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4月30日）表示，中国在国内外盗窃商业机密的活动“令人极其关注”，并再次将中国列在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财小新： 本文选自4月28日出刊的《新世纪》周刊特别报道，小新独家首发。
编者按：
4月17日，中国最热的新闻是央企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免职。事实上，被此冲淡的当天另一则新闻对中国公众更加重要，影响也更为深远——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共同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历经八年调查，两部委终于将事关国计民生大局的中国土壤污染初步情况公之于众：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结果。
公报极为简短，不到2000字。算上答记者问和媒体通报内容，总共不超8000字。但公报意义重大。
至少有五个新闻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耕地的点位超标率几乎是之前数据的2倍。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公布的耕地污染数字仅1.8亿亩左右，污染百分比约为10%。
土地为万物之母，关乎中国国运，其近五分之一耕地点位被污染，兹事体大。
其次是之前少被关注的林地、草地也存在大比例污染。根据公报，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再次是国土整体污染形势不容乐观。或许，16.1%的点位超标率，可以让社会再一次反思，中国在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
第四，中国土壤污染的地区分布大致是：南方重过北方，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重点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第五，公报首次确认，重金属镉是中国土壤中的罪魁祸首。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
上述公报没有公布超标点位的位置，也未公布具体超标面积等。但是，在当前形势下，两部委将上述严峻数字公之于众，仍然值得媒体为之叫好。
从2011年至今，《财新新世纪周刊》推出一系列重磅报道，呈现中国土壤污染的严峻现实（2013年第3期封面报道“土壤不能承受之重”），揭示土壤污染引发的严重食品安全问题（2011年第6期封面报道“镉米杀机”、2013年第20期“拯救大米”），曝光土壤污染引发的人体伤害（2013年第21期封面报道“镉病将至”）。
在上述一系列报道过程中，《财新新世纪周刊》在新闻媒体里最先判断并一直坚持重金属镉是中国最严重的土壤污染物，治土必先治镉。如今公报发布，镉确为第一污染物，财新的判断得到证实。
三年多的时间内，《财新新世纪周刊》一直在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公布土壤污染调查结果，并由此制定法律和行动方案，启动拯救污染土壤的历史进程，实施污染阻断，防止污染伤人。2012年11月，《财新新世纪周刊》刊发社论“生态文明从土壤开始”，再次呼吁上述公报尽快发布。
在社会舆论多方呼吁之下，两部委土壤污染调查结果终于公之于众。土壤污染现状的确不容乐观，但公开数据将是治理的起点。
两部委的公报是一份值得充分重视的报告，字字千钧。在其公告推出之际，《财新新世纪周刊》再次刊文深入解读。
4月22日，是为全球第44个地球日。中国的地球日主题是“珍惜地球资源 转变发展方式”。一个基本事实值得人们反思：我们对地球，对土地，做了什么？
小新注：
土壤不能承受之重——回复“土壤”可查看
镉病将至、镉米杀机、拯救大米——回复“镉病”可查看
上篇：一份迟来的报告
记者 宫靖 刘虹桥
从1949年至今的60多年里，中国经济发展走过改革开放前环境监管松懈时期，走过改革开放初期环境监管粗放时期，走过改革开放中期至今的环境监管趋严时期。
中国环境为此承受了巨大代价。
空气污染严重目前已是全国共识。过半地表水和地下水遭受到污染，在环保部和国土部的公告中也已载明。惟独土壤，其污染情况数十年中一直不明。
上世纪90年代至此次两部委土壤公报发布以前，中国官方手中也只有预估数字——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已占中国18亿亩耕地十分之一左右。
2006年7月起，环保部和国土部联合开展了一项名为“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开展的土壤污染普查，目的是摸清全国土壤污染家底，以便展开防治、立法等诸多迫切的工作。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底，已经“组织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报告和专题报告”。
2014年4月17日，结果终于曝光。不出所料，数字背后，中国土壤污染形势已更加严峻。
受伤的耕地
公报显示，中国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在点位超标的耕地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
乍看之下，绝大部分为轻微污染，似乎问题不大，实则不然。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轻微污染是指污染物超标1倍至2倍（含）之间，轻度污染是指污染物超标2倍至3倍（含）之间，中度为3倍至5倍（含）之间，重度污染则为污染物超标5倍以上。
此次检测囊括10多种污染物。以主要污染物镉为例，正常土壤含量限值为0.3毫克/千克，轻微污染代表着其含量在0.3毫克/千克至0.6毫克/千克。这一数值攀升，意味着这些土地不再是能维持和保证人体健康的二级或一级土壤。
显然，5.7%的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耕地，其污染则更加严重。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土地，早已不适合生产农产品，其直接威胁到国人的食品安全。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19.4%的点位超标率是否意味着中国约3.5亿亩耕地被污染？
此次土地污染调查实为土地污染普查，所选点位基本覆盖了中国所有耕地。根据国土部最新发布的《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拥有20.27亿亩耕地；按常规的保守说法，中国约有18亿亩耕地。简单地用超标比例19.4%乘以耕地面积，结论惊人，中国耕地污染面积，约为3.5亿亩至3.9亿亩。
不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向财新记者指出，3.5亿亩至3.9亿亩的数据仅能用做参考，因为两部委此次土壤抽样有限，直接相乘算面积并不科学。
两部委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给出土壤污染面积的数据”的问题，其坦陈：本次调查以点位超标率来描述土壤污染状况，给出准确的土壤污染面积的数据有较大困难。
“答记者问”还称，本次土壤调查属于初步调查，具有概查的性质，总体点位较疏。以耕地为例，每8公里×8公里的网格（即6400公顷或9.6万亩）布设1个点位，只能从宏观上反映中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的总体状况。
陈同斌认为，目前的调查虽无法确知中国有多少土地遭受污染，但19.4%的点位超标率已足以初步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土壤污染形势相当严重，已经到了必须举国上下重视的地步。
2011年年初《财新新世纪周刊》采访“镉米杀机”的过程中，已有接近国家相关部门的消息人士私下称，中国耕地污染比例接近20%；在所有污染土地中，以镉为主要污染物的占一半左右。
如今看来，彼时的消息灵通人士所言非虚。
沉重的国土
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此次调查的范围是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外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
耕地问题之外，两部委公报首次爆出中国林地和草地的土壤污染情况。10.0%点位的林地和10.4%点位的草地被污染。
根据国土部最新发布的国土公报，截至2012年底，中国拥有林地2.5亿公顷林地，约合37.5亿亩；约有牧草地2.2亿公顷，约合33.0亿亩。虽同样不能根据点位超标率换算各自污染面积，但两者的总数无疑是惊人的。
此次两部委公报还揭示，中国未利用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也达11.4%。
同样据国土部土地公报，未利用地占中国农业用地的27.9%。粗略概算，截至2012年底，中国有未利用地约27.0亿亩。
一位资深土壤污染专家告诉财新记者，林地和草地、未利用地被污染的途径与耕地基本相同。他以污染最大类型之一的铅锌矿为例称，这些矿一般位于水源上游的山间，其开采过程以及尾矿堆存过程，均可能使与矿伴生的镉、砷等重金属随地表水和地下水向下游流动。“在流动过程中，会有沿途的林地、草地、耕地和未利用地被污染。”
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可知，草地的污染标准与耕地基本相同，但林地的污染标准不同。仍以镉为例，耕地、草地适用0.3毫克/千克的限值，但林地的镉限值提高至1.0毫克/千克，是耕地的3倍以上。
由上述限值规定可知，中国虽仅有10.0%的林地被污染，但其污染水平远高于耕地，其污染物含量也相应较大。
污从何来
中国的土地中到底主要是何种污染物？此次两部委公报也进行初步回答。
在此次调查中，两部委主要关注了13种无机污染物和3类有机污染物。最终发现镉、汞、砷、铜、铅、铬、锌、镍等八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较重（详见“污染物类型”示意图）。
镉被确定为中国土壤污染的首要污染物，其点位检出率高达7.0%。镍和砷为仅次于镉的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4.8%和2.7%。
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等3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也较多，分别为0.5%、1.9%、1.4%。
两部委指出，中国土壤从污染类型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这些污染因何而来？对此问题，中国的土壤专家各有解释。此次两部委基于调查，给出了官方初步解释。
两部委称，中国的土壤污染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首要原因被确认为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导致污染。这与学者估计大致相同。
“答记者问”称，上述“三废”是造成其周边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两部委相关负责人着重提到了尾矿渣、危险废物等各类固体废物堆放问题，认为其导致其周边土壤污染。
汽车尾气排放也被点出，它导致了交通干线两侧土壤铅、锌等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
环保部、国土部给出来的第二大土壤污染原因是农业生产活动。“污水灌溉，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导致耕地土壤污染。”
在财新记者此前采访中，湖南当地学者童潜明就认为，磷肥的施用是湖南省部分土壤污染的一个重要途径。童潜明曾对洞庭湖区六个工作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镉通过磷肥进入土壤的数值为0.11克/亩。
两部委给出的第三大原因是“自然背景值高”，认为这是一些区域和流域土壤重金属超标的原因。此点也与财新记者在湖南等地调查相吻合。
两部委公报还指出，与“七五”时期的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调查数据对比，此次调查显示，土壤中的镉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40%。
污在何处
在土壤污染领域，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污染究竟发生在哪里。学者指出，此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实地划出污染区域，国家出台的严重污染地区农产品禁种措施才可能落到实处，禁止污染农产品进入市场才能真正实施，保护受损害群众才能由此作起。
但此次的两部委公报未能回答污在哪里的问题。
接近环保部高层的一位专家告诉财新记者，两部委此次不公布重点污染区域其实可以理解，其原因同样是此次调查实为概查，选点并不十分科学，由此两部委的调查暂时无法得出重点污染区域的较准确结论。这些事项有待未来继续详查。
但公报已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首先，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
公报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这与《财新新世纪周刊》调查完全吻合。在“镉米杀机”一文的调查中，陈同斌对财新记者称，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其次，镉、汞、砷、铅四种主要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
再次，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固废处置场地等八大类区域被确认为土壤污染重点区域。（详见“八类重点土壤污染区域”示意图）
两部委此次调查了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的5846个土壤点位，最终超标点位高达36.3%。
显然，最终揭开污染具体分布的谜底，有待于进一步的土壤调查。两部委在向媒体的通报中称，未来将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目前已初步形成（详查）总体实施方案。”■
下篇：镉祸沉重
记者 宫靖 刘虹桥
在《财新新世纪周刊》为期三年多的土壤污染系列报道中，镉污染是绝对主角。而在此次的两部委公报中，官方调查显示，镉确系中国土地的首要污染物。
早在2011年年初进行“镉米杀机”报道过程中，财新记者就发现重金属镉极可能是中国土壤的首要污染物。但由于国内学者也没有全国性调查数据，还不能完全下判断。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日本著名的公害病“痛痛病”，就是人体长期食用含镉食物引起的慢性镉中毒病症。财新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官方并不承认中国已发生“痛痛病”，但肝肾损伤、肾性骨病等镉损害已被学者确证。
在中国，“48号魔鬼”已然罪行累累。但迄今为止，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甚至在学者层面，对镉的重视程度与其危害还极不匹配。
镉米疑云
俗称“镉米”的镉超标大米，因稻米在生长过程中吸收污染土壤中的镉而产生。中国有65%的人以大米为绝对主食，因此镉米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2008年至2010年年底，中国开始有学者零星研究各地市场上的镉米问题。
2011年2月14日，《财新新世纪周刊》推出重磅调查报道“镉米杀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报道援引了两个鲜为人知但可供参考研究数据。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采集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等六个地区大米样品91个，结果也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中国没有明确土壤污染土地，所以事实上近20%污染耕地，与其他耕地没有两样，同样种植大米等农作物。并且，这些污染的土地还是当地农民的口粮田。
镉并非中国大米销售前的常规质量检测指标。中国目前没有禁令要求镉米等不能进入市场，加上基层大米检测单位无技术力量检测镉指标，因此镉米在中国市场流通几乎不受限制。
2013年5月和6月，广东省掀起了一场官方的“反镉米风暴”，最终证实了“镉米杀机”一文所言非虚，市面上确有大量镉米流通。
2013年5月17日，广州市官方公布2013年一季度广州餐饮环节抽检情况：大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率达44.4%；抽检18批次， 8批次镉超标，其中6批次镉超标大米的产地为湖南省。
广东、湖南两省闹出镉米风波自2013年2月起，酝酿、发酵达三个多月。在此期间，广东省官方抽检广东市场上流通的大米及米制品4600多批次，截至5月24日，总计公布155批次镉含量超标大米的名单。超过半数（至少85批次）的不合格大米产地为湖南省。
其中，来自湖南省攸县的镉米占34批次，为此次抽检出的镉超标大米产地之最，镉含量最高批次被发现超过现行国家标准3倍，高达0.6毫克/千克。
此次镉米风波重创中国最大的稻米之省湖南，湘米基本退出传统销售地广东省，此后陷入滞销期，米市萧条，米农彷徨。
但是，一至如今，湖南省官方也未公布污染土地面积，更未公布省内有多少比例稻米镉超标。
土污五宗罪
土壤污染到底有哪些危害？这是中国学界并未完全研究清楚的一个问题，此次两部委大致给出了答案。最大危害是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两部委认为：“土壤污染会影响作物生长，造成减产；农作物可能会吸收和富集某种污染物，影响农产品质量，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镉米显然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然而，像镉米究竟有多少并不能说清一样，中国受土壤污染影响的粮食有多少，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第二大危害是损害人居环境安全。“住宅、商业、工业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还可能通过经口摄入、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等多种方式危害人体健康。污染场地未经治理直接开发建设，会给有关人群造成长期的危害。”
两部委给出的第三大危害在之前很少被提及——威胁生态环境安全。土壤污染影响植物、土壤动物（如蚯蚓）和微生物（如根瘤菌）的生长和繁衍，危及正常的土壤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不利于土壤养分转化和肥力保持，影响土壤的正常功能。
第四大危害是可能污染地下水等。“土壤中的污染物可能发生转化和迁移，继而进入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环境，影响其他环境介质，可能会对饮用水源造成污染。”
在两部委公报发布后的数日，国土部公布2013年全国国土资源公报，其中显示，全国203个地市级行政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监测点总数为4778个，其中水质呈较差级的监测点2095个，占43.9%；水质呈极差级的监测点750个，占15.7%。
两部委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土壤污染是浅层地下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土壤中的一些污染物容易淋溶或随渗水进入地下水，日积月累造成浅层地下水水质变差，最终导致污染。
最后，两部委还特别指出，“长期食用受污染的农产品可能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镉病初探
镉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的威胁公共健康的10种化学物质之一，镉及镉化合物对人体的致癌性已被广泛证实。镉主要在人体肝、肾部积累，镉让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造成肾小管等脏器损伤，导致肾功能不全，并使人体骨骼代谢受阻，继而引发骨骼病变。
中国的镉健康损害全面图景并不清晰。有限证据的指向，让人无法乐观。
肝肾损伤、肾性骨病等镉损害已被学者的论文研究确证。（参见本刊2013年第21期封面报道“镉病将至”）
过去两年间，财新记者曾走访多处镉污染区，也发现当地居民的一些不寻常的健康问题。在甘肃白银东大沟污灌区，耕地中的镉含量超过“痛痛病”发源地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土壤。污灌区多个村落居民向财新记者描述了折磨他们的骨痛病，疼痛来自腿脚和腰背骨头。近20年，疼痛已逐渐成为不少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吃镉米多年的多位村民向财新记者反映腿软、骨痛的情况，村民将这种难以名状的怪病称为“软脚病”。
研究员尚琪供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近20多年，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镉的健康损害研究，试图描绘中国镉损害的全貌。当然，目前他还未做到。
尚琪认为，理论上一些地区可能存在非特异性镉危害，其表现是人群各种疾病发（患）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只是，由于中国的非传染疾病监测体系等还未建立，此类镉危害无法被观测到。
尚琪解释说，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可以分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两种，前者指镉对靶器官如肾脏、骨骼的损伤，后者指镉对人群疾病和死亡率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众多的镉污染区里，人体镉伤害也持续多年，通过降低人体抵抗力等方式，镉导致多种癌症和各种身体疾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尚琪撰写的《环境镉污染人群健康危害特点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称：“长期、大量地暴露于镉，摄入水平超过生理负荷时，会引起人群各种疾病的发（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但由于我国的非传染性疾病与死亡监测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目前我国还缺少镉污染对人群发（患）病率、死亡率的可信数据。”
财新记者还从权威渠道确证，中国存在数量较多的镉损害亚临床状态人群。他们体内的镉负荷达到或超过正常值上限，虽然暂时观测不到镉损害症状，但未来仍可能发展为受损害者。
治镉艰难
中国如此之多的污染土壤怎么办？
官方在发布公报的同时承认，土壤污染具有难可逆性。“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另外，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
两部委还称，“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难恢复。总体来说，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尚琪告诉财新记者：“现在的情况是，镉一旦进入土壤，很难去除；一旦进入人体，短时间内也无法排出。能做的事情，最紧要的是切断镉污染进入人体的通道，在污染地区实施有效的镉阻断措施。”
尚琪所指的镉污染阻断，指改变污染耕地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污染土地禁种稻米，探索镉米的非食用利用。
2013年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文件正式确认中国未来将实施镉阻断措施。对污染严重的耕地，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依法划定为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
但由于各地污染耕地至今未能划出，上述阻断措施暂时无法落实。
财新特约记者郑道对此文亦有贡献
特稿：寻找镉村
记者 刘虹桥
中国有大面积土地被镉所污染、部分地区大量出产镉米已不是秘密。广东省2013年上半年的镉米抽检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此次两部委发布土壤污染公报也证实此点。
然而，中国有多少“镉地”？多少镉米？哪些村庄的农民正在被镉伤害？谜底还远远没有被揭开。在政府不透明的现状下，公众和专家要想发现污染重灾区往往面临没有数据支撑的烦恼。
在中国土壤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湖南，最常见的镉污染重灾区的发现，往往依赖镉危害公共事件的发生。株洲新马村和浏阳镇头镇双桥村的镉污染，就是此类。
此外，中国各地的土壤学者依据一些零星的研究，也发现了不少镉污染集中区或镉村。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的思的村即是此类。
或许，最近大半年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努力，增添了一种民间发现镉村的类型。在2013年上半年广东曝光湖南镉米流入市场后，该组织通过排查、走访湖南镉米产区，最终认定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大埔镇的大埔工业园区周围五个村庄的土壤、稻米受到严重镉污染，而工业园区是主要污染源。
该组织的实践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更有组织能力的政府如果有寻找意愿，尽快发现并划定土壤污染重灾区是较容易实施的。
民间组织倾注人力、物力，最终搜寻五个典型镉村事件背后，横亘的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备受重金属污染侵扰的湖南省，或者说更大范围的中国，还存在多少这样未被标识的镉村？又有多少未被认知的潜在环境健康风险？
在绿色和平进行新闻发布之前的2014年3月，财新记者重走这些村庄，实地探访上述镉村鲜为人知的境遇。
3月中旬，位于湖南省中部的衡阳市衡东县大浦镇石桥村村民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百米开外，四根高耸的烟囱清晰可见。
在相邻的炉铺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田地仍有耕种，但大片耕地被废弃。这些耕地曾是吨产良田，系湖南省基础农田保护区。如今，土地干涸，焦黑的表层土上零星生长着些野草。
在这里，以有色金属冶炼、机械加工和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区与村庄、耕地零距离，多年排污已导致耕地抛荒，周边村庄儿童普遍血铅超标，少量儿童、成人还检出血镉含量高。
村民维权举步维艰，工业区却仍在扩张。救赎远未来临。
搜寻镉村
对镉村的搜寻，始于2013年春季的“湖广镉米纷争”。
“我们根据广东省公布的镉米产地名单，溯源回到湖南。我们排除了化肥、农药等可能的镉污染源，才最终将污染源锁定这个仍在生产的省级工业园区。”绿色和平传播与行动部门经理沈晓宁介绍说。
2013年7月至9月，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组调查员五次来到位于湖南衡阳市衡东县大浦镇的大埔工业园。调查人员在距离工业园2.5公里范围内的5 个村采集稻谷、稻田土壤及地表水样本。作为参照样本，调查人员还在位于工业园东南面10多公里以外，及工业园西北面约11公里外，远离工业园影响的两个村采集对照样本。
取样工作在严格的科学建议下操作。调查人员以大埔工业园为中心，分别在东、西、南和西北四个方向，以200米、500米、1000米和2500米为半径（因实际地况距离，少数选点有所微调），确定了16个采样点。为比较短距离内样本是否具有差异性，调查人员在每个点位处分别采集了间隔不大于100米的两个土壤样本，共采集32个样本。
2013年8月，调查人员又在工业区周围水库和引水道采集12个水样本，其中包括一个直接排放入炉铺村水库的排污口的水样。此外，调查人员还在这五个村庄及两个对照村庄采集共20个稻米样本。
所有稻谷样本送往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重金属检测，土壤及地表水样本则送到位于英国艾克赛特大学的绿色和平科学实验室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触目惊心。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距离工业园2.5公里范围内抽取的13个稻米样本中，12个样品的镉含量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2762-2012 》的规定的稻谷中镉含量限量0.2 mg/kg 的标准，稻米样本镉含量最高超过国标近21倍。
耕地土壤样本结果则显示，工业园附近的5个村的全部稻田土壤样本的镉含量都超出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且过半数超标准三倍以上。
绿色和平组织在调查报告中分析称，调查人员此次所采集的工业园附近2.5公里内的大部分稻田土壤样品均发现重金属污染，而所采集的其所出产的绝大部分稻谷样本亦检出较高含量的重金属镉和铅。
其中，处于工业园下风向距离工业园不足500米的炉铺村采集的3个稻谷样本镉含量为所采集的所有稻谷样本中最高，超出国家标准13倍-21倍，其对应的土壤样本亦测出较其他大部分稻田样本为高的镉含量。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大埔工业园附近的土壤及出产的稻谷有普遍的重金属污染，工业园周围土壤的重金属分布模式大致符合大气金属排放并随主风向沉降模式，工业园的污染排放很可能是造成上述污染的一个重要污染源。
“水稻空心了”
自从衡东中南冶化有限公司落户大埔工业园，64岁的炉铺村村民李来银就再也没睡过安心觉。
炉铺村位处大埔工业园西测，几乎被工业园环绕。站在李来银家后院，即可看到三四家工业园区的大厂房，高耸的60米高的烟囱则有五六个之多。
凡是起风的日子，工业园区大烟囱排出的废弃都会顺着盛行风向向李来银家吹来。废气的味道自然是不好闻的，有时像是农药味，有时像是铁锈味。这些气味难以形容，但共性显著，那就是臭。若遇上废气排放的时候待在家里，那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子。
李来银家距离工业园区最远的距离，不过百米。这之间，间隔七八十亩地势低洼的耕地。在弃耕四五年后，昔日丰腴的水田已看不出耕种的痕迹。土壤干燥、结实，土层板结，不再松软。田地边近人高的松木也已枯死，枝叶枯黄，毫无生机。
在李来银的指认下，财新记者找到了沿中南冶化厂房墙壁而建的两个排水井。其中，一个半米见方的方形水泥排水口直接通向厂区院子，高约1米，排水井出口另高出地面二三十厘米。排水口的出口处，堆积着一层厚厚的银黑色的淤泥。
从地势上看，排污口高出耕地1米有余，工厂与农田之间毫无遮挡，废水大可顺流而下。“那个水（指从工厂流出的废水）很烫，下不得脚，颜色黄黄的，还冒着小泡。”李来银回忆说。
李来银最后一次在此耕种，是2009年。收成很差。收获季节，稻谷不垂头，都是空壳子。稻杆只是直挺挺地立在田里，伸出地面的秸秆也是黑色的。
“过去是亩产千斤的良田，那年只收了两三百斤。（水稻）外表看起来一样，但都是空壳子，连化肥钱都挣不回来。”他说。
李来银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大埔工业园内，76岁的永宁村3组村民黄知财夫妇的房屋被湖南创大冶金集团有限公司和衡阳市金虎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包围。门前上百亩耕地抛荒，唯有野草生长。
站在黄知财夫妇抛荒的耕地里，如同陷入一片被方形厂房围绕的凹地。目之所及，是湖南创大冶金集团有限公司钒铁分厂空洞的大门和六栋正在进行最后施工的廉租房。在南方春日浓雾中，一大片裸露着的红土地望不到边际。在这里，还将兴建大埔工业园的新厂房。
血铅超标警报
李来银心里其实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到来的。
2003年以来，大埔工业区周围的石桥村、永宁村、炉铺村等几个村的村民已经慢慢习惯工业园的大烟囱的突击式排烟，但对废水却是一直不满意的。从工业园区的工厂墙壁的排水洞里流出的各色废水，往往还带着温热，顺着墙脚 流向农田，一些进入农业灌溉渠，继而向更广阔的农田蔓延。
在这片几乎没有围墙的大型工业园区里，安置着十余家以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和化工为支柱产业的规模企业。2010年，衡东县大埔工业园并入衡东经济开发区，同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园，并是湖南省十个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基地之一。
2008年前后，这些村庄的水稻、油菜明显表现出病害，不结籽或不灌浆，村民生计明显受损。2012年，在经历了几场冲突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后，一些村民得到农赔小组的年度补贴，补贴金额不等。
2012年11月，李来银带着9岁的孙子和5岁的孙女到衡阳市南华医院进行血铅检查，两人均查出血铅超标。孙女超标最严重，血铅指标达到501微克/每升，超过国家儿童血铅标准100微克/升整4倍。58岁的老伴谭忠秀随后住院，血铅指标也达到252微克/升。
李家孩子血铅超标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炉铺村，并向大埔工业园周围的石桥村、永宁村、新民村、堰桥村等村庄扩散。很快，许多家长都带着自家孩子去做血铅检查，一些孩子还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了血镉检查。
到底有多少孩子血铅超标，因为无人统计，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答案。财新记者在村中走访，收集了七八十张儿童血铅检验报告单，超过儿童血铅标准三四倍者，大有人在。如，新民村5岁儿童李秋香就在2012年12月查出血铅指标321.7微克/升。
工业区也给成人健康造成侵扰。48岁的永宁村黄姓村民皮肤黝黑，干瘦。在创大从事锅炉工近四年后，他身体明显虚弱，体重从55公斤降至45公斤。锅炉房和废料车间的呛鼻气味，疼痛的嗓子和肿胀的眼睛，他至今记忆犹新。
在家里的水田和鱼塘相继被废水污染后，黄开始牧羊。2011年，一头羊喝水死了，他至今后怕。他告诉财新记者，田间水塘、沟渠的水是不能让羊喝的。过去好几年，从工厂流出的废水从两个直径近半米的排水口流向农田，恶臭扑鼻。排污口地势高出农田近一米，水量大时，污水几乎倾泻而出。
先污后治老路
衡东经济开发区对耕地、水源的影响，并未影响其迅猛发展。2006年，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衡东经济开发区为省级工业园。2010年，大埔工业园并入该开发区。同年，衡东经济开发区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园，成为湖南省第三家循环经济试点园。
衡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称管委会）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经济开发区是衡东县招商引资和发展工业经济的重要平台，也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2013年，园区预计完成工业生产总值96.8亿元，上缴税收3.98亿元。
虽然管委会在采访中拒绝承认工业园区对周围村庄已造成环境影响，污染事实却不容置疑。
2011年7月，衡东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的一份公示文件透露，衡东县大浦镇历史上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冶炼生产，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较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部分企业周边已存在土壤、地表水重金属富集的现象，长期下去将严重威胁动植物、人类的生存健康。
根据上述公示，衡东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衡东工业园周边及原712矿1-5工区范围内对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实施生物修复，改造面积约3841亩，其中848.9亩为林坡地修复，剩余面积为水稻田修复。此前公示的第一此公众参与公告则更加确切地指出，修复区域包括衡东县大浦镇工业园石桥村、新民村、永宁村等，项目总投资约为6034.96万元。
712矿区及工业区污染，到底向大浦镇排放了多少重金属，上述公示也做了解读。公示透露，该修复项目“预计可转移土壤中的重金属近300吨，可显著改善区域内的土壤环境质量，并间接改善周边的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
不过，财新记者多方了解获悉，这项“预计2012年初起实施，至2014年底结束”的改造项目，至今未动工。
财新记者获得的另一份文件《湖南省2013年1-9月涉重金属矿采选、冶炼企业检查整治表》显示，在衡东经济开发区大埔工业园内十家相关企业中，所有企业均未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在仍在生产的五家企业中，三家没有废水排放口，两家没有雨水排放口，所有企业未监测到超标排放的废气或废水。
“发展工业肯定会有污染，但污染只要是达到环境容量，在可控范围内，就可以进来（指工业园区）。”汪华锋说。
一个确信的事实是，自大埔工业园于2003年建立以来，一直没有建设集中式的污水处理厂。在其隶属的衡东经济开发区内，污水处理厂也还只是规划中的一个待建项目。
救赎未至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赔偿农作物损害，解决喝水问题，工业园区要办污水处理厂、完善尾气处理。”新民村村民赵和平告诉财新记者。2012年至2013年间，新民村、石桥村等受工业区影响的村庄，多次向市县级单位反映污染问题，并几次在与管委会的交涉过程中引发冲突。
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由衡东县农业局于2012年10月26日出具的《关于大浦镇新民村2012年农作物受工业“三废”污染的鉴定意见》对农作物受污染情况描述称：受害早稻秧田烂秧，直播发芽齐苗受影响；中晚稻禾苗疯长、剑叶比正常禾苗宽大肥厚、贪青晚熟、秸秆脆嫩、易倒伏、稻谷呈褐色、品质差、千粒重降低、产量下降。
一些严重的中晚稻剑叶出现点、条、块状黄色或褐色斑点，叶尖叶缘枯死，稻谷呈现黑褐色，空壳率高，结实率低。
衡东县农业局调查组认为，这些受到影响的农作物使用的灌溉水水源的水库，因接纳工业园生产企业含氨氮的污水，不符合农田灌溉标准，导致水土富营养化；此外，工业园内企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对稻田也产生了危害。
财新记者在走访中获悉，大埔工业园周围农田所产大米大多最终流向市场。“这些（本地）米我们自己是不吃的。”石桥村村民汤冬华说，“外地米每斤要贵五毛钱，只有没钱的人才会买本地米吃。”
村民的生活饮水同样受到影响。大部分村民已放弃饮用从水井打上来的地下水。除少数使用上自来水的村子外，但凡有能力的居民，都转而从三四公里外的镇上购买桶装饮用水。
大埔工业园周围村庄所遭受的重金属污染，只是困扰着有着“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湖南省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症结的翎毛一角。
在采访间隙，汤冬华的妻子牵着3岁的小儿子问：“污染这么厉害，小孩怎么办，要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吧？”
转瞬，她又自言自语道：“要是有条件，我就不在这里生活了。但我们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