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警方称查获一起非法出版案，港媒称被捕者为《亚洲周刊》前编辑王健民和呙中校。
Saturday, May 31, 2014
要闻解说: 《费加罗报》：美国指责中国引发地区局势不稳定
“美国指责中国引发区域局势不稳定”，这是31日《费加罗报》对香格里拉对话相关报道的一则标题。这则标题不言而喻讲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亚洲安全峰会上中美双方的针锋相对。
中国 马来西亚: 中国加强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旨在控制南海
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发生南海主权争端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周六签署《中马建交40周年联合公报》，李克强并称，中马友好成为本区域友好合作的先行者和典范。两国并在公报中强调，与南海问题不直接相关的国家不干涉和介入南海问题，这无助解决问题。
李克强与纳吉布签署中马建交40周年联合公报，双方互赠纪念币和首日封
REUTERS/Jaso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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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六四 人权: 胡佳：监狱的门再次向他打开了
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日益临近，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周六在推特（Twitter）上暗示自己将被拘禁。胡佳说，“监狱的门再次向我打开了，为了自由，我别无选择。”
中国异议人士胡佳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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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社会 政治: 两名香港媒体人因经营“非法出版物”在深圳被捕
昨天（5月30日）晚间，深圳警方低调通过微博宣布，“查获一宗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案件”，两人被捕。据本台证实，被捕者系资深香港时政记者呙中校、王建民。呙中校、王建民，均为前《亚洲周刊》记者，离职后，联手在香港办《新维月刊》、《脸谱》等时政类刊物。
被捕者系资深香港时政记者呙中校、王建民联手在香港办《新维月刊》、《脸谱》等时政类刊物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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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长“敲打”中国：警告劝说齐上阵
美防长哈格尔周六发出警告，一个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假使做出破坏国际规则、标准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习近平周五在南中国问题上表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事端，如他人进行挑衅，中国将会以“必要的方式”做出回应。
港台/民主: 香港亦感冒台湾学者六四前禁足香港谈社运
中国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为董事长的「华人民主书院」，其身为台湾学者的董事会成员曾建元来港参加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的座谈会时，被拒入境，更注销他的台胞证。曾建元指港府此举破坏法治，支联会则批评港府阻挠六四纪念活动，保安局长黎栋国不评论个别个案，但强调入境处会依法执行职务。
31.5 來港時被註銷台胞證的學者曾建元(網上圖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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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四: 六四到北京提升防控级别超奥运
在新疆恐怖袭击阴霾下，中国于六四事件25周年一周前全面提升戒备级别，首都北京的防控等级比2008年奥运更高，单是信息员和治安志愿者便有95万人，若把与志愿者一起反恐防怖的正规警员计算在内，人数随时超过一百万人。其他省市亦纷纷举行演练及加强防范措施，买刀实名制已非新鲜事，有省市规定，买散装汽油亦要先到派出所开具证明。按惯例，有关防控级别会维持到六四纪念日后一星期。
北京天安门站岗的警察
REUTERS/Petar Kujundz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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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30, 2014
今昔對照 中共能否撐過下一個25年？
即將離任的《經濟學人》北京分社社長麥傑斯（James Miles）在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撰文〈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對照六四事件前後與現今中國的政局。 在六四之後成長的新一代認為，若非當年鎮壓，中國不能像今日般「超英趕美」，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這種理解，忽視了令中共決策癱瘓、使當日示威不斷壯大的中共黨內派系鬥爭。麥傑斯引述鄧小平認為，蘇聯解體的主因是當權者無法使人民富裕起來。使中國經濟起飛的原因，是鄧小平汲取蘇聯解體的教訓：鄧於1990年代初「南巡」，竭力克服保守派的強橫阻力，全力推動經濟發展，而不是針對和平抗議行動的鎮壓。 鄧小平當日之言「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黨內」，至今仍然貼切。今時今日，習近平被視為繼鄧小平之後權勢最盛的中國領導人，但薄熙來乃至周永康兩案顯示，黨內鬥爭仍無日無之；周永康受查一事遲遲未正式公佈，北京政界流傳著黨內大老出面阻撓習近平的傳言。隨著習近平繼續反腐，他在高層內的敵人會越來越多；而改革經濟需要實施的政策，也會引起民眾不滿。為八九示威者所不齒的貪腐，今日變本加厲；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群體性事件亦越發頻繁。 25年前的六月四日清晨，為另一家傳媒當記者麥傑斯亦身在現場，看著鎮壓過後火起處處的長安大街，質疑中共還能否走上正途；而當年的《經濟學人》則形容中國「已在政變、反政變與內戰的邊緣」。25年過去，末日預言沒有實現，中共並未倒台；但今日中國面對的政治、經濟乃至國際問題越來越嚴峻，中共若要撐過接下來的25年，則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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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禁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在中国的三宗罪
隐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八年的华文作家薛忆沩在2012年出版了六部文学作品，其中五部长短篇小说和随笔在中国大陆出版，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被禁后辗转到台湾出版，这本书在虚拟的32封寄给白求恩的书信中讲述了32个故事。近日，薛忆沩透露了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的经过和禁书理由，原来中国出版部门审查该书时发现作者对内战胜利者共产党、对毛泽东及文革和对六四事件的描述犯忌，这三宗罪最后导致这部小说在中国被禁。
要闻解说: 中国网络作家呼吁网络自由遭打压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即将到来的敏感时刻，美中人权方面有一则消息说，美国周五对中国网络作家张贾龙遭到解聘表示“关注”和“忧虑”。法新社说，张贾龙是今年2月在北京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的几位中国网络人士之一，据说，他曾呼吁克里促进中国的言论自由。
法广｜异议人士鲍彤据传被警察带离北京
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助手鲍彤先生
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传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被警方带离北京的消息。每年六四纪念日来临前后，总会有一些“敏感人士”被要求离开北京，或者“被旅游”的情况。但鲍彤的家人说警方并未告知把鲍彤带向哪里。
曾经担任中共前总书记的鲍彤1989年六四惨案发生前夕遭当局逮捕，后被判刑七年，获释后一直遭软禁。但鲍彤一直关心中国政治，经常发表批评当局的言论。2008年鲍彤联署支持刘晓波发起的《零八宪章》，并抗议当局逮捕刘晓波。
鲍彤被带离北京很可能与六四前夕紧张的政治气氛油关系。一些海外媒体根据鲍彤友人透露，5月30日，北京异议人士鲍彤被带离北京，预计警方”六四”之后将鲍彤带回北京。鲍彤在以前 的“六四”期间曾有过 “被旅游”经历，如在2011年他和夫人蒋宗曹曾被强令至北京郊区。鲍彤夫人蒋宗曹向德国媒体证实了此事，警方未告知家人带鲍彤至何处。
鲍彤从1980年起任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也是1987年赵紫阳十三大政治报告的主要起草者。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期间，鲍彤于当年5月28 日被捕，1992年7月，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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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日本新加坡组建中国包围网初见成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0日晚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严厉批评中国，而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大卫-约翰逊举行会谈，会谈后三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针对中国指出：强烈反对在东海和南海以武力为背景单方面改变现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 30/05/2014
I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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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适居吗？——看中国城市石家庄
中国环境最差的就属河北省了。在城市空气污染排行榜上，这个毗邻北京的省份占据了前十中的七席。其中就包括省会石家庄。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环境问题开始危及民众的日常生活。
秦晖 | 不要迷恋中国的崛起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发言。
秦晖认为，在自由经济下，要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 学不去的。
以下是发言部分摘录：
大家都知道，东德和西德，最后是西德改变了东德，甚至国家都被它吞并了。但是东德有没有可能吞并西德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
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
我在德国跟很多人谈这个问题，包括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领导，就是总理汉斯?莫德罗，他虽然对于统一后的东德抱怨很多，因为统一以后他们下台了，是反对党。但是对于他们能够战胜西德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设想过。他说我们原来那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搞民主也不行，搞民主光投票我们就投不过他们，西德有6000万人，我们只有1600万人，票数就差那么多。我说你设想过第三种可能吗？假定当年昂纳克先生——1989年东德的总理，假如他成功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柏林墙仍然存在，东德人仍然没有自由民主。可是昂纳克到了西方，跑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跑了一趟红磨坊，忽然间对花花世界感兴趣，把理想、乌托邦都抛去，要搞市场经济，而且用专政的手段创造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创造的招商引资的条件。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把东德变成血汗工厂，和西德实现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我们的廉价产品可以过去。
如果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现在东德的经济、政治，包括收入，包括福利制度，都已经和西方接轨了，东德人的生活和统一以前完全是天地之别，但是东德人仍然有很大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统一以后，东德原来的制造业都垮掉了，而新的制造业一直兴不起来。兴不起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个政府不管怎么优惠西德的资本，希望他们过来投资，西德资本就是不愿意过来剥削东德的工人，他愿意剥削中国的工人，愿意跑到很多地方，愿意跑到土耳其、罗马尼亚，但是就是不愿意来东德。为什么呢？因为东德现在和西德一样也是高福利了，也是高工资了，工人、农民都有很强大的维权能力，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这里我要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含义，一是社会主义意味着对政府的福利问责，市场经济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下，市场经济意味着推卸政府的责任，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的无限权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东德就失去了对资本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试想，现在的东德虽然生活很不错，甚至环境都非常优美，是非常宜居的，但是有一点，你看不到烟囱了，制造业一直没有兴起来，这是莫德罗埋怨最多的，说统一把我们制造业搞垮了。后来我跟他说，如果当年昂纳克采取这样的做法，制造业的萧条会发生在哪里呢？大家可以想象到，肯定是会发生在西德，而不会发生在东德。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主张，东德就会变成一片血汗工厂，西德的资本会一窝蜂地涌进东德，生产出大量的血汗工厂的商品，覆盖整个西德市场，而且把西德原来的产业都替代掉。
如果是这样，在东德会发生很多问题，环境污染、腐败、两极分化等等。但是，假定昂纳克可以在东德实行高强度的维稳，把这一切压下来，那么你想西德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敢保证，现在西德的制度将荡然无存，福利黄了，工会垮了，整个西德的经济无非只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西德重新搞一个自己的柏林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把它的资本圈住，不让到东德来，把东德的商品圈住不让到西德去，由它来破坏德国统一，搞一个经济割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要在道义上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原来统一、一体化都是你提倡的嘛，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如果它不这样，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无论是福利还是自由都要降低到东德的水平，否则你没法和东德竞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血汗工厂必须战胜福利国家，东德的工会将不会存在，西德的福利制度也将垮得彻彻底底，因为东德人相当于农民工，西德人必须向农民工看齐，否则你没有竞争力。如果是这样，不管在政治上怎么样，实际上在经济模式上，在社会上，东德已经把西德给统一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平演变”了。
在以前的制度下，东德是根本不可能和平演变西德的，民主化以后也不可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有现实的可能。但是如果是这样，在西德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大家看看这几年的希腊就会知道，福利一降，在希腊要把农民和工人当作血汗劳工来驭使几乎不可能，你会碰到工会的抵制、农会的抵制，会闹得天翻地覆。希腊的福利低一点就闹成这样，何况你在西德全面建设血汗工厂呢？在西德肯定会发生严重的政治混乱，如果一旦西德失序，东德不是没有可能去统一西德的。
但是后来我问莫德罗一句话，我说这样统一的结果你喜欢吗？因为莫德罗至今还是东德的左派党的领导，他整天抱怨的就是资本主义如何不好，整天抱怨的就是工会还不够强大，福利还不够高。如果这样的统一的结果是你想要的统一吗？这样的统一结果肯定不是东德的社会主义统一了西德的资本主义，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
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崛起不要混为一谈
所以这里我要讲，大家不要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这两个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中国来讲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说冷战的结果是苏联的垮台，我们现在都为苏联的垮台而感到悲伤。可是老实说，苏联当时对中国的威胁非常大。在上世纪70年代，尽管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非常保守的，但他在国际政治上，老实说，和上世纪50年代几乎截然相反，就是一面倒地批判西方，而且口口声声地批评西方对苏联不够强硬，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不但这样，而且毛泽东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左派运动都是持这样的观点。苏联支持的左派运动我们就不支持，哪怕这个左派运动被右派镇压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74年皮诺切特军政权推翻智利的阿连德左派政府。老实说，当时智利右派军政府镇压智利左派的时候，全世界不但共产党抗议，所有共产党国家几乎都跟智利断交，但是中国对智利的内政从来没有说三道四过。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看得很透的。他其实是把社会主义的成功和中国的民族利益分开来看的，并不认为苏联那一套的成功就一定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这个低人权优势的前提是人家享受的权利比我们高，如果人家都搞血汗工厂，那我们会怎样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技术的优势，如果人家也搞了这一套，我们怎么办？老实说，除了这一方面，自由经济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长处，在自由经济下，要让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做不到的，让老百姓先生产后生活也是做不到的，它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创新，有创新激励。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我们可以买来的，但是血汗工厂他们是学不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操心。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有另外一幅图景，那就是世界正在改变中国。今天中国改革取得的无数的成就，除了GDP的增长以外，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讲得简单一点，无论在自由上还是福利上，纵向的比较，我们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我讲的低人权优势只是在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但是，这个横向的比较大家也不能忽视。目前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如果你不向它看齐，它就要向你看齐。老实说，西方的工会以前从来不关注中国的劳工权利，尤其是美国，美国的工会以前是非常排外的，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初美国排华潮是谁搞的呢？不是资本家搞的，就是美国工会搞的。现在美国的工会可以不让中国人过去，但是他挡不住美国的资本跑过来，因此，现在美国的工会开始关注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了，因为如果中国的劳工没有权利，美国的劳工就不可能再有权利。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现实。
（以上内容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新民说”2014年年度文化沙龙上的发言。未经演讲者审定。刘海生对本文有贡献）
演讲人简介:
秦晖: 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耕耘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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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异议人士鲍彤据传被警察带离北京
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传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被警方带离北京的消息。每年六四纪念日来临前后，总会有一些“敏感人士”被要求离开北京，或者“被旅游”的情况。但鲍彤的家人说警方并未告知把鲍彤带向哪里。
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助手鲍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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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徐达内：裸官的渴望
今天的人民日报以头版摘要、内版头条的方式刊出来自广东省委组织部的消息，宣告“广东裸官岗位调整基本完成”：“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9名。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制定的工作方案，‘裸官’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限时从重要岗位调整下来，两样只能选择一样，不能兼得。其中省管干部的调整在4月底前基本完成，其他干部调整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
这是继稍早前广州市委原副书记方旋因身为“裸官”而提前退休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后，广东官方发布的工作成绩总结。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广东‘裸官’地区分布差异较大”：“毗邻港澳的东莞，被视为‘裸官’问题相对突出的地方。在这次广东全省的专项治理中，该市共对127名干部任职岗位进行了调整，其中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08人，市直单位‘一把手’5人，镇党委书记、镇长6人。江门是珠三角地区典型的侨乡，家属移居海外的干部也相对较多。在这次专项治理中，128人已被调整岗位，其中处级干部13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15人。”
除了引述中共中央今年1月所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有关“‘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规定，最高喉舌还请来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杨建伟讲解查处合理性：“‘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或作风有问题，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要求很高。你把家人移居到外面去了，怎么让人相信你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官员的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应该对国家有更多的献身精神。”
报道中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案例细节，成了新浪搜狐网易凤凰首页展示重点：“东莞一位镇党委书记反复做妻子工作，但妻子还是不愿意回来，只能由组织调整岗位。在交接会上他唱了一首《渴望》，‘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在场干部也深受触动。”
当年好困惑，如今没奈何。
从表述上来看，南方日报是与人民日报共享了这些报道素材。这份广东省委机关报今天是用封面头条通报喜讯，并强调“今后治‘裸’工作将转向常态化，对‘裸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本着“把调整过程变成教育干部、调动干部积极性的过程”的宗旨，文中甚至还安慰了被查处的“裸官”：“据南方日报记者的走访，多数人在组织谈话后都能坦然面对，放下思想包袱，很快作出选择。刘某是广州市一个区机关的科长，这位比较年轻、原本拥有较好发展空间的公务员说，‘我回家跟父母、老婆说了一下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规定，老婆表示还是想保留香港居民身份，毕竟结婚前她已移居香港多年。我想，人生奋斗，除了事业上的追求，再就是为了家庭生活和谐美好，对老婆的想法表示支持，所以选择了放弃个人职位。’”
和上级党报保持一致，南方日报还需要在头版加上《中央教育实践办发通知进一步整治“会所中的歪风”，领导干部禁止出入私人会所》。根据新华社引述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通知，“这次整治的范围主要针对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实行会员制的会所、只对少数人开放的场所、违规出租经营的场所……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出入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出入的会所或不向公众开放、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餐饮服务、休闲娱乐、美容健身等场所。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要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的公开承诺，并纳入对照检查的内容，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明示，自觉接受监督。”
此时，在各大门户首页上，“裸官”和“会所中的歪风”下方，还出现了一条“2名省部级官员因大办婚丧喜庆被处分”的消息。源自中纪委通报，由新京报梳理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违反八项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979人，其中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受处分官员达1300人，占10.9%。这其中包括2名省部级、74名地厅级干部……从单月来看，今年4月，全国查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173起，这一数据与此前各月基本持平。如去年9月，发现该问题172起。案发数量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与此相对比，‘公款大吃大喝’则降幅明显，今年前4月的平均“发案量”比去年后4月下降了约50%……在数百个禁令中，最具个性化的是贵州息烽县。该县明确，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结婚办酒限于初婚。”
再加上中组部前天就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清理工作情况答记者问，呼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为官不易，‘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的共识”，这些消息以数箭齐发的声势汇总在中国媒体上，中共的反腐整风运动再次赢得赞许。财新网昨晚发布的《教育部：九成大学生满意反腐行动》可以作为佐证：“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结果。调查表明，九成学生对中央的反腐行动表示满意，超九成学生高度评价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努力。”
那就趁势而上吧。“‘副部长’姓甚名谁，别卖关子了”——现代快报催促道。
由首席评论员伍里川出面，这篇社评写道：“4月份，‘又一名省部级干部’因大吃大喝被处罚，该干部也成为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第2名触碰‘高压线’被罚的省部级官员。这显示了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严厉程度。就在近日，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的通知，要求抓好监督，曝光铺张浪费的典型案例。让人意外的是，这位省部级干部的具体违纪情况和处罚决定，却至今未对外公布……或许，没有及时实名通报这位省部级干部的相关违纪情况，是有特别的安排。不过，在当下的语境中，通报的及时性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稍一‘延缓’，就容易在舆论空间形成多种解读，甚至带来某种‘猜想’。新浪微博网友‘@碧水洗尘’就追问：反腐也要讲面子？为什么不点出腐败官员的名字？难道又是谣言？这类追问还有不少……一句话，公众在期待。”
是昨天的南方都市报给围观者带来了“猜想”。同样是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所发布的4月份全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这家媒体发掘展示出了比同行更多的信息：“纪检系统一位工作人员透露，4月份被处罚的这名省部级官员，是交通部的一位副部长，也是因为大吃大喝问题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但截至目前，该副部长具体违纪情况和处罚决定暂未公开通报。2013年12月，中纪委曾通报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被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免去其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并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
但是，在引发舆论群起追问省部级官员姓甚名谁之后，这条消息今晨已经呈现多数转载链接失效状态，南方都市报也在电子版上实行了屏蔽遮挡处理。
固然，新京报今晨在跟进报道时也有意绕开此节，不过，评论版上仍多说了句“省部级官员违反八项规定应及时点名”。获准表示“悻然”、“遗憾”的作者燕农甚至对半年前黑龙江通报付晓光案例时曾经“为尊者讳”也耿耿于怀：“2013年底，中纪委曾下发通知，要求严肃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奢侈浪费等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今年2月，中纪委又下发通知，要求对纪检监察干部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一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既然，有这方面的规定了，各方就应该认真执行，要克服来自一些地方或部门的阻力，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公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名省部级干部违纪，详情别像付晓光案一样等到‘第二季’。”
这篇文章的上方，新京报安排刊出今日社论《读懂“官员形象排名”背后的民意》：“据新华社报道，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选取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7个群体，分别作为执法类、准官员类和服务类官员的代表，调查显示，公众给予差评的结果排序依次为：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从报告中民众最厌恶‘贪’和‘渎’两类公职人员可见，民众对公职人员形象的判断标准是极为朴素的：居其位，谋其事。无论是执法类还是服务类，只要在具体工作中不走向异化，不侵犯民众权益，官员就不会面临形象危机。官员们应读懂这个形象排名后的民意期待，把‘官员形象排行榜’视为一面镜子，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每种类别的官员形象被损坏，虽然最开始只是某个群体的事，但毕竟极大地损害整体的权威，增加其工作难度，降低其工作效率。”
这份报告确是昨日中国民间舆论热点。依据新华社所发《官员群体面临五大形象危机，科学防治亟待内外兼修》，搜狐给出了一个首页标题——“贪渎色假枉，毁官员形象碎三观”。
及至今晨，这家门户又与同行一道推荐源自时代周报的《反腐风暴中的国家能源局》，预告“能源反腐可能还有大老虎”：“5月23日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官方微博宣布，近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28日，新华社的消息显示，许永盛已被免职。而在几天前，他的名字已经从能源局的官网上消失。此前，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核电司司长郝卫平已经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4名能源局官员被查，且集中在煤电领域……对于此次能源局大范围的反腐，有一种说法是已经‘酝酿了很久’，去年蒋洁敏下台后，纪委就已经‘盯’上了能源局的几名领导，‘现在公开，肯定是证据已经坐实了。’一名接近能源局的有关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能源行业，国家的反腐应该还会有大动作。’”
其实，早在上周日，腾讯就用首页专题问了声“能源局3天4官被抓：水到底多深”：“煤电领域的‘审批权’，不同于其他，更具特殊性……因‘邻避效应’等因素，项目核准上马的效率对于投资人而言至关重要……戴上‘维护国家命脉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帽子，不透明更加理所当然……掌握特殊权力，能源局部分官员最懂‘消极就是最大的积极’……自古以来，衙门就有肥缺和清水之分，往往资源越多，差事越肥。而能源局这样资源多监管少的部门，虽然只是副部级单位，却依然可以傲视群雄。”
其实，关于能源局的“傲视群雄”，昨天还有过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描述——“煤老板对魏鹏远家藏亿元现金只淡然一笑：几个亿都愿送”。
是南方人物周刊沿着10天前轰动一时的“高官魏鹏远受贿金额烧坏4台点钞机”，告诉中国民众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故事：“能源行业一度价格猛涨，到处是快钱，也成为利益输送的重要条件……因此，送煤矿企业的干股，就相当于送大笔现钞，对魏鹏远家藏的1亿元现金，普通公众张口结舌，煤老板不过是淡然一笑，一支烟的功夫就可以定夺。在煤价疯狂期，只要能够获得采矿权，不要说1亿，就是几个亿，很多人也愿意拱手相送。”
这般轻描淡写，饶是见多识广者也为之咋舌。不过，在今天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曹林仍要告诉各位：“喜欢用民间总结出来的各种‘反腐规律’分析中国反腐现实的人，可能越来越看不懂中国的反腐败了，因为那些‘反腐规律’在现实面前失效了，根本解释不了当下的反腐现实。”
他以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阳宝华以及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等被查为据，宣布“一个官员（尤其是高官）退休了，等于就是‘安全着陆’”、“只要在《新闻联播》和党报上出现了，就是安全的”等“反腐规律”如今均已失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滥用权力乱伸手了，都会付出代价，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反腐并没有其他的规律可循，唯一的铁的规律就是‘伸手必被捉’。”
文章最后一段，这位团中央机关报评论员还否定了另一个“反腐规律”：“人们也以为，如果网传某个官员被查，但官方迅速辟谣称这官员没问题，过去都认为这个官员‘安全过关’了。可从刘铁男被查，到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落马，证明这个规律也不靠谱——两年前宋建国曾被传涉嫌腐败被调查，可官方很快辟谣，两年后传闻成真。”
宋建国被查，难免让这些身居首都的意见领袖别有一番滋味。出于对北京私家车摇号制度的种种无奈与痛恨，宋局长一年半前就曾经因为“刘雪梅连续7个月中签”之事而陷入舆论漩涡。2012年12月6日，新华社所属《财经国家周刊》通过微博和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据知情人士介绍，宋建国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尽管北京市公安局官方账号稍后即以“此消息不属实”、“宋建国没有被立案调查”口径实行辟谣，《财经国家周刊》亦撤稿，但针对宋建国的命运猜测从未停歇，21世纪经济报道次日引述“宋建国不是被调查而是协助调查，可能涉案的是他的儿子与秘书，两人涉嫌倒卖车牌”的消息更是广为流传，并因去年3月22日北京官方宣布免去宋建国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职务而步步逼近答案。
于是，当北京纪检监察网前天贴出“宋建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公告后，那些好事者翻出@平安北京当初辟谣帖，讪笑不已。@五岳散人算是愿意说句“公道话”：“这条是一年多前的微博，那时候宋建国可能真的没有被调查。但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关于官员的谣言，最终都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昨天的新京报在头版登出了这条《原交管局长宋建国被查》，与此同时，其内版所刊《李永忠：纪委反腐面临“三个不得不”关口》更因其中“灯下黑”描述而得门户青睐。对话中，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针对中纪委机关10天内连续两名厅局级领导干部“落马”表达看法：“如今，反腐高压态势持续一年有余，我认为，各级纪委也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第一，纪委的工作内涵到了不得不聚焦的关口；第二，纪委系统的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第三，纪检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一是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腐败呆账和存量，这是出现纪委‘灯下黑’的客观原因。正是由于‘腐败呆账和存量’的客观现实，在不少地区和单位，就出现了你想查谁就查谁，查谁谁就容易出问题的现象。因此，讨好、拉拢、收买、腐蚀纪委干部的现象远远超过从前。二是在主观上形成了一定的选择性执纪。如果没有一定的腐败呆账和存量，就很难有一定的选择性执纪，最多只有少量的、个别的选择性执纪。现在是腐败案件存在太多，同时发现很多起，你只能查一起或几起。因为人力、物力、时间的限制，你只能选择查一起或最多几起，这就使你有选择性执纪的可能性。”
根据李永忠的说法，“基层缺乏胆识，中纪委率先改革”：“中纪委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明确提出‘三个大胆’（理论层面大胆探索、行动层面大胆实践、再加上习总书记在‘说明’里面讲的大胆干）。尽管‘三个大胆’提出了，但各地都是左顾右盼，顾左右而言他，基本上是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率先发力、率先改革，因此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它的内设机构就改了两次……‘入微’是需要的，是为了让民众增加信心，但是如果战略问题没有认真解决、深入推进，不管采用什么方式，都替代不了战略布局。如果形成不了科学的权力结构，一旦高压态势不再持续，腐败的反弹会更加厉害。因此，‘入微’需要抓，但必须是以权力结构改革、纪检体制改革为重点，必须立足于以政改特区的设立为推动，才能把‘入微’真正推到实处。”
“抱着摄像机去扫公款吃喝、去登记公车到酒店的牌照，去一尺一尺丈量违规住房”算“入微”，那么，“欢迎广大群众对公款购买赠送粽子等节礼的不正之风进行监督”算不算？
今晨零点刚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推出“清廉过端午——纪检监察机关在行动”专题，以期坚决刹住公款购买赠送粽子等节礼的不正之风。
当然，在新疆，纪委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那就是“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定需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自治区纪委副书记马国伟前天在天山网上宣布，2013年至今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58件：“去年7月，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纪委查处的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武装部干事艾合太木·合力力，多次在互联网浏览并下载大量宣扬宗教狂热、鼓吹‘迁徙、圣战’、煽动分裂及民族仇恨等内容的非法电子文件，并通过互联网传播供他人浏览，最终艾合太木·合力力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最近，根据干部群众举报，查处了伊犁州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巴图尔·杜瓦买提违反政治纪律案件。巴图尔·杜瓦买提在担任住伊宁市都来提巴格街道‘三民’活动组组长期间，在公共场所散发与自治区民族政策不一致的言论，并存在对暴恐怖事件态度暖味等问题。伊犁州纪委已对巴图尔·杜瓦买提进行立案调查。”
某种程度上，安庆的火葬话题比新疆暴恐更禁忌。在过去几天里，借助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等接力报道，发生在这个安徽地级市里的老人接连自杀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舆论呈现一边倒谴责之势，今晨新京报增发记者手记《安庆殡葬改革的拖延症和跃进症》，腾讯亦以首页专题《安庆老人真的因火葬大限“自尽”？》加入队列，宣称“操之过急引发的恶果在安庆身上已经不言而喻”。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些门户能够放心大胆地祭入首页的终极武器，终究是来自新华网的《推行殡葬改革，莫要“不恤死”的自负》。
因其刊发者喉舌身份及鲜明倾向，这篇报道传遍今晨中国互联网：“虽然当地民政部门否认老人自杀与殡葬改革有关，并且说，‘谁能保证6月1日前没有人死亡呢？’但媒体对个案的详细还原，却揭示了老人自杀与强推土葬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当地传统和风俗与火葬政策的直接冲突。一边是工作人员模糊的表态和轻佻的推测，一边是多家媒体记者的深度调查，哪个更可信，公众自有判断。”
甚至，比那些市场化媒体更加勇往直前，署名记者丁永勋以老乡身份不点名地回溯了此前同样甚嚣尘上的河南周口风波：“作为出身农村、来自某个以平坟而闻名天下地方的人，我能理解那些要‘死在殡改之前’老人的顽固逻辑。在平坟运动搞得最激烈的时候，和村里的老人聊天，他们几乎都流露过‘恨不早点死’‘羡慕那些人死后不用烧’的想法。当然，可以说这是‘迷信’‘老脑筋’，但却不能不正视它的存在，不能奢望短时间内改变这种“惯性”……这并不是简单的‘文明’或‘落后’的问题，而涉及复杂的文化和情感。如果弃土葬改火葬真是为了移风易俗，除了要有长期坚持的耐心，还需要领导带头示范，并在公墓建设、祭扫服务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除了回收、拆掉村民家里准备多年的棺木，提供有限的补偿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地方有什么实际举措。”
毕竟是新华网，一出手就把安庆官员钉在了无从躲闪的被告席上：“我们说改革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往往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但触动利益并不意味着罔顾人的死活。一般来说，没有一种改革，要以‘逼死人’为代价，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更何况，‘一刀切’改火葬为土葬，真的有利无害吗？两个月内就要改变延续上百年的习俗，这合理吗？恐怕这些都要打上问号。如此蛮干，感情和利益受损的都是群众，受益的恐怕只有那些获得好看政绩的官员，这恐怕算不上什么打破不合理利益格局的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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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美国警告中国勿在国际空域挑起事端
针对日本指控中国军机作出异常接近日方飞机的“危险行为”，美国周四发出警告，告诫中国不要在国际空域采取可能挑起紧张情势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公报中指出：任何干预在国际空域自由飞行的企图，均会引发区域紧张局势。美国不承认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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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 六四前夕北京建立近10万人大军加强反恐维稳
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前夕，北京市近来全力加强反恐维稳，建立了一支近10万人的资讯队伍，并动员85万名志工在街头与社区收集社情民意，打造全面反恐网络。
10月30日天安门广场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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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人权: 刘晓波和许志永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4年民主奖
美国智库“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周四在国会山庄举行2014年民主奖颁奖仪式，本年度民主奖颁发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因两人目前遭到当局拘禁，无法出席颁奖仪式。中国维权人士华泽代替许志永领奖，美国联邦众院民主党领袖裴洛西（Nancy Pelosi）代表刘晓波领奖。
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和许志永分别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4年民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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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视窗: 疑涉民间六四公祭活动郑州多人遭拘捕
黄埔江畔的外滩仍带着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河南郑州民间人士发起公祭六四活动组织者陈卫和于世文夫妇，5月23日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后证实已被捕。
于世文家人证实，陈卫和于世文双双遭到郑州市公安局拘捕，在美国求学的陈卫和于世文的女儿于海悦证实，她的父母已经遭到关押，于家已经被告知关押地点，但还没有收到书面通知。
今日亚洲: 六四真相再揭张思之新书披露内情
最新一期亚洲週刊的封面专题是什麽？
最新一期亚洲週刊的封面专题是：六四真相再揭张思之新书披露内情。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中国着名律师张思之新书《行者思之》披露相关内情，包括邓小平、赵紫阳与李鹏当年博弈情况。张思之是与六四事件有关的王军涛桉与鲍彤桉的辩护律师，鲍彤曾对他讲述所谓「洩露国家秘密罪」的细节。鲍当年替赵紫阳草拟辞职书，赵一字未改。鲍彤对张思之说，曾与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打过交道，水准最低就是李鹏，而他与李鹏的过节，使李鹏非整他不可。王军涛说服学生退场不成，反成替罪羊。
美议员建议命名“刘晓波路”
六四纪念日将至，美国会议员提出建议，要求至少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一段街道以刘晓波命名。而在中国国内，当局为了防范六四纪念活动加大维稳力度，活动人士王爱忠的律师表示，王已被以涉“寻衅滋事”为由刑拘。
中国/香港/政治: 前政协空降掌监察警方机制
在警民关系绷紧及占领中环行动快将举行之际，港府委任一名前政协执掌监察警方执法的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打破委任大律师出任监警会主席的惯例。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认为，郭琳广在政治上有被人怀疑之处，令人权保障更形退步，呼吁成立有独立调查权力的监察警方机制。监警会秘书长朱敏健则认为，该会制度完备，主席人选不影响监警会的独立性。
香港“占领中环”运动以争取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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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29, 2014
纽约时报 | 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时代渐进
中国正在试图把更多的举债权力下放给地方，这也意味着今后地方政府除了可以自主发债，还必须自己还债。
5月19日，中国财政部网站发布了一份关于印发《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在2014年自发自还。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此次出台的“试点办法”明确提出“试点地区承担债券还本付息责任”，并要求试点地区应当建立偿债保障机制，统筹安排综合财力，及时支付债券本息、发行费等资金，切实履行偿债责任，维护政府信誉。
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意味着今后地方政府会普遍转向自主发债，也意味着进一步明确了偿债的责任主体。”
东方证券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评价说：“政策的目的是提供（或者培育）一条市场化、公开化和透明化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以替代、置换地方政府通过其他影子银行渠道（如信托等）进行的隐形、高成本举债。”
由邵宇撰写的上述研究报告认为，在政策的操作层面，除了举债额度受国务院限制外，其他方面几乎完全市场化，由地方政府、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自主安排进行。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没有多少自我选择的权力。在1979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控制着全部财政的收支，地方政府不存在债务问题。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各级政府面临城市基础实施建设的压力，开始逐渐通过多种渠道举债。2006年至2009年的三年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完成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各个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缓解了地方公共投资的压力，但同时也导致地方债务激增，风险积聚。
但在2009年前，地方政府从未被允许有发债的自主权。因为中国1994年的《预算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之所以做出此项规定，是因为中央限制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与《预算法》相配套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意在使财权向中央集中。
中国的分权财政体制和对地方政府发债的约束逼迫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招商引资、土地财政或者依靠影子银行等来完成GDP目标和地方公共建设。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举债成瘾，地方债务迅速膨胀。根据国家审计署去年底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负有偿还和担保责任的债务总额为17.9万亿元，比2010年的10.7万亿元增长67%。但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在去年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说，地方政府债务超过了20万亿。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今年3月份的一个高层论坛上说，地方政府债务里面很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不透明、隐性和它相伴随的明显的不规范性，就是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
为了清理地方借债乱局，中央开始考虑逐步向地方政府放开发债权。在此背景之下，2009年，国务院同意地方发债，但规定必须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债券到期后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然后地方政府再向财政偿还相关款项。中国政府在2011年年底开始允许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扩大到江苏和山东两省。然而这些债券依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财政部继续代为还本付息，中央财政实际上充当了“最终偿债人”的角色。中国的一家研究咨询机构海通证券的研究员陈峥嵘也认为，自行发债是从代理发债走向自主发债的一个过渡形式，本质上并未改变财政部的代发代偿机制，这种发债模式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偿债主体定位不清。
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当时质疑称“地方债的偿还若由中央财政担保，会引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借的冲动强，还的责任弱，埋下债务危机的祸根。”（见许小年 搜狐微博 ）
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仍被认为只是为狂热的地方投资开辟的一条融资途径，无益于缓解地方债务风险。因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政策里也缺少对于责任人的处罚措施。债券发行方没有破产风险，债券发行人也没有连带责任，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缺少对举债进行仔细风险评估的动机。
新的政策试图弥补偿债主体定位不清等制度缺陷。《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规定，试点地区承担债券还本付息责任，并且，试点地区发行政府债券实行年度发行额管理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债券信用评级。
根据《证券日报》的最新报道，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4年自发自还债券总规模为1092亿元。试点地区债券期限为5年、7年和10年。
邵宇认为，此次试点改革的另外意义之一是“为剥离地方融资平台承担的政府融资职能提供支持”。
地方融资平台是1994年分税制以及地方事权与财权长期不匹配的产物。虽然地方融资平台缓解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紧张的局面，但却助长了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风气。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的飞速发展，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也在急剧膨胀，加重了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4.08万亿元，占总额的37%。近两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正逐步进入还债高峰期，约37.5%的贷款在2013年至2015年内到期。目前集中还款风险迫在眉睫。此次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也是还债压力所迫。
剥离地方融资平台已经被列入地方债务改革的清单。中国国务院在不久前批转的《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中，已经提出这一政策目标。
邵宇说：“核心是用长久期低成本公开化的融资方式，替代短久期高成本暗箱的影子银行融资，缓解地方政府资产和负债的不匹配情况和流动性风险。”
但形势并不轻松，人们仍担忧一不小心中国仍会掉下债务悬崖。海通证券最新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经营性和投资性净现金流为负，且每年需额外举债覆盖利息等支出。地方政府若不出售资产和压缩投资，四年后地方政府债务率将达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标准。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过于庞大的事权与有限的财权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地方债务风险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只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力，但不彻底改变地方财权与事权之间的矛盾，根本问题仍难以解决。
目前，地方政府举债的破产机制、追责机制以及地方债务评级制度等仍未建立起来。邵宇说：“这些机制的建立是必须的。”
更关键的是，在中国，仍然没有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经济学家们用一个更专业名词形容这种尴尬状况——预算软约束——政府支配财政资源的行为缺少硬性的制约，结果导致政府官员无所顾忌地胡乱花钱。
邵宇认为，如果不解决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以及投资约束不足之间的矛盾，赋予地方自主发债更加危险。他说：“在新一轮城市化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应全力启动PPP（公私合作关系）机制，外包城市化的职能给市场化主体和民间资本来完成。”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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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社会: 金钟：六四问题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1989年的6月4日，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引起举世震惊。25年以来，六四一直是北京的禁忌话题，但民间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从未间断。很多人问，六四问题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本次法广《六四特别专题》节目请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要闻解说: 中日美又将在"香格里拉对话"上较劲
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举办的第13届亚洲地区安全会议今天（5月30日）即将在新加坡登场，届时亚洲国家、澳洲和美国的国防高层及安全专家将齐聚一堂，讨论年度重要的安全议题。这项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今年在东北亚中日关系低潮与东南亚南海争端未歇的双重紧张下，格外令人瞩目。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担任开幕演说的主讲人，据悉安倍是日本首位获得这种待遇的领导人。
中国/印度: 印度新总理莫迪邀习近平访问
印度新总理莫迪周四（5月29日）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内访问印度，以寻求这两个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国家，能够在经贸与区域安全领域上有更多的交流。法新社引述印度外交部声明说，莫迪是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通电话时提出这项邀请，李克强在电话中也再度恭贺莫迪赢得这次大选胜利。
印度新总理莫迪。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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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台湾: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六四事件”是为争取民主自由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昨天表示，“六四事件”是为争取民主自由。她说，在两岸交流中或制度化协商过程中，政府都在体现民主、人权和法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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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大反恐力度的潜在问题
本周，中国媒体连续报道反恐斗争之初便取得累累硕果，《新苏黎世报》指出其中的潜在问题，并认为抽调２０万干部到新疆下基层主意虽好，实际却有问提。《法兰克福汇报》则注意到华为的新手机。
中国/六四: 金钟谈为什么六四问题在中国久拖不决
８９六四在中国一直被当局作为禁忌话题，但民间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从未间断。六四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久拖不决？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指出其中有一个替罪羊的问题。下面是法广对金钟的采访。
天安门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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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法新社：“后天安门”时代 北京用金钱和警察取代坦克碾压
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电稿指出，在“后天安门”时代，北京当局改变用坦克碾压反抗运动的做法，代之以金钱和警察来对付反对派，将反抗势力扼杀在萌芽之中。法新社引述当年的64学运领袖吾尔开希的话说，今天中国政府和中共采取比天安门屠杀更巧妙的手段来控制民众，那就是用经济自由换取民众在政治上与当局合作。当局还收紧对人们的思想影响，通过警察和防爆武装更精确地控制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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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 中共缺乏追缉海外贪官的“杀手锏”
RFI/Biroules
前不久有媒体报导，中国官方因应反贪需要，已向美国有关方面开出一张“贪官外逃名单”，人数超过1000人，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外逃贪官的分析评论。
奇闻录 | 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凤凰周刊》2014年第12期封面故事《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内地的经历和感受，试图令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内地。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库尔班江（左三）和父母及其大外甥
口述：库尔班江·赛买提 ／ 采访整理：张弛
最近关于新疆的事情特别多，我特别难受。这种难受劲儿没法用语言表达，新疆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热门话题。
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一看昆明出了事，我心里就开始不安，一直盯着手机看新闻，越看越不安，因 为有人提到行凶者穿着黑衣。我有70%的预判，这件事与新疆有关。等后来消息确认，我整个人都瘫痪了，在家里待了一天，什么都不想干，哪里都不想去。这种感觉，2009年“七五事件”的时候有过，但这次更恐慌。怎么说呢，发生在新疆，对很多人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但这次是昆明，就像在家门口一样。我想，这对于内地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
3月2日那天，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心情更不好了。对方倒是没说什么，也很客气。问我：你要继续待在北京吗，有要回新疆的打算吗？我说，老婆孩子、房子都在北京，我打算一直待在这儿。他们就把电话挂了。我给周边的一些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一个朋友，是个女孩，派出所的直 接去了她的住所，说是安全检查，把她吓坏了。派出所的走了以后，她很害怕，就给房东打电话。房东说，我知道，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房东又说，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什么都别想，好好工作，外出注意。我朋友感动得直掉眼泪。
然后就是马航的事，先是说飞机上有一个新疆人，于是有了各种猜测。那个人恰好是我的朋友，一个画家，我赶紧把他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接着长沙又出了事（注：3月14日，长沙两名新疆籍商贩因纠纷互殴，4名无辜市民被殃及身亡。两名商贩，一人互殴中被砍死，另一人被警方当场击毙）， 网上再次对新疆人骂声一片，但这一次，我任何消息都没有发，这和内地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没什么本质不同。昆明的事情是恐怖袭击，长沙的是刑事案件，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新疆人的形象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要实实在在做点事情，让外界了解新疆，了解新疆人：其实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只是为了过好日子。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拍摄纪录片，但可以用图片来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从3月3日起，我就一个个地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各个民族都有，拍照片、写故事。现在我已经拍了差不多30 个人，有打馕的，卖烤肉的，在医院、科研单位、传媒行业工作的，还有设计师。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众知道普通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的，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点击 此处 浏览库尔班江的摄影）
同样，我也要说出我自己和家人的故事。一个和田的维吾尔族家庭，经历了怎样不同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在内地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
“库爸三迁”
库尔班江·赛买提：1982年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自由摄影师、摄像师、独立策展人。纪录片作品有《森林之歌》、《好运北京》、《岁月山河》、《舌尖上的中国Ⅱ》、《时尚圈》、《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光》、《汶川生者一年间》
和田是新疆非常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但我们家与其他家庭有些不一样。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老三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在深圳开玉器店，老四在深圳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后期处理。只有妹妹在和田当汉语老师。
在南疆，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家庭。这归功于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父亲。他喜欢跟别人聊天，尊重有学问的人，不断学习。父亲是阿图什人，不论经商理念，还是做人做事的方式，都跟一般的玉石商人不一样。
大概在1984年前后，刚改革开放不久，我父亲做玉石生意，开始频繁往内地跑，眼界变得开阔。回来后，经常给我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
父亲说，你们是男孩，一定要出去。他经常对亲戚朋友们说，三个儿子，我一定要把他们都赶出和田。他真的做到了。我觉得父亲的包容性、对一些事情的理解，真的超过很多干部。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包括对宗教的看法，跟和田别的维吾尔族家庭都不一样。
我小时候家境很好，在和田数一数二。父亲没有上过学，母亲也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但父亲坚持要我们上学。他经常说，自己就是没读过书，吃过很多苦。如果他没钱了，哪怕卖掉裤子，也要供我们上学。了解南疆的人都知道，在和田那个地方，又是传统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这非常难得。
小时候，我们兄妹都不会念《古兰经》。每到寒暑假，妈妈就想把我们送到阿訇或者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办的讲经班，但父亲坚决反对。这件事上，他们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
我父亲认为，孩子还小，等长大后自己有了感悟，再让他们自己选择也不迟。但我妈担心，如果不去学经，以后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异教徒”，不被当地社会接纳。 我爸说，所有的罪恶，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小的时候，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慢慢地，特别是这几年，和田的宗教氛围更保守、环境更恶劣，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父亲讲的故事，几乎都跟教育、知识、上学有关，几乎没听他说过谁赚了多少钱、生意做到多大。有一次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上，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是个教师。她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工作。父亲很有感触，回来跟我们说了好几次。
1996年左右，很多台湾人经香港转道上海，将和田玉贩卖到台湾。据说当年在上海，第一个把和田玉卖到一公斤一万元的就是我父亲。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台湾客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大儿子不爱上学，还乱花钱，在学校里开最好的车，那个人就把大儿子赶出家门。他说，这是要做给另外两个孩子看，否则三个孩子就都毁了。
父亲讲的这些故事，无意中给我们灌输了一些观念。他经常说，肚子里面没有墨，你怎么能写出字来？其实具体的学习方面，他很少管，从来不给我们压力。父亲不识字，也不知道我们成绩怎样，他只是不停地搬家，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
汉族有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小时候我们也搬过三次家，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但当时我没听过这个故事。第一个家很大，是姥姥留下的房子，从住的地方走到大门需要15分钟，要穿过一片森林。但周边环境很杂乱，住的是生意人，家里的小孩都不上学。后来搬到一个监狱旁边，环境倒是很安静，只有三家人，但小孩也很少，没有人跟我们玩。住了两年多时间，就又搬家了。这次是一个小两层，周围住的都是干部，一出门，就是和田市一个退休市长的房子。
到那里后，我们不逃学了，学习也变好了，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住我家对面的是一个医生，老婆在银行工作，四个孩子，最大的在天津上大学，两个女儿是 “民考汉”，还有一个儿子学的是音乐，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玩。当时，我的汉语还是不好。和田那个环境，学汉语真的太难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约为 96.4%）。一直到1998年我上初中，我还只认识“我、你、他、爱”这几个字。因为喜欢邻居家那个学汉语的维吾尔族女孩，想给她写信，初三时我第一次动笔写汉字，写的是“我爱你”。
为了我们的学习，母亲付出的代价特别大。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有时几个月都没有消息。记得我六七岁那年，父亲一年多没有回家，妈妈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冬天下着雪，特别冷，妈妈穿着一件宽大的皮衣，抱着老三在街边摆摊卖苹果。很多人对母亲说，让你大儿子帮忙不行吗？那个时候，没有义 务教育的概念，和田很多家庭都是让孩子给大人当帮手，但是妈妈没有。
因为我们兄妹几个没去过讲经班，妈妈现在快60岁的人了，她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即使偶尔见面，也是刺激她，“你看，跟你们家孩子说话，需要请一个翻译”。意思是，你的孩子都是“汉族人”。其实我们维语都很流利，交流根本没有问题。我们也被亲戚排斥在外，妈妈的家族中，30多个表兄妹从小都不跟我们玩，说我们是“卡菲尔”（异教徒）。母亲特别痛苦，父亲也特别难受。
其实，我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斋月时封斋，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对普通人来说，宗教是向善和励志的。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信仰也与生俱来，我们成人之后，才了解父亲的苦心。学习科学、文化，掌握知识，见过了世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才能把学过的东西和背诵的条文变成智慧。
朝觐的波折
现在母亲的最大心愿，是去麦加“朝觐”。因为沙特每年给中国的朝觐指标有限，新疆特别是和田要去的穆斯林人数太多，四年前她就开始排队申请，但最近村里干部告诉她，她可能去不成了。
“朝觐”是穆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功修。以前我们家有钱的时候，去麦加很容易，当时指标也没这么紧张，但我父母的想法，是首先要把4个孩子培养成人，然后才会考虑去朝觐。在和田，这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我父亲的观点，朝觐不过是最近和田的一种时髦。他一直认为，安拉就在我心里，麦加就在我身边。作为穆斯林，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如果有多余的钱，就供贫困的小孩上学，再有钱，可以去修路架桥。反正无论做什么，安拉都会知道的，不一定非得去麦加。
但我们几个孩子，都想成全母亲这辈子唯一的心愿。其实，去年（2013年）村里一个干部通知我妈，说已经轮到她了，她特别高兴，但后来却没了消息。等到同村去朝觐的人都回来了，我妈去问，才知道她的指标被别人顶了，因为我妈没送钱。
我妈不想花钱去做这件事，我爸也一样，尤其是这种很神圣的事情，花钱味道就变了。但在和田，不花钱办不成事，朝觐指标也是明码标价。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别跟妈妈讲，我们花点钱让她去吧。我找到一个官员打听，得到的答复是，你妈去不了，因为你家里有公职人员，而且身份证上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
公职人员就是我妹妹，她是和田市拉斯奎镇中学的教师。我想不通的是，妹妹已经出嫁，户口也不跟父母在一起，怎么就能影响到我妈的朝觐呢？
我妈很伤心，哭着跟我说，不去就不去吧。我妹妹不忍心，告诉我说，要不我辞职吧。我又给那个官员打电话，问如果我妹妹辞职，我妈能去朝觐吗？那个官员说，还是不行，她老公也是老师。
在南疆，维吾尔族找工作本来就很难，许多人是当协警或者教师，其他机关单位很难进去。我曾去过和田县一个偏远乡镇，当地宣传动员组9个人，只有一个是维吾 尔族，这个维吾尔族还是司机。我说你们都是汉族，也不懂维语，这个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怎么做？他们回答，就那么做。干部这么脱离群众，基层怎么会没有矛盾？
在我母亲朝觐的事情上，我相信和田一些官员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不是国家的政策，也不是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政策。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会很严重。好在我们家的孩子受过教育，能想通这一点，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
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们，上学就是要让我们分清哪个是“黑”哪个是“白”。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明白他所指的“黑白”是什么，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极端片面的想法，但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时，不会以他们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理解，会更冷静、客观。
“最不好的”老师
就我所受的教育，教师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我们家三个男孩现在发展都不错，但真正令父亲感到自豪的还是妹妹。从小和三个男孩一起长大，妹妹骨子里有点男孩气，我爸不多说，不过我能感觉到，他欣赏我妹的一点是，她学到的东西是向外传播的，可以影响很多人。
妹妹喜欢当老师。小时候，家里有白墙，妹妹到处写字，就好像给人讲课一样。四兄妹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就是她。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妹妹考了全和田市第二名。从小我妹妹是不戴头巾的，在和田那个地方，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妈曾因此很不高兴。但爸爸说，不戴就不戴，那么漂亮的头发，脏了可以洗。
在和田，很多父母都不赞成女孩出去工作，婚前就有很多逼女孩辞职的，不辞职的话结不了婚。妹妹要去上班的时候，周围人跟我爸妈说，女孩当老师不太好，影响结婚，但我爸妈根本不听。这次妹妹为了母亲朝觐的事说要辞职，我妈立刻就反对，辞职以后你干什么，就在家里带孩子吗？我爸说，女儿你太自私了，你那么多年 的书都白读了吗？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妹妹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最不好的”老师，学生眼里的“恶魔”，老师们也都不敢惹她。学生考试，要是敢作弊，那这个学生就“死定了”，会被直接“踢”出去。
她老公给我讲过一件事，语文（维语）考试时汉语老师监督，汉语考试时语文（维语）老师监督，为了考核，他们之间达成协议，监考的时候互相稍微松点儿，学生成绩能考得好一点。但学校的老师，谁都不敢跟我妹妹这么说，否则她肯定直接冲进教室，把学生所有的小抄翻出来，扔到外面，然后再开始考试。老师们都拿她没 办法。
和田农村的孩子，对汉语的认可度特别差，如果汉语老师不严格的话，他们的汉语水平根本不可能提高。要上内高班、大学，汉语是很重要的。妹妹认为，语文（维语）要抓紧，但汉语也很重要。平时，她还组织几个班有潜力的孩子，专门留下来给他们补汉语课。学校里其他老师都接受不了，觉得她太积极了。
下班别的老师回家了，她会拉上学生去找父母。很多父母都是农村的，不理解，甚至骂过我妹。
妹妹留作业不死板，不是非得写在本子上。没做作业，没关系，放学后留下来十分钟，让他讲昨天和今天都学了什么，能讲能懂的，就算完成了作业。别的老师都接受不了。她说，回去写作业，很多农村的孩子做不到。但今天的课程，还有上次的课程，他回去之前都能记住，记住以后告诉我，这就是一个复习的过程。
妹妹后来被任命为汉语组组长。校长说，必须要拯救学校的汉语教育。
这所学校原来汉语教育很不好，没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我妹妹当汉语组组长后，就把汉语组二十多个老师组织起来，给老师都布置作业。最夸张的是，每月她会利用周末时间组织汉语组老师讲课，用汉语不夹杂维语讲一小时的课。只组织了两次，第三次就没有人来了。
妹妹认为，要找学生对汉语感兴趣的点，不能简单当成一门课程。那段时期，他们学校4个孩子考上了内高班，以前连一个也没有。
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认可，但妹妹在学校特别不容易，因为她打破了平衡。每年的评奖，从来没有我妹妹。
妹妹还收到过一些孩子笔迹的讥讽她的字条，大意是，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工资，这个学校又不是你盖的，你这么卖命有什么好处？你这辈子，会和我们一样，永远待在这个学校，不要觉得你是汉语组组长就怎么样。妹妹把纸条拿给我看，说着说着就哭了。
后来支持妹妹的那个校长退休了，妹妹就待不下去了，被借调到市里一个小学去了。
尽管是借调，妹妹还是很认真，每到周末把孩子家长叫过来开会，一个一个分析孩子的性格，商量教育方案。那些孩子的父母根本接受不了，家里就两个宝贝，怎么能这样折腾我们孩子？妹妹很痛苦：政府不是一直提倡抓教育吗？但真抓实干的老师遇到的困境，谁来解决？今年他们学校甚至还考虑，不让她当汉语老师了，要让 她教语文（维语）。可她的专业就是汉语啊，而且南疆最缺的就是汉语老师。
信任基础上的生意
如果不是父亲的玉石生意出了问题，从博州师范学校毕业后，也许我也会成为一名教师。2000年，父亲去俄罗斯做生意，200万人民币的现金被抢，突然一下 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爸爸从俄罗斯回来时是深夜，扛着一个很破的麻袋，笑着进门的。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爸爸回来都很高兴。过了三四天，跟我爸聊天的时候，他笑着说，“真主给的，真主又拿走了”。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了内地。后来我才知道，他带走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玉石，没想到全部石头又被偷了，包括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我刚毕业，开始双向选择，分配方式有一些变化，现成的岗位不够，需要等。我的同学，有的去了和田本地小学当老师，有的在家等了两年，都还没工作。但我跟学校说，把档案给我，我要做生意。这两件事，对我父亲打击特别大。因为他有很强的责任感，也爱面子，觉得不赚钱就不能回去。但越较劲就越没有起色，他承 受不了打击，失踪了，几年之内音信全无。我是家里长子，当时妹妹在上大学，老三也要高考，老四在上初中，我必须撑起这个家。于是，我一边做生意赚钱供养家里，一边到全国各地去找父亲。
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压力也大，每一天都必须挣到钱，不然家里生活难以维系。而且我们家，饮食、穿戴都是比较讲究的，第一年我赚了两万八，家里花掉了两万六。过年（古尔邦节）我不穿新衣服，但必须给弟弟妹妹买新的，因为不想让他们感觉，父亲不在，生活水准就降低了。
2004年找到父亲时，我的生意已经做到一定规模了，等父亲回到和田，休息半年后，我就离开和田了。当时父亲已经重新开始做生意，家里经济状况也不错。
传承家族生意的重任落到了老三身上。他大学时学的是英语，理想是当导游。毕业那年夏天，他和我爸去了一趟东莞。广东那边清真餐厅很少，每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有一天下着雨，我弟弟在宾馆看着玉石，爸爸出去买饭。回来的时候，老三从窗户里看到，爸爸微驼着背在雨里走着，看到那个场景他就哭了。他跟我说，爸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他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理想，跟我爸一起做生意。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现在老三在深圳开店。我爸一直跟老三说，第一，不要着急赚钱，先把人做好，每次都是这样压着他。他现在在整个深圳古玩城都很受欢迎，别人还给他取了一个汉族名字：阿江。很多人没见过他，但都听说过他的故事。
最典型的一次是2011年，有一块4公斤多的石头，深圳一个老板想要，开价560万元。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但我们并不知道，那块石头有问题，上面的“皮 子”（指皮壳，即玉石的外皮）是假的。因为爸爸已很少管生意，就没跟他说。第二天就要付钱，我爸知道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也不给我欣赏一下。
我父亲眼睛很毒，看了一眼说，这个石头不能卖，这个“皮子”不对劲。他端了一盆开水，把石头泡在水里，一个多小时，然后放进冰箱冷冻室，第二天拿出来，闻到了浓浓的化学味。老三当时急着挣钱，说这也没褪色，还是卖给他吧，能赚不少钱呢。我爸就说了一句：你过来这边，是赚钱的还是扎根的？
我家的玉石其实不便宜，我爸的原则是，第一不能骗人，不懂玉石的人，不要让他在你店里消费。玉石生意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过程，不能让人产生任何疑惑。很多人都曾问他，本钱多少，他说，别逼我说谎。
假“皮子”的事情，对老三和我都意义重大。老三刚开店，他有经济上的压力，开始几年很着急，现在快5年了，他已经完全沉淀下来了，而且我爸经常去深圳监督他。
还有一点，也是我爸的原则，就是自己店里的东西，要自己指出它的缺点。不仅老三，我都接受不了。不夸就不错了，为什么还得指出缺点？我爸说，我的东西有这些缺点，是让别人心服口服去买。因为卖到别人那里，或者和朋友说起，或者拿出来给朋友鉴赏，懂行的人会看到这个缺点。但你自己指出来，它就不是一个缺点， 如果你不说，别人看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缺点了。
对于我们家而言，生意很重要，是我们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但我爸没有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其实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回想起以前在巴扎（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上，你看上一个东西，但钱不够，先拿着。暂时没钱也不需要写欠条。互相信任，没有欺骗，纯粹是一种在信任基础上的交易。但现 在市场越做越乱，名声也差了。有些人为了钱，把信仰也搭进去了。比如，发誓：安拉在，我的本钱是多少。我爸一说起这些，就会很难受。
我爸给我弟弟传递的理念是，钱早晚会赚到，但可能会更辛苦。现在市场乱，竞争激烈，我弟弟开始很难接受这种理念，觉得他这种方式过时了。但经过这么几年，他发现刚开店时遇到的一些朋友，现在还在，明白了我爸给他传达的东西是对的。现在弟弟话越来越少，办事越来越稳。
假“皮子”的事情之后，他很长时间都没赚钱，养店、生活，一个月差不多要两万元。我问，你有没有收获？他说，有，我现在是深圳人。他特别自豪，身份证都随身带着，随时掏给别人看。他现在户口已经迁到了深圳，对于商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他很自豪，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现在是深圳人啊，有一种被人认可的感觉。
不敢让弟弟待在和田了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才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 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
甚至我弟跟我爸说过一句话，“和田是你的吗？除非你把我给打死，装到皮箱里运出和田，不然我绝不离开和田。”
我们都不敢跟我爸这样说话，可见，当时和田的那种环境，已经对年轻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他的脾气、做事方式，不知不觉就受到周边一些朋友的影响。觉得父母为你着想是不对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其实他很迷茫。
有一天他半夜才回家，我爸扇了他一巴掌，他就离家出走，一晚上没回家。当时我在上海，父亲给我打电话，我坐不住，给我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直接关到拘留所就行，让他好好反省。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和那些社会青年瞎混，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什么都不愿意学。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 八九个小时。
但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BEYOND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BEYOND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 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 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 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什么事，赶快报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才避免了冲突。
库尔班江镜头下的喀什
后来我想，再不能让他待在和田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个朋友说，你弟弟学得也挺好，但和田这种环境，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待着了，一定要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给他打电话，吓唬他，说这件事情特别严重，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给你找了店，你可以到那里学习。他到深圳后，我们找了公安局的 朋友出面作担保，给店里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一切由我承担。
刚到深圳，老四也不习惯。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后，他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这是他亲口说的。
老四现在深圳一家连锁婚纱摄影公司工作，非常受欢迎。我跟他的主管谈过，他们特别喜欢他，叫他买买提。他做事很认真，对色彩的感觉很特别。在和田，能看到的绿色不多，一般都是沙尘暴啊这种暖色调的黄色，老四对于这种暖色调把握的很好。
四弟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公司几千人，他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唯一一个新疆人。去年开年会，公司包了个体育场，他特别兴奋。公司叫天长地久，他说，我是天长人。很多以前没跟新疆人接触过的人，跟他接触后，觉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他，弟弟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问他，你还要回和田吗？他说：不回去了，我特别喜欢深圳，以后就在深圳发展了。他觉得深圳很包容，只要有能力，就能得到认可。其实，没有骨子里就坏的人，就看怎么去引导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兴趣点，再慢慢引导。现在无论穿着打扮，还是处事方式， 四弟都跟他在和田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爸完全踏实了。
汉族兄弟、干爹和干娘
在和田，很多维吾尔族人会排斥汉族人到家里去，汉族人用过的盘子、筷子、碗也会扔掉，不再使用，但我家不一样。其实我很少感觉到民族的东西，小时候我们跟汉族小孩玩得多，他们也可以到我们家来玩，吃我妈妈做的抓饭。
我在和田最好的朋友，是土生土长的汉族人，维吾尔语流利，经常过节到我家里去，说库尔班江不在，我就是你的大儿子，给你送只羊。
很多人感到不太可能，除非家里有人在政府工作。邻居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们，甚至跟我妈当面讲，不要叫汉族人到你们家玩、吃饭。我妈说，我孩子的朋友，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最后的结果是，邻居不再跟我妈来往，他们认为父母没有把我们培养好，跟汉族人在一起，还在内地生活。
我能到北京发展，要感谢我的干爹干娘，他们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遇到他们时，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那时候，父亲失踪，我正独力做生意艰难支撑整个家庭。干爹姓孟，汉族人，是个摄像，干娘是编导。当时他们正在新疆拍摄纪录片《森林之歌》。干爹喜欢和田玉，我喜欢摄影，一来二往，关系日益密切。
那时还发生过一个小故事。我那个汉族兄弟，有一次到我干爹那里哭，问能不能借给我5万元钱，他说：不要跟库尔班江讲，我看到我兄弟实在太困难了，他的压力 太大了，我想帮他。但我刚毕业，这5万能不能算我借的，以后我还给你。干爹觉得，这种帮忙的方式并不是特别好，可以采取别的方式，说库尔班江有你这样的好 兄弟在身边，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
后来，干爹每次到和田都会给我送胶卷。和田买不到反转片，他就从北京一箱一箱的带来，我特别高兴，给他留最好的玉石。这样我们的情感就越来越深。
父亲回和田重新开始做生意后，干爹到我家里来。我就跟我爸说，我不喜欢做生意，我喜欢摄影。我干爹问我爸，作为一个徒弟，愿不愿意让我们带着他。我爸说，那你就带他走吧。我就跟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拍胡杨林，一待就是一年半。他们不仅教我技术上的东西，还给我讲很多做人的道理，这种情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我一直特别向往大学的生活。从中专毕业后做生意，到后来跟着干爹干娘拍片子，就这样在社会上差不多五年。干爹问我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我说我想上大学。
2006年8月，我被干爹带到北京，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我爸跟我说，你怎么看我，就怎么看老孟。我干爹这个人，也没有太多语言，但他就像父亲一样，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结婚之前，我还交过一个汉族女朋友，一个上海女孩。我跟我爸讲，我喜欢上一个汉族女孩。我爸说，行啊。在南疆，这是维吾尔社会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我爸说，如果你觉得喜欢她，她也喜欢你，没事儿子，你过好你的幸福日子就行了。在北京的时候，我爸、干爹还有那个女孩都在，她还喝了一瓶啤酒。这在维吾尔社会是不 可想象的，我都不敢（在长辈面前喝酒抽烟，是维吾尔族的禁忌）。虽然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但不是因为民族或者宗教，而是性格和文化差异，跟内地的年轻情侣一样。
我带她回过和田，虽然语言不通，但她和我妈处得特别好，有时候我当翻译。我父母很高兴，还很大胆地跟别人讲，说我儿子的女朋友来了，是个汉族人，我儿子要和她结婚。一些人因此直接骂过我妈，“你们是要下地狱的”。有好几次，我妈都是哭着回来的，但她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我在内地的日子
维吾尔族人在内地生活，有时候会不方便，但我已经习惯了。天安门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我开车刚过复兴门，快到西单时，一个警察拦车要检查。我停下车，说辛苦了，然后下车。这很正常，我能够理解，特殊时期嘛。
每次住酒店，各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也能理解。跟我一起的汉族同事有时不理解，“为什么只查他不查我们”？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员打起来。过安 检时，我们的鞋都是一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我说，没事，我是大汗脚，全国各地的安检员都知道，这是让我透透气。他们就觉得，库尔班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没关系，他也是在上班而已，这也不是他的想法。出国也是，每次我被查的时间都很长。
我们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特别喜欢我，该我做的工作我认真去做，没有人觉得我是维吾尔族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时，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经常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出差，为了我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说，别找了，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找找。但我坚持进了汉餐厅，服务员给我炒西 红柿鸡蛋，一碗米饭。吃饭的时候，一定是先给我上，大家都习惯了。
但有的地方，你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
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说，我没看到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 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
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扑到我衣服上。但我喜欢这工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说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 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把它剖开，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这几年，我也在慢慢影响周围的人，不敢去新疆的人，现在也都敢去了，误解的、不喜欢的也去了，变得喜欢新疆了。我也不想做多大的事情，能影响周围的人，也挺有成就感的，但“七五事件”之后，忽然之间这些都没了。当时我在兰州拍片，忽然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2010年5月，我们到新疆做前期采访。有个导演没有去过，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聚居区）乱。我听了很不舒服，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我跟这个导演说，把你手机和钱包借我用一下。拿过来后，我直接就从车上把她推下去了，告诉她这是二道桥，你自己走回去。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她找了个黑车司 机，维吾尔族，跟他说了住的酒店名字，说钱包、手机被人拿走了，把我送到那里后再给你钱。司机什么也没说，就让她上来了。到了后，她对司机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钱。司机说，不要钱。她就愣住了。我问她，二道桥怎么样，安全吗？她说，安全，还不要钱。
这种故事在新疆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为维吾尔就是穆斯林，以为穆斯林就是极端的。需要搞清楚，是先有的人，还是先有的宗教？
办护照很不易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去土耳其、美国的时候，我朋友特别担心，担心境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但我爸给我的教育是，不要做对社会有任何不利的事情。有极端思想的人，不要跟他们接触。尤其是我到北京以后，出国的机会很多，我爸说国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触。因为国内的很多情况是国外人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内地人都了解 不多的地方，何况是国外的人？很多人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这些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不要和他们来往，好好做你的事儿。
我办护照很不容易，这我也能理解。如果是踏踏实实出去，踏踏实实学习、做生意，再踏踏实实回来，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有些人就是出去满口胡说八道，甚至很多次我都想骂。
我在沈阳遇到过一件事，刚好建国60周年大庆，不让我住宿。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我说我是酒店的会员，已经订好了房间，凭什么不让住。跟警察谈了两个多小 时，三点多才让我去睡。第二天我想去上网，网吧一个小伙子看了身份证，根本没抬头看我，就说，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新疆人全国各地受欢迎》。没想到半个月后被告知，我写的那篇文章特别火，让我注意点。我这才知道，有人把文章转到网上了。回去我打开邮箱，几乎都被塞满了，300多条留言，都是一些从没听说过的国家的媒体，要采访我。我懵了，也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要出大事了？我给干爹打电话，跟他说，我要骂他们。干爹说，骂？你太小看他们了。只要你回复一个字，他们就能变成100个字。
还有忽悠我的，让我去香港接受采访，去法国、德国接受采访。没有护照也没关系，他们有办法，可以把我弄成德国公民，各种各样都有。有些我看都没看就全部删干净了。然后两天没上网。半年以后，我美国一个朋友回来，说我的文章他在美国都看到了，不过名字被改成了《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这次参与拍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必须要办护照。我开始担心护照办不了，就说我不去。但导演说，你是摄像，你不去，我们这片子怎么办啊。那就办吧。
纪录片制作单位首先给新疆党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宣传部答复，要给和田市公安局写个东西，就又开了一份，这样我才有资格填申请表。拿着申请表到派出所盖章，需要三个人签字盖章。但根本找不到人，后来我找到所长，所长说不行，还得写一份介绍信。就给派出所又写了一份，一个人签了，还有一个汉族签了，但所长 不签，说他还有事。第二天又去，找不到人，出去了。我又等了一天，第三天再去，第四天还去。一周以后，所长终于很不情愿地给我签了字。
签完字还不行，我的户口在和田，需要镇上的一个副书记签字。找他特别难，说你这不行，因为你是维吾尔族。这是什么理由？我特别难受。签字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签完字，给了公安局，15天以后，护照下来了。但跟我说，护照你还是拿不了，必须先交5万元押金。这不是给公安局，是给民宗委。5万元我不愿意出，跟 他们讲理，说我是因公出差，这5万元你找制作单位要去。他们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制作单位很无奈，但还是继续和他们协调，钱是没出，又出了第五份证明。然后 到和田市政府，要管宗教的副市长签字，之后民宗委的再签字，和田市公安局才把护照给我。
拿护照的时候，还让我写还回来的时间。我说写不了，我们经常要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出去。办护照时，还有人跑到我家里去，给我妈施加压力。我安慰我妈，别怕，现在的新疆已不是原来的新疆。
我三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在深圳已经待了4年，想去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办不下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往派出所跑了十几趟。每次都是“没有时间，明天再来。”
我对新疆的理解很灰暗
维吾尔族在国外的很多，在中亚、德国、法国，都能见到维吾尔族人。出去看看很好，人的心胸和包容会变得不一样。
现在很多新疆人对于土耳其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很多从土耳其回来的人，没有说实话，他们只选择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只字不提其他的。很多人过于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元素，把它弄到一个很神的地步，不想想为什么土耳其能发展到现在。除了旅游，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发展到现在，就是凭借一个世俗化，各种文化的交 融。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很强，位于亚欧之间，欧亚文化都有，它的伊斯兰已经很世俗化，只要是好的东西就会吸收，没有排斥。
土耳其，我觉得去旅游、做生意可以，在那里生活还是算了。土耳其人视维吾尔族人为兄弟，但不是那种亲兄弟，是不太平等的那种关系，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弟弟你受委屈了，哥哥在”。是那种“我是你的大哥，靠着我”的感觉，但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我很不习惯。
在土耳其参加一个摄影展，要填表，我说来自中国，QIN（土耳其语里中国叫QIN），就是CHINA，他看我一眼，用土耳其语问，哪里？我说，QIN，新 疆。然后他忽然站起来，抱着我，好像我是特别受委屈的一个人，我就愣住了。他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不容易。当时我就很不高兴，我说谁跟你们说我过得不容易，我是过得好，今天才能来到这个地方，过得不好我能到得了土耳其吗？他说，我听说是。
我说，你去过新疆吗？没有。那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聊完，吃点心，他指着点心得意地问，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点心？我说，这种点心，我们家里时时刻刻放着，不是像这样放在店里面。他问，你们喝茶吗？我说，我们维吾尔族很好客，一定会给客人泡茶，而且我们的桌子，比你们这个桌子大得多。新疆也有穷人，但还没有 到吃不上点心的地步。所以，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
我很欣赏土耳其文化中的理解与包容，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吸收以后才会有新的发展。我觉得，极端的宗教主义者没有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走不远。新疆生活着这么多民族，没有这种包容、理解与互相尊重，永远不可能有发展。
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越来越狭隘。这次去乌鲁木齐、喀什，我拍的一些照片，很多人说，为什么 P（图像处理）得那么厉害，颜色太暗了。我说，这就是我看到的颜色，我感受到的，不是我非要压抑得这么狠。本来正常的照片，中间应该有一个过渡的灰色，这个灰要调成黑白之间平衡的东西，现在这个平衡的东西没有了。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新疆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平衡点，他是往更黑的方向走。大面积的黑，小面积的白，黑与白的平衡已经失衡了，所以看起来会很压抑。
很多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本来应该是往前走的，但现在新疆却是往后撤，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说是“回到《古兰经》”中去，也不是真正回到《古兰经》，他根本没有理解，政府又没有很好的引导，几方面因素一挤压，宗教与世俗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极端。
2014年春节期间，我们举办过一个土耳其明星的演唱会，就有一堆维吾尔族人骂。骂的原因之一，是从宗教角度说我们唱歌跳舞就是异教徒，很多话特别难听。
“万万没想到，我一直很尊敬的库尔班江大哥，这次当了土耳其人的走狗，跟在别人后面，等着别人给他一口馕吃。”
连土耳其都骂，这件事真的太可怕了。要知道，原来的年轻人，是很喜欢土耳其的，觉得有亲切感。才几年的时间，人们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即使是土耳其的世俗文化，也容忍不了了。他们这是要把新疆引向阿富汗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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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28, 2014
华夏时报 | 东莞一楼盘降价超20%网签遇阻 多地开发商遭限降
随着市场形势急转直下，开发商试图降价跑量回笼资金，却遭遇政府的“限降令”而无法大幅降价。
杭州市政府不久前出台规定，自5月23日起，如果商品房实际成交价低于备案价超过15%，将通过技术手段限制网签。此规定甫一发布，一石激起千层浪，杭州政府不愿房价大跌的声音不绝于耳。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管控系统。”深圳规划国土委有关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深圳是最早明文规定对涨价和降价行为进行管制的，而大部分城市只是暗中执行而已。
而在东莞，日前出现了开发商降价超过15%，导致购房者无法网签的案例。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不降价很难换来成交量，如果地方政府不让我们大幅降价促销，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一家上市房企杭州营销负责人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开发商均认为，政府“限降”可能是想稳定市场信心，避免价格出现较大波动，但对一些急于回笼资金的开发商来说，耽误了出货时机，资金链有可能出现断裂的风险。
大幅降价阻力重重
日前有媒体报道，东莞南城刚需大盘世纪城·幸福公馆于4月底开盘时，其中一栋楼推出带精装修的特价房，整体均价约为9800元/平方米。而东莞市物价局网站上，该栋备案的整体均价为12439元/平方米。也就是说，这部分房源价格下降幅度高达21%，明显超过了规定的15%。
部分购房者买到世纪城·幸福公馆推出的特价房后发现，由于这批房源低于开发商此前备案价2000多元/平方米，违反了政府“超过备案价15%降幅，需重新备案”的规定，无法进行网签。
“客户不用担心备不了案，开发商会想办法解决的。”记者5月27日致电世纪城·幸福公馆售楼处，一位销售人员如是说。
东莞物价局一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介绍，该楼盘后来提交了备案价格调整申请，目前的销售价格仍以旧的备案价为依据，在房管局未录入新的备案价格前，如果成交价低于备案价15%，商品房网上销售系统会自动锁屏，签不了买卖合同。
实际上，早在2011年，东莞住建局、房管部门就联合发布文件规定，新建商品住房项目，销售价格一经备案，将自动设置15%的下调限幅。
“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管制的，东莞的开发商都知道，我们对涨价重新备案的审核时间是2个月，降价走完流程需要20天左右，从审批时间上也能看出，降价比涨价相对要容易。”上述东莞物价局工作人员说。
此外，深圳、上海及南京等地都有类似的规定。
2011年第四季度，龙湖、绿地、中海地产等大型房企在上海进行降价促销，多个项目房价下调幅度超过20%，其中一些项目的售楼处被前期业主打砸。针对楼市乱象，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当年11月出台措施，规定房地产项目销售价格浮动幅度超过20%，开发企业需要重新备案审批。
浦东新区建交委房屋管理处副处长陈建军曾公开表示，2011年10月向上海市房管局上报，申请暂停中海在浦东一项目的网上预售备案登记。
“目前深圳的备案系统自动设置了价格浮动的上下限。自2010年9月起，深圳对销售价格超出备案价格的楼盘均不予网签，而降价则设置了15%的上限。”深圳市规划国土委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违背“减少行政干预”思路
这种限制新房降价幅度、延长销售时间的行为，引发了广泛争议。
上海易居(博客)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微博 博客)[微博]认为，杭州实际是想控制房企降价的幅度，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降价行为，等于直接插手了企业的经营权，开发商想加大力度促销跑货也不行，政府行为并不妥当。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则质疑，本届政府的改革思路是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限制房企降价的行为明显有违这一思路。
“当初出台这个规定时，主要是为了控制房价上涨，抑制开发商随意乱涨价的行为，如果不管制，这几年房价都涨到天上去了，现在处于楼市下行期，购房者应理解政府行为是有意维护市场的稳定，房价过度下滑对经济没好处。”上述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内部人士认为，商品房是特殊的商品，需要政府管理指导定价。
深圳房地产资深人士尹香武则认为，只有涨价动力太强时才需要限价。而“限降”会让购房者认为，房企大幅降价已挑战地方政府容忍的底线。
“既然政府说不是要限制开发商降价，而是重新备案后可以继续降价，那要求重新备案的意义何在呢？”深圳一位开发商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手续，给开发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论是“限涨”还是“限降”，行政管制都让开发商们倍感无奈。“有些不知所措，想多降点价尽快出货回笼资金都不行，现在很焦虑。”杭州本地一小型房企市场经理向记者表示，杭州楼市已出现信心危机，购房者看空情绪浓厚，如果降价不到位，很多楼盘根本卖不出去。
业内人士指出，重新备案的不确定性在于，房管局可以给开发商按价格下调之后的价格做备案，但同样也可以不予审批。
杭州双赢置业总经理章惠芳(微博)对记者表示，在杭州买卖双方都信心不足的市场环境下，多数开发商意识到应该以价换量。房管部门的管制，会让一些去化情况不理想的开发商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在章惠芳看来，尽管有规避的办法，比如价格分期备案，每期的价格调低，降价空间累积可以增大，但开发商理应有自主调整价格的选择权。
“地方政府应该从市场实际情况出发，让开发商进行自救。”杭州透明售房网研究院院长丁建刚对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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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 奥巴马警告 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准备作出反应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在纽约州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外交政策演说警告，并非每个全球威胁美国都有理由作出军事反应。奥巴马否认美国的实力在他的领导下走下坡，并对美国未来的军官谈到了国际事务，包括叙利亚危机，反恐，乌克兰以及南海局势，奥巴马警告，美国准备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做出反应。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在纽约州西点军校出席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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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闪：自由是封锁不住的
作者按：本文乃《思想的蝴蝶》一书的序言，并收录进《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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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当我还在北大校园读书时，苦闷无比，彷徨无地。那时的北大，三角地尚未被拆，但贴的最多的是广告帖子、出租房屋、求购二手自行车等等，少有什么有质量的信息，讲座倒也不少，可最受欢迎的多半是商业讲座，教人怎么成功发财，怎么成功出国等等。偌大个校园，很难找到多少心意相通的同道，痛痛快快的做交流。
不仅如此，连可以用于交流的场所也寥寥无几，校内除了一个狭小拥挤的“师生缘”咖啡厅，基本上就剩下未名湖畔的长凳与小树林了。不过，我在的那几年，还搭了个尾巴；在校外，尤其是东门和西门附近，虽然陋巷平房，但藏着很多妙趣横生的地方，比如东门外的旧书摊、雕刻时光、万圣书店、闲情偶寄、呼吸旋律，西门外的西学书店、蓝院、镇宇影音等等，都是我在北大期间逗留最多的地方，在酒吧喝酒聊天看文艺片、在书店里淘书、在镇宇淘碟、一杯白水就可以在雕刻时光或者闲情偶寄与朋友们高谈阔论大半日，这种闲适、随意的日子是我对北大的回忆当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只是，属于北大学生的这份自在空间，没几年就被北大官方的雄心壮志挤迫殆尽。东门、西门这些在官方看来破破烂烂的地方，为了北大能创建“世界第一流”大学，理所当然的要为漂亮的办公大楼、金碧辉煌的酒店、堂而皇之的高科技园区让路。于是，继南门之后，东门、西门，一片片的被拆平。与此同时，不仅北大学生，无数流连于北大的理想主义者、无数抱着梦想来北大听课的旁听生，都渐渐失去了活动空间，失去了在北大的真正立足之地。北大的办公大楼建设的愈辉煌，北大传统里的那份自由劲就愈少。为此，我的北大老友潜行者曾经写过一篇在校内传诵一时的好文章《最后的叹息》，痛心不已。
实际上，在追求办公大楼这类卖相的过程中，北大一路丢掉的不仅仅是自由之精神的悠久传统，有些时候为了利益，甚至斯文扫地。最有名的例子是北大南门的钉子户，天光照相馆。2003年北大为了给资源集团腾出空地，重拆南门建筑，结果遭遇到了南门外小店铺天光照相馆的顽强抵抗。在北大南门口那被推土机修理的七零八落的一片断壁残垣中，天光照相馆打出了白底黑字的大横幅“北大资源公司蔑视法律…6.26非法野蛮偷拆天光照相馆”，底下是半露天的床铺、炊具等，所有愿意了解事情经过的人，只要稍微凑近点，就都能在摇摇欲坠的半截墙上读到事情的基本经过。天光照相馆在北大校门口对拆迁的抵抗，在足足两年多的时间里，构成了北大南门最奇特的“风景”。最可恶的是北大官方的态度，完全是唾面自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着静默，给人感觉是没把家门口这抗议当一回事。期间照相馆主人悬梁自尽未遂，女主人李英在南门口对着废墟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一个多小时，闻者无不动容。隔一年，突然又天降神秘大火，一流浪汉在天光照相馆废墟悬梁自尽；直到2005年底，北大突击清理废墟，此事才嘎然而止。至今犹记得，当时我和一些朋友听闻天光照相馆事件时的愕然与心头滑过的颤动。
这样的大学，纵然被誉为国内最高学府，纵然有过一些令人仰视的过去，也被当权的校长们糟蹋的让人既无法产生敬意，也无法产生期待。这是为什么2007年当我听说北大官方动手拆除三角地时毫不惊讶的原因。但是，北大官方却还是能继续不断的突破人们的心理底线。2009年，北大教授孙东东发表了“99%的老上访专业户都是精神病”的高论后，北大不得不从公安局借调大批警力守住北大大门，以防被愤怒的访民们踏破；自此之后，出入北大需要证件就成为常态，北大变成了一座碉堡，和我们身处的社会一样，“安全与稳定”可笑的获得了北大官方的首席关注，对安全的考虑与保障彻底压倒了北大的自由，套用储安平的名言，自由在北大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了。直到今日，每次返回北大，看到一群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保安吆喝着人群逐一检查身份证时，即使已经对北大官方的作为有心理预期，我依然禁不住从心底涌出一股愤怒与耻辱。
我相信，对北大这种压制校园自由空间、无视北大自由传统的毫无尊严可言的各种胡作非为的行为，每一个热爱北大自由的学生或者校友，都会生出与我一样的情绪。我的一个北大好友，当初听说北大要把东门那片胡同区拆掉盖未名大酒店，愤怒的难以自己，最后选择电话媒体公开怒斥北大在未名湖边盖妓院。他的这种怒火，在每一个热爱北大自由的人的心底都燃烧着，“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当想到北大校内无处可去，唯独剩下西门东门这些小巷子里的自由空间，却又因为学校要盖酒店写字楼等被拆除时，压抑、甚至生气发火都是在所难免的。
实际上，作为大学的主角，学生的自由空间与自由探索是大学最应该尊重并加以鼓励的。一所大学的光荣，不在于这所大学花了多少钱，盖了多少大楼，而在于这所大学容纳了多少优秀学者教授，教出了多少社会良才。大学的自由精神以及宽容气度，才是这所大学的灵魂，有这样活泼泼灵魂的大学，才是真正有尊严的大学。当一所大学变成了一座碉堡，比如现在的北大，即使盖更多的大楼，也是无法替它多挽回哪怕一点尊严的。
在北大这类学校里，学生在创造自由生活方面的活力是无与伦比的，根本无需额外的设计与引导。一代代，总是会有学生站出来乐此不疲的牵头做事，办社团、办沙龙、办刊物、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公共事件；哪怕有些时候这种开创自由的努力遭遇到严厉的压制，有些人甚至因此遭遇牢狱之灾，北大学生依然乐此不疲。只有最蠢笨的学校当局，才会一方面想着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另一方面，又对这样一群学生的自由空间与自由创造极力压制，唯恐这些学生“成气候”，似乎一流的大学与一流的工厂一样，需要的是一群守纪律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听话的学生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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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制的极端，就我在北大的经验，还不在于把北大东门西门的胡同消灭掉，而在于对学生自发运营的网络论坛的毁灭。这才是对高校残存的一点自由的最重大的打击：从2004年开始，在北大带头之下，全国高校BBS要么剿灭要么收编，本来借助网络已渐成气候的高校自由氛围一夕之间毁于一旦。
我在北大的时候，北大有一个全国高校最红火的高校论坛，叫一塌糊涂BBS。一塌糊涂BBS宽松、灵活、自由，它的出现是高校BBS的顶峰，在最后被强行关闭时一塌糊涂已经拥有30万注册用户。这么庞大的一个BBS，最早却是一个北大学生Lepton不经意间创造出来的。那是九十年代末，网络开始普及，Lepton自己编程，自己购买服务器，为了能容纳更大浏览量，托管在北大机房里；因为这是纯粹学生自发做的论坛，论坛上所有的规矩都是学生网友一起制定出来的，充满了民主规则，版主、站务都是要竞选上台，有任期，也有监督，搞的有模有样，而且因为规矩是大家一起定的，所以网站上几乎没有多少言论上的控制，即使有，也是在众人理解范围之内；久而久之，愿意到一塌糊涂网站上注册发言的学生、老师自然越来越多，以至于北大官方BBS几乎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
有一塌糊涂BBS的那段日子，是我在北大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通过一塌糊涂，我突然发现了许许多多同道，在没有一塌糊涂带来的公共生活之前，他们和我一样，都在北大某个角落里默默的孤独的过着苦闷的日子。一塌糊涂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版块，叫公民生活版，我们大多都聚集在这个版块，分享信息，一起热烈的讨论着各类话题，甚至一起设计行动，一起创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生活形式。我在北大最后一段时间里所参与的公民行动，比如北大选区的人大代表选举活动等，几乎都是从这个版块开始的。当然，从公民生活版，从一塌糊涂开始酝酿的行动，最著名的当属许志永滕彪俞江三博士在2003年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发难。
通过一塌糊涂，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主持，开始搞一个网络之下的沙龙聚会，最早叫柚子party，在北大哲学系一个女博士黄芸宿舍里定期聚会，每次邀请一位老师或者有故事的学长主讲，其他人边吃柚子边参与讨论。后来人员渐渐增多，就转移到北大静园草坪，改名为草坪沙龙，形式不变，依然有主讲，然后讨论，但是主讲的主题限定在成长经历上，也就是说，获邀来主讲的师长，与我们校内一塌糊涂网友分享的主题不是他们的理念而是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是如何成长的，如何在人生某个时刻有思维上的转变，人生一些关键时刻如何做出选择等等。草坪沙龙的交流前后断断续续搞了有两年，请来主讲的人有余世存、戴晴、刘军宁、郑旭光、胡佳、摩罗、黄钟、胡杰、崔卫平、余杰、薛野、王怡、陈永苗等等。
没有任何悬念，我们在校园内实践的这种生活形态没开始多久就受到校方的直接压制。除了让院领导找我们谈话之外，北大校方最有意思的做法是，每次在草坪沙龙正式开始时间之前半个小时，就会安排校工打开静园草坪上的水龙头，开始喷水。目的很显然，就是让我们无法停留在草坪上。我们只好每次都先在草坪碰头，然后再在校园内到处找空地，只要能盘腿坐下即可。想转移到室内基本是不可能的，教室团委是不会批准的，咖啡馆只有一个地下一层的师生缘可以用，但既昂贵又音效不好。
紧接着就是直接关闭一塌糊涂的决定了。这个决定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弹，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以一塌糊涂网友的身份向校长许智宏写了一封公开信以示抗议，许智宏没有回应；我和另一个北大好友，以一塌糊涂网友的身份，在北大静园草坪举行了一场聚会，在纪念一塌糊涂五周年的同时集体抗议关闭一塌糊涂的决定，结果是当天整个静园草坪被团团包围，除了给我们这些当事人带来新风险外，丝毫没有改变一塌糊涂死亡的命运。
在压制网络自由方面，所有的高校包括北大在内，简单直接，并且赤裸裸毫无掩饰。北大关闭了一塌糊涂之后，学生唯一可去的只有官方BBS了，在官方BBS上，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而且就算是这么一个无趣之极的官方论坛，还不允许校外人员注册。总而言之，高校学生被用剥夺表达自由的方式圈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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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确实，在奴才横行的国度里，是容不得自由的生活存在的：从限制活动场地，到封闭高校论坛；高校里最能生发出自由生活的地方就这么被高校官方一点点的监控、禁止。
但是，实际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天性，又哪能真正被封锁住？就像梭罗在《公民不服从》里评论他因为拒绝缴税被关了一夜的经历时说的，他忍不住被当局的愚昧雷倒，当局居然以为他不过是一堆可以被禁锢起来的血啊肉啊骨头，是可以被威胁的。实际上，当局显然不知道如何对付他，他们能惩罚的不过是他的身体，而他虽然身在监狱，但一刻都未曾感觉被限制，所以每当看到当局辛辛苦苦的试图用一扇门关住他的思想，却不知道他们一转身，他的思绪就随着他们的身影自由的从囚室穿越而出时，他都要忍不住笑出来。
米尼奇克先生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但也没有绝对的独裁。后极权社会的特征，就是看似一切都被垄断隔绝，一切都强调服从与秩序，却依然挡不住人们对各种生活可能性的探索。对此，我在北大生涯里深有感受。
北大在很早以前，还有一个内部网络论坛。这个论坛最初就是由一个宿舍发展出来的，开始是联网打游戏，后来就发展成两个宿舍连在一起，接着就扩展开了，开始是一整层的宿舍互联，然后是整个宿舍楼；这个宿舍楼是男生楼，旁边有一个女生楼，女生楼里的女生强烈要求也加入这个男生宿舍楼的内部网中，于是这两座楼也联网在一起。网络一旦变大，所能容纳的信息就成几何级数增加。在这个两座楼的内部网里，几乎什么都能找得到，包括政治禁忌片或者文章等。我到北大那会儿，就是从这个内部网里第一次找到并观看了《天安门》这部片子。这个自由小空间的命运与一塌糊涂不同，在后来互联网大行其道的日子里，这个内部网也挂在了互联网上，直到今日还依然存在，形式上与过去一样，依然保持一种小圈子文化。
还有由我师弟李英强主编，我也参与制作的刊物《大风》，前后编了有十一期。这本同仁刊物，立意就是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之中”。由于在校内办这本杂志，所以虽然《大风》言论尺度很大，而且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一年多时间里始终没有遇到什么直接麻烦。这本杂志，虽然编辑队伍基本上只是北大校内一群学生（校外最重要的团队成员是思想家余世存），但因为杂志的成熟与高质量，我一直视之为2000年后出现的最好的民间刊物之一。
我在北大做草坪沙龙时，在打游击战的状态下，也有一些趣事。有一次，在草坪沙龙开始之前，校工又在喷水，于是我就上前去与其聊天，这位校工是年轻人，因为喜爱诗歌跑来北大混课，居然还在校内找到了这份工作，可以边干活边蹭课。他也对晌午时分给草坪喷水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对文艺的爱好，我们有一些共同话语，最后他在了解情况之下，答应我以后只喷半边草坪，给我留下半边草坪。
还有一件趣事。2003年，我在北大与另外几个朋友一起推动人大代表选举程序的变革，那时候隔三岔五就与北大老友王彦一起去找负责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张彦谈选举程序的问题以及北大选举过程中的种种不当现象。张彦应该是不堪其扰，指示我和王彦各自院系的领导找我们谈话，大概是用组织的名义温和劝告我们应当注意行止，不要对选举太过于热心。找我谈话的是学院里的党组副书记，中年女性，我们谈话一个多小时的结果是颠覆性的，这位副书记居然勾动起她在八十年代北大生涯的回忆，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在选举活动上非常活跃，很多校园风云人物都参与了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包括六四之后从体制内出走异国他乡的张伟，当时张伟是学校学生会主席，而这位副书记，大概当时也是在学生会张伟身边的一个小干部，当年的选举岁月至今留存心底，多年的体制生涯也未能完全消磨，在与我谈话那一刻忽然恢复，于是，我与她的谈话变成了交流，最后她甚至把她手里掌握的一些材料都给了我复印，包括最关键的海选候选人名单以及领导从这个名单圈定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名单，这对我们后面的行动助益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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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北大校内探索出来的所有这些生活形式中，最影响人的还是与各种师长的接触。犹记得接崔卫平老师来北大讲座时，那天依然是水漫草坪，所以我们只好转移到西校门附近的观景亭，在路上我向她介绍草坪沙龙的情况，她听之后评论道，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让参与沙龙的同学发现生活还有如此多可能性，通过了解这些师长的各式各样的人生道路，为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能性的线索。此评论精辟异常，至今铭刻内心。
与师长们接触中，最触动人的，莫过于他们所严肃实践的一种生活理念，这些理念与主流思维彻底不同，而且这些理念之下的生活完全迥异于主流生活方式，这对于在中国上了大学才开始真正自主思考的年轻人来说，一定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最低最低就是从无数年被灌输出来的满脑子“绝对真理”中走出，开始了解或者接受世界的丰富性。显然，这正是自由的开端。
比如关于生活的物质需求，余世存在草坪上跟同学们算了一下，说他一个月需要2000就足够，吴思老师只需要900，王力雄则只需要500；比如关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胡佳在草坪上跟同学们讲了整整4个小时，说他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与野牦牛队同生共死的经历，他去河南艾滋病村关怀艾滋病人以及河南艾滋病人不忍卒闻的故事，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也听的大家热泪盈眶难以自己；再比如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摩罗在北大西门旁的草地上席地而坐，非常真诚的袒露他当时的心迹，那时他一度徘徊到自杀边缘，无论如今他的面目如何，那会儿他对生死问题的严肃思考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人生道路选择，梁晓燕老师在草坪上与同学们分享了她二十多年的丰富的人生变化，从最早的革命青年，到《走向未来丛书》，到八九六四，到自然之友的创办，到各种NGO活动，她的生涯几乎就是一部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史；至于人生甚至家庭与大时代的关系，戴晴老师的故事特别引人入胜，从她的祖辈到她的父辈再到她自己，听她说她的家庭往事，遥远的历史变成可以触摸的事实与感受，那么真切。等等，等等。
这些直接的触动，对被遮蔽了十几年、如今正处于自己人生选择关头的年轻人而言，简直是一顿顿豪华大餐。生活一下子生动起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那几年，也正是风起云涌的几年。互联网正在慢慢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开始习惯于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其中，2000年的《思想的境界》网站是最重要的地标；我们开始习惯于从互联网上互相关心、交流，然后开始在网络之下交往。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开始学会了在生活里反抗，学会了拓展自己的生活，学会了关怀社会。
2000年初，当时我刚来北大，就遇到北大学生的集体抗议，北大小师妹邱庆枫在回昌平校区路途中遭奸杀，消息传回校本部，学生要纪念，学校当局却不批准，于是学生在静园草坪聚会、发表演讲，要求与校长对话，当时的校长许智宏可笑的躲在办公室不敢出来，双方一直对峙到深夜。学校的弹压所引发的学生抗议完全出乎当局意料，期间学生在校园内游行，还差点冲出校园演变成一场学潮。
那是我第一次朝拜北大三角地，去的当日，就淹没在三角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之中，看到了许许多多对当局的猛烈质疑与公开批评，有些大字报上甚至还有论战，不同的观点在上面互相反驳，一如现在我们熟悉的网络论坛上的笔战。百年大讲堂的西侧，学生自发设了一个简陋的灵堂，长长的烛泪就像两道血丝，从百年大讲坛西侧一路蔓延到三角地，令人无法不动容。
邱庆枫事件的结果是校方让步，允许学生的公开纪念。那是2000年5月底，已经逼近六四。估计当局也有所顾忌，害怕事态不可控。但紧接着，邱庆枫事件没过去多久，一个北大学生江绪林突然贴出海报，宣布他要纪念六四，要在六月三日晚上8点在三角地点燃起“第十一根蜡烛”。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急急忙忙奔赴三角地守候江绪林点燃蜡烛的那一刻，三角地边广场显然有不少怀相同心思的同学；结果侯了三个小时，只见三角地人来人往，一切正常；后来方得知他与另外一个同学刚到三角地就被控制了。第二年，江绪林又在三角地贴出海报，以基督徒的身份要为六四做和解的努力，他宣布要在六三当晚到北大三教演讲。当晚，我们早早的到教室，守在三教门口，然后看见江绪林远远的走过来，突然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急停车，下来几条大汉，一把拽住他，七手八脚塞进面包车后扬长而去，我们完全来不及反应，只能面面相觑的留在原地，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切发生。
江绪林在2000年9月份时还做了一个很猛的行动，他有一天宣布要在北大成立自治学生会，然后编了一份意见调查表，挨个宿舍让同学们表态。他的这次行动是我和他交往的开始，我在网吧里很激动的跟他写信，与他探讨行动的策略。来年当他在六四演讲前夕被带走后，我还在当晚深夜找到他宿舍，与刚刚被放出来的他一起安坐在宿舍阳台讨论基督教信仰。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经历构成了我和其他一些朋友们的生命里的反抗底色。在随后的岁月里，当互联网真正带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时，大家也就自然而然的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2003年，张大军从关天茶舍网上论坛开始做网下的网友聚会“公民半月谈”，我则与许志永开始创建以个案维权为主的公民组织：阳光宪政（后来改为公盟）。同时，也与记者王克勤一起，开始学术与调查的结合：从出租车业开始，努力推动垄断行业的去垄断的改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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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被很多人称为公民维权元年，也被视为公民社会在中国大发展的起点。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创造出了多少种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就为公民社会的多拓出了多少条道路。我们创造出来的生活可能性愈多，我们所容身的公民社会空间就愈大。
当然，这一切生活实践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我们今天熟悉的网络上交流吵架、网络下聚会读书继续交流这样的生活方式，最初在中国出现时，就有一些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有代表性的是杨子立等新青年四君子的获罪判刑以及北师大女孩刘荻的被捕。杨子立等从网络上互相结识后在网络下聚会，只是尝试组成一个共同读书交流的联合体，就被以颠覆国家罪判以8年、10年的重刑；而刘荻只是在内部论坛里说了一些出格的话，也遭逮捕。这两个案子在全世界舆论以及网络上引发了对当局的激烈谴责和普遍抗议，这使得当局在重新面对越来越多类似行为时选择了纵容。这都是2003年之前的事情。
2003年之后也一样。公民社会的每一个进步或者退步，都伴随着很多代价。很多勇敢的人站出来了，但同时也开始经历一种有高度政治压力的生活，这些都已载入中国人探寻自由的历史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家破人亡，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不过，无论是在北大校内的生活，还是毕业后在社会上的生活，我所经历的让我相信，自由是封锁不住的，纵使需要我们不停的为此支付代价。就这么几年，热爱自由的中国人创造了多少革命性的自由边际啊：从各式各类的公民行动、维权、信息公开与民告官，到草泥马、到个人博客、到twitter、到遍地开花的公民记者们，这些中国式的自由生活方式，已经成了转型中国最大的特色，永难消除。
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绝无走回头路的可能。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在信息高度流动，信息技术层出不穷、公民意识日益强化的今日，靠封锁消息、靠恐惧维持社会控制、靠民粹式的爱国主义维系人心的极权统治方法，即使再顽固，也只有日薄西山一条路。
我相信，对中国未来悲观的也好，乐观的也好，我们今日所尝试自由生活之种种，都在重塑中国特性：这个特性里，公民意识与自由色彩只会愈来愈重；毫无疑问，走向公民社会、走向自由，这是中国的一条不归路，就像许巍在《蓝莲花》里唱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地向往”；嘿，朋友们，我们且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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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幽灵与亚洲的“冷战2.0”时代
德国《时代周刊》认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25年前的“六四”造就了中国的现状。自此之后，中国政府致力于“维稳”、监控公民并打压异议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而言，1989年至今仍像鬼魅般阴魂不散。
吴敬琏 | 宏观当局不会主动捅破房价泡沫
专访吴敬琏：让房价泡沫慢慢萎缩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它降不下去，我是担心它崩盘。日本当年崩盘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所以我想宏观当局也不会采取措施主动去把这个泡沫捅破。泡沫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形成，形成以后就是要想办法让它慢慢萎缩。”
经济增长和就业不是线性关系
第一财经：我们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民之所望和施政所向”。您觉得在经过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现在的民之所望是什么？
吴敬琏：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相当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想老百姓的基本愿望就是能够克服这些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大概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靠投资拉动、大量耗费资源来实现增长的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它造成了许多的问题，而且现在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来说就是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我通常说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受到了破坏，空气、水、土地现在的情况都很严重。那么进而再说到更复杂的问题就很多了，一直到宏观的问题。宏观的问题是因为大量的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它一定就会造成货币的超发，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体制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使得老百姓的一些最基本的追求——比如亲民、官员的廉洁，这些都做不到。
第一财经：那么当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什么？
吴敬琏：最核心的矛盾还是体制问题，经济体制、社会认知体制。体制上有缺陷，所以就会造成腐败的绵延，造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转不过来，转了十几年了，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
第一财经：那么施政所向呢？
吴敬琏：施政所向就是首先要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找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然后用政府的力量和大众一块儿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财经：作为经济学家，您对政府的施政所向具体怎么看？比如说经济快速发展，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给落后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里面也有问题。如何去解决高速发展和付出的代价的矛盾？
吴敬琏：我不得不说在这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及老百姓的收入是线性相关的。就是说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只有有了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够有这么多就业，才能够使得老百姓的收入有这么高的增长。其实这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简单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问题是看你怎么增长，你靠什么办法增长，这就是所谓增长方式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最近的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增速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这一年半的时间就业的情况怎样？就业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得多。这就是说，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关系，不是说有多少增长就有多少就业。
“九五”计划决定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五”计划做得很不好。在我那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里面就讲到了当时讨论问题出在了哪里，叫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主要的就是指政府有太多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把GDP的增长看成政绩的主要标志。这是问题所在。那么怎么办？转变方式。转变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些什么办法？当时讲了四个途径：一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市民化；二是制造业要强调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就是要着重在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方面，就是说要发展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成分；三要发展服务业，发展独立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四是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为什么这两年的就业情况跟经济增长的情况是两个方向？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服务业的发展终于超过了制造业，大概是从前年开始。去年我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就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所以虽然增速掉了几个百分点，但就业没有掉。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问题，因为产业结构有问题，反倒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好。原因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比重仍然太低。我们当然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一定要打破那种想法，说是一定要保持8%或者10%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就业，并不是这样的。
关于国企改革
第一财经：我们注意到当前的改革再次把国有企业改革列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也看到以前说要管好企业，现在则要管好企业的资本。这样的一个改变，您觉得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这可能是三中全会吸收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讨论后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最重要的一个突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过去政府直接管企业，政府官员就变成了企业的经理人。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搞不好的。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现在的问题就看怎么落实了。
第一财经：谈到国企改革，您怎么看去年上海推出的国有企业改革20条？
吴敬琏：上海特别重要，上海是一个国有企业比重特别大的城市。它的改革对全国是有影响的。我所知道的是上海以前把家化卖了去充实社保基金，我对这个事情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现在为了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这件事要抓紧做。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讲了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我们社保基金的缺口是相当大的。但现在还没有看到动作。这个决定不但是有关国有经济的改革，而且是一个防止资产负债表里负债率太高、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有效办法。
“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第一财经：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但还有一句话叫病从口入。大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谈虎色变的状态。很多父母亲在为孩子选择食品时相当头疼。您怎么看待食品安全？
吴敬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解决，因为食品安全问题难在信息不对称，就是每一个消费者很难知道这个食品到底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每一个消费者要消费成千上万种产品，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去了解每一个产品的制造过程、含量等。所以应该有整个系统来保证它的安全。
那么首先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要使得信息的弱势方能掌握信息。每一个食品上面都要标明它的成分，它有哪些规定的对于健康会有影响的成分。政府一方面运用机构去检查是不是如实披露，另一方面要有一些社会机构包括法律的体系、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协会帮助相对弱势方研究各种食品，法律体系能够对违反规定没有正确披露的起诉。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形式上很早就开始建立了，比如说消费者协会。但一开始好像就有问题，因为消费者协会往往是工业部门建立的，信息强势方掌握着这个协会。
加上我们还有一些更大的体制性问题，就是企业往往属于当地政府，于是它就有了保护。往往发生了食品的品质问题后，当地的执法机关是保护当地企业的。所以就需要把这个问题理清以后系统性地解决。比如三中全会就针对这一类问题，把县级法院的人财物升到了省一级去管，这就是防止司法地方化的一种做法。
另外，我们的体制、老的观念好像阻碍了我们这方面能够做得更好。老的体制我刚才已经说了，比如企业都跟当地政府有太过密切的关系，使得它不能秉公执法。
第一财经：改革开放30多年，大家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对物欲对金钱的追求反而是愈演愈烈了？
吴敬琏：这个背后有一个假设，好像这一切是因为人的私欲所造成的。这个假设好像有一点危险，它会导致一些很不现实的结论或者是很悲观的结论。
一种结论就会是想办法消灭利己心，但这个肯定是劳而无功的。绝大部分人都存在利己心，所以我还是赞成经济学祖师爷亚当·斯密的办法，就是说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你先假定所有人都是利己的，然后你建立一个制度，就是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使得每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为社会服务。另外还有一面就是要提升人的道德情操，发扬人的同情心、利他之心。这样两手来做。
“没弄懂限购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财经：我们刚才谈了食，接着要谈住，您曾经有一个观点说现在房价居高不下是由于货币的超发。您认为货币超发产生的根由是什么？
吴敬琏：货币超发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增长模式。用投资来拉动增长，为了保证增长速度达到一定程度。而你自己的实际潜在增长率，就是你现在这种技术水平可以达到的，往往是要超过。超过怎么办，就来发钞票积压这种资源。就因为你寅吃卯粮，超过实际掌握资源的数量，要去用它来支撑增长。所以就会货币超发。
改革开放以后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因为这种用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模式，它一定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那么对付这个问题在不改变投资拉动增长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学了日本的办法，就是出口导向，把我们富裕的一部分产品卖到外国去。
这在一段时期内起了很好的效果。但再过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以后，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汇太多。外汇多了以后就造成一种压力：本国货币要升值。这样对于原来的经济结构就造成了冲击，出口企业出口地区都反对升值。那么政府往往就响应这种要求，中央银行入市干预去收购外汇，来把本国货币压住。于是国家外汇储备就增加很多。比如说近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央行它发的货币去买来的。央行货币在我们经济学上叫做高能货币。央行发一块钱造成的购买力不是一块钱而是几块钱。所以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发行了几十万亿元的货币买的，这几十万亿元货币经过银行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的作用，就形成了将近一百万亿元的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的货币超发了。
货币超发后，特别在东亚地区，保值的方法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房子。我们的股市又崩掉了，于是就更加集中到房地产市场上。从根本上说，要让房价落下来，就要把货币控制到适当程度。但因为我们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靠货币支撑的，紧缩不能太快。紧缩太快以后泡沫一下就会破，泡沫破了这个灾难太大。
但是它造成的现实问题必须解决，就是人没房子住。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方式，像廉租房。一是想办法提供一些较低价或者是低价出租的房子；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给低收入者以住房补贴。
第一财经：政府工作报告也谈到要分类调控楼市，所以老百姓觉得可能又是限购。您怎么看这个分类调控？
吴敬琏：我不大懂为什么要调控，不知道为什么要调控。
第一财经：您觉得还是应该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吴敬琏：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货币发行量要尽量下去。另外一个就是政府提供准公共品。因为这是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责。这是你的基本职责，政府要出手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已经搞了很多年的限购是解决什么问题，我一直没弄懂。
第一财经：如果不限购，那手中持有大量货币的人可能就把这个楼市当做一个投资品或者是投机品了，就会越炒越高。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压力？
吴敬琏：那么问题在这儿，政府必须考虑发票子的时候是对老百姓保证了你这个票子不贬值的。这是一个信用货币，就是你信任我这个票子是不贬值的。但我又不许你买这个，不许你买那个，这行吗？发票子的时候你是承诺人家这个票子可以买东西的。
第一财经：我身边的一些人听说我要采访吴老，都说问问吴老这个房价会不会出现一个转折点。
吴敬琏：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平稳地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要求过激。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它降不下去，我是担心它崩盘。日本当年崩盘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起来。所以我想宏观当局也不会采取措施主动去把这个泡沫捅破。泡沫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形成，形成以后就是要想办法让它慢慢萎缩。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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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 美中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问题
美国与中国因网路间谍问题针锋相对，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周二表示，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卿梅健华已与中国针对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进行磋商，会议规划持续进行。美中近来因网路间谍问题交锋，外界关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否能顺利举行。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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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掀起打击微信“传谣”运动
中国当局向微信发起打击传播所谓“谣言”的镇压运动。微信是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手机快速信息应用程序。法新社周三发自北京的消息对此运动进行了报道。当局对微博监控审查力度的增加导致微信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微博。中国微信运营商向手机用户提供信息、照片、声音的交流平台，但这个平台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社群范围内，不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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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新疆法院对55人进行公开宣判
法新社今天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说，5月27日上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召开公开宣判、公开逮捕和公开刑事拘留大会，依法严惩一批暴力恐怖犯罪分子。法新社说有7000余人参加了该公开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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