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公布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方案之后，在内地长大在香港读书工作的群体对此发表了看法。
Sunday, August 31, 2014
南海问题: 中国扩建岛礁 掌控南海区域
中国目前正在南沙群岛大规模进行「化礁为岛」的行动，以填海造陆的方式，堆筑可建房屋和港口的人工岛屿。对此，菲律宾指责，中国正在南沙新建军事基地，是强化对该区域的控制。
南海岛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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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香港民主派：抗议北京通过政改 宣称将进入抗命时代
中国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周日（31日）下午表决通过了由香港政府提出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香港政改方案），决定2017年香港民众可以通过普选选出特首，但是，人大常委会坚持特首的候选人要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并获得半数以上委员支持，而且必须是「爱国爱港」的人士。对此决定，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立即举行了集会，表示反对，并宣称将进入抗命时代。
2014年8月31日， 香港金融中心附近竖立的民主口号---抗命。
路透社照片/REUTERS/Bobby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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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看北京版“香港特首选举方案”与中共的“一国两制”
听众朋友，中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周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香港政改方案），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特首）从2017年起可由普选产生，但特首候选人需由提名委员会提名且经半数以上委员支持，且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
中国/香港/选举: 香港：北京继续掌控投票箱 民主派抗议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8月31日）批准香港特首梁振英递交的2017年”普选“政改方案，香港民主派提出的”公民提名“未被采纳，北京决定要继续掌控香港投票箱。北京的决定宣布后，香港民主派周日宣布将实施瘫痪香港金融区，也就是”占中“计划。
香港民主派示标语牌：“共产党，你骗人！”2014年8月31日香港金融中心区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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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选举: 澳门选特首 唯一候选人崔世安连选连任
澳门今天(8月31日)毫无悬念地选出第四届特首：唯一候选人崔世安连选连任。选举由澳门选举委员会400名成员投票，崔世安获95%赞同票。法新社报道说，澳门选举委员会与香港一样，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亲北京的。澳门政府发言人告诉法新社，选举委员会共有396人投票，崔世安获得380票，另有13张白票，3张无效票。
澳门特首崔世安
DR 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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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杜导正：回顾改革开放30年 邓小平作用是第一位
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
凤凰历史：回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现在有人说胡耀邦的功劳最大，您怎么看？
杜导正：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胡耀邦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当时只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赵紫阳那时候是四川省的第一书记，都是部长这一级的。当时保守力量很厉害，胡赵斗不过他们。所以胡耀邦赵紫阳是左膀右臂，头还是邓，这是中国的实际。
现在有人过多地强调胡耀邦的作用，胡耀邦读书多，经历非常丰富，各种工作他都搞过，人非常正派，他是这几个人中读书最多的人，思想非常活跃。所以那时就看重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宪政，他在三人中冲在最前面，这是事实。赵是搞实际工作出身的，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这么上来的。对于实际工作，胡干不过赵。但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当中，在历史上综合起来公平地看，邓应该摆在第一位。
邓在政治上也想改革 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
杜导正：邓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想探索。他留学法国，读书也是挺多的、接触面也比较广，他的一生整人被整，经历坎坷，一直比较求实胆大。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个很土的口号，实际上非常地了不起，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把生产搞得好，老百姓高兴，谁就好。
他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1987年我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机要员把文件拿来给我看，看完后马上又拿走了。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在本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来中国请教邓，邓讲了三条：第一，我建议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我建议你们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只要老百姓生活好了，高兴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所以邓在政治上也是想改革的，他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学习美国和外国的好东西。邓的思想不是死的，他是活的。当然，邓是受马列主义影响很多，受毛的影响也很多的人物，他读书的范围不如胡耀邦广，思想不如胡耀邦活跃。但是一个人非常复杂，和山和水一样，不是直线的，都是起伏的，对人和对事不能看死，要看活。
凤凰历史：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胡绩伟、王若水挨批，您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工作中会不会也感受到一些压力？
杜导正：”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杜导正和胡绩伟、王若水不一样，历史证明胡绩伟和王若水是正确的，比我先进。我后来崇拜邓，也有盲目性。邓同意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意见后，有很多内部讲话。我看到邓的讲话、文件，觉得搞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大概也就是对的，咱们就跟一段吧。所以在《光明日报》的时候，我和胡绩伟不一样，人家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见解走。
杜导正不是，杜导正是跟着邓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杜导正不是最坚决跟的媒体的领导人，但也个跟着走的领导人。但是我接受教训，没有整人。我在《光明日报》当总编辑时，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马沛文，是个很好的老同志。当时开编委扩大会，我就小范围地把他批评了一下，后来向他道歉了，请人家吃了一顿饭。
在”清除精神污染”这个问题上，我不如胡绩伟和王若水，后来才觉悟过来。我当时也不是很坚决，我觉得是有点问题，但是有这么严重吗，要搞运动，这不行吧。
泱泱大国 建国多年没有《新闻法》不行
凤凰历史：1987年成立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您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您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杜导正：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建国这么多年，没有一部新闻法，行吗？觉得应该搞新闻法，像中共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胡启立，也认为可以搞。当时我准备起草的《新闻法》，基本框架虽然是中国应该走宪政民主法治的道路，但是我的意思很明确，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搞”八二宪法”下的、现阶段的新闻法。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法，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框架下，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未来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搞宪政的、比较完美的新闻法。
我们那个《新闻法》，如果通过，也是对国家进步很有好处，后来不搞了。不搞《新闻法》了，1988年中宣部和我们后经中央批准，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报纸上开展批评报道的14条意见》，这个文件也好啊。这个文件是我们起草的，主要是说，报纸批评你，只要事实对头，不需要经过你和你的上级部门审查就可以发表，可以放开，我们先搞这个。我前几年发表文章，说把它恢复起来也好啊。
邓的白猫黑猫论厉害极了，他不仅想搞经济体制改革，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他是动摇的，受左派影响很大，但他不是绝对反对。
改革要实事求是地做 争论主义没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为什么他在1986年提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又马上转过来说要反自由化？
杜导正：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派别，情况非常之复杂。我觉得邓小平总的思想，概括起来说，他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从人类的历史上说，意义不是太大。我到西方走了那么多国家，人家不大谈什么主义、口号、理想。胡适也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对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也叫做现实主义，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做”拿来主义”，把好的东西都拿来，美国有好的东西可以拿来；苏联也不都是坏的，有好的就拿来；古代好的东西拿来；蒋介石好的东西也拿来，拿来，便是我的东西。未来的核心，看来还是八个字：宪政民主，或者说是民主法治，另外就是市场经济。人类摸索了几千年，大体上西方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实实在在、科学地说比较成功。
但是西方的问题很多，他也在前进，也会继续流血、罢工、游行。但是西方这条路，是仁人志士付出了很多代价、心血、知识、斗争的结果。美国的民主一开始也不是这样，黑人、妇女也没有民主，是靠罢工、游行、暴力行动，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台湾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南韩也是这样。当然中国国情还是不同，首先中国是大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
我搞了一辈子马列主义，我觉得不要太看重什么主义。咱们就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做，怎么能让社会公平自由，人民生活富裕，就建成什么样的社会。至于理想社会，这恐怕是人类未来多少年奋斗的目标。所以天天争论主义，争论姓社姓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在反自由化过程中，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您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杜导正：”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提法，看你怎么解读，我是按照邓胡赵的思路解读。
第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很多好的东西，《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图书馆写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确实有很多矛盾，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还是个好学说，里面确有好些好东西可以继承。所以我们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指导思想。但指导思想不是宪法，也不是法律。
第二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好几百种，希特勒也是社会主义，叫国家社会主义，非洲有很多国家也是社会主义，所以就看你是怎么解释社会主义。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生活上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社会至上的中国社会主义。
第三条，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在目前阶段，不是共产党一家不愿意放弃党的领导，其实有中国的现实问题。13亿8千万人口，56个民族，共产党一旦失去控制，会搞个稀巴烂，比文化大革命还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毛泽东，还有军队，所以还得准备条件。我觉得，目前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只是政治思想上领导，你是执政党，但并不代表法律，你不能自己发布命令、法律，那不行。
第四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用我们的解释，就是按照法律专政。
胡乔木和邓力群是党内马列书籍读得最多的人
凤凰历史：80年代有些中央高层的老同志，比如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批评过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您能不能为我们谈谈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杜导正：我觉得这也要采取一种平和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不要情绪化。我了解，胡乔木和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内，读书，特别是读马列的书最多的人，他们是两个有学问的人。胡乔木是个笔杆子，文字确实很漂亮。而且他们都是老同志，在历史上有功劳，起过好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也讲过一些好话，庐山会议前期，他也同情彭德怀，还有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文章是他写的，也有他的功劳。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毛病主要是教条主义，把马恩列斯的理论神圣化、僵直化了，这有信仰上的问题。像广东的王匡最有意思，他当过新华华南分社社长，后来在中南局机关报，我是总编辑，他是中南局宣传部长，我们关系挺要好的。文化大革命后，他很左，有次我去广东拜访他，有个问题发生争论，他马上说，老杜你坐着。他到旁边书架上找来一本书，说你看马克思这段话怎么讲。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个人也是这样，是教条主义者。
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政治体制改革
凤凰历史：习近平80年代初在河北正定县任职时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您是五名顾问之一。能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作为顾问所提的建议吗？
杜导正：顾问小组是五个人，里面确实有我一个，但是我没有开过一次会。我估计这是他父亲给他提的建议，因为习仲勋跟我关系很好。习仲勋啊，欣赏杜导正。后来习仲勋去了深圳休养，我过去在广东待了20多年，我的孩子们在广东，所以我每过一两年就回次广东。我跟广东原来的第一书记林若，我的老朋友，每次一定要看他。总的说，我觉得咱们大家都来做促进派，促进习近平向好的方面走，不要造反，不要旁敲侧击，建设性地、正面地帮他往前走，对国家好。
他父亲习仲勋我接触比较多，习近平写文章纪念了他父亲两个功劳，一是在陕西南部带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起义，成立红军，二是建立深圳特区。我说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全面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粉碎”四人帮”以后，习仲勋从牢里出来去了广东当第一书记。这个老头很优秀，苏区时期就不”左”，比较实事求是，解放后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人，但是又有见解，敢说真话，待人非常宽厚，是个好老头。
凤凰历史：习仲勋当时怎么帮胡耀邦搞政治体制改革？
杜导正：当时共产党有个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运作机构，实际权力很大。胡耀邦是总书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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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杜导正：回顾改革开放30年 邓小平作用是第一位
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
凤凰历史：回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现在有人说胡耀邦的功劳最大，您怎么看？
杜导正：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说主要是胡耀邦的功劳，有人说主要是赵紫阳的功劳，我的提法是邓胡赵，邓应该摆在第一位。中国大陆政治上、理论上、社会上的斗争非常现实，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没有他的白猫黑猫论，胡赵没有办法。胡耀邦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当时只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赵紫阳那时候是四川省的第一书记，都是部长这一级的。当时保守力量很厉害，胡赵斗不过他们。所以胡耀邦赵紫阳是左膀右臂，头还是邓，这是中国的实际。
现在有人过多地强调胡耀邦的作用，胡耀邦读书多，经历非常丰富，各种工作他都搞过，人非常正派，他是这几个人中读书最多的人，思想非常活跃。所以那时就看重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宪政，他在三人中冲在最前面，这是事实。赵是搞实际工作出身的，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这么上来的。对于实际工作，胡干不过赵。但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当中，在历史上综合起来公平地看，邓应该摆在第一位。
邓在政治上也想改革 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
杜导正：邓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想探索。他留学法国，读书也是挺多的、接触面也比较广，他的一生整人被整，经历坎坷，一直比较求实胆大。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个很土的口号，实际上非常地了不起，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把生产搞得好，老百姓高兴，谁就好。
他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1987年我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机要员把文件拿来给我看，看完后马上又拿走了。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在本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来中国请教邓，邓讲了三条：第一，我建议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我建议你们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只要老百姓生活好了，高兴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所以邓在政治上也是想改革的，他也想走民主这条道路，学习美国和外国的好东西。邓的思想不是死的，他是活的。当然，邓是受马列主义影响很多，受毛的影响也很多的人物，他读书的范围不如胡耀邦广，思想不如胡耀邦活跃。但是一个人非常复杂，和山和水一样，不是直线的，都是起伏的，对人和对事不能看死，要看活。
凤凰历史：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胡绩伟、王若水挨批，您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工作中会不会也感受到一些压力？
杜导正：”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杜导正和胡绩伟、王若水不一样，历史证明胡绩伟和王若水是正确的，比我先进。我后来崇拜邓，也有盲目性。邓同意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意见后，有很多内部讲话。我看到邓的讲话、文件，觉得搞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大概也就是对的，咱们就跟一段吧。所以在《光明日报》的时候，我和胡绩伟不一样，人家独立思考，按照自己的见解走。
杜导正不是，杜导正是跟着邓走。”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杜导正不是最坚决跟的媒体的领导人，但也个跟着走的领导人。但是我接受教训，没有整人。我在《光明日报》当总编辑时，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马沛文，是个很好的老同志。当时开编委扩大会，我就小范围地把他批评了一下，后来向他道歉了，请人家吃了一顿饭。
在”清除精神污染”这个问题上，我不如胡绩伟和王若水，后来才觉悟过来。我当时也不是很坚决，我觉得是有点问题，但是有这么严重吗，要搞运动，这不行吧。
泱泱大国 建国多年没有《新闻法》不行
凤凰历史：1987年成立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您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您推动《新闻法》的起草，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杜导正：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建国这么多年，没有一部新闻法，行吗？觉得应该搞新闻法，像中共管意识形态的常委胡启立，也认为可以搞。当时我准备起草的《新闻法》，基本框架虽然是中国应该走宪政民主法治的道路，但是我的意思很明确，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搞”八二宪法”下的、现阶段的新闻法。这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法，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框架下，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未来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搞宪政的、比较完美的新闻法。
我们那个《新闻法》，如果通过，也是对国家进步很有好处，后来不搞了。不搞《新闻法》了，1988年中宣部和我们后经中央批准，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报纸上开展批评报道的14条意见》，这个文件也好啊。这个文件是我们起草的，主要是说，报纸批评你，只要事实对头，不需要经过你和你的上级部门审查就可以发表，可以放开，我们先搞这个。我前几年发表文章，说把它恢复起来也好啊。
邓的白猫黑猫论厉害极了，他不仅想搞经济体制改革，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他是动摇的，受左派影响很大，但他不是绝对反对。
改革要实事求是地做 争论主义没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为什么他在1986年提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又马上转过来说要反自由化？
杜导正：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派别，情况非常之复杂。我觉得邓小平总的思想，概括起来说，他在哲学上是实用主义，或者说是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从人类的历史上说，意义不是太大。我到西方走了那么多国家，人家不大谈什么主义、口号、理想。胡适也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对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也叫做现实主义，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做”拿来主义”，把好的东西都拿来，美国有好的东西可以拿来；苏联也不都是坏的，有好的就拿来；古代好的东西拿来；蒋介石好的东西也拿来，拿来，便是我的东西。未来的核心，看来还是八个字：宪政民主，或者说是民主法治，另外就是市场经济。人类摸索了几千年，大体上西方走的就是这个路子，实实在在、科学地说比较成功。
但是西方的问题很多，他也在前进，也会继续流血、罢工、游行。但是西方这条路，是仁人志士付出了很多代价、心血、知识、斗争的结果。美国的民主一开始也不是这样，黑人、妇女也没有民主，是靠罢工、游行、暴力行动，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台湾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南韩也是这样。当然中国国情还是不同，首先中国是大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
我搞了一辈子马列主义，我觉得不要太看重什么主义。咱们就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做，怎么能让社会公平自由，人民生活富裕，就建成什么样的社会。至于理想社会，这恐怕是人类未来多少年奋斗的目标。所以天天争论主义，争论姓社姓资，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凤凰历史：在反自由化过程中，有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您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
杜导正：”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提法，看你怎么解读，我是按照邓胡赵的思路解读。
第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本身有很多好的东西，《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图书馆写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确实有很多矛盾，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还是个好学说，里面确有好些好东西可以继承。所以我们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指导思想。但指导思想不是宪法，也不是法律。
第二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有好几百种，希特勒也是社会主义，叫国家社会主义，非洲有很多国家也是社会主义，所以就看你是怎么解释社会主义。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生活上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社会至上的中国社会主义。
第三条，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在目前阶段，不是共产党一家不愿意放弃党的领导，其实有中国的现实问题。13亿8千万人口，56个民族，共产党一旦失去控制，会搞个稀巴烂，比文化大革命还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毛泽东，还有军队，所以还得准备条件。我觉得，目前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只是政治思想上领导，你是执政党，但并不代表法律，你不能自己发布命令、法律，那不行。
第四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用我们的解释，就是按照法律专政。
胡乔木和邓力群是党内马列书籍读得最多的人
凤凰历史：80年代有些中央高层的老同志，比如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批评过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您能不能为我们谈谈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杜导正：我觉得这也要采取一种平和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不要情绪化。我了解，胡乔木和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内，读书，特别是读马列的书最多的人，他们是两个有学问的人。胡乔木是个笔杆子，文字确实很漂亮。而且他们都是老同志，在历史上有功劳，起过好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也讲过一些好话，庐山会议前期，他也同情彭德怀，还有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文章是他写的，也有他的功劳。
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毛病主要是教条主义，把马恩列斯的理论神圣化、僵直化了，这有信仰上的问题。像广东的王匡最有意思，他当过新华华南分社社长，后来在中南局机关报，我是总编辑，他是中南局宣传部长，我们关系挺要好的。文化大革命后，他很左，有次我去广东拜访他，有个问题发生争论，他马上说，老杜你坐着。他到旁边书架上找来一本书，说你看马克思这段话怎么讲。胡乔木邓力群这两个人也是这样，是教条主义者。
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政治体制改革
凤凰历史：习近平80年代初在河北正定县任职时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您是五名顾问之一。能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您作为顾问所提的建议吗？
杜导正：顾问小组是五个人，里面确实有我一个，但是我没有开过一次会。我估计这是他父亲给他提的建议，因为习仲勋跟我关系很好。习仲勋啊，欣赏杜导正。后来习仲勋去了深圳休养，我过去在广东待了20多年，我的孩子们在广东，所以我每过一两年就回次广东。我跟广东原来的第一书记林若，我的老朋友，每次一定要看他。总的说，我觉得咱们大家都来做促进派，促进习近平向好的方面走，不要造反，不要旁敲侧击，建设性地、正面地帮他往前走，对国家好。
他父亲习仲勋我接触比较多，习近平写文章纪念了他父亲两个功劳，一是在陕西南部带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起义，成立红军，二是建立深圳特区。我说习仲勋最大的功劳是帮助胡耀邦搞全面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粉碎”四人帮”以后，习仲勋从牢里出来去了广东当第一书记。这个老头很优秀，苏区时期就不”左”，比较实事求是，解放后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人，但是又有见解，敢说真话，待人非常宽厚，是个好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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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书刊: 《明镜邮报》：中共军方大调整，提升纪委反腐
《明镜邮报》封面
最新创办的《明镜邮报》披露：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正在对军队进行大手术，除了重建军事指挥系统、调整兵种分布，还有一项是进行新的人事布局，针对军队的腐败，将提升军委纪委地位。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小姐来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内容，以及明镜集团新推出的《明镜邮报》。
印度/日本/中国: 印媒：莫迪与安倍详尽讨论中国
中央社今天发自新德里报导说，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在晚宴中”详尽讨论中国“，并探讨如何使印度与日本的伙伴关系成为区域内”善的力量“。
印度总理莫迪 (前左)与日相安倍晋三在世界文化遗产东寺2014年8月31日京都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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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周: 张显耀传真三十份机密公文事件如雾裡看花
RFI/Chine
本周，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洩密桉出现具体进展，台湾调查局竟然拦截到三十份机密公文，从陆委会的办公室，传真出去给一名台商，再转交给大陆国台办。这像电影一般的情节，真相究竟如何？
香港/政改/特首普选: 人大通过“假普选”决议占中将启动泛民议员誓言否决
全国人大常委31日一如所料通过一项先筛选后“普选”的2017特首选举方法的决议，委员长张德江表示，这次的决定，是从广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出发，希望香港各界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框架下，继续理性务实探讨，实现2017年特首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消息传抵香港之后，泛民咸表失望和愤怒，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表示，“今日是民主运动、一国两制最黑暗的一天”，对话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公民抗命的占中，将会在未来数星期之内一波接一波地举行，罢课、游行，到某一点是就会全面占领中环。
香港街头泛民主派团体张贴的“公民抗命”宣传画。摄于2014年8月31日
（图片来源：路透社/Bobby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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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澳门/特首选举: 一人角逐崔世安连任澳门特首
澳门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现任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在396名选委中，取得380票，成功连任。投票中有13张白票，及4张待决票，当中1张待决票，其后获选管会判定为有效票。崔世安的得票率是95.95%，高过上届选举的95.27%。
资料图片：2009年12月20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澳门特首崔世安宣誓就职仪式。
（图片来源：路透社Bobby Yip/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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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特首普选: 提委员“按照”非“参照”选委会组成连北大学者也不认同
据早前列席人大常委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披露，2017年特首“普选”提名委员会组成方式，并非“参照”而是“按照”选举委员会的模式，意味人大常委也推翻了自己本身在2007年所作的一项决定，等同违反对香港的承诺。这样子的“按照”，甚至连北京大学法律学者陈端洪也认为是“不合理的失衡”。
2014年香港民众七一争普选大游行活动中，游行队伍行进中脚踩地面上彩绘的北京关于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的封面。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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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 美媒：北京在香港耍龌龊手段影射如黑手党
华尔街日报针对香港目前的局势发表一篇以《北京在香港耍龌龊手段》（Beijing Gets Ugly In Hong Kong）为题的社论，社论内容指责北京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宁愿牺牲香港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廉政公署突击搜查壹传媒老板黎智英等3个人的寓所，已经显示了这个现象。
解放军驻香港总部
REUTERS/Bobby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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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30, 2014
中国: 香港政改决定草案建议提请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香港2017年普选特首。经过五个月的公众咨询，特首梁振英已于7月15日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香港政改报告。8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京开幕，梁振英提交的政改报告将于8月3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表决。
梁振英代表商界警告占中分子将赔偿一切损失 201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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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 南部非洲“国中国”莱索托政局混乱
莱索托王国周六是否发生了“军事政变”？目前的局势非常不明朗。该国的体育部长向法新社表示，首相塔巴内(Thabane)和内阁掌控着局面，但有消息说，首相已经逃至南非。体育部长仅仅表示，首相塔巴内状况很好，他拒绝正式塔巴内逃离来索托的消息，而军方否认他们已经靠政变夺权。
莱索托首相塔巴内(Thabane)在曼德拉去世后抵达约翰内斯堡 (2013年12月10日)
法新社PHOTO / GCIS / ELMOND JIY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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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电视剧《邓小平》如何呈现官方视角
（图片来自网络）
[视频：央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的一幕展现了这位中国领导人在1978年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进行协商的场景。在YouTube上观看]。
这部关于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电视剧最近几周占据了中国荧屏。它有一名幕后的主角：习近平。
这部共有48集的电视剧煞费苦心地讲述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再度出山的故事，以及他令中国改头换面的功绩，其中饱含崇敬之情。剧中并没有显露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身影。1976年，毛泽东逝世，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动荡让赋闲的邓小平重新回归政治舞台的中心，当时习近平23岁，还是一名学生。
然而，这部电视剧在内容上有所突出和回避，反映出习近平试图将邓小平当做自己执掌政权的正当理由及模板。邓小平被重新演绎为习近平时代及其雄心的守护神。
8月20日，习近平参加提前两天举行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活动时发表讲话称，“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在他的讲话中，“伟大”一词出现了23次。
很多观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观众揶揄演员的选择。扮演邓小平的马少骅塑造的像是年轻、发胖（烟不离手）、操着四川口音的尤达大师，不怎么符合那种头发花白、在多次清洗运动中顽强活过来，并从1977年开始强势回归权力顶峰的人的形象。
其他一些人则指责剧中存在事实性错误。好几名中国历史学者不愿详细评论，因为他们表示无法耐着性子看完这部电视剧。官方电视台央视本月开始在周一至周五的黄金时段播放该剧。
“我看了一点，然后就受不了，”身处北京的知名历史学者杨继绳说。“在当前条件下，电视剧不可能讲真实。”杨继绳的著作包括一本有关邓小平时代的历史书籍，该书在香港出版，因为在内地被认为过于敏感。
[视频：邓小平偕夫人前去拜访帮忙打倒四人帮的叶剑英元帅。在YouTube上观看。]
该剧省略并歪曲了很多事实，以便达到说教目的：掩盖邓小平改革初期出现的矛盾与不确定因素，将他塑造成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国家需要前进的方向，并且激励人们达成目标。显然，这也正是习近平自己的追求。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
缅怀邓小平的深圳之行是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做出的首批重要表态之一。这座南方商业城市象征着邓小平在对外开放及推动市场驱动型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
剧中最具争议的内容是，宣称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前，曾授意打倒四人帮。这帮激进官员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她想要永久开展文化大革命，压制邓小平——按照该剧的说法，甚至是要除掉他。制片人声称，有文献证明毛泽东有意“粉碎四人帮”。不过，一些严肃学者对此嗤之以鼻。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者韩钢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是个大笑话。”韩钢一直在研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过渡时期的历史。
毛泽东在1974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斥责了四人帮，后来又在1975年5月提出批评。但韩钢表示，毛泽东并没有流露出希望打倒四人帮的任何迹象。实际上，毛泽东说，“我看问题不大。”韩钢表示，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批评为党内领导人后来的说法提供了基础。在毛泽东于1976年9月过世后，他们逮捕了江青及其盟友，声称这是为了遵循毛泽东的意愿。
“那个说法就是为了获得政治合法性，”他说。“毛泽东说他想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绝没有暗示想要把他们逮捕、调查。”
不过，认为毛泽东为推翻激进派、从而恢复邓小平权力铺平了道路的观点，符合习近平推动的一种思想。习近平一直试图淡化革命者毛泽东与改革者邓小平之间的对比，并在2013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不应将毛泽东时期的历史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对立起来。
习近平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换句话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应当受到同等的尊敬，这两位被奉若神明的政治人物，并不存在敌对关系，而习近平能同时拥有这两种意识形态光环。
这部电视剧传达政治讯息的手段，主要还是通过侧重点和叙事技巧，而不是直截了当地篡改历史。片中采用引人注目、间或让人目不暇接的细节，展示了毛泽东死后，横亘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让在农村强制劳动的城市青年回城；提高长期被贬为阶级敌人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为重新激活经济，做出步履蹒跚、并不确定的尝试。
[视频：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欧洲投资者。在YouTube上观看。]
许多年轻的观众对剧中的情节可能颇感新鲜，而且片中对其他领导人，尤其是曾被毛泽东指定接任总书记的华国锋，给予了更加同情也更坦率的描绘，这种笔调以前是不可能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片中将邓小平描绘成了一个富有远见的人物，很早就与其他较为保守或胆小的领导人分道扬镳，将中国引上了改革的道路。其他领导人及他们做出的贡献都被推到了幕后，他们要么不幸成为反对者，要么是邓小平启动或构想的改革中的附属人物。
然而，历史档案却表明，这个形象是不真实的。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一样，也经常是在摸索中推动改革，而不是一开始就怀揣着明确的方向大步前进。从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退休的中国史学者史蒂芬·I·莱文(Steven I. Levine)说，“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其他人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邓小平本人的一些发展变化”，都归结到了邓小平身上。莱文正在与俄亥俄州哥伦布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的亚历山大·V·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共同撰写一本邓小平的传记，该书将于明年出版。潘佐夫说：“邓小平不懂经济。他自己都承认过很多次。”
电视剧中显示，对于华国锋等人在毛泽东死后大笔财政支出和投资的做法，邓小平一早就提出反对。然而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政府学荣休教授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表示，实际上在1977年7月恢复高层职务后，邓小平本人就是推动这种举措最为狂热的一个。泰伟斯正与墨尔本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历史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撰写一部多卷本历史著作，主题是毛泽东过世到邓小平掌权之间的政治和政策。
“邓小平完全认同所有这些头脑发热的事情，”泰伟斯说。即使存在成本方面的担心，他也远比华国锋更热衷于迅速引进外国技术。
按照官方的党史，华国锋经常被描绘成经济变革的顽固反对者。毛泽东死后，极力追求经济增长的最初热潮，引发了一番调整经济的尝试。《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也把华国锋拍成一个犹豫不决，不够光明磊落的人物，不久之后就被挤到一边。泰伟斯教授说，但是华国锋支持甚至有时还领导了一些改革举措，之后邓小平却赢得了推动这些举措的名声，例如提议在中国南方建立便于开展贸易的经济开发区。
片中还显示，在一贫如洗的安徽省开展的一场标志性的农村改革，是在邓小平和他解放思想的指示直接启发下才发生的。这场改革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公社，形成了家庭承包地块的格局。
剧中显示，公社干部在电视上观看邓小平的新闻，而这在上世纪70年代的安徽农村相当之不可能。剧情中，一名干部受到邓小平赞许变革的话语鼓舞，冒着风险将农业生产分配给了家庭。这个场景显示了剧中贯穿的煽情的说教气息。
“今天我在公社，听了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新闻，”一位生产队长激动地对聚在黑屋子里的农民们说。“邓小平在讲话中，多次地谈到了我们农村问题，”他动情地说。“看来小平同志是了解我们农村，了解我们农民的。”
“是！是！”农民们回答。
然而现实中，邓小平是很晚才得知安徽农村已经实施的改革。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种的做法在农村各地悄然蔓延数年以后，邓小平才以晦涩而慎重的措辞，首次表达了认可。泰伟斯说，“基本上，邓小平对农村不怎么感兴趣，通常都保持一定距离。”
这部电视剧现在只播放了一半，还剩大约20集。尽管如此，剧中反映的事件最终也只到1984年，邓小平任内许多最为重大、争议性也最强的变革在那时还没有开展，意见分裂和动荡也远未发生。在邓小平批准动用武装部队对付北京和其他城市的示威者之后，那场大动荡最终以1989年6月3日和4日的血腥镇压收场。
这部电视剧的总编剧龙平平坦诚地透露了剧情止于那一年的理由。“因为1984年以后太难写了，”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他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把握不住。”
[视频：1979年，北京示威者在西单附近张贴大字报。在YouTube上观看。]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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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澳: 中国警告不会容忍外部势力渗透香港
香港立法会开会讨论关乎香港未来选举的政治决定和香港泛民主派可能发起“占中”活动前夕，中国当局警告外部势力不得干预香港事务，中国港澳官员今天（8月30日）发狠话将占中比作“颜色革命”，并威胁占中者将“头破血流”。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表示，香港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港人一直坚守非暴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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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许纪霖：中国学术为什么做得这么烂？
如今国家与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控制了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源，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不仅垄断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此为作者赐稿。本文为节选，欲继续阅读全文，请点击左下链接。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跨越式发展，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来自国家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在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虽然学术研究在数量产出上获得大丰收，但为什么公认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却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至今无法站在世界的前沿？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如果评价体制发生了问题，就会诱导研究人员向扭曲的方向发展。在大学学术研究之中，理科、工科、医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学科内在逻辑，不宜一刀切地实行同一种学术评价体制，本文仅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人文学科评价体制改革谈谈我的看法。
1，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评价体制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高校来说，今日的人文学科实行的是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的学术评价体制。
先说量化的。科学研究在今日之中国高校，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不说研究型大学，即便是教学型乃至职业型学校，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甚至没有之一。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耪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再说外在的。鉴于大量论文粗制滥造，这几年各大学开始重视论文的发表质量，以教育部认定的CSSCI或核心期刊的发表论文为统计对象，而研究型大学为了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又将国际学术界为了引证统计需要所设定的SSCI和AHCI论文系列，作为进入国际学术前沿的标志，给予特别的奖励。这几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影响因子评价指标，一篇论文的好坏，还要看其在其他刊物上的引证率或转载率。于是，所谓的好论文，只是看其在什么刊物发表，有多少影响因子，只要是发表在国内权威刊物或国外引证期刊的，就能得到国家、省部级和学校的奖励，至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如何，则可以忽略不计。
量化的、外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其实质乃是以行政为主导。关于大学的“去行政化”，这几年谈了很多，争议也很大，然而，所谓的“去行政化”，核心问题不在于大学是否要有行政级别，而是不再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事务，而能按照学术自身的逻辑，通过大学教师的学术共同体实现“教授治学”。如今国家与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控制了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源，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不仅垄断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上述量化、外在化评价系统，则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学科的评价系统，是充满学术价值性的，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学术成果的好坏。
2，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
以量化考核为中心的行政化评价体制，因为受到工科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视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获得，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强不强，能不能晋升职称，拿项目成为比研究成果更显赫的衡量指标。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或许比较适合工科、理科和医科，也部分适合某些社会科学，却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因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其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却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历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学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更非团队攻关、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前几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也发现，在省部级奖项之中，大部分都不是项目成果，而是个人自由研究的结晶。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乃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
今日中国大学的人文研究弊端在于，一般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维持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性条件一部分要靠争取项目获得变通性补贴。于是，课题的设计与选择异化为稻粱谋的工具，学者注重的是投入/产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何以最捷径的方式完成项目，而个人研究的旨趣、创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任何学术的创新都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创新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项目评价机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则，学者们纷纷选择那些四平八稳、包赚不输的平庸选题，人文社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学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稀缺。过度的升等压力和生存竞争，使得学者们特别是年轻学者忙于应付升等的量化指标，生产达到发表及格线的短平快作品，没有闲暇和耐心细细打磨学术精品。而人文学科的经典通常都是闲暇的产物，是长时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淀。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青年学者进所之后三年之后不准发表文章。老一辈的大家经常告诫年轻人：要做大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厚积薄发，养成大气。一有心得就发文章，气散能尽，成不了大学问。然而，如今的年轻教师进入大学之后，三年不发文章，连饭碗都成问题。
这套学术评价机制，与奖勤罚懒、优胜劣败的公司化管理共享了同一个对人性理解的逻辑，即人性在本质上是堕落的、趋利避害的，假如没有“一条鞭法”式的奖勤罚懒措施在后面鞭打，教师们必定懒惰成性、疏于研究。的确，如今的中国大学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混口饭的大有人在。然而，这种鞭笞懒汉式的工厂式管理，可以让东坡先生惶惶不可终日，却也让真正有学术兴趣的学者疲于完成量化指标，不再有闲暇从事有价值的学术创造，真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而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由一千个平庸者、而是由八百个学术精英创造的。一个好的学术评价体制，与其让优异者与平庸者在同一条跑道上疲于奔命，不如适度地容忍平庸者，让学术精英有自己的自由创造的空间。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是打破一刀切的量化，实行可自由选择的双重评估体制，即在一般的量化指标之外，另辟“代表作”评价体系，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学者摆脱繁重的量化考核，以自己优秀的代表作参与竞争，证明自己。
要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核心是尊重学术、尊重教师。所谓尊重，不仅是为其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要紧的是尊重其学术与人格的尊严。学者的内在人性有复杂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与普通人无异，有趋利避害的惰性，另一方面，由于其从本科到博士长达十多年的专业训练，使得他对学术多少有一点超越功利的内在兴趣。一个好的学术评价制度，可以帮助学者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功利性，将其对学术的内在兴趣激发出来，成为可持续的研究动力。而一个不好的评估体制，要么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纵容懒汉，要么是逼迫人人都成为功利之徒，而失去学术的内在兴趣。学术评价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是激发教师追名逐利的外在竞争动力，而是如何保护和发掘他们的内在学术兴趣。是兴趣、而非功利才是创新之母。
3，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评价体制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如今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学科排名，还是民间各种大学或学科排行榜，皆遵循同一个评估标准，即以一系列量化的数据为基础的评分制，而对教师的能力、研究生论文的评审，也是一张分解为各种要素的打分表。这种“数目字崇拜”的评估标准，是否适合理工科不敢妄断，至少是对人文学而言，乃是形式上的科学、实质上的不合理。因为一篇文章的好坏，一位学者是否优秀，一个学科是否一流，不是各项指标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综合的评价。真正有突破性的论文，可能分项指标不高，但只要有独特的发现，就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一个学者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整体观”，就像评价一个女孩是否美丽，你不能将她的五官分别打分后相加。有些美女眼睛、鼻子、嘴巴单独而论并不漂亮，但整合在一起，就有一种和谐的美。外貌尚且无法分项量化，何况学者的综合学术素质？
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一级学科评估，也是以打分为排名基础。然而，这张名单在各学科之中招来众多非议，因为与学界自身的“隐匿排名”差异不小。学术界衡量某大学某学科是否一流，其核心乃是看人，其骨干教授当中有无公认的大家，青年教师当中有无优秀的未来之星。而教育管理部门的评估之所以失准，乃是其评估体系当中没有“人”，只有数字。即使有“人”，也是以所谓的“千百人”、“长江”、“杰青”这些身份为含权统计分数，这依然是一种外在的行政化评判标准，而非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虽然形式上排除了个别官员的行政意志，但其依然体现了非人格化的整体行政意志。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了这套客观的、形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那么究竟由谁说了算？不仅行政管理者有此担忧，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更为担心，数据说了算，还算有一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一旦由人说了算，那么可变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公关的成本越加昂贵。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不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而且也要在实质上“去行政化”，将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估过程真正交回给学术共同体自身，而不是委托给某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行政官员，还是学术大佬。
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学术权威扮演了核心角色。梁启超的一句话，让既无大学文凭、又无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年的学术大师有崇高的专业与道德权威，他们以一己之学术与道德信誉担保，维护了一个国家的学术秩序。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失去了学术权威的时代，即使有学术大家，也是有权力而无权威，其学术判断能力和道德信誉未必为公众所信任。权威已逝，秩序何在？唯一的希望是学术共同体本身，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讨论与协商机制，通过竞争性的评审、对学术的专业讨论、多种价值与利益的博弈、协商与投票，逐步建立起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标准和程序性规范。
比较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立这套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评估艰难得多，它不可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而获得，不得不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然而，其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成为内化的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而中国的大学，如今不缺各种外在的行政法规，独缺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行规”，外在的行政法规可以轻易变动，但学术共同体的“行规”一旦确立，就会内化为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内在价值，演化为难以颠覆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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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日韩媒体报导江泽民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
中央社今天(8月30日)引述韩国媒体报导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身体极度不适，在8月初住院治疗，目前没有中国官方的相关报道。2011年7月6日香港亚视曾误报江泽民逝世的消息，引发震动，导致江泽民“死而复生”。由于江泽民退而不休，仍在中国官场发挥作用，因此外界对其健康状况格外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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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大战”广场舞大妈和楼市又热
中国广场舞大妈终于也“跳”进了德语媒体的视野，《法兰克福汇报》认为，她们被驱逐和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自信息息相关。另外，该报还分析了中国放松限购为何是在“用汽油灭火”。
中国/贪腐: 中国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白恩培被疑向刘汉贱卖矿区
中国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第12届中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国网络今天（8月30日）爆料指出白恩培卷入周永康关系网，曾向四川前富豪刘汉贱卖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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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印度总理访日加强印日合作
印度总理莫迪今天抵达日本，这是莫迪今年五月上任总理之后的首次出访，莫迪选择日本作为首访国，他本人在推特上用英文以及日文解释说：“印日关系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两大民主国家有义务加强世界的民主以及和平。”法新社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评论说，印度与日本分别是亚洲第三、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的领导人都来自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他们都有意在加速开发本国经济的同时加强地区合作，共同面对日益强势的中国。
德国之声 | 北京警告外国莫干涉香港政治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美联社报道，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本周六（8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一些人无视香港的发展和长远利益，无视基本法的规定，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特区政府施政”，该文章援引一位中国外交部港澳台司负责人表示：“（这）不仅破坏香港的稳定与发展，还妄图使香港成为对中国内地进行颠覆、渗透的桥头堡。这是绝不能容许的。”该文并没有透露这位负责人的具体姓名。
文章还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对外部势力的干预言行，我们都及时予以批驳并进行严正交涉，促对方改弦更张，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今年7月1日，数十万香港民众参加游行，呼吁真正落实特首普选
时事评论者刘锐绍（ Johnny Lau Yui-siu） 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这个警告显然是一个向外国政府及其外交官发出的信号，告诫其不要试图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改革。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具体指出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但英国和美国都曾经发声，表示希望
香港能够出现真正的民主改革。
美联社报道指出，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该地区在法律、经济以及政治上都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不过当地民众对北京日益加强干预香港事务感到担忧，而这种情绪因为充满争议的政改而愈加浓烈。
香港2017年普选特首，但特首候选人由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决定，引起民众不满。根据多加通讯社的报道，今年6月香港民间组织的
“占中”民间公投吸引了约80万民众参加。
美联社指出，中方发出警告之时正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有关香港政改决议的前夕。该机构预计将在明日（8月31日）宣布香港特首选举方案。《南华早报》指出，根据选举方案草案，2017年参选特首的候选人数拟定为2到3人，参选人须至少获得超过一半提名委员会成员的支持。提名委员会的人数为1200人，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话语权。这与现行的特首选举类似。
如果本周日（8月31日）北京香港普选问题上表现出来强硬立场，通过香港民主派无法接受的决议草案，或会激起民主人士进一步积极投入到“占中”活动中。美联社报道，“占中”组织者已表示，
计划在本周日举行集会。民主活动人士发出威胁，或会号召民众在象征着香港心脏的金融区中环静坐抗议。而学生领袖也正在考虑下个月组织学生罢课。
综合报道：文木
责编：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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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小河案两周年研讨会遭当局破坏
原定于北京时间8月30在贵阳柏顿酒店召开的“小河案两周年暨冤案申诉研讨会”，在开会前一天被酒店通知因会场被淹无法进行。与会律师们于是将研讨会地点转移到贵阳黔灵公园，却遭到大群警察和疑似便衣国保的破坏，更有律师被殴打。
以下内容由数字时代编辑整理自新浪微博：
@周泽律师：【压力】预定明天在贵阳柏顿酒店召开“小河案两周年暨冤案申诉研讨会”,晚上酒店通报:因消防检查试水管,压力过大爆管,会场被水淹了,明天的会议不能使用。我们现场查看,果然见天花板不断漏水,地毯已全部浸水。之前贵阳官方朋友提醒,有司决心很大,一定不会让会议开成。今天与会律师行动均有免费保镖随护
@伍雷论法的精神：贵州贵阳会议会场水漫金山
@王才亮律师：一群青年律师聚集贵阳，却没有一家酒店能提供会场。今天这样的召开法律研讨会议可以进入史册。然而，作为法律人，我感到酸疼！让人讲法律，天不会塌下来。贵阳国保，何故如此？维稳的核心必须是维权。权利无保障，社会无稳定。
@伍雷论法的精神：一群律师在贵阳黔灵公园旅游，在一僻静角落座谈，大群警察、便衣前来破坏。有律师被打被诬传销。
@伍雷论法的精神：现场极度混乱，有律师被抓，律师反抗跳水
@王兴律师：警察和便衣在这里纠缠了一上午，执法依据始终说不清就是要检查我们，旁边好多拨跳广场舞的演奏的也没被查。这边纠缠着，外面去上厕所的多位律师被打被抓。现在我们还有一位律师目前下落不明。
@王甫律师：我看见他们把一名律师打倒在地持续拳打脚踢，我过去拍照，照片里这位说我无权拍照，我说我是律师，要留证据。他们说，他们没打。我说，我作证，你们打了。他们说，你说了不算。我说，怎么可以把律师打成这样？他们说，他们不是律师，是作传销的。然后，他们把律师押走了。流氓！
@张维玉律师：受伤的李和平律师和张锦鸿律师。
@周家群：一群律师开会研讨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吗？害怕律师的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怕的是什么？
@迟夙生律师：绿色连衣裙疑是便衣警察，上午律师们研讨的地方被封闭，去厕所的律师被截回，外面的人过不来，而她被护送直接进入了律师讨论会现场，仔细对每位律师进行了拍照，之后她跑到公园里的游客面前演讲说称我们这些下面开会的是传销人员，游客疑惑地看着她，我揭露了她，她溜了。
@迟夙生律师：今天的贵阳小河案件研讨会议发言热烈，现在已经从单独发言改为一对一辩论，一位没有着装的警察气愤地说，律师真麻烦，一个都能辨一百个。
@孙发荣律师：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悲痛了，看了同行们开研讨会的艰辛，心口疼痛欲裂； 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流泪了，看到张燕生的演讲竟被制止，泪水夺眶而出。 我，好久不想问为什么了，但今天有千万个问：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他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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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告外国莫干涉香港政治
美联社消息，就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方案的前一天，北京政府再次发出反对外国干预香港政治的警告。而“占中”发起者计划在方案宣布的当天组织民众举行集会。
中国房产市场已到转折点？
中国相对房价（相对于收入的房价）高得惊人，对此生活在中国大都市的人都有切身体会。而今年5、6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下跌的数量大幅上涨、增至55个。人们不禁发问：是房产泡沫要破裂了吗？
Friday, August 29, 2014
印度/日本: 印度总理莫迪周六访问日本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3个月后，将日本选作他首次在南亚以外的出访目的地。莫迪期望利用自己与日本首相安倍的良好关系推动印日经贸合作，吸引更多日本投资，扩大印度向日本的出口贸易。印度与日本都与中国有主权争议，双方的靠近被认为是有意共同制衡中国膨胀的地区雄心。
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8月28日新德里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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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卫星飞上天 看你摄你没商量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中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打造全国性的监测网络。 有安全咨询公司估计，去年中国各地公共场所，如公园、超市或出租车上共安了约3000万台监控摄像头。有批评者指出这种做法侵犯了民众隐私权。
何清涟 | 中国经济下滑并非缘于反腐
中国经济正处在在持续下滑的过程当中，8月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值下滑至50.3，低于7月终值51.7。但比较奇怪的是对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之解说，《华尔街日报》发表《王岐山带领中纪委掀反腐风暴》等几篇文章，提到一些海外投行经济学家分析，强力反腐行动将使中国今年GDP增速损失0.6至1.5个百分点。
认为反腐导致经济下滑确实是皮相之谈，但这皮相之谈后面却隐藏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两大结构性缺陷都与政府行为有关。
反腐与政府投资与消费双下降的真实关系
中国的反腐确实导致两大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投资下降，二是国内最终消费率下降。这种相关性在其他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中国却不幸成为现实。原因也再简单不过：过去五年当中，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那著名的4万亿与地方债务20万亿就是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投资；另外，在国民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比畸高。但是，这是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性缺陷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反腐只是让这一脓包提前破裂而已。不反腐，这一隐患不会消失；只是因为地方自主性投资与政府消费继续支撑，脓疮继续艳如桃李。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真正缘由如下：
关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国家发改委早在今年初就有预告，原因是两点，一是产能大量过剩，经济结构面临调整，投资需求增长受到抑制；二是地方政府偿债压力的加大也将制约政府投资的扩张。发改委预料，旨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全面深化改革计划”的启动，将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反腐对经济下滑的影响有两方面，首先是抑制了地方政府举债兴建公共工程。《人民论坛》7月份发表一份对官员心态的调查，其中就谈到，在反腐压力下官场启动自保模式，64.4%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官员最怕“工作上出事儿”，例如过去为保地方财政与GDP增长，不怕拆迁征地引起群体性事件，现在宁可不做或少做。中组部应习近平要求，已经于2013年底公布，将地方债列入政绩考核，留下烂债的地方官应予追责。这样一来，地方官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大量举债搞政绩工程，升迁后则将债务留给后任。
其次是习近平出台约法八章，要官员洗澡治病，大刹公款吃喝风，这就减少了政府消费，从而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从经济统计的角度，国民最终消费包含两部分：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有个数据大家没想到，这些年中国就业形势不好，中低层收入增长极慢，内需始终不旺，国民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么低的消费率，其中政府消费还占了很大一块，根据研究资料，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消费在国民最终消费中的占比一直处于跃升状态，90年代稳定在24%-25%；2000年-2010年提高为26%-27%之间；2011年上升至28%。其中包括备受批评的公车及吃喝玩乐旅游等公款消费。从去年开始以来的反贪，对这种政府消费肯定产生极大的抑制作用。
另外一项因反贪引起的消费下降体现于房地产市场。中国多年来房地产市场高度泡沫化，早已经脱离民众的真实购买力，主要依靠官员与富豪出于财产保值需要的购买力支撑。尽管官员公布财产信息迟迟未能成行，但官员们也知道，这可能是早晚间要发生的事情，不少人在想方设法将房地产套现，不再进场买进，因此，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是迟早间要发生的。
结束泡沫之上的繁荣并非“选择”
以上是中国经济结构长期畸型化的实情，需要调整也是共识，但没有哪一任领导人愿意承担调整带来经济下滑的责任，这就是上届领导人在临交班之前还大量投放政府资金、启动新一轮投资狂潮的内在原因。
中国已经错失过可能是最后一轮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时，广东省政府力倡“腾笼换鸟”、让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但真实情况是由于土地、劳力、物流成本全面上升，外资已经在世界各处寻找资本洼地，相继撤离珠江三角洲；但因为广东省并没能创造吸引外资的新条件，结果是鸟虽然陆续飞离，笼子已空，但却并没有新的鸟飞进来。在外贸这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20多年的三驾马车之一即将熄火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本应出台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但因政府换届在即，国内政治形势压力对在任一届领导人极大，因为政治正确的要求，他们必须在交班时保持“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的最后灿烂，因此出台刺激政策，政府投资4万亿与地方平台债当中的大部分钱最后进入房市与股市，导致房地产高度泡沫化，进一步导致国内腐败、产能、金融、房价系列问题不断积累，直到今天还得面对这一大隐患。
上届政府可以开动印钞机维持两三年繁荣，最后在三驾马车齐齐死火的情况下交班。无论是投资乏力、政府泥足深陷于债务泥潭，还是就业进入零增长，雾霾漫天、污染遍及海陆空，这些都是本届政府必须面对的事情。两三年好混，十年可不容易混过去，这就是李克强一开头就想抓金融改革、放弃政府刺激经济的老路子，另创新路的缘由。但面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惯性力量，“李克强经济学”几乎就停留在纸面上，很快就宣布“微刺激”，实际上还是走温家宝老路，只是投放的币量量相对少点罢了。
真正的难题在于，本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腾挪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尽管明明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减速的最大隐患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危机导致金融危机，政府还得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但真正的麻烦在于，政府继续大量投放货币刺激经济也已经难获明显效果，《福布斯》杂志在几天前发表一篇《中国经济40年繁荣的终结》（The End Of China’s Four-Decade Economic Cycle），其中引述了《中国褐皮书国际》的一个观察结论，中国信贷需求史无前例的疲软。褐皮书作者调查2,200家公司的结果是，在今年第2季度，中国金融机构曾打开信贷闸门。6月份投放了1.08万亿元新增贷款，7月份为8708亿元人民币，社会融资也在增加；但由于缺乏有前途的机会，这些公司都未申请多少新信贷。迎合私人小企业的影子银行不得不将利率降到比国有银行还低，以吸引客户。
中国政府必须面对一个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经济繁荣已经结束，世界工厂颓势已无可挽回，房地产老马已疲，大量鬼城、鬼村的出现预示新城镇化前景暗淡，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不知何处可觅，继续维持房市是饮鸩止渴，让其崩盘不仅会导致经济危机立即出现和大量银行坏帐，还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中产阶层会因为资产缩水严重而产生社会怨恨。与广大社会底层相比，中产期盼政府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甚至因此愿意将他们对政治高压与社会空间被严重压缩的抱怨暂时搁置。
由于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中国经济衰退因而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隐患，这也是一些投行经济学家为什么坚持中国反腐导致经济衰退之说的原因。事实上，中国政府哪怕即刻停止反腐，中国经济也不会因此继续繁荣。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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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28, 2014
加拿大旅游大巴严重车祸逾50华人受伤
加拿大警方表示，一辆载有亚裔游客的旅游巴，在该省山区高速公路行驶时翻侧，导致56名乘客受伤。当地旅行社对BBC中文网证实，车上54名乘客都是华人，大多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公民文化沙龙｜潘甘平先生主持“公民互动”实录
杭州公民文化沙龙第90期简报(8月23日)
一、主题讨论：香港8.17反占中游行
许晓光：不久前，香港街上出现了反占中的游行，对此，微博等民间媒体与官方的声音不一样，大家是怎么看的？
张浩：像闹剧。占中是港人居多，而反占中是大陆人居多。政府规定特首必须是爱国爱港，那么怎样才算爱国爱港，这里就有很大的主观成分，通过这一规定的筛选，有利控制选举向着政府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不一定是选民期望的方向。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抗衡，就难以对候选人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也难以维护香港的人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袁爱民：香港社会分化明显。有人做了社会调查测评：完全支持占中，要普选，完全自治；第二是不完全自治，与中央保持一致。结果前者占调查人数的40%，后者占60%。前者出来活动，认为对港首候选人条件进行限制，港人的民主自由就会减少。普选是双方都同意的，关键是长官产生不要中央管控，但中央不肯。
许晓光：进一步而言，占中是否带来经济的破坏和不稳定，跟政府的对抗，会产生哪些利弊？
张刚雁：这次反占中游行情况，真假不知，无媒体澄清。社会大部分人不属于政治队伍。大妈小孩不懂政治。官方怕占中运动由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60多年前，号召公民起来争取民主。政权有了后就改为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已经把民主阉割了。从历史出发，他们现在给港选特首定调，就是要加入主观因素。
吴海君：香港与大陆的法治大不一样。香港规范很好，效率很高。因此，香港青年人对行为不端的大陆人很反感。
董女士：香港秩序比大陆完善，但底层百姓的生活压力大。我们了解香港现在经济萧条，过去感觉的购物天堂，这两年在下降，奢侈品店服务员对我们态度特好，认为大陆来的一般都是土豪。现在大陆去的，开始理性消费了。游行是否与经济不景气有关？
许晓光：香港经济不太景气，美国经济也不太景气。但经济与政治是两码事。
潘甘平：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都会有经济发展快速期和缓慢期甚至衰退期。民主与经济有联系，但在某一时期也不一定有正相关的关系。占中与反占中游行其实是代表两种不同愿望的群体意愿表达，但区别可能在前者是代表香港原住民的主体意愿，后者就不纯粹是香港人，据说还包括大陆被动员去的老人旅游团，是被收买的人。我们希望香港问题能依照民主法治的原则进行，依照中英同意的基本法，不要不经民主议程去修改原定的议题，比如，2017年在香港实现直接选举特首。希望香港人民更幸福。
二、潘甘平先生主持“公民互动”实录
许晓光：网络上有说法：北有俞可平，南有潘甘平。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板块，欢迎潘甘平先生主持公民互动。
潘甘平：首先，我对今天能来到这里的各位朋友表示敬意（起立鞠躬，掌声）因为你们来的不容易。有的人想来，但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来。克服困难，能够按时抵达，是你的正义理念，博爱之心，坚强意志和社交经验所支撑的。还有很多人是不想来，因为他们认为时间精力放在个人的游玩享乐上或者小家庭的家务料理上值得。他们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理解，但并不值得我们仿效，因为我们认为国家政治与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更愿意通过关心讨论国家大事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我一直关注着你们的微信，有时争论很激烈，我也忍不住插话，评论。如有得罪各位兄弟，请多包涵。（笑声）我想正常的争论是不妨碍友谊的。由于每个微信朋友的思想、个性、经历、文化、家庭环境等都不同，微信争论很杂，但杂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如袁隆平的水稻杂交。（笑声）但我觉得有的争论空耗时间精力，因为是无谓的争论，甚至错误的争论。有的争论到节骨眼，应该深入啊，又被扯开，没有深入，很可惜。对此，我们应该避免。
我通过媒体，老百姓交谈，学者文章等，关注民间议论民主的话题已经30多年了，一些基本的常识还在争论不休，一些人打着研究创新旗号，在阉割民主的基本精神，糊弄领导和老百姓，如把民主与宗教搞在一起了，把民主与个人品行搞在一起了，把民主与经济搞在一起了，把民主与素养搞在一起了，把民主制度与民主实践搞在一起，等等。一些深层次方向性但又是常识性的问题没有搞清，我们的关于民主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不知道我们现在做什么才是最有价值（对公民幸福和国家治理都有好处的），即利益最大化，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哪里？因为人生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只有一次。思想模糊不清，我们就很难为推进中国民主出大力。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在看不下去，实在有必要通过公民互动，进行讨论，对一些很流行但错误的说法进行澄清。
今天的公民互动的话题，我准备了八个，但只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先进行三个。每个问题我提出后，各位可有感而发，也可以互相质疑，我也可以穿插评论，真正做到彼此听见，产生刺激，形成头脑风暴。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人（包括警察）劝阻你不来参加公民沙龙，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许晓光：围绕我们沙龙的活动，一直以来都有不同声音和阻力，如以前我们邀请徐迅雷，都有政府管理部门（杭州公安）的人员到场。我们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只是文化的活动。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尤其我是这个沙龙的主要责任人。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
潘：如果警察找你的话，你怎么办？
许：我想过，如果警察找我的话，肯定是要据理力争。但我也是温和的，如果警察说有敏感话题要修改，换一换，或者那位嘉宾暂时不请，我也会考虑吸收的。如果沙龙有什么问题存在需要完善，我们可以改进。但如果没有问题而要求不参加或不办此活动，我认为是错误的，是不能接受的。我会从长远出发，考虑沙龙如何坚持下去。
潘：其他各位
吴海君：这个沙龙如果被人盯上，那我参加得越多。首先，本沙龙没有见不得人的事。社会上现在有很多怨气。过去我也有许多怨气，要骂人。我们通过沙龙学习，过去开车骂人现在不骂了。我要告诉劝阻我的人，我在这里学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如果这样也不让参加，那么反问，你们是否希望我成为愚民或暴民。我如果成为暴民，社会稳定就要增加许多警察。通过本沙龙的学习，带动更多的人学会理性平和地看待问题，给公民带来的更理性更平和，消除乱上访，拉横幅。我们不愿看到这种情况。这样好的学习场合我们应不应该去？如果这样的地方都不让去，那么什么样的地方才能去？难道你们要我们跟着人家到你政府门口来骂来闹吗？我不可能天天呆在家里。如果你们担心什么违法事，你们可以派人来听听，甚至录音鉴别。你们要保持社会安定的工作我们理解，但不能影响妨碍我们公民依法的言论交流的自由。你们可以从头到尾地录音，如触犯什么法律，可以提出，我们可以不搞。现在茶楼里有很多聚会。警察你不能对这些有怕的心理。小时候我们对警察有怕的心理，现在没有这种心理了。所以，我敢来，没有什么可怕的。（掌声）
张刚雁：我认为海君的这个思路是好的。如果能够邀请公安人员也来参加，是最好的。君子坦荡荡，我们坦荡荡。来参加的警察也可以发言，看看我们是从什么角度考虑，他是从什么角度考虑。他也可以上网，与我们交流。如果他人过来了，发言了，交流了，这样更好。因为我们沙龙就是搭建交流平台，不是对抗，不是制造矛盾，而是通过沟通，消除矛盾和对抗。所以邀请他们过来是好事，尽可能邀请过来。
潘：好，说的好。还有哪位发言？
张浩：刚才几位老师说的我都认同，因为参加沙龙是一种理性诉求。我也有这方面的经历，先是派出所，后是国保介入，不允许参加公众活动。但是这种活动不允许，我可以另外的形式参加。我在家也可以看一些朋友发来的东西，也可以与人沟通交流啊。参加公民的读书会的形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反正，这个水要流动的话，你在这儿堵了，他会流向其它地方。“防民之口犹如防川”，这里堵了，它会以合适的其它途径发出，堵是堵不住的，永远要发泄出去的。我过去可能采取的是更激烈一点的形式，现在采取的比较温柔一点的。民主的推进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改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不让做，可以做其他工作，调子不能高，就低调一点。有许多工作可做。像我们农民工的教育、维权，如讨薪等等，很多方面。民主维权是个技术活，我们现在在很多方面还停留在感情用事阶段。一些维权不能贴个标签好或是不好，在香港，美国，民主比较成熟，是个系统。最近我也在思考问题，民主是要自由，但在民主国家，有很多的法律限制，自由好像并不多，如闯红灯，但在中国，一些人把闯红灯看作为自己的自由。两种国家，民主的系统完全不一样。回到刚才话题，你不让参加，我采取灵活的态度与办法。以前我参加多的是维权活动，后来多的是读书会，以后还可以参加公益。总要把自己推进中国民主进步的热量释放出来。
潘：孔大姐说说看。
孔大姐：可能年龄上的区别，经历的事情不一样，做法也就不一样。如果让我来处理，首先判断这个事情是否合乎规律的，如果是的，我就坚持。在具体的事情上，我吃过许多苦头。如果不让我参加，我就STOP。客观上，涉及到家庭利益。历史的发展肯定是阻挡不了的，肯定是按照它的发展规律进行的。但是在具体的处理上我会采取妥协的办法，但妥协不是不讲原则。
袁爱民：我希望不要碰上这样的事。其实民主也是技术活，可以通过不是激烈的抗争去实现。
潘甘平：我认真听了各位的发言，大家说的都很好，特别是海君的发言，我们的事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恰恰相反，我们干的事是人所干的事。这个是一个前提。前提有了，底气就有了，勇敢就来了。我按照我的经验和大家刚才讲的，可以概括为四点：理念正，人性爱，意志坚，方法妥。
第一点是理念正，也就是名正，光明正大，不是邪的，这样才能言顺。杭州公民文化沙龙完全是符合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政治和文化权利的，比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言论自由，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依法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要倾听人民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监督。（宪法35条，41条，27条）
第二个也是符合党的18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提到的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和谐等，以及18届3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些你没有公民的参与行不行？不行的。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们的杭州公民文化沙龙是合法的，是有合法性的，不是违法的，也不是非法的。所以，理念正了，底气就足了，哪怕是被请到不该去的地方（警务机关盘问拘留等），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正义是不怕任何铁链的。如果警方对我们沙龙采取过激行动，恰恰说明，是他们做错了。
那么理念正了，是否在与警方的打交道中，就不顾别人脸面，骂别人一通吗？那不行。
第二，要讲人性爱，或者人性善，爱的人性。公安人员，警察先生，他也是个人。他打电话给你进行劝阻是工作，是他的职业。我们每个劳动者都有职业要求，都受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管理。难道我不工作吗？在现有的体制下面，在所有的社会中，你有上下级关系的，上级要你做的本职工作，一般都是要做的。警察是公民，你也是公民，公民与公民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从博爱的角度，你可以理解警察的工作，他在执行公务，所以警察打电话给你也好还是面谈，都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好像很害怕似的，很不想看到，很仇恨似的。这些，我觉得都不应该存在，就像今天我们来交流的各位一样。他是公民，我也是公民，他是人啊，我也是人啊，人与人之间要相爱。任何宗教都提倡人与人相爱，中国共产党也提倡人们之间关爱互助。我们在与公安人员的沟通中要有爱心，体谅他们的难处。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配合他们的工作。他们打电话，你好好接，他们跟你面谈，你就坦然从容去面谈，没有什么难为情啊，低人一等啊，没有这些东西的。人性爱体现在对他们的难处，我们也表示理解，而不是很愤怒很对抗。这样，就把本来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真的要做一个有益社会的公民，就应该这样做。要做好公民，做公民文化沙龙的优秀者贡献者，成为社会上公民的示范者，你就应该这样做。我在很忙情况下接警察电话，因为正在忙，我说等一下我回电话。忙好后，我趁短暂的空隙，就回电话，并答应其要求，进行了十多分钟的会面交流。我解释了为什么要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出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包括公安）不仅不能去禁止主人公民的聚会讨论，相反，应该保护他们免受干扰和侵害。世界上不应该出现仆人去禁止主人讨论国家大事的事。我对他提出的可能的不好局面，表示理解并感谢，说明是关心我的人身安全。至于他提到那里人很杂，不同声音很多，我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必然有左中右（毛泽东说的）。至于我去那里，不一定就是去做激化的事，对有可能出现的违法言论，我提出我难道不可以进行引导吗？再说现在的人们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不一样了，少了被领导一煽动，革命热情就很高，就喊打喊杀。我相信自己做的四十年的理论研究宣传工作，我尊重并考虑他的要求，但没有说反对还是接受。如果你们对此感兴趣，也可以去。我就是这样与警察交流。警察也是人，也是有良心的，懂得法律的，只是口头不愿意说出而已。他的心里是抵抗不了正义的合法的东西。
第三，意志要坚强。因为捍卫宪法，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是需要有坚强的意志的。没有一定的意志是不可能今天坐在这里。没有意志，昨天就会考虑我是否被跟踪啦，在住处是不是有人监视啦，第二天出门会不会有警察拦住啊，等等。这种顾虑担心恰恰是对我们公安警察依法办事水平和能力的一种低估。其实我现在非常欣赏目前公安系统中出现的民意引导警务的做法，以人民的利益来决定我们警务的发展方向。所以，意志也是很重要的。没有意志力，就会在一些小事情上，显得比较软。
我的朋友们也许理念与我一样是很正的，有一定意志力，也有人性的爱，但缺乏经验，方法不妥，那也是不行的。
第四，方法妥，也叫经验妥。对于警察对你提出的要求，如果是我方合法的，那么他的要求，我只能看成是对自己的建议，可以去做，也可以不去做。在没有决定前，可以给他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就是可以考虑你的建议。如果我激烈反对，就增强他对你是否理性行事的怀疑程度，让人感觉你这个人很难交往。由于我们是正当的合法的，所以即使原定地点被查不能用，我们可以换个地方照常活动。正如刚才许博士讲的。很妥善地给别人（警察）一个答复，准备好应对不好局面的策略和方案。我们不能把叫来的朋友搁在一边，不守信，那样要伤热爱民主法治，参与公民社会建设者的心的。公民文化沙龙活动要坚持搞，但要直面现实，要做好应急。我还考虑到，万一警察先生到现场，我们还要热情鼓掌欢迎，（笑声）真的，那是给我们脸面。如果参加我们讨论，那更好了。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公安受周永康的影响很大，尽管他已经被立案审查。周永康在公安的理念上，体制上，方法上，流毒相当的多。他把忠诚党放在公安工作的第一位，那么我问，党又是忠诚谁呢，是忠诚人民的利益。公安系统的全体人员应该忠诚人民。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说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极大地模糊了警察的价值观。他提出的非政府组织就是不安定的因素，是境外敌对势力在大陆渗透和发展的接应力量，严重影响了作为基层民主重要力量的非政府的发展。他不是以一种开放的心理和依法办事的方式来对待非政府组织。这种观念和做法遗毒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一些警察特别是国保，已经是习惯成自然。
除了理念上的流毒外，体制上周永康搞了公安局长进常委的体制，从而使公安成为政法系统（公，检，法，司）的老大，由于不让司法独立，并且地位低于公安，所以法院都要与公安相一致，许多冤假错案都是这个畸形体制产生的。所以，念斌案四次判死刑的人现在无罪释放，可以说是对周永康体制的血泪控诉，是中国法治的进步。虽然来的迟了。
第三，方法上，周永康对公民组团活动一律的敌视一律的禁止。现在公安系统还没有跟上18届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后行业商会、科技、公益慈善、社区服务四大类公民社团（非政府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登记，不需要事前需要挂靠某一部门。以后这些组织将大量涌现，我们公民在这些领域可以依法自由组团了。你把这些组织都看成是敌对势力，你公安还忙的过来吗？
我这样扯开去一点，是让大家知道，面对非政府组织管理，公安还有许多改革的事要做。搞清宪法、法治、非政府组织的三者关系，你以后碰到类似问题难题，就不会感到不安，而是具有光明、坦然、正气的心态。
潘甘平：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是民主是当官的事，平头百姓有书读、有工干、有钱化就行了，操什么民主心啊？
许晓光：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民主选举如同我们进超市去选择东西，可以有个比较。民主问题不解决，公民的经济解决不了，贪污解决不了，领导（市长省长等）不能民选，他们对上负责，不真正对百姓负责，造成许多暗箱操作，造成国家资金滥用乱用，不能保障百姓看病上学养老的公共支出，还有解决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所以，民主问题与百姓的许多生活问题息息相关。
张浩：刚才说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民主问题，而是社会公平公正不能保障。即使建立所谓的民主社会也不行。我身边的朋友都建立了小字辈生活圈，如果没有公平公正，哪怕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财产比较富裕，也是空中楼阁，没有牢固性。我们这样努力，是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
张刚雁：潘老师刚才讲的现象其实很普遍，现在有许多人并不关心民主，他们对民主的常识性知识还不懂。民主的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解释，狭义的解释就是指政治领域的民主，如选举制度，等等。但广义上的民主包涵自主、自由的属性，比如我们可以自主地选择职业，自主选择自己的思想理念，自主选择自己的经营范围。民主体现在经济领域，重要的是企业有自己的经营权，法律没有禁止，我都可以进去，这一块是很重要的。经济民主达到了，将是推动政治民主非常重要的一块力量。许多民营企业主都清楚，政府给你设置弹簧门，你没有办法。民营企业投资渠道很窄，很多渠道政府都给你卡住了，造成了我们金融体制上的很多问题。我们老百姓对民主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政治意义上，经济上生活方式上理解的很少。
袁爱民：社会上对民主的理解各种各样都有。我从事IT行业，民主不一定是通过政治，靠技术，也可以实现民主。以后能不能依靠技术解决许多社会问题，都存在这种可能性。普通人关心自己的生活也是对的。是用民主的方式去关心，还是用其他方式去关心，我都是可以理解的。用民主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是运用不好，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政府举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你比如说台湾很成功，一下子成为民主社会的模范，像菲律宾，泰国是否成功，没有成功。为什么他们不成功，我们就一定成功？大家都应该反思这种现象。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追求公民权利的逐步扩大，自己合法诉求范围的扩大。我们最怕的有两种情况，要么是通过暴力去争取自己权利，要么对争取自己的权利无动于衷，不闻不问。其实这两种方法对社会都是有害的。要么我们暴力，要么我们不玩。刚才潘老师讲得非常在理、非常理性。我们应该培养公民理性的态度。我们现在的生活对培养理想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有追求民主这个方向比没有这个方向要好。我们现在对民主的诉求，最怕的是成为宗教热情。互联网改变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阿里巴巴一个主管传了信息，15年来，尽管民主推进不力，有的地方倒退，但为什么没有倒退到专制时代呢，是因为有了互联网，IT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按照这种趋势，可能过以后国家的政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缩小到很小范围，是用民主的方式还是非民主的方式选举领导人，可能都是不重要了。选民的声音都能够表达，公民的意见建议都能够输送到有关部门。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一定能通过民主达到这样的境界，很有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不一定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也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不要每个人都去参加选举，争取权力，一条道上挤。公民要有社会担当，没有担当和追求，社会就退回农耕时代。我们不要过急地刺激政府转向，这个社会已经在转向。我们希望像许博士、潘老师那样的理性的表达。我们要不断地与政府沟通，他们也需要改革，倒退总是不好的。希望第三条道路能走通。
潘：刚才大家发表了很好的看法和各种观点，我特别留意到张刚雁与许博士的观点。民主是否仅仅是当官的事，这里涉及到对民主的理解。刚才袁爱民说通过互联网技术改变不民主的东西。大家都是从自己的知识技术经历去理解什么叫民主的问题。我可以对此表示理解，但不一定认同。
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民主是个什么东西。在25年前，即1989年，我曾经对民主是什么进行过一个系统的研究。当时社会科学比较发达的是北京的几所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等等。其中社科资料最全的是人民大学的书报资料中心。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图书馆能收集到当时有关政治方面的人民大学的全部资料。主要是讨论民主的国内的全部主要观点。能收集到西方关于民主的主要著作。对中西民主观点，我进行了收集与研究。研究的结果是推翻了国内官方对民主的传统经典定义，即民主仅仅限于人民当家作主。我为什么要推翻这个观念，是因为这个观念释放出来误导公众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宪法里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人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了民主，民主已经建立起来了，不需要再推进民主进程了。给人一种误解，民主政权成立了，人民已经当家做主了。我要说明一个问题是，不仅政权的社会基础中人民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关键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针上，在法律的制定上，在政策的实施上，能否体现人民利益，真正做到以人民的利益为执政根本。这才是民主。所以这里的民主涉及到人民利益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这些领域是不是与我们百姓利益相关。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经济接近崩溃，公民在经济方面的利益受害严重，买豆腐要深夜排队，买电影票也排队，排队时间要过夜，所以往往前面的排队者放一块石头代替自己排队，几乎大部分商品要凭票，连擦屁股的手纸也要凭票。你说这样的经济有没有体现民主——人民的利益？所以，我认为，民主应该体现人民的利益，这个利益应该体现在公民利益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生态，因为生态涉及公民子孙后代的生活。
我回应一下刚才张浩朋友提到的教育的公平公正，也就是社会的公平公正，是主要的，民主不是主要的。2004年即十年前我已经在电视上作为特邀评论员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评说。其实农民工到外地受到比本地人更低水平的对待，其实反应出政府对于内地农民利益没有进行有效保障的问题，涉及农民工的子女读书，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薪酬保险，人身安全，等等，因此也就没有体现出民主。因此，民主不仅是体现人民的主张，还要体现人民作为主人的利益。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民主从国家层面来说，就是要体现和维护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的利益。但是民主不限于国家，应该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家庭。所以我对民主下个新定义是：民主就是实现公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表达与维护的所有事物，推进社会的自由、博爱、正义。民主包括思想、制度、机构、机制、方法、素养等等。它具有七个属性：公利性、公平性、公开性、多样性、和谐性、法治性、自主性。这七个属性是衡量真民主与假民主的主要标准。这些东西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今天的活动，如果我从头到尾讲到底，就不够民主。为什么，因为没有体现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的利益，你们对问题有想法，你们有话要说啊，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机会说说啊。能让他们说说的就是体现他们到会者的利益。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后来的89之后左倾回潮，国家工作人员和党的多层次领导，往往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在思想交流方面，采取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方式，是专制作风的遗毒。现在播放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强调党最重要的法宝实事求是，应该允许有多种声音，并和谐相处。所以，我提议许博士增加公民互动的板块，能让与会者的真知绰见表达出来，让不同主张交流甚至辩论，既是分享彼此思想成果，又能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充分利用好大家的宝贵时间，让公民声音彼此听见的主张进一步落地实处。否则变成我一人说了。（笑声）
家庭有家庭民主。难道你家长就是真理的化身，小孩都是错误的？家长自己不开心，有时还拿小孩来出气。这是错误的。所以，我对我小孩的管理，我尊重已经成人的小孩，对一些事特别大事，我把我的利弊得失的考虑说给他听，作为建议，供你参考。当然，这个是分年龄阶段来实施的。年龄小的未成年人，不懂得是非得失，那父母等监护人要从小孩的身心健康出发，帮助拿主意。
综上所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民主与我们平头百姓都是相关的。为什么在国外的绅士风度是让女士先走，为什么在危险救急的时候，是让儿童、妇女先走，这也是民主的体现。因为在儿童身上寄托着人类的未来发展与希望，是人类的延续，而妇女是照看他们的最佳人群。这是体现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我们坐公交时一些猛男挤上去，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我们习惯称作不文明。其实民主与文明是相通的。
刚才许博士讲到的，有许多公民认为对于官员的选举、罢免，与我们老百姓没有关系。其实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参与选举和罢免与民主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就在落实民主中对官员的监督机制，监督他们有没有去实现老百姓的合法利益。如果他们在任期内没有去实现，那么老百姓就有权罢免他们，把那些肯为百姓利益积极进取的主张者，选上去。
老百姓也许会想，他们（党和政府）不是有一个内部的监察或纪检的部门进行监督吗？是的，是有，但在利益固化，既得利益人群形成一个集团的时候，这种监察与纪检就往往显得软弱，有的地方甚至成为迫害反对者的工具。为什么他们能如此猖狂？因为权力不受约束，纪检监察的领导都是他们任命的，他们向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向选民负责，政治一团死水，差的不能去掉，结果原来的一团清水也变成了浑水。浑水浑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来贪腐。你不和我同流合污，就用一个冠冕堂皇地的词说你不讲政治（笑声），他们把中性词政治赋予了特殊的内涵，你不和我玩，你也是一个异己分子。因为你不同流合污，保持干净，随时可能出卖我。对于这样的你，我在分配工作资源时就卡你，对拍我马屁，每年进贡我的下属，则扶持他，工作资源流向偏重于他（她），年终考评就说那个拍马屁的人优秀。你不愿意和我一起贪腐，我找出许多理由让你走逼你走，你不走，我就把你贬下去，形成了逆淘汰效应。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吧，中央政治局常委，相当于国家主席、总理级别，还有政协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等等，家里财产多的上亿了，数量多，分布广。仅仅2013年，党中央就查出违反八项规定的党员干部3万多，信访举报近200万件，平均每个省市区近6万件，每天平均170多件，党纪处分15万多，政纪处分近5万。怎么可能对他们的反民主行为进行终止呢？只有靠民主选举和罢免。如果法律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与罢免权利不能落实的，那么真正苦的是我们老百姓，勤劳致富只是梦想，以权谋私、同流合污、官官相护才能快速致富，致大富。老百姓的勤劳致富在他们眼里俨然成为笑话。郭美美一个晚上收入几十万，我们农民兄弟种田一亩利润不到1000元，10亩田只有1万元，算其他收入2万元一家三口，一年下来积余不会超过1万元，干30多年差不多就是一辈子才能积够郭美美一夜的钱。郭美美钱的来源是大老板，而许多大老板的钱是靠政府官员的帮助，权钱交易。这样的政府机关能带领人民走向何方呢？现在中央为什么要全面发动，要求公民通过电话、信函、上访、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等来检举揭发那些贪官污吏呢？要鼓励舆论监督，还有政协搞双周协商会，等等。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太腐败了，腐败分子抱成团了。以至于以前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政令居然出不了中南海。想要为百姓利益干点事的人们，还能干些什么呢？可悲！
我讲的这一切，如选举、罢免、检举揭发等，都属于民主政治的范围，刚才讲的经济民主也属于民主范围，就是真正体现勤劳致富，多劳多得，干的越多越好，报酬越多。文化民主就是讲包容，自由发声，给公民丰富的精神生活。社会民主如给公民结社自由，放开公民结社的管理。
至于第三条道路，技术治国，我认为，技术尤其新技术的推广运用，给民主的实现和推进是带来好处的，这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互联网技术，我们有很多信息可能还在被人操控着。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卫星技术的发展，全球各国变成一个村一个大家庭的梦想会成为现实。以后随着互联网中语言互译系统的内置成功，我们与各国人民的交往如同本国公民。
我们公民要形成一种共识，就是民主与我们平头百姓的读书、工作、有钱花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以后，张浩朋友要通过自己的体会，帮助宣传。
张浩：好的，我通过这样的学习，很有体会。
潘甘平：各位，对我刚才的发言有看法或有不同意见的，请说。没有的话，转入第三个问题。从微信等其他地方看到，不少人把民主看作政治，历史上搞政治就是危险，我们老百姓呢不要危险，要平安。各位思考一下，这个说法对不对？
邹巍：这个说法对错不论，但在中国是很典型的。大家都知道现状，对错的是非观是有的。民主是政治层面的东西，危险是有的。我想过这个观点，在正常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事的。以前蔡定剑先生说过，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就像你刚才讲的，民主与经济发展啊，与人们工作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大多数人的观点比较一致的，民主不是天生的，是实践的历史积累。以往有好多强势的官僚给我们灌输一种观点，就是你安耽一点，这事很危险，你好端端的工作、家庭，你去搞那事干吗，这是官方希望造成一种局面，让老百姓觉得一讲民主就有种恐惧，那么多人在威权下驯服地生活，你干吗要冒那个危险，干吗要你出头路面啊？大家过长期的平庸的生活。由于长期的权力垄断，造成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这种垄断不允许创新的思想出现，老百姓习惯于安于现状。既得利益集团怕民主、怕公民，就助长这种思想观点的形成。
海君：我觉得这是目前大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一个方面的原因，对民主不理解。大部分人对民主这两个字不理解或不清晰。二是中国在几千年的皇权社会里形成的奴化思想倾向，那个时候你不能关心政治，你一关心政治，就会出问题。你反对皇帝反对当官的错误做法，他们也要拿你是问。现在在许多地方，也还有这种情况。大家形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让老百姓觉得民主是与政治挂在一起的，搞政治是危险的。几千年下来，搞民主改革的没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西方民主社会由于推进人民争取自由的权利，逐步形成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等比较完善独立的民主领域。他的市场化是非常开放的。我们的经济到了市场化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大至国家的经济战略、地方政策，小至地方银行的政策，还有车管政策和房屋政策等一系列的政策，都跟我们老百姓利益息息相关，他的政策走向都会与我们老百姓的利益是关系的。像杭州停车费马上要上调，2元变4元，4元变6元。要多付出费用了，真正是和老百姓有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他治理国家的核心是真正为老百姓利益服务，以人为本，政府是为了老百姓去设立规则、法律，政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工作的。像我们还不是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成为既得利益者联手分赃的肥沃土壤。政府给百姓一种偏向性的民主宣传。所以，说搞民主是为了老百姓利益，因而搞民主是为了老百姓安全，不搞民主才恰恰是对老百姓的一种危险。
许晓光：我完全同意海君的观点。我印证海君说的，提供一个例子。古希腊雅典的公共政策决策，有五百人组成的公民大会进行讨论的。这有许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激活社会上分散知识的流动和人们的活力。公共决策涉及到知识的许多方面，如果是专制的话，在知识层面上，也许当官的不及社会上的专家。所以我们才有大跃进的失败。民主的好处就是，允许每个公民提建议，参与进去，批评错误，并更有效地推行实施。通过投票通过讨论来决策，可以让参与进来的人们分享知识。这是民主的好处。现在我国的一些公共决策，会涉及到许多知识领域、许多利益方面，如杭州垃圾焚烧场，如果很好地征求社会各界意见，集思广益，把民主与知识很好地结合，就能很好地罢免矛盾。否则，没有很好地征求民意，与民众沟通，结果就引发了骚乱。
孔靖：我们这个国家从解放以后，一直没有什么民主。非常的不民主的。对公民来说，实现民主一直是非常渴望的事情。现在的社会让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不民主的事是太多太多了。你们刚才讲的是很多理论上的问题，我讲的是实际中的问题。很多很多国家的项目控制在个人手上的。有些可以黑暗到你想不到的程度。这些不民主的状况已经形成习惯了，已经不能去打破了。我说现在的项目是怎么做的，就是几个人成立利益集团，表面上是去参加公开的投标，实际上是这个集团的几个人已经控制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和政府的某个个人的利益是结合的。我再说另外一个事情。举例，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把资本家的所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品牌、厂房都公私合营了，这民主吗？这些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都是深有体会的。杭州的胡庆余堂打官司打了二十多年了，还是没有打赢。这个民主从何谈起？所以，我们现在对民主的概念是非常渴望实现的东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很慢很慢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现在谈民主，涉及到农民工的工资问题，还是个小事情，虽然它的面很广很广。应该从国家的体制这个大的方面看，本身就有很多不民主的地方，这个问题我看首先要解决。（掌声）
张浩：结合刚才大家说的，民主是不是危险的问题。民主涉及到利益，利益涉及到危险。利益的诱惑性很大。独裁政府他是利益一把抓。只要有权，就可以拥有一切。中国历史一直以来到所谓解放后，为了利益搞得你死我活。利益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有。但在民主国家，利益问题不会搞得你死我活，你像总统下台，下台就下台，很平常很平静，但在专制社会，就非把你搞死。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利益很不平衡，一旦有权了，就没有了利益的限制。他可以任意的干涉别人的正当权益。在民主国家他为什么没有危险性呢，因为他提前对利益分配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和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与独裁是利益分配的不同模式。独裁分配利益不均衡甚至非常悬殊，才导致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民主社会，这类事就比较少，大家用平和的心态去参加利益分配。
张刚雁：刚才潘老师提出的问题，民主是政治，政治有危险，老百姓是否不要去过问民主。我认为这种想法对于多数人来说是存在的，因此也还是比较自然的，不去动不民主的东西，当然平安，动不民主的东西，当然有点风险了。（笑声）但是我要说的，不民主才会给公民带来危险。第二个说平安，是什么平安，你不去找不民主的事，他们也不找你，你好像感到平安。但平安有真正的平安和虚假的平安。古代有句话，抄家的知府，灭门的县令。你不谈政治不谈民主并不一定平安。他盯上了你，觉得你妨碍他非法获取利益，他就要搞掉你。恰恰相反，我们现在不平安的东西太多了。平安是家里没有飞来横祸，没有生大病，没有死人。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生癌症的比例很高。那么这种不平安是怎么造成的？追根溯源，原因很多。我们老百姓，其实每个人都希望平安，看上去好像与民主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的平安，国家如何来最有效地保护我们。社会治安好，我们老百姓上街放心；又如政府对交通管理好，使老百姓避免车祸，行动快捷；政府监管好，我们的桥梁不至于突然垮塌。总之，要是老百姓少来或不来飞来横祸，就需要对于管理的政府说，要有制度性的保障。比如，制定房地产法律，禁止层层转包，就把工程管理中的不平安的因素提前除掉了。还有你政府招投标要完全彻底的公开，不能搞假公开。如何真正地实现这样目标，三公（公平、公正、公开），需要我们从程序上去进行改革完善，要民主，要集思广益。我们的意外事故少了，我们的冤假错案少了，我们的环境好了，等等，我们老百姓才平安了。我们不想见到天外来客！
许晓光：希望没有地沟油。
小吴（大学生）：我也想说说。刚才大家讲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民主。那么造成种不够民主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有两个情况，一是人口基数太大，二是人口素质不是很高。因为我看到过一些书，人口基数大在一定的时期里是难于改变。但人口素质是可以较快改变的。人口素质提高了，总可以改变现在的状况的。就看日本吧，他们的素质是很高的。他们不一定参与政治，但他们的高素质使得社会秩序非常好。我们能否从提高公民素质入手，从自己做起，虽然不通过民主，但也能推动社会进步。
潘甘平：首先，我对刚才大家的发言表示钦佩，发表了那么好的观点。其次，至于刚才吴先生（小吴）谈到的素质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专题讨论。素质与民主是有联系的，要深入探讨，还是需要许多时间探讨的事。第三，刚才讨论的话题是集中在民主是带来危险还是平安？表象是好像民主带来了危险，因为他们看到两个方面，一是电视里看到的国外搞民主，输入西方的政治民主价值观，搞三权分立，国家分裂，逃难等等；另一个方面，一些维权人士，被＂喝茶＂，被软禁，被拘留，甚至判刑。（当然判刑的内在情况我无从考察，不能妄加判断）。我认为，国外的所谓民主导致的不平安，其实并不是因为推行了民主而导致动荡不安。民主要讲技术。如同我们烧饭，同样的原料和餐具，有的烧得很好吃，有的烧得隔生饭，有的烧焦。为什么，技术不行，掌握的水头、火候等因素很重要。烧的太猛不行，烧的时间太长不行。民主也是一样，好东西，但要好技术，好技术要靠好厨师。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技术性还是有区分的。比如伊拉克的民主推进，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问题。那个首任总理马利基，没有正确处理好三个民族的利益关系，生怕逊尼派占上风，在对待不同民族的官员使用上存在防一手，从而限制逊尼派精英才能的发挥，时间久了，就把可以合作的伙伴推向了敌对。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对于政治力量，政府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时间久了，就会导致政治力量的失衡，被压的一方必然要积蓄力量，寻求反弹，造成动乱。所以，民主是为了整个政治力量结构的平衡。伊拉克的教训是民主的实施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从利己出发，搞选择性的实施。第二个教训是没有真正的实施，他有的民主技术和手段没有真正到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至高权力，民主就不再真实。
公民的平安靠什么。有时候，我们的公民在夜里突然被人从家里拖到坟墓地里，自己的房子就被拆了。可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漫天要价。就算他是漫天要价。平时官方对一些违法犯罪的人的批评，说他们用违法抵制违法（错误），说他们缺乏理性，是错误的，要依法判处。但在这类事情上，政府难道可以以违法对待违法吗？那不是知法犯法吗？可以罪加一等。显然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只有推进全面的真正的民主，这个民主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平安所在。全面民主包涵了法治，就是我25年前写的民主文章里提到的五个属性，再加新发现的两个属性：公利性，公正性，公开性，多样性，和谐性，法治性，自主性。共七个。通过这些属性可以判断是真正的民主还是假民主。大家谈的很好，我们都分享。（热烈掌声）
许晓光：真的，今天下午的公民互动很成功，潘老师给我们做了解疑释惑，这些都是很实在、很有挑战性的似是而非的问题，通过讨论和潘老师的娓娓道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和启迪。由于时间关系，潘老师准备的八个问题，今天只能进行三个，留着以后有机会再继续讨论。感谢各位！（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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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钓鱼岛: 日本打算将海防预算提高一倍 加强监管钓鱼岛
法新社今天发自东京的消息，日本国土交通省要求在日本2015-2016年度预算中，将日本海防预算增加一倍，以便加强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监控。这个岛屿目前由日本管理，但北京声索对该岛的主权。
日本海上自卫队PC3侦察机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盘旋2011年10月13日档案照片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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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国: 中国军方敦促美国停止在中国边界附近进行海空侦查
法新社北京消息，中国军方今天（8月28日）要求美国停止在中国边界附近进行空中和海上侦查，指出美国此举可能酿成令人遗憾的意外事故。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音译）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减少直至停止在中国边界地区进行针对中国的监视活动。
美国海军的P-8海神飞机从澳洲珀斯国际机场起飞搜寻马航飞机2014年4月16日。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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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中国: 香港反北京富豪“壹传媒”总裁黎智英寓所被廉署搜查
香港廉政公署官员今天(8月28日)搜查了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Jimmy Lai）的寓所。据路透社报道，黎智英是反对北京的香港富豪，其传媒系统鼎力支持香港民主派。
Hongkong 黎智英（Jimmy Lai）
DR 中文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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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 广东查出两千多裸官 北京派外省官员到广州掺沙子？
广东发现两千多“裸官”，其中800多名被调整了工作岗位。北京派外省籍官员，天津副市长任学锋，出任下届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此举被认为是为了应对广东本土半根错节的人脉关系网。
广州
DR 中文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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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日本: 安倍献词中国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甲级战犯”的追悼活动写信献悼词的事情周三被日本媒体曝光之后，周四中国敦促日本反省其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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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任学锋出任广州市委书记打破广东政坛33年常规
现年49岁的前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根据广州日报27日只有一句话的头版报导，将出任广州市委书记。报导说：“近日，中央批准：任学锋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和广州市委书记。”
广州火车站
DR
Standard
东网｜非韩：媒体之后是学术界
最近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中国社科院2014年“三项纪律”建设专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在网络上流传。这篇讲话信息量很大，有心人可以找来看看，其核心是要求社科院工作人员加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
过去中国学术界一直用“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这句话为自己打擦边球的文章和学术成果撑腰。学术研究的成果不直接面对公众，受众大多集中在相互比较熟悉的学术界内部，影响不容易扩散，这句话曾经为学术研究争取到了一定的空间。从现实来看，学术研究确实比媒体空间更大，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之前，很多犯忌的说法常常是先在社科学术界内部流传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媒体推广到社会。这样一来，学术界的研究空间又为媒体拓展了空间。当然这种空间距离普世标准的学术自由不是一个性质，我个人认为“学术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都不应该用于描述中国的状况，在中国使用这些概念再加上多或少、有或无的定语，常常意味着对这些概念的矮化和庸俗化，抹杀其真正内涵。
《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媒体人本就不多的空间上又加上了几层枷锁，要签署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还不得给境外媒体、网站写稿；以职务身份开设博客、微博、微信须由所在新闻单位批准备案并进行日常监管。社科院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有重大的示范意义，而今社科院院长的讲话又敲响了社科学术界的警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并没有脱离体制之外办媒体和学术的空间，学术界和媒体都是党办党有，一旦领导明确收拢空间，拒不执行的人就面临整肃和清理。体制外没有平台，体制内的身份本就是一重紧箍咒，社科院院长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强调机构的体制属性和机构内人员的体制内身份属性，显然是在向学者点明其对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信号是在说“既入其门，必遵其道”，所谓“学术无禁区”是不允许的。
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体制内和体制外本就形成了两种互不交集的话语氛围，无论是媒体人还是学术界，基本平台还是在体制内。而新领导集体在加强媒体人和学术界管控的同时，还以媒体改革的名义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其布局既着力于稳固体制内的基本盘，又发力去拓展体制外空间。而体制内体制外两种话语氛围之中，其实当中拥有话语权的重要人物往往拥有体制内的身份，体制内的自由派公知的影响常常压倒民间自发的声音，这些人主要来源就是媒体和学术界。他们言论的特点往往是既指责体制的错误，比如腐败和专制，又将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体制。这样的言论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论，然而体制表明的态度是无法继续容忍这样的言论。这一做法对体制自身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 Sandra F.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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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27, 2014
北京青年报｜任学锋成30年来首位“空降”广州市委书记
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官方微博昨天确认，经中央批准，任学锋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和广州市委书记。
任学锋此前是天津市排名第二的副市长，此番履职广州，填补万庆良留下的职务空缺。6月30日，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庆良被确认免职后，广州市委书记一职空缺已有近两个月。
在天津曾分管涉港澳台事务及侨务
任学锋，生于1965年10月，今年49岁，河北邢台人。天津市政府官网资料显示，1992年4月，任学锋从河北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在天津市）高分子材料专业硕士毕业后，即留校担任团委书记。1992年底，调入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先后任职12年。
2004年7月起，任学锋先后担任香港津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长。津联集团有限公司是天津市政府出资，在香港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一直担负着天津市驻港窗口公司职能。
2008年1月，42岁的任学锋当选为天津市副市长，进入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2012年11月14日，当选为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天津市政府网官方资料显示，任学锋在天津8位副市长中排名第二，主要分管服务业、商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旅游、口岸服务、合作交流、对口帮扶、外事、涉港澳台事务、侨务、大型活动组织协调、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30年来首位“空降”广州的书记
在任学锋到来之前，广州市委书记一职多由广东省内干部提拔，此次任学锋“空降”羊城，打破了这一多年传统。
1979年3月，杨尚昆以72岁高龄担任改革开放后的首任广州市委书记（第一书记），8个月后，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从北京“空降”广州，接任其职务，此后历任9位广州市委书记均为广东省内提拔。
这9位市委书记中，有5位是广东本籍官员，均出生于粤东潮汕、梅州两个地区。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也曾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其虽祖籍浙江温州，但出生于广东广州。
此外，9任市委书记，除朱森林曾在北京短暂任职4年外，其余的人仕途均起步于广东，任职广州市委书记前也一直在广东本地任职。
任学锋接替万庆良出任广州市委书记，是30年来首位省外“空降”广州的市委书记。在任学锋到来之前，广州市委召开的历次常委会会议，因市委书记空缺，由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建华代为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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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劲松补缺昆明市委书记
空缺42天的昆明市委书记一职，昨天也有了接替人选。
昨天下午，昆明市召开干部大会，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刘维佳宣布省委干部任免决定，高劲松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此前，7月16日，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遭遇罕见的“断崖式”降职，由副省级连降7级变为副处级科员。中央纪委网站称，张田欣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昨天接替张田欣出任昆明市委书记的高劲松，此前是曲靖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高劲松今年51岁，是云南泸西人，仕途开始于云南本地。
观察
还有哪些地方要职空缺待补？
昨天，广州、昆明两地市委书记一职在空缺多日后补上，十八大后因官员落马空缺的四地市委书记陆续补齐。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十八后落马的40余位省部级官员，其职位至少有19个已被填补。
3省份省委常委待补
十八大以来，因高官落马而空缺的正部级职位还有两个，分别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四川政协原主席李崇禧2013年12月被查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原办公室主任李东生于2013年12月被查处）。
目前，副省级正职（或唯一副职）需补岗位仍有4个，分别是海南省常务副省长（谭力于2014年7月被查处），江西省委秘书长（赵智勇于2014年7月被降职），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于2014年8月被查处），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于2014年8月落马）。
昨日，高劲松虽接任昆明市委书记，但目前还不是云南省委常委。
在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除李崇禧外，政协系统官员还有7人为省级政协副主席。截至目前，这8人中仅有2人的职位在空缺后有新任者，其余6人的职位未见新任消息。
四川省政协主席已空缺236天
四川省文联主席一职，截至目前已空缺一年多。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于2013年6月被调查，此后，该省文联主席一职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四川省文联的官网四川文艺网报道显示，目前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蒋东生。
另外，四川省政协主席的职位也空缺时间较长。2013年12月29日李崇禧被中纪委宣布接受调查，1月6日被中组部证实免职，至今四川省政协网站上主席人选仍然空缺。
根据惯例，人大、政协的职务调整一般在当地下一年召开的人大、政协全体会议上有所变化，但今年1月四川省两会结束后，四川省政协主席一职并无新人选。截至目前，该职务已空缺236天。不过，该省有8名政协副主席，目前，四川省政协专题协商会依旧正常召开，排名第一的政协副主席晏永和出席并讲话。
另外，市委书记、常务副省长这样的要职官员落马后，当地的工作也在正常开展。像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后的第二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建华即主持市领导干部大会，并在大会上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万庆良的“双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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