吃管喝，他们还闹什么＂，你们那地儿的人，大部分还吃着地沟油喝着毒奶粉，买个奶粉、iphone6、LV、生个孩子什么的都要去HK，还好意思说养着别人？不过这也不奇怪，朝鲜人民不也以为自己养活着全中国人嘛。
二、＂他们这是港独、叛国！＂，你是在横店影视基地当过群众演员还是横店影视作品看多了，苏格兰公投失败都不见万恶的资本主义抓叛国贼，你心比他们还黑。你们这是脑残、丢人！
三、＂弱弱的问一句，HK与你有啥关系，你老转这些＂，你这哪是弱弱地问，是弱智的问，我硬硬地回你一句：操你…
四、＂应该谨记韦伯的教诲，教师在课堂上不是也不应该是政治领袖。也正是因为这点，我不赞成一些教授将课堂搬到政治舞台上。”我相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这番话是用心良苦的，但对韦伯这番话的理解过于肤浅，韦伯这番话指的政治情境是正常状态的，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在国内，不是教授把课堂搬到了政治舞台上，而是公权把政治舞台强行插入了课堂，尤其是政法一类的高校，我不知道仝教授在这装什么单纯，你们法大的何兵副院长都快把政治射到你们学生脑子里去了，再者，对于专制者而言，让普通人不关心政治不敢谈论政治，就是他们最大的政治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讲，仝教授的做法恰恰是把课堂搬到了政治舞台。
五、“刚才在清华园里逛了逛，还亮着的那些实验室里，我们的年轻人们还在看书科研做实验。再过十年，我们的实力一定比HK街上的那一群强。凭什么要让那群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的人去绑架全民族的未来？”，这位同学，你是清华喜剧相声小品专业的博士生吧？论科研水平HK的大学甩你们几条街你们算过吗？实验室的灯亮着，还在打dota吧，还是给导师干私活呢。清华是出了不少高级干部，二十五年前，你们的师兄一定也是在实验室想：我的未来一定比街上那群傻瓜好。恭喜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们确实成功绑架了民族的未来。
够了，不能再举了，已经吐了两次，这比喝酒还伤身。HK人是在文明的政治环境里锤炼过的，人家不是傻逼，傻逼往往产生于野蛮的政治环境下，给自己做次脑电波吧。太监就别操心别人的性生活会不会过度了，跪着的人就别担心站着的人站久了会累，大陆人也别操心走上街头的HK人是被坏人利用的，举个实例：＂在汇丰总行对出占据路面的18岁学生方小姐说，是看到学生被“放弹”的电视画面，故前来参与，“读咁多书，如果连我都唔企出来，实在过意唔去”。她坦言担心被捕影响前途，但认为自己有责任站出来。＂就是这样，HK人在为自己的自由、尊严、未来努力，他们热爱自由，享受过自由，他们知道自由不是物质利益而是一种宝贵的幸福。鹰是不会吃鸡饲料的。
也要跟HK人说一下，不要把自己困在非暴力的窠臼，不要在意无端的暴力指责，他们的手段很多，老太太能假摔，流氓也能假扮，不是说左牵犬又擎鹰、调戏良家少妇、欺负孤儿寡母的形象才是黑社会，时代变了，盗也没道了，假黑社会才纹身，真的都穿制服。HK人民的老朋友莫之许说过：＂改变始于抗争，抗争会有牺牲，乃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廉价改变的可能。表达这一观念并以之评论正在发生中的抗争，要比貌似道德实则心理疾病的空洞姿态，要有针对性得多，也有价值得多。＂祝福HK。
这是一个假期，希望各位过得愉快，不要有些时候，在不经意间，错过了身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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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图｜邓小平的香港稳定观：莫问普选但求精英
研读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应该回到邓的时代看他的主张，他是一个定调者，后来的三任，都是跟随着他的调子在唱，无非是轻重缓急，欢快的，还是沉重的。
人际交往当中，有这样一种玩弄花活儿的人，喜欢用炫目的技巧来包装自己的言辞，但是邓不是。除了客气，邓的每一句话基本都有所指。如果有谁觉得他的话就是说说而已，那难免要吃亏，对这样的人，要反对，要说不行，得趁早，等到几年后说他提的条件细则不公，他的硬手就上来了。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时代香港和平占中专题
下面这个文件是他对香港表态最重要的文件，紫色部分是邓小平的原话，红色部分是拆解：
今天没有别的，同大家见见面，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道辛苦嘛！
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靠大家的辛苦、智慧，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合作是好的，这样香港会过渡得更好。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就是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
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了。
在2013年的数字是,13.6亿人口，人均6629美元，9.24万亿美元。
注意“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力量不同可能就意味着策略的调整。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它不同于一般的小康社会，而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如果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他说的六万亿按照1980年的美国和人民币接近于1:1.5，今天是7左右，那就是25万亿美元以上，才算中等发达。也就是说现在还没发达，还得按照既定方针办）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而且是迅速处理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变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
（学生闹事指的是1986年和1987年的，还不是后来的事儿，这是他一贯的态度）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大家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又说是不是在变了。最近胡耀邦同志的事情出来后，有些人又怀疑是不是变了，总怕变。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人们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这段看起来是陈词滥调，其实很关键，他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领导不是你每年过来述职一次的。）
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
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以后的五十年不变了。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你们要不被“大领导”，就必须要忍受“小领导”，这话当时的香港精英听得懂，老百姓估计就呼噜呼噜放过去了，所以到真的领导来时，两头惊诧，一边是：泥马，原来是这样啊，另一边是，哇靠，不是说好的吗？你们头一天认识我？）
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五十年不变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在下世纪达到中等发达社会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象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果然还要议论，还是热议呢）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思想是片面的。不懂得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这是个狠话，好多人估计就是觉得当是陈旧思想放过去了，其实就是“别试图输出什么观念影响另外32个演唱会所在地，不然的话你们会先从不变变成变的）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回归祖国，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
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邓提一国两制，最终是为了台湾，这里的荡出一笔去聊台湾，其实有用意，你们担心我们共产主义统一，那我们请三民主义的兄弟来做见证。他们是监督者，我们如果粗暴，说话不算话，他们就走人了。这个设想其实不错。但是估计邓也没想到台湾这几年会这么糟糕，经济不好，民粹力量强大，雄心也衰退，格局下去了，从民国变了本岛了，这个大哥在有些事上也是忍着大骨架的老二的。别说照顾东方之珠小兄弟了）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
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议会选举，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搞议会选举，但是我们中国大陆就不这样搞，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
2008年的习访问香港，和香港名流在一起，细看左一，是后来成了行政长官的梁。
“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
这是这段的主题句，他们一直也都是在和“工商业知名人士”对话的，希望利用地方上的权势者和长老士绅实现领导。和家财在这的人聊，和选票选出来的人聊相比更可预期。
礼贤下士这种事没有哪个本地权贵会不喜欢。
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能读透吗？“其实”二字的后面，才是关键想说的。你别认真，等到2037年跑去竞选县长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
但是，是不是特别行政区本身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
(但是二字一出现，就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这种严谨的讲话者。）
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
（这几天的事，都可以被算进“希望香港不会出现”的里面）
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后手，撒手锏，本地权贵士绅组织的政府必需要出面自己打，面临着“你管不管得住？管不住我替你管管。”的压力，还要被本地人怒骂。）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这篇文字之外，还有一个谈话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年10月3日的，里面提到几段，很有意思：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这话说得很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梁在一直保证局势没有失控。造谣说军队动的人就是希望更乱。
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
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
梁是青年才俊，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上海当顾问，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是他介绍给朱镕基的。后来也一直是中央喜欢的人。
注意，是推选，他没说票选，他还说了配比，一硝二磺三木炭，左翼的尽量少，有点右的，多选中央的。这种精确配比，这能是直选结果吗？设计师预设了一个理想结果。
所以他一直表态上都没提过直选的事。中间双方各自相信自己的解读，最后打成了一团，设计师则早早想好了计划，本地管不了，我们来帮着管呗。
所以，当初，跑路的人，最，最，最明智。
拖了这么久才明白大家的价开的不一样，就未免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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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张伦：香港主流社会上了街 为守住最后的底线
香港占中行动继续，数万港人坚守在最繁华的中环。但是，目前看不出北京当局会做出一些让步，同意示威者提出的有关香港政改的诉求。这是一种什么局面，以繁荣和平而举世皆知的香港撕裂成这样？如何评估香港目前的局势，巴黎蓬图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认为很不乐观。从这次香港各阶层参与的程度来看，港人是在被迫守卫最后的底线。
和平占中运动: 华盛顿呼吁香港当局保持克制
香港民主派发起的占中行动已进入第三天，美英等国呼吁香港当局保持克制，与占领香港中环的数万名示威者进行“建设性对话”。
9月29日，美国白宫一瞥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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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 占中行动继续 数万港民周一晚再次集结
香港占中行动在造成部分地区瘫痪后，周一晚又有数万要求民主的抗议民众集结，准备再次在深夜和警方对峙，争取自由选举。大批参加占中的市民晚间回到遭警方镇压的干诺道中金钟路段，但与周日夜不同，警员大幅减少。占中行动已形成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最大挑战。美国白宫呼吁香港当局面对数万要求更多自由的示威民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占中行动继续数万民众晚间再次集结。 2014-09-30
路透社。
Standard
香港和平占中: 香港占中:大陆媒体人默默到场支持
9月28日晚上在金钟香港政府总部外，学生和民众与警方的对峙中，除了忙碌的记者外，还有不少来自大陆的媒体人默默围观和声援。
9月29日晚，香港成千上万的示威者继续抗议。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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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改革“中间派”凌斌：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讨论农地流转
在以“莫干山精神”为主题的“1984莫干山会议”代表对话环节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凌斌提问发声，提出挂牌讨论农地改革问题。包括王小鲁、黄江南在内的“1984莫干山会议”代表们欣然让台，鼓励青年人参与改革讨论。凌斌全程参与组织的农村土地改革为主题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讨论组，因讨论内容为改革重点、争论激烈，成为莫干山上最热闹的青年圆桌论坛。
经济观察报：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学界争议很大，您此次是带着什么观点参加莫干山会议的？
凌斌：现在激烈争论的两派观点，一派以周其仁老师为代表，强调土地归农，涨价归农，可以称之为“私权派”；另一派以华生老师为代表，强调土地归公，涨价归公，可以称为“公权派”。而这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我属于“中间派”，主张“中间道路”，发挥政府和集体的作用，居间谈判、统筹协调，实现土地间接入市，在企业、农民、集体和政府之间分享增值收益。
三十年来的地方实验，在保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宅基地使用权和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都在流转，范围和方式多种多样。这是农村土地流转积累的重要经验，应该继承和发展。同时，可以通过缩小地方政府行政强征的范围，弱化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谈判权，提高农民和集体在增值分配中的比例。
经济观察报：新型城镇进程中，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密不可分，在您看来农村土地改革和城镇化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凌斌：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镇化，才能解决农民就业问题，保障了就业，农民才能在城市安定下来，最终转变为市民。不是给了农民市民身份就完结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随后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城镇化的财政基础不仅来自工业和服务业的利润，也要从农村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中获得。过去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现在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脱离开土地城镇化孤立地推进人口城镇化。如果农民脱离了农业又无法在城市充分就业，这对整个国家都来说就将是一个危机。
经济观察报：那么农民进城后在农村的土地怎么办？
凌斌：在确保进城农民获得完整的福利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前提下，赎买农民在农村拥有的土地权利，收归集体，再由集体集约化利用，包括进一步流转。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好比长江，农村集体好比长江边的湖泊，只有长江水道疏通了，足以容纳百年洪峰，才可以围湖造田，只有城镇化大体完成，才可以全面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经济观察报：在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您给的建议是什么？
凌斌：很重要的一点是完善治理体系和强化治理能力。土地从规划到流转，有一个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特别是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到，较成功的试点模式无一例外都要依靠乡村两级政府。另一方面，凡是土地流转中出现了恶性事件的地方，都是基层政权出了问题，特别是乡村两级基层组织的涣散和腐败。其中的重要原因，是1998年农村基层自治改革，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基层政府和农村的联系，又没有很好地解决基层治理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所在的“城镇化”讨论小组花了一天的时间逐条讨论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内容，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讨论方式？莫干山上经历了两天两晚的讨论，就讨论的主题来说，在哪些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哪些方面仍分歧较大？
凌斌：《决定》其实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获得了多数共识。一方面不触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拥有的他物权，即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增加土地流转方式，扩大流转范围。《决定》提到了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承包地在内的土地权利的多种流转方式，比如租赁、入股、抵押、担保。“流转”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中国概念，它涵盖的范围很广，征收、交易、租赁、入股都属于流转。这就给了各地一个特别大的空间。但买卖会产生所有权的转移，就会改变现有土地制度，因此必须慎之又慎。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要划定底线，另一方面仍然必须试点探索。
作者：余寒 刘婷婷 赵雪辰 王正浩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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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中国官方媒体冷处理香港占中新闻
中国官方封锁香港民众占领中环示威新闻，阻挡外国媒体相关新闻中中国传播与登录。中国网络检查似乎没有及时应对香港民众要求捍卫普选权利的占中突然提前举行的变化，只是在昨天稍晚才将占中一词定为敏感词加以封杀，但也有分析指出，迟缓封杀占中一词，可能显示中国当局内部有犹豫和分歧。
中国官方媒体冷处理香港占中新闻 路透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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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题: 邓小平之孙28岁空降广西任副县长 能否重走习近平仕途之路
Soldiers from the honour guar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ine up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portrait of late chairman Mao Zedong hanging on the Tiananmen Gate, during a welcoming ceremony for Kuwait's Prime Minister Sheikh Jaber al-Mubara
REUTERS/Petar Kujunzic
日前，新华网一条《邓小平之孙邓卓棣广西平果县担任副县长》的消息，使得29岁的邓卓棣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媒体上，但现在这条新闻的页面已经无法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究其原因，邓卓棣美国出生的外籍身份，能否回国担任公职受到外界的普遍质疑。对此，邓小平之女邓榕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其驳斥为谣言。
台湾/香港/政治: 马英九：理解并支持香港人民要求普选
香港群众反对大陆人大通过的特首普选方案发起示威游行，占领街头，和警方对峙冲突，引起高度瞩目，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天在台北出席一项会议时，首度对这件事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实施民主普选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而每次选举，香港也有很多朋友到台湾来观选；因此对於香港人民要求普选，他说「我们完全能理解、并且支持」。
被示威者堵住主要街道的香港金融中心区 2014年9月29日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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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世界媒体聚焦香港 英国媒体将香港占中称为雨伞革命
世界各地媒体聚焦香港民众要求民主普选的示威抗议，各国重要媒体均在重要位置与版面报道香港发生的示威抗议。香港警方多次喷洒催泪瓦斯试图驱散抗议民众，香港人用雨伞阻挡胡椒喷雾，英国媒体将香港民众的争取普选占中示威称为雨伞革命。
英国媒体将香港民众占中成为雨伞革命 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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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 世界各地声援香港民运白宫请愿网站接获近12万联署
香港警方涉嫌使用过度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示威者，已经引起全球多个城市的华人不满，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伦敦和多伦多的华人纷纷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和香港代表办事处的门前举行示威，声援香港民主运动；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更接获近12万个签名联署。
通往香港金融区主要街道的一名示威者 2014年9月29日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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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 警方被高院下令无条件释放黄之锋等3个学运领袖
警方拘留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46个小时后，终于在高等法院的命令下，无条件释放年仅17岁的这个学运领袖。警方在不久之后，亦相继释放发动罢课的学联正副秘书长周永康和岑敖晖。不过代表政府的律政司在庭上表示，该3人将在稍后被正式落案起诉。
香港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
DR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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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章立凡：失去学生，将失去未来
——谈香港占中运动与中共前途 来源: 苹果日报 面对香港广场上的莘莘学子，唤起了公众25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血腥记忆。
身处互联网时代的地球村，资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互动，或可导致历史进程的加速。中国领导人未来面临的最大噩梦，或许是内外政治、经济、社会资讯互动形成的骨牌效应。一周前我给一家杂志撰文，指出一国两制本来是邓小平为台海两岸统一而设计，香港是做给台湾看的政治样板。由于大陆官僚的傲慢与偏见，香港样板经营无方，一国两制将不被台湾认同，毁掉香港的前途和一国两制，有一群人应该为此负责。
形势比人强，文章尚未刊出，形势就走到了前面：前天，北京当局重提一国两制的话音刚落，台湾朝野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理由就是香港的现状。昨晨，以占领中环为旗帜的香港公民运动正式启动。与此同时，北朝鲜的政局出现了异常征象。这几件事同时发生，显然不是艰苦权斗中的中共领导人所希望出现的局面。
2009年2月，在清华大学“社会溃败论”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一个“三条曲线”的命题：若将中国的问题制成图表，可以用三条曲线表示，一是经济，二是政治，三是社会情绪，如果三条曲线的走势有错峰，没有同时到达临界点，社会或许处于溃败状态；如果三条曲线同时到达临界点，很可能出现动荡，甚至是崩盘。
今年中国经济未能遏制下行走势，9月24日，国际知名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因最新的资料及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该行将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年率预期从此前的7.6%下调至7.1%，并预计中国2016年至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在6.7%左右。
政治和社情的曲线同样不容乐观。执政党“专政为体，改革为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曾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政治改革长期停摆，不仅未实现早年的民主承诺，还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广大民众并未分享到三十年来的改革红利，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当下，高层以“打虎”反贪为旗号的权力斗争难解难分，民众虽乐于围观，但任何政治参与或维权的行动，都会受到严厉打压。周永康的倒台，并不意味着维稳的执政思路有任何松动。
对北京当局而言，如果香港的公民抗争重演1989年六四的危局，如果朝鲜的金家独裁政权突然崩溃，如果这种政治冲击波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导，在大陆引发“阿拉伯之春”式的骨牌效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内外形势的互动，很可能再度将当局逼到墙角（至少他们自己会这样认为）。
如果他们不具备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妥协传统和政治智慧，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回归丛林法则。为防止内外资讯互动造成“颠覆性错误”，相信一定会以最凌厉的手段取缔占中，由此产生的任何国际环境压力，都将在所不计。
视天下为战利品，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传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共的基本历史经验。按照这套逻辑：既然天下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就只有用枪杆子来捍卫。这也是“数人头”（民选）与“砍人头”（专政）的根本区别。
2006年我曾撰文谈近代以来大陆与香港互动关系。指出香港的亚洲小龙地位，实奠定于1949年后大陆国策的失误；且认为香港和台湾，都是大陆民主政治的实验场。“大陆与香港，究竟谁影响谁，还得继续走着瞧……”。
面对香港广场上的莘莘学子，唤起了公众25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血腥记忆；最担心失去的，往往是最容易失去的；为避免失误，或许会招致更大的失误；谁失去了青年，谁将失去未来。香港占中，考验的不仅仅是香港人，更是中共当局的政治智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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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28, 2014
梁文道｜五分鐘的香港史
【编者注】梁文道原文刊登于财新《新世纪》周刊。财新网曾删节转发该文，但现已被删，点此查看Google缓存页面。
我們不能想像，當年立憲派在向清廷要求政治改革，想把權力從皇帝手上下放至一套更加民主也更加有限的框架內時，慈禧太后會這樣子質問他們：「為什麼過去兩千多年來都沒有人要向皇帝爭權立憲，今天你們卻跑過來跟我這個老人立憲呢？」
我之所以想到這個荒謬的情景，是因為最近在網上，又看到有不少人提到了一個每逢香港發生爭執爭論的時候，就一定會被拿出來說的老問題：「為什麼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面，香港人不跟英國政府爭民主，如今回歸了，卻反而才吵著要民主呢？」
一種政治意識的醒覺，一種政治觀念的普及，總有它的背景與時機。抽空掉所有這些背景和時代的因素，單純地質疑今日港人的民主訴求為什麼沒有在過去出現，大概就像我開頭設想的那個情況一樣，實質意義不大。因為要是按照這個邏輯，恐怕全世界的國王都要覺得自己很冤，怪自己生的不是時候，怎麼爺爺當年就沒遇過這種事？再退一步說，就算那些國王和獨夫可以恨自己命苦，但怨嘆歸怨嘆，這種話終歸不是一個拒絕民眾訴求的理由。
許多人反覆提起這個奇怪的問題，除了不熟悉香港的歷史，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於心態。他們猜疑港人是否有種甘為英奴的情結，所以過去不向殖民主申訴什麼民主權利；等到回歸，這才回頭向祖國要這要那。換句話說，這是只敢「欺負」自己人的心態。
那麼，香港人是否真的那麼諂媚英國呢？這就得分兩頭來說了。首先，面對殖民者，你最應該要的恐怕不是什麼個人的權利，而是直接反殖。事實上，香港歷史上便曾有過兩次聲勢浩大的反殖運動。
發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或許太過久遠，姑且不論（儘管這場為時16個月的罷工至今仍是世界紀錄），但「香港暴動」就很值得注意了。當時參與者及支持者稱它為「反英抗暴」，於1967年5月6日發動，同年10月結束，是一場由香港的左派響應內地「文革」，展開對抗港英政府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試圖讓中國提前收回香港，或者至少癱瘓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一時間頗成氣候。
其間，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強烈批評左派的行徑，數日後，他與堂弟遭人投擲汽油彈燒死，被認為是「香港暴動」場面慘烈與言論自由受影響的標誌性事件。「香港暴動」可算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間接促使當時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可大家知道這場騷動是怎麼平息的嗎？一方面那固然是港英強力鎮壓；另一方面卻是中央下令叫停。為什麼有人起來反殖，想要早點回歸祖國，祖國反而想要冷卻這股愛國熱情呢？原來是為了貫徹中央那「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
港人「歸家」的渴盼也許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這樣強烈，畢竟構成香港多數的人口，有的是1949年後就南下的，更多的是之後陸續逃港的難民。此所以「九七問題」一擺上政治日程，香港便出現了「信心危機」，以至於出現又一輪移民潮。
表面上看，香港民眾的訴求，只是部分人為了應對回歸的計劃。可是，它同時又是對港英當局的衝擊。要知道，那正好是在韓國及台灣民主化的大環境下，身為「東亞四小龍」的香港，其中產階級也正好在這個時候有了更清醒更強烈的民主意識。這是過去的港英所沒見識過的新情況。時常抱怨「港人過去不向英國爭民主」的論者，恐怕都不曉得，如今香港的骨幹人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曾經利用各種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張，那時他們要的不單是回歸之後的民主普選，還包括英國治下的政治參與空間，使得當時的港府十分頭疼。
最有意義的是，現在被人稱作「民主回歸派」的，一方面要求民主，另一方面則站在民族感情的立場，歡迎回歸，期待擺脫殖民統治。他們的態度，大可以一言總結：「香港回歸，不必再受殖民者統治，我們中國人終於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翁了；這時候，民主豈非天經地義，勢所必至？」於是民主權利的實現與民族回歸就是個一而二、二而一的理念了。
現在回頭再看「香港人為什麼當年不向英國爭民主，現在才反過來欺負祖國」這句老生常談，言者可能根本沒意識到它對「民主回歸」這個理念以及對自己的傷害，因為它不知不覺地把中國和英國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自己人當家的祖國難道能和殖民者相提並論？終於不必受外人統治，要做自己的主人翁，難道也是欺負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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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香港局势：习近平可能在想的十件事
香港街头气氛紧张。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对这番景象有何想法呢？
1“这是我自找的”
今天的局面，是中国上个月宣布香港特首选举没有公民提名不可避免的后果，但也是对北京直接的政治挑战，因此成为对中国一国两制承诺的决定性考验。
2 “我必须赢”
执政两年以来，习近平集结起无人可比的个人权力，他明确表示，必须由他作出一切重大决定。习近平反腐给他在国内树立起强大的敌人，他们正在等着习近平出错一招。所以，香港的事影响不仅仅是香港。示威者要求北京收回既定的普选规定，但是，习近平不愿意让步、也让不起步。
3“学生又成了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那些领导“占中”的中年知识分子，北京很容易预见、预防，真正的威胁是上周一开始罢课的大学生。中国在香港选举改革方面立场之坚定，给了反对派运动一个明确的目标。到了周末，尽管有辣椒粉喷雾、尽管领袖被抓，学生仍在继续发声。到了这个时刻，占中运动上了年纪的领导人也只能带上口罩、眼镜，拿着饼干去上阵。
4 “尾巴岂能摇动龙”
在大陆，政治性鲜明的示威立刻就会被冲散，但是香港不同。不过，颜色革命是北京最坏的噩梦。理想主义的中国年轻人举着标语牌、头上扎着黄布条。这番景色让中国政府进退两难。
给香港警察施压、要求他们手腕更强，危险是可能激发更多市民上街支持学生；低调处理，危险是更小心的民主派可能也会更大胆。
5 给我赢得香港民心、民意的钥匙
北京将把示威者描写成头脑发热、危险的一群人、会破坏香港经济，希望以此说服香港市民呆在家里。但是，如果北京希望赢得香港的民心、民意，必须保持镇定，让警察“轻手”治安，让示威任其自然发展。这一点中国感觉很难。
6 香港警察到底有多少牢房？
据我所知大约是500。不过，习近平比我心里更有数。示威未经批准，因此是非法的。香港警察可以尝试把所有的人抓起来。但是一旦牢房满了，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关人了。所以，这场示威有一个分界点，低于这个点，辣椒粉、威胁坐牢可能会让示威者回家；但是高于这个点，人多势众，再加上新人加盟，示威者的决心可能更坚定。
7 “你怎么敢把邓小平摔在我脸上？”
香港民主派指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保证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变。他们说，邓小平相信，到了那一天，中国也更自由了，理想鸿沟缩小了。如果他真是那么想的，他可真是错了。习近平的中国正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朝着更严格的一党控制前进。如果邓小平泉下有知，我不敢肯定，他会给示威者加油。
8 “让我们来指责外国人”
过去几个星期，中国的代表们多次指责，香港民主派受了那些希望破坏香港稳定和繁荣、用香港作为颠覆大陆桥头堡的外国人的煽动。近两天，亲北京的报纸宣称，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美国政府有关系。但是，美国和英国政府一直不愿意插手表态。再说了，很难看出颠覆中国政府符合他们的利益。北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外国思想、而不是外国政府。
9 “我能有今天靠的可不是让步。现在我也不会开始。”
据说，习近平谈到苏联1991年解体时说过“没人有胆儿站出来”。执政两年，越来越明显，习近平把自己看作大家长，他认为，强大的领导人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香港，听着点。
10 这个生日不好过
新中国成立65年，习近平领导的是一个不同的政党、不同的国家。（中国更）富有、强大，没错。但是，65岁生日之际，除了排外的民族主义，中国没有统一的信号。习近平迫切需要以能够激励国人的方式定义他的“中国梦”，不管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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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智 | 香港问题答客问 – 欢迎广传
问题一：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答：香港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案。《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2007年也决定了香港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现在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正正是基于这些承诺。现时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
许多人认为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由同样是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案不单止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
问题二：我不明白。这1200人的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
答：这1200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1200人的代表性是现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首先，香港现时有超过350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但是可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300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代表不了的。
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有81831人。委员会当中又有60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问题的是这4千多名渔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票人」才有资格。为什么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
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板可以参与。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种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殻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
问题三：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也是应该的。
答：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不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往往会拉阔贫富不均，而过度的贫富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介入来维持。香港过去十多年机的贫富不均已经严重拉阔，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向商界倾斜的政治制度会订出很多短视的政策，引发社会不稳定，最终其实同样不利营商环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民主制度是扫除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向商界倾斜很容易会变成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市场也就变得不公平了。
其实环顾全球运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距，但公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香港现在已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首位，这样的制度只会于短时期内有利于一小撮人，对其余所有人也是不利的。
问题四：不要和我说外国怎么样。无论香港的选举制度如何改变，也要顾及中国的国情，要按实际的情况，不可以照搬外国的一套啊！
答：中国政府答应了香港的政治发展要按国际标准。《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该公约例明公民参与政府管治的时候，不应该设有不合理的限制。甚么叫作不合理的限制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的进一步解释，公民的参选权是不应基于一些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质的原因而被剥夺，例如参选者的政治联系，个人的政见亦不应成为剥夺任何人参选权的理由。
有关按实际情况这一点，香港现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真普选的话政府将会难以运作，对真普选的追求是为了理顺香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详目问题六）。事实上，没有人要求把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模式照搬到香港，大家要求的是「确保市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这一点能够在选举制度中得以落实，具体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至于中国国情这一点，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清晰地说明：「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相信在承受政治改革这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发展迅速，国情应该不会比解放前还要差。
问题五：民主要一步一步来，就算提名的过程有问题都好，但最终投票的人数从1200人变成350万，这不是也算是走前一步吗？
答：如果按现时的方案改革的话，民主进程将会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香港有过五次的特首选举（四届特首和一次继任补选），每一次也是由选举委员会过半数支持产生，但成为正式候选人只需要八分之一的委员支持，过去两届也出现过不同政见的参选人，可以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在电视直播的竞选论坛上同台辩论。因为选举委员会都是由既得利益所把握（详见问题二），把成为正式候选人的门槛从八分之一上调到二分之一（如每名委员可从众多参选者当中选择两到三名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筛选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已不能提供真正选择，350万选民所参与的已不是一场真正的选举，而是变相被迫一起当群众演员，为已经内定的候选人当橡皮图章。因此，不少香港人也表示：「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行差踏错」。
问题六：你们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香港怎么发展？
答：无止境的政治争拗确实令人烦厌！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争拗呢？社会中总有不同利益，争吵的出现本来很正常，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谴责那些争吵的人，而是设计出一种大家都信服的制度来在争吵过后做最终决定。这也是为什么真普选是必要的。有了真普选，当权者大可以说自己是民意代表而坚持推行政策，不服气的也大可以到下次选举时卷土重来，双方都不用无止境的纠缠下去。今天的香港政治乱局，就是没有真普选所做成；而万一继续没有真普选，争拗只会变本加厉。现在争取真普选的并不是要吵闹，而是为解决无日无之的吵闹而争取。
有破坏冇建设当然不好，而真普选就是纠正这问题的终极方法。在香港的畸形选举和议会制度之下，建制派永远在朝，民主派永远在野，这就是政治人才凋零的罪魁祸首。无论建制派支持任何后来被认定失败的政策，例如地铁和领汇上市，也不用受到惩罚；相反，民主派有什么新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得到实施的机会。如是者，建制派就没有吸纳政治人才的需要，而政治人才也没有加入民主派的诱因，最终两边变成海军斗水兵，香港的管治水平越来越低。因此，如果为了纠正「只懂反对」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支持真普选。
问题七：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总不能自作主张吧？
答：中国政府答应过香港人可以自作主张。以立法会选举为例，《基本法》例明立法会的产生方法如果需要修改，只要向人大常委报备就可以，不需要批准。回到1993年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表明：「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立法会的组成方法「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
回到行政长官选举，香港有许多政党和学者也提出过各种改革方案，当中不少都能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完全没有挑战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权力。举个例，如果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改为立法会议员，只要有若干比例的立法会议员支持便能够正式参选行政长官，这样的安排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而立法会相对于现时的选举委员会也明显地更能广泛代表民意。这些相对温和的方案很不幸地也被人大常委的决定排除了，才是做成今天民怨的原因。
问题八：但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呢？许多外国势力想借作香港来为中国制造混乱，参选不设关卡的话怎么办？
答：真普选和国家安全没有矛盾，大多数香港人也接受中央政府在行政长官选举当中的最终决定权。《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于选举后要报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有权不任命，而这一点在之前的谘询当中没有多少争议。
如果有什么外国特务要参选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可以?即公开相关线报然后表明拒绝任命，事情有根有据也容易操作。 相反，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多不是什么国际关系的专家，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按国家安全的需要为港人排除外国特务当特?候选?。除?提名委员会只由国际关系专家组成，又或参选提名委员会之前要考一个国际关系基准试，否则所谓要为国家安全把关只可能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差劲藉?。
问题九：万一选出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特首怎么办？
答：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制度。美国总统由美国选民选出，纽约市长由纽约市民选出，两个人不用是同一个政党，纽约市长有时候会骂美国总统，也不见得纽约市的发展因而受到影响。曾几何时，英国保守党控制国会，工党则控制伦敦市议会，议长天天在市议会拉横额批评就对岸的西敏寺国会，这些都是成熟政治制度的表现。就算时在华人社会，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台北市的市长也不一定是同一套政治观念的，一样可以运作如常。如果我们对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有足够的信心，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问题十：其实香港已经很自由了，为什么香港人还不满足，还要诸多要求？
答：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就没有压力保持人民的自由。就算有公正的法院，如果法例本身不是按民主程序订立的，法院还是要跟着来判案。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发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不断受损，而原因正正在于没有民主的保障。《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香港既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持，这个承诺又可以由谁来监管呢。
问题十一：你们要民主是一件事，就算要争取也不该诉诸暴力手段吧？
答：没有任何一个争取民主的团体提出要诉诸暴力。示威者现在是透过公众集会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唯一的行为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没有带同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现在唯一使用暴力的人士，是强行把这些示威者赶走的警察。号召示威的团体也多番强调，当警察要清场的时候他们将不会作任何的抵抗。事实上每次警察和示威者冲突，示威者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高举双手，表明自己手无寸铁。
在示威集会之前，香港人其实试过很多不同方法，和平地表达意见。例如香港政府就政治改革所作的谘询，市民提供了124,700份的书面意见，然而当中的许多意见却被香港政府所曲解，没有如实反映给中央政府。今天示威者选择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达不满，是因为其他的方式也得不到回应。
问题十二：学生们不是冲击政府总部了吗？
答：学生没有冲击政府总部，学生是爬过围栏进入政府总部外面的广场静坐。这个广场按照城市规划其实是一个公共空间，围栏是最近才加上去的，但没有改变广场本身作为公共空间的规划用途，市民过去也是一直使用这个地方进行公众集会的。及后的冲突都是因为警察不容许市民在政府总部外面聚集而来的，并不是因为直接冲击政府总部。
问题十三：这些抗争只是政客捞选票的表演吧？根本是教坏学生！
答：这次抗争完全由学生主导，政客一直被批评未能跟上时势的发展，实情和所谓的「学生受政客唆使」的说法完全相反。
宏观来说，有时候一些人示威看起来很激进，后面的原因却很理性。在今天的香港，就算你获得多数的选票，也只会得到少数的议席，更完全没有机会执政。不正常的议会政治，源于不公平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数年以来，特首以及众多问责高官丑闻不断，官商勾结指控不止，却往往连立案调查也困难重重。常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香港官场却是背道而驰，这才为我们的下一代竖立一个极坏的榜样。
问题十四：我觉得这次抗争一定是外国人指示的吧！
答：如果你担心外国势力影响香港选举，你最好去查一查选举委员会那1200人当中有多少人有外国护照。除非政府把他们驱逐出选举委员会之外，否则外国势力这个说法还是不要提了。
问题十五：这次抗争只不过是香港人憎恨中国内地，看不起内地人的表现吧！
答：这个问题其实倒果为因，应该说是因为没有真普选，香港人的不满无路可诉，加速了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抗拒。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多个面向，有些时候香港人会刻意和中国人认同区分开，有时却会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香港这个地方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害怕共产党的人在从49年起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而他们的选择使他们逃过了中国多次的政治动荡，故此对中国一方面会有情感上的联系，同时又充满怀疑。以九十年代为例，一方面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移民外国，91年华东水灾却又于短短十天之内向内地捐出4.7亿元赈灾。这些都是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那一个面向被反映出来，在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香港能有真普选，现时刺热的中港矛盾或能得到舒缓。
问题十六：为什么从前港英时代的总督不是香港人选举产生的，却又不见香港人争取？
答：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
顺带一题。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
问题十七：既然人大常委已经决定了，你们还吵什么？
答：人大常委提出的是香港普选的框架，还要变成具体立案，经过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行政长官许可，再交回人大常委确认或备案。换言之，人大常委提出的并非定局，香港人还可以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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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美媒：港人要民主改革衝突升高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28日專電）美國媒體報導香港爆發大規模抗爭，在這個亞洲金融重鎮十分罕見。示威群眾與香港政府衝突升高，顯示香港民眾爭取民主改革。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導指出，香港民眾持續抗爭已成為中國大陸的難題，北京高層整個夏天都在盤算如何口徑一致回應香港民主運動，考量如果太強硬將激起更多支持者，但過於軟弱，只會助長民主運動聲浪。
北京8月就香港特首選舉做出決定，2017年的選舉方式仍在中共牢牢掌控之中，希望影響占中團體的聲勢；不過學生罷課運動逐漸壯大，占中領袖正式宣布參與抗爭。
「今日美國報」（USA Today）報導，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和混亂的景象在香港極為罕見，香港民眾過去幾週來，對北京拒絕港人於2017年真正選出特首漸感不耐。中方8月底宣布決定後，香港緊張氣氛開始升高。
北京僅讓720萬港人中的500萬合格選民，在親北京的提名委員會挑選的2、3位候選人中投票。
報導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回歸中國，港人在制度下保有更多自由，當中包括示威的權利；這些自由在中國大陸僅是紙上談兵，不過香港政府認為學生示威為非法行動。10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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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法国电子杂志Slate：中国难以成为21世纪新霸权
法国slate.fr网站28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是否是下一个超级大国？”的文章。文章认为，贫富分化和对信息的监控是中国成为21世纪真正强国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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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运动: 香港特约记者见证提前占中首日
由学生发起“罢课不罢学抗命不认命”的争取真普选行动在27日晚转变为冲击政府总部，警方拘捕多名示威学生后，和平占中运动组织者宣布从9月28日，也就是比原来预定的10月一号提前占中，占中运动发起人不少学生和聚集到香港政府前空地上静坐示威，得到不少市民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和北京中央政府均宣布这是违法行为。香港政府出动大量警察，并首次向手无寸铁的香港群众发射催泪瓦斯。
香港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对付市民
路透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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