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周一（3月31日）批评说，中国在南海拦截菲律宾运送换防士兵船只属于“挑衅及引发动荡的行为”。
Monday, March 31, 2014
美国菲律宾中国: 美国支持菲律宾向国际法庭递交南海争议仲裁
南海争执形势更加复杂化。在菲律宾决定向国际法庭就与中国发生的南海领土争议提交诉状要求仲裁后，美国发表声明公开支持。中国则重申拥有南海主权的立场，不接受国际仲裁南海。
南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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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措汪杰: 呼吁允许达赖喇嘛回国的“藏族革命家”平措汪杰逝世
有“藏族革命家”之称，曾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平措汪杰3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不久前，这位在藏区享有盛誉的人物曾公开呼吁，让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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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反建石化厂: 广东茂名民众示威反对建造石化厂
广东掀起反对建造石化厂风潮。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民众星期天集会抗议兴建PX (二甲苯)化工厂，当局白天出动武警驱散示威民众，但深夜后民众再度涌上街头，据指出有警车被焚烧。
广东茂名民众示威反对建造石化厂2014年3月30日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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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习近平访问欧盟总部
正在对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访问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习近平是第一位中国元首访问欧盟总部，习近平首先与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举行了会谈。接下来还要分别与欧洲议会主席舒勒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面。
欧盟主席范龙佩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31日。
AFP PHOTO GEORGES GO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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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施芝鸿：习近平拥有“四力”“四进”与“四气”
本港南华早报中文网31日发表针对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施芝鸿的专访，谈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执政理念。以下是访谈全文：
全世界的分析人士和中国观察者无疑都会仔细研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份被称之为最具勃勃雄心的全面改革计划，几乎覆盖了当今中国社会可触及的所有领域的重大问题。报告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多的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官方媒体将其称之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宣言。
这份自1949年以来几乎最重要的改革计划在去年十一月披露后，各界热议如潮，改革细节有的日渐清晰，有的则仍待观察。在前不久的大陆“两会”期间，《南华早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施芝鸿先生，请他以一名知情者的身份，来详细解读这份改革方案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执政理念。
问：您跟习近平总书记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能谈谈他的作风和平时接触的感受么？
答：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一年多来，他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众多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作为，在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我想用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这“四个力”来概括。
先说“顶住压力、保持定力”。习主政一年多来，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国际国内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光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够大的了。同时，还面临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但是，面对压力，他能坚决顶住压力、始终保持定力，这很不容易，证明他是一个久经考验、举重若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从中国陕北农村最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做起，然后经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有一个很高的政治定力，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再说“展露能力、彰显魅力”。在习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美国友好人士库恩博士曾要求我用自己的语言解读一下习近平。我对他说，根据我近6个年头的近距离接触，我深感，这是一位有很强历史使命感、很高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人。关于这一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库恩博士对我说，你一年前跟我说的对习的感觉，我现在也感受到了。是啊。不仅是库恩，全党全国人民也同样感受到了。习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确实展露了他稳健厚重、务实笃行的领导才能，也展现了他集廉政、勤政、优政为一身的领导作风，以及“人情味”和“辣味”兼备的领导风格。他的每一篇重要讲话，每一项重大决策，所抓的每一项工作，都展露了很独到很独特的统合力、领导力。
一个在和平建设时期走上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人，最为难得的是他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都有很强的个人魅力。主政一年多来，他的一言一行，常常会引来互联网上网友们发自内心的热烈议论和点赞评论。无论是去庆丰包子铺吃一次包子，还是到北京南锣鼓巷看望街坊邻居；无论是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还是到索契参加冬奥会时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也无论是一身戎装踏雪看望边防部队将士，还是新年致辞时把自己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一览无遗地展示给全国电视观众，都让人们看到他有一种让老百姓信赖、喜爱、着迷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说到底来自他对人民的热爱，来自他“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来自他总是“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幸福着人民的幸福”。
这就是我对他的“四个力”的评价：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
此外，我还有“四个进”的概括。
一是思想上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人，他勤思好学，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墨守陈规，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快。他说过：“我们不仅要赶上时代，而且要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二是发展上稳中求进。他不盲目追求发展的高速度、不搞大跃进式的急行军，也不以GDP论英雄，而是把稳中求进和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结合起来，善于集小胜为大胜、聚量变为质变，这是一种很稳慎、很管用的领导方法。
三是作风上断然改进。他一上任就提出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大张旗鼓整治“四风”，卓有成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倡导在全党开展自上而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身体力行、立改立行，对中国官场沿袭多年的积弊作了力度空前的清理和改进。
四是改革上锐意奋进。他强调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之道。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是一个坚持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和改革路线的人。他担任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京城去重走邓小平当年视察南方之路，并且专程到深圳莲花公园去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我注意到，当时有媒体解读说，“习近平名如其人，他是在学习走近邓小平。”
以上这四个方面表明，习近平在思想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发展上是一个稳中求进的人，作风上是一个断然改进的人，改革上是一个锐意奋进的人。
我还有“四个气”的概括。
一是很接地气。有学者评论说，习的身上有浓厚的泥土味。我认为，这个泥土味就是很接地气，即在他处江湖之远、扎根中国西部农村最基层时，所积累的来自陕北高原、延安革命圣地的深厚泥土气。他说过：“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延安精神是我的魂。”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味，在他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居庙堂之高时，仍然被保持着。他总是用那种最接地气的方式讲话、作报告，大家感到，他在类似“邻家大哥”那样平实的讲话中，总能透彻地说中很多问题的要害、点到问题的穴位。
二是很有底气。他和我服务过的老首长曾庆红一样，生长在一个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坐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长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严格家风的熏陶。习踏上工作岗位后在中国东、中、西部多个地方、各个层次领导岗位上经受了长期磨练，其中仅在福建就历练了近18年。再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及时总结，使他对担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工作显得成竹在胸、根基深厚、底气十足。
三是给中国官场带来一股清风正气。通过颁布八项规定、整治四风、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等持续不断的雷霆整风、重拳反腐，有效发挥了震慑力，切实增强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四是各项决策大长老百姓志气。人们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各项决策中，强烈感受到我们党中兴有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望，极大提振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气神和正能量。
中国是个大国，治理这个大国很难；全面深化改革，要破除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冲破部门权力掣肘，要攻这样的坚，就需要克很多的难，有些甚至是老大难。但这一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老大难、老大难，选好老大就不难。”对于正在日益走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走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选好一把手、也就是选好船老大，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驶得更加平稳一些。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选好一个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群众信得过的德才兼备的主要领导人，同样也很关键。毛泽东说得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是决定的因素”，这永远是至理名言。
问：请您深入解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
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社会共识度很高、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改革纲领。这个《决定》对我国社会这些年广泛讨论和网上激烈争论过的改革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作出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积极全面回应。
我注意到，《纽约时报》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在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共识度很高这一特点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总判断：“左派对此有口难言，右派对此无话可说。”这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
我还注意到，很多网友，包括不少网络意见领袖，也都用“喜大普奔”这样的网络语言(即“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来表达他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喜悦和点赞。为什么《决定》的杜会共识这么高？我想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决定》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它以惊人的坦率，回应了党内外、国内外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热切关注。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当年倡导改革，就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正是在不断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上也继承了邓小平。他在主持制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他说，“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中国共产党搞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这个早已历史地确定了，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1982年我们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已经确定了的。此后，从十三大到十八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都一再重申过了。既然主义和道路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无需再作无谓争论了。在这个既定的主义和道路之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哪些突出矛盾、紧迫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和妥为解决的。
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各方面体制机制的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许多方面制度供应匮乏、不少干部治理能力不足的障碍；实现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面临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的障碍。所有这些，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樊篱。可以说，现在我国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出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勇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特别是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为缺乏职业生涯上升通道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解决阶层固化和纵向流动不畅的问题。
问：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农民子弟上学就业的重要性，是否也就是因为要打破这种阶层固化？
答：对，所以李克强担任总理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和“实施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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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报纸摘要: 中国的凯旋与俄罗斯的执迷不悟
法国市镇选举周日落下帷幕，周一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均聚焦这次左翼政党重新执政后的首次选举活动，各自侧重右翼的胜利，或者左翼的失败，以及极右翼政党的突破。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在欧洲的访问，财经报刊《回声报》发表两篇观点文章，评论欧洲面对中国的态度。
达赖喇嘛悼念“民族赤子”平措汪杰
西藏中共创始人、前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措汪杰于3月30日去世，他在本月份初香港出版的、被他视作“政治遗嘱”的书中，呼吁中共当局准准达赖喇嘛回乡。达赖喇嘛公开悼念并称平措汪杰是“民族英雄。”
中日韩: 韩国外交部批判日本官房长官攻击习近平朴槿惠会谈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30日发表发言人评论，针对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电视节目中，攻击在海牙核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会谈指出：菅官房长官对安重根义士进行污蔑并对韩中首脑会谈说三道四，完全是没有常识的举动。
习近平和朴槿惠2014年3月23日在海牙核峰会期间会谈
Yonhap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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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菲律宾: 中国反对菲律宾就南海争议交国际法庭仲裁
菲律宾正式入禀国际海洋法庭，就南海主权争议，要求仲裁。中国则申明，不接受菲方就南海争端提出国际仲裁；另外，《人民日报》海外版亦发表文章，呼吁菲律宾不要得意忘形，又批评美国为菲律宾在背后撑腰，但不可能令菲律宾成功抢占中国领土。
中国、菲律宾与越南等国都宣称拥有南海水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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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反腐: 粤查三官货腐涉香港大学中医顾问
随着中央雷厉风行反腐，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证实，省公安厅治安局政委邹文强、原政协主席冯立梅以及涂瑶生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当中，涂瑶生是香港大学中医药学术顾问，中国内地传媒报道，涂被调查反映广东基层医药腐败案正不断发酵，一些著名药品公司高层可能会受牵连。
涂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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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30, 2014
風傳媒｜錢鋼：「痛心疾首」——在25年之後
25年前，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北京宣布戒嚴，香港左派老報人金堯如讓他主持的《文匯報》開天窗，只書「痛心疾首」四個字。（作者提供）&oq=25年前，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北京宣布戒嚴，香港左派老報人金堯如讓他主持的《文匯報》開天窗，只書「痛心疾首」四個字。（作者提供）
香港有一個金堯如紀念基金會，2009年成立以來每年頒發「金堯如新聞自由奬」。金是一位老共產黨人，香港文匯報老總編輯。1989年5月北京宣佈戒嚴後，他和社長李子誦等人在文匯報社論欄開了天窗，上書四個大字：痛心疾首！
週六，香港召開「六四」25週年內地與香港新聞自由研討會暨第五屆金堯如新聞自由奬頒奬會。「六四」，「新聞自由」，這兩個詞語排列在一起，在今天有特殊的意味。
聽眾多數是1989年後出生的學生，其中還有香港老師帶領來參會的中學生，他們在滂沱大雨中趕來，會議的主題——「新聞自由的風風雨雨：25年來內地和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狀況」，為眾人所關注。
站在螢幕所示「痛心疾首」舊報版面下方的主持人程翔、講者劉銳紹，上世紀80年代曾是文匯報駐北京記者，他們在政治風浪中經歷的凶險、遭受的噩運，是香港朋友熟知的。香港城市大學李金銓教授和我也應邀演講，主持者讓我談25年來中國大陸爭取新聞自由的歷程。
這篇講稿，我請「風傳媒」發表，期與兩岸三地朋友們切磋。
〈中國大陸二十五年來爭取新聞自由的歷程〉
各位朋友：
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過去25年。當時我是北京解放軍報的記者，曾捲入事件。4月，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先生因刊登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而遭解職，我以個人名義向他發去聲援電報：「歷史的榮譽當之無愧屬於你，中國新聞自由的先驅欽本立」。5月，學生絕食抗議，我曾和同事們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因為這兩件事，不久後受到清查，被解除職務，離開軍隊。
我在北京工作時，就已認識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李子誦先生，而我與程翔先生和劉銳紹先生，那時就已是朋友。銳紹駕駛一輛舊車，在被北京四處奔波採訪的樣子，至今還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曾要求我領導的軍報記者們，學銳紹的樣子，做一個職業的新聞人。
25年了。六四事件後，中國內地的新聞工作者在爭取新聞自由的道路上，又走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主持者讓我談一談這25年的歷程，這不容易——因為有太多的坎坷、又有太多的變化。請允許我用十分簡略的方式，勾勒一幅歷史圖像。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與內地爭取新聞自由的進程密切相關的，有5個角色，分別是：政治權力、新聞媒體、市場經濟、資訊科技、公民社會。我把它們簡化為：權力、媒體、市場、科技和公民。圍繞新聞自由，這5個角色在交叉、博弈、鬥爭。
5個角色並非從來就有。鄧小平時代，這5個角色裡，只有兩個：權力和媒體。在江澤民時期，增加到3個：權力、媒體和市場；到胡錦濤時期，再增加科技與公民，5個全部登場。
在毛澤東時代，權力吃掉了媒體，千報一面，眾台一腔，媒體成為專制者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改革開放後，媒體的專業意識、自主意識復蘇。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熱潮中，新聞改革一度活躍。那時的媒體，幾乎全是黨媒。權力嚴控媒體，媒體要爭取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力常逼迫媒體講假話，而媒體要努力講真話；這是那個年代的博弈和鬥爭。六四，媒體人喊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那時中國還沒有市場經濟，媒體民營化的嘗試雖已開始（如北京《經濟學周報》），但僅是微弱的萌芽。商業化媒體也開始出現（如街頭小報），但遠非真正的媒體市場。
市場經濟，是鄧小平用暮年的最後一搏換來的。「九二南巡」後，有一段媒體與市場的蜜月期。爭取新聞自由的人們，抓住機會，迅速發展。《南方週末》、《財經》雜誌，都是在那時崛起的。權力─媒體二維架構，變成了權力─媒體─市場的三維圖像。李金銓教授的論文《中港臺傳媒與民主改革的交光互影》，曾對內地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控制」做過精闢分析。江澤民的名言「悶聲發大財」，也可為當時中共的新聞政策做生動注腳。那時的政治權力，對媒體與市場的結盟態度曖昧。他們當然要媒體乖乖聽話，也需要媒體為他們掙錢。江澤民時期，權貴資本主義迅猛發展。新聞自由的追求者們，使用市場化的武器與政治權力抗衡，也發現權力與市場日益緊密地擁抱。權力需要市場，市場恐懼權力，資本有時更願聽命於權力，甚至不惜與權力聯手控制媒體、壓制媒體。
江澤民執政的後半期，一個幽靈飄海而來：那就是互聯網（網際網路）。謝謝江主席，他那時還沒有意識到互聯網將變成一個令執政者惶恐的巨大怪物。他那時對發展互聯網採取了支持的態度——雖然沒有像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注：台譯為馬哈地）那樣，早早宣佈不對互聯網進行審查。不過，互聯網的魔力，要到胡錦濤時期才有淋漓盡致的展現。
胡錦濤2002年秋天上任時，中國的互聯網已很活躍：門戶網站、聊天室、新聞跟帖，是那時網民們的主要平臺。在胡的第一個任期（2002─2007），博客來了，「公民記者」出現了。許多突發事件，通過網絡被報道，許多腐敗官員，遭人肉搜索，被網民揭露。網絡上眾聲喧嘩，各種意見經由大眾麥克風表達。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2007─2012），微博來了，微信來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使用移動互聯網終端：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從前，辦報紙、辦廣播、拍電視，都需很高的成本。現在，做新聞的門檻越來越低。「自媒體」時代到來了，拍照片、拍視頻、上傳、發佈，都極其簡單便利。這是顛覆，是挑戰。既是對政治權力的挑戰，也是對資本權力的挑戰，而資訊科技最大的受益者，從長遠看，一定是公民。胡錦濤當政的10年中，中國的民間社會在發育，這當然不是政府的恩賜，相反，民間社會是在重重阻礙下艱難生長的。公民運動與新媒體交相呼應，風起雲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觀。
我們可以來看一看，權力─媒─市場─科技─公民，這5個角色彼此互動所帶來的變化：
資訊科技衝擊了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同時又造就了無數新的媒體。在傳媒市場上，互聯網已成為主角。互聯網公司中，若干巨無霸，是境外上市公司。它的產權結構，已和黨媒體、國家媒體的結構判然不同。資訊科技與傳媒市場的緊密結合，已形成不可小看的巨大力量。
媒體，如果我們說的是傳統媒體，今天的日子的確不好過。它受到管制體系的嚴厲壓制，又面對新媒體的無情競爭。然而，一方面在傳統媒體中依然有許多堅守良知、追求新聞自由的人士，另一方面，許多報紙、雜誌的記者編輯，已轉戰互聯網，在全新的競技場上，用新的方式爭取自由。
而公民，公民社會，正成為變革的要素。維護自身權益，捍衛公平正義，必然要求資訊公開、言者無罪。新聞自由，不只是媒體人的權利，更是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運動的領袖，本身就是互聯網上的活躍人物。毋庸諱言，互聯網上真假參半，魚龍混雜；這個道德沈淪的粗鄙年代，無良媒體和無良報導的存在，不足為怪。而公民社會，正是媒體最好的監督者。它有可能，促進媒體在追求自由的同時承擔責任。爭取新聞自由的內地媒體人，已越來越自覺地融入公民社會的發育和建設。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媒體人，和追求言論自由的普通公民們一起，使用互聯網，衝破報導禁區和言論限制。有時取得進展，有時受到更嚴厲打壓。
內地的輿論管制者，已經很清楚他們面對的挑戰。六四後的25年，市場、科技、公民，從三個方向崛起，迫使政治權力不能不改變舊有的傳媒管制套路。對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動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對傳媒市場、資訊科技進行利用和控制，對民間社會進行打壓。他們要讓市場和科技為黨所用，做大做強黨的報刊、黨的網站、黨的傳媒集團。對互聯網上他們所說的「噪音」、「雜音」，則隨時整肅。2013年，在「輿論鬥爭」的口號下，內地互聯網遭遇嚴冬，微博元氣大傷，至今沒有恢復。
中國新聞自由的出路和在？我認為，與其糾纏於「樂觀還是悲觀」、「希望或是絕望」，不如用行動，參與那些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這個變化，包括政治權力的變化——無論這種變化是社會壓力的逼迫使然、是內部權爭引發、還是自覺的變革（內地詞典裡的「政治體制改革」）。更重要的變化，來自市場、科技、公民匯成的奔騰活水。2014，已經不是1989。設想，如果那時有互聯網，如果那時有Twitter、Facebook、微博、微信，如果那時就有如今這麼多已經成熟起來的公民組織，會不會有另一種局面？歷史不能假設，但未來可以創造。
25年，爭取新聞自由的道路曲曲彎彎。坦白說，相比25年前，我們沒有走出多遠。但我見過一些令我難忘的媒體人和網絡寫作者，他們的博客被「和諧」（遮罩），出境受阻撓，甚至曾被傳喚拘禁，然而，受過如此多的磨難，卻依然率性豪放。他們不喜歡悲情，不喜歡哀嘆，更沒有恐懼。他們從未放棄努力，對自由，似乎比我更有信心——因為他們是行動者。
是的，爭取新聞自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言論、出版自由的第35條真正兌現，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最重要問題是：我們今天能做甚麼？
謝謝大家。
＊作者為知外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國際傳媒研究計畫主任。（本文為香港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會暨研討會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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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 | 維權律師的罪與罰
近日，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張俊傑4位律師前往黑龍江建三江農墾分局，為被關押在所謂法制教育中心的法輪功信仰者提供法律援助，隨即與信仰者家屬一道被當地警方抓捕，經多方努力打聽，目前已確認唐吉田、江天勇兩位律師以「利用邪教破壞社會秩序」的名義被行政拘留15天，王成、張俊傑情況不明。為營救4位律師，李金星、青石律師等多位律師，以及10多位維權積極分子，也迅速趕往建三江，並於拘留所外展開徹夜絕食，要求會見。
此次事件之爆發，可能與事涉法輪功信仰者有關。近幾年針對律師的暴力事件背後，多有此背景，如2009年張凱律師等人在重慶遭受非法拘押和毆打。不過，4位律師的另外一重身份，又使得此次事件變得不同尋常。唐吉田、江天勇、王成是活躍的「中國人權律師團」最主要的3位聯絡人，此次被一網打盡，或為當局全面打壓人權律師的先兆，青石律師在其新浪微博中，就表達了這種憂慮：「大部分律師的安全其實是因為他們在前面承擔了風險。今天抓了他們，明天抓的便是我們。所以，這不只是他們4個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一部分律師的事情。」
當局對於維權律師的警惕和防範由來已久。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的文章，文章認為，「未來3至5年美國將更多利用非軍事手段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進程」，「以『網路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此文一出，迅即被人總結為「新黑五類」，而維權律師，赫然排名首位。
維權律師被當局如此重視，並非無因。2000年以後，隨著大陸有限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以及加入WTO的需要，當局加強了與之配套的法制建設的進程，同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諸多利益和權利的紛爭，各種維權案件大為增加。受此鼓勵，部分積極分子似乎看到了通過維權推動法治，進而通過法治帶動政治轉型的可能，提出了維權運動的概念，試圖通過「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程式化」的方式，推動大陸政治轉型。除一般性的維護利益和權利案件之外，維權運動更期望通過公民和政治權利案件的切入，以推動政治轉型過程。
對於維權運動的興起，當局也有充分的警惕和防範。一方面，當局意識到，如果需要通過市場化、全球化和資訊化來促進經濟增長，那麼，日益多元化的社會、日益活躍的自由、異議表達、乃至日益頻繁的抗爭行動都是難以避免的，從而必須加以一定的容忍。而在另一方面，當局的容忍又是有限度的，並不願意因此而引發政治自由化進程。在統治者眼裏，對於至關重要的統治合法性也就是持續性經濟發展來說，權利讓步的促進作用並不很大，但對於正在蓬勃發展的民間社會而言，一旦擁有了這些權利，就可以很大地提高協調和動員的能力，走向更高水準的整合，政治自由化進程就不可避免地將要展開。維權運動，尤其是指向公民和政治權利的維權活動，也就因此而成為了當局的眼中釘，而必須加以嚴密打壓。
在維權運動中，維權律師居於相當核心的位置。維權律師既是維權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維權事件的傳播者和意義闡釋者，在具體案件和社會環境中起到橋樑樞紐的作用。只有通過維權律師這一節點，單個的維權事件才能獲得更為廣泛的法律和政治意義，進入到維權運動的序列中來。在上述「新黑五類」當中，也只有維權律師的行動參與橫跨了包含訪民、地下宗教、異議人士、網路領袖在內的所有群體。維權律師的這一首要和核心地位，自然不會被當局所忽略。
於是，隨著維權運動的興起，當局針對維權運動的打壓也如影隨形。2005年，維權運動漸入高潮，《亞洲週刊》將該年的「亞洲風雲人物」授予了14位大陸維權人士，而這些人士，無一不在隨後遭到了各種打壓：如高智晟3年（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鄭恩寵3年（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陳光誠4年零3個月（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交通罪）、郭飛雄5年（非法經營罪）、許志永4年（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此外，包括滕彪、李柏光、朱久虎、範亞峰、李和平等人，都曾遭受過秘密羈押、逮捕、毆打等多種不同方式的打壓。受此影響，所有這些人士，在一定程度上都遠離或者至少不再那麼積極地從事敏感的維權活動了。
儘管如此，受新的社會形勢驅使，各種維權活動並未停止，而是有著越來越多的維權律師的加入，並產生出諸多新的活動形式。在各種新的活動形式中，法律維權人士的身影仍清晰可辨，如新公民運動中的許志永、丁家喜、孫含會，等等。中國人權律師團則是近期湧現出來的又一活動形式，通過對廣泛的人權事件的關注和呼籲，中國人權律師團迅速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支持，在新公民運動剛剛遭到重大打擊的當下，中國人權律師團的出現，更加顯得引人注目，而這也當然會遭到當局的高度重視，也因此，在許多人眼裏，4位律師在建三江被拘捕的事件超越了個別案例的層面，而成為觀察當局維穩打擊動向的一個判決性案例。
截止筆者成稿，這一事件仍在進行當中，各地的積極分子仍在積極聲援或趕赴現場。在剛性維穩的大背景下，積極分子們的各種訴求並無可能得到即時的滿足，對於被拘押的4位律師而言，這一次究竟是繼新公民行動之後又一波擴大化打擊的開始，還是略施薄懲，以暫時遏止約束其積極行動，在目前看來都有可能，但是，只要上文所分析的邏輯未曾改變，為了阻止政治自由化進程的出現，當局針對維權律師的打壓就不會停止，而只要維權律師不改初衷，高智晟等人的罪與罰、以及因此的榮耀與苦難，就必然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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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张宏杰：嘉庆“滑落曲线”（下）
（接上）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
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
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４，００４．４万两，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６．３％。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说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的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我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们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此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份。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们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二年，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已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说：“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将他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
嘉庆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的有什么好看。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有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嘉庆5l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惟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奈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做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景德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三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皇帝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永远记载下去。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已诏》。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们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
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
《遇变罪已诏》最后八个字是：随笔泪洒，通谕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柱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唐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博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其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鞠问，最后此事仍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皇帝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潢贵胄们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们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完事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有要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皇帝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四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五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
帝，后来是做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满清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们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
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代皇帝们丢掉了祖先们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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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法媒记者新疆鲁克沁镇采访记
三月一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事件震惊中外，有评论甚至将它比作为是中国的九一一事件，中国官方将这些事件归咎于维吾尔族恐怖组织。另外，去年十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撞车事件，曾经造成三人死亡，肇事者也同样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新疆地区究竟正在发生着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维族人做出极端的行为？
比利时/中国: 习近平会见比利时国王菲利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新国际」微博表示，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27年再访比利时，也是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洲联盟（EU）总部。
比利时国王夫妇欢迎习近平夫妇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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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 日本抗议习近平在德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发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演讲时揭露日本发动南京大屠杀杀害了30多万中国人民，习近平还表示超过3500万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伤亡。就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30日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外务省29日已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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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陆: 台湾反服贸学运扩大民进党陷于两难
在台湾，号召10万人 大游行的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学生运动越演越烈，不过，在这波反服贸学运中，民进党居于配角，几乎不再是媒体的焦点。今天参与凯达格兰大道集结活动，民进党公职都脱下背心、拿下旗帜，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感叹民进党支持学生不计代价，却要“躲躲藏藏”。
台湾反服贸运动学生一马当先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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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鲜战争: 多名志愿军烈士后代赶赴沈阳 迎接亲人遗骸回家
在异国他乡长眠了60多年的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28日由专机从韩国仁川运抵沈阳桃仙机场。与此同时，从全国各地闻讯赶来的志愿军老兵和烈士后代，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早早守候，准备迎接亲人回家。当天凌晨3点，从各地风尘仆仆抵达沈阳的13位志愿军烈士遗属，在距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约1公里远的一家酒店会合 。
志愿军遗体从韩国接回中国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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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马润凡：当前我国官本位意识的危害及其治理
摘要：当前，在观念认同的依赖、现实利益的驱动、制度问题的促生和监督软化的助长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官本位意识得以惯性生存并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官本位意识侵蚀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致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滋生；助推治国理政中的”人治”色彩，阻滞法治思维的生成与发展；强化全社会的以官为本的思维定势和群体心理，诱使人们的”做官情结”不断蔓延；异化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致使地方政府逐利行为和”唯上”取向明显；扭曲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和现实运作，削弱和动摇着民众制度认同的信心；诱发腐败，导致官民对立，滋生执政风险。为有效规避和消除官本位意识，一要加强理念教育，转变价值认同，瓦解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心理基础；二要矫正利益分配，调整利益导向，消除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内在动机；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制度约束，压缩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制度空间；四要完善监督机制，营造问责氛围，堵塞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监督漏洞。
关键词：官本位意识；影响与危害；价值取向；权力制约；有效治理
官本位意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至今也没有消失。近几年来，官本位意识在我国有所滋长，”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良性运行和正常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和危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下，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官本位意识的危害，探究治理官本位意识的多维路径，显得尤为必要。
一、当前我国官本位意识的六大危害
1．官本位意识侵蚀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致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滋生
官本位意识对以官为贵为尊、以官阶获取为价值和目标的强调，必然引发人们对官位和权力的狂热崇拜和追求。为了当官、保官、升官，一些人寻靠山、找后台，以钱谋官，以权谋官；一些人不惜搞形式主义，虚报政绩，喊口号，做表面文章，搞各种名目的”达标”活动，哗众取宠。我国官场中两套话语体系的产生和对立就是典例。我国官场中存在两套话语体系，一套话语是公开场合说的”官话”，即那些”大话”、”套话”，一套是背后或工作之外使用的”有一说一”的”实话”。两套话语体系之间相互矛盾，尴尬对立，形塑了许多官员的”双重人格”，其中”官话”成为许多从政者思维中不可逾越的惯性和定式，已成为官与民沟通的障碍。另一方面，受内心深处的”官贵民贱、官尊民卑”思想意识的左右和影响，为官者的群众观、权力观发生异化和错位，致使他们养成了高高在上，站在官本位的角度审视问题、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并由此滋生了三种错误的感恩观：一是某些领导干部把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激，看做是自己的功劳；二是部分领导干部忘记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的养育，对自己的地位和待遇总是不满意，心态失衡，有诸多怨言，缺感恩之心；三是感恩对象错位，不感恩组织，不感恩人民，而是感恩以亲亲疏疏划线的关系网、”小圈子”，把成长、发展和机会视为是个人经营、”贵人”相助的结果。可见，由官本位意识滋生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造成官民主体地位颠倒、上下分离，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2．官本位意识助推治国理政中的”人治”色彩，阻滞法治思维的生成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并特别指出，党也要守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我们党反对法外治权，要求党政领导干部要依法行权。然而，在以官为大、以官为尊、唯上是从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下，政府行政中的”人治”色彩多处可见：经济领域中，人情关系、行政权力和长官意志干预商业活动的行为和现象频繁出现；社会管理上，权力控制、人心控制和道德控制手段和方式常见；人才选拔和任用问题上，长官意志、任人唯亲倾向明显；文化价值取向方面，注重主观愿望、情感意志和行政命令，认”人”不认制度。这种一切以长官之是为是、之非为非的”人治”思维和倾向，必然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思维的形成和法制建设的推进造成严重的阻碍。
3．官本位意识强化了全社会的以官为本的思维定势和群体心理，诱使人们的”做官情结”不断蔓延
官本位意识把当官当做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理想追求，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其实质上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职崇拜的社会群体心理。”在官本位的社会机制下和社会心理中，整个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官本位的泥沼，所以出现了一切向官看，以官员的是非为是非、以官场的标准为标准的种种乱象。官本位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的文化下意识。”它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断地刺激和诱惑着人们的”做官情结”，促使人们对做官趋之若鹜：受当官所带来的利益与好处的驱使，当下很多大学生甚至博士生竞相报考国家公务员；民众心目中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是最受青睐的职业；为官者具有一种超强的社会优越感和成就感，以进入官员行列为荣；无论哪个阶层、哪种职业都特别讲究官职和级别，整个社会弥漫着”唯官为大、为尊”的社会风气以及”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长此以往，官本位意识必将异化我国民众的现代公民主体意识，致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不断蔓延。
4．官本位意识异化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致使地方政府逐利行为和”唯上”取向明显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宏观调控、法制手段，推动社会发展；通过加强社会管理，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然而，官本位导致政府职能颠倒。地方政府作为行为主体，通过利用制度环境赋予它的行为空间来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策略和行为，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并运用自身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实践中，官本位意识更是强化了官员”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评定倾向。在一切为了当官、保官、升官的利益取向和偏重GDP指标考核取向的驱使下，地方各种名目的”达标”逐利活动和浮夸之风不断出现。例如，在生态旅游旗号下，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在自然保护区围海造田，向海洋”索要”土地，开发建设，偏离保护湿地生态轨道，致使山东长达3100公里的海岸线内侧正一片片沦陷，原生态的景观沦为赚钱的工具。又如，在地方尤其是乡镇与县一级的GDP、财政收入、国民收入等核心领域出现了”无奈式”、”联合式”、”邀功式”和”攀比式”等浮夸现象：所谓无奈式浮夸，即一些地方领导往往因为自身能力、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不足导致无法完成指标，出于自身保护和为了继续追求晋升与荣誉，而无可奈何地虚报、谎报政绩，是一种被动浮夸；所谓联合式浮夸，是指在指标无法完成时，为了本地和领导者自身的形象与绩效，地方部门之间、领导之间联手进行的浮夸；所谓邀功式浮夸，是指一些地方领导者在追求政绩过程中急功近利、脱离群众，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目标与指标形成的浮夸；所谓攀比式浮夸，是指在少数地方领导与领导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因不平衡的心理攀比形成的浮夸。以上浮夸众相尽显了官本位意识对领导者政绩观的扭曲和异化。
5．官本位意识扭曲了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和现实运作，削弱和动摇着民众制度认同的信心
制度认同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公民事实上对某一制度及其运行方式作出了属于正当的价值判断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和主动接受，以及自愿遵守与维护、进而促进该制度发展的取向与行为。制度认同是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重要条件，它能够坚定人们的价值理念，唤起人们积极的制度化参与，增强全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执政党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制度性资源。而官本位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扩张，不仅改变了公共权力的属性和宗旨，使公共权力蜕变为官员谋取私利、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工具，异化了公共权力的来源和本质，而且导致非程序的权力运作方式泛滥，破坏了制度运行的规范性。而制度本身的正义和制度运行的规范是影响民众制度认同的关键因素。如果任官本位意识长期扭曲公权力运作，必将会引发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质疑，使权力的合法性丧失基础，进而削弱和动摇民众制度认同的信心。
6．官本位意识诱发腐败，导致官民对立，滋生执政风险
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官与民的关系上，官本位强调以官为本、以官为尊，凸显官权、压制民权；在利益取向上，官本位把当官、升官作为获取种种隐性或显性利益的主要路径。在此错误取向的影响和支配下，有些官员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民众的利益之上，不择手段，以官牟利，致使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如贪污型腐败、行贿受贿型腐败、买官卖官型腐败、炫耀性腐败等不断产生。其中，炫耀性腐败更为隐蔽但也反映着官本位意识的潜在影响。炫耀性腐败是通过炫耀性行为获取私利。行为主体所获取的私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式的物质上满足，这种炫耀可能表现为面子上的风光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炫耀性腐败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助长官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腐败是政治之癌，其最大危害是容易引发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情绪，恶化党群干群关系，并由此增加执政风险。
二、当前我国官本位意识存在和延续的根源
官本位意识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当前实际来看，观念认同的依赖、现实利益的驱动、制度因素的促生和监督软化的助长等是关键因素，四者相互交织，共同促成官本位意识的生存惯性，并顽固地影响着领导干部的思维与行为。
1．观念认同的依赖
美国学者拉比得曾说过，”文化”等于地图，”认同”等于指南针，在”文化”和”地图”框架内，人们只有凭借”认同”这个”指南针”才能推断出”自己是谁”"应该怎样行动”"要去什么地方”。中国长达数千年形成的身份取向与身份崇拜的认同惯性，为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和强化提供了心理基础和思维定式。中国社会历来注重身份取向，注重官阶、权位高低，并把官本位作为基本分层机制，”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放在第一位”。可见，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当官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权力、身份、地位、声望、荣耀的象征，这一观念已经内化并沉淀为中国的面子文化传统。在路径依赖和历史惯性的影响和支配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观念认同被继承下来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主导取向。在此观念认同的强化下，官本位意识在社会意识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并成为许多人处世办事的习惯性思维，同化了当下中国社会人的价值选择取向。在一项调查中，72．3%的人认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因为当官就是铁饭碗、吃皇粮，无后顾之忧；66．1%的人认为官阶等级是评价人的主要依据；53．8%的人习惯对于做官的亲友同事以职位称呼；40．1%的人羡慕当官者有稳定的收入、呼风唤雨的权力和最好的福利，自己也想当官；33．5%的人将当官作为人生最高价值目标，认为”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有本事”。可见，官本位意识和思维不仅存在于官员头脑中，也浸染在社会民众头脑中，并因身份崇拜的观念认同依赖的影响具有了强烈的心理诉求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官本位认同感的不断上升，严重污染了社会人文环境。
2．现实利益的驱动
一种价值观念能够普遍地影响很多人，甚至长久地影响一个民族多数人的选择，其背后一定有着社会结构和特定的利益在支撑。官本位与各种特权、私利密切相关和直接挂钩，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拥有、控制及使用支配等是官本位意识产生、蔓延的内在驱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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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舆论看中国: 法国为何盛待习近平却制裁普京？
法国电视四台Canal Plus 电视台主持人周三在一次有关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的专题讨论会上向法国八九大街网站创始人，曾经是法国解放报驻京记者的皮埃尔•哈斯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法国为什么要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却要对普京实行制裁，而莫斯科的政治体制事实上要比北京民主得多？
台湾: 反服贸升温数十万人聚集总统府前六千警力严阵以待
在民进党全力支持下，台湾反服贸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运动，今天下午一点起扩大为凯达格兰大道上的示威活动，到记者截稿为止，来自全省各地的示威人潮可能已达十几万人，主办单位表示，活动预计到今晚七点截止。但由于学生的要求和官方的响应仍有很大差距，今晚会不会在街头爆发冲突，甚至再度导致警方强制驱离，令人忧心。
台湾反服贸运动升温，3月30日数十万人聚集总统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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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 中联办郝铁川突调离港传与新晚报集团办新报有关
驻港中联办宣文部部长郝铁川上月底突被调职惹来不少传闻，根据东方日报报道，郝的调职与最近一张新报纸的筹办有关，而这份筹备中的新报纸的大股东，也是日前宣布停刊的老牌左派报纸新晚报的大股东领袖传播集团公司。
位于香港的中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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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 陈日君探访争普选绝食者惟梁爱诗袁国强却泼冷水
香港泛民派17人为争取真普选绝食30日已进入第三天，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29日亲到中环滙丰总行外，为17名绝食民主派人士打气，还考虑加入下一波绝食行动，陈又反驳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和特区律政司长袁国强指行动无助解决问题的说法，形容如果放弃争取，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前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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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周永康又一亲信琼副省长冀文林中箭落马
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日前这个星期已被撤职，而根据路透社形容，冀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亲信。事实上，上个月中纪委已经宣布，冀文林因为涉及严重违反党纪和违法已接受调查，而据中共一向的讲法，冀的罪名其实就是贪污。
冀文长期担任已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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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周永康再遭沉重打击 亲友坐拥900亿元资产被查
针对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反腐调查几乎已经是中国“人尽皆知的秘密”。最近路透社得到内幕消息，北京当局查抄了这位前“国安沙皇”家属及亲信的大笔资产，总额高达900亿元人民币。
共识网｜张宏杰：嘉庆“滑落曲线”（上）
何去何从
一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首先，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其次，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于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因此，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
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二
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嘉庆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日，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这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连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三
然而，在树完新风之后，大清朝的民众发现，这个年轻的新统治者，却没能做出更大的作为。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已经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四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极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灭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二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三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从始至终在表面上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作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
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五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
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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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29, 2014
爱思想｜资中筠：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当时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
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还有酷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
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
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
不论如何，历史著作的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
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总的来说，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
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国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气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以及制度的变迁只能成为手段。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
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如何评价苏联解体？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总结苏俄历史经验教训的纷纭众说，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一、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
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其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二、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在这里，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
告别“打江山，坐江山”思维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原载《国家人民历史》百期纪念专辑）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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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菲律宾: 搭载菲律宾军队的渔船与中国海警船发生激烈对峙
搭载士兵的菲律宾渔船昨天周六突破中国的封锁线，抵达仁爱礁。中央社报导，人数不多的菲律宾陆战队驻守在仁爱礁1艘海军军舰上。这艘菲律宾军舰1999年在仁爱礁搁浅，菲律宾多年没有拖救处理。菲律宾藉此宣示对仁爱礁的主权。
南沙群岛。
news.shang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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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德国: 习近平访问德国小城杜伊斯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短暂访问德国小城杜伊斯堡，继续推动德中经济合作。德国社民党领袖、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就习近平来访赞扬德中经贸“很出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
路透社。
Standard
Vicsforum | 許文泰：服務貿易協議造福了誰？
信報網站 2014年3月27日
現在是2014年，3月19號的凌晨，學生與公民團體佔領立法院。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希望各政黨與立法院用智慧而不是意氣解決危機。
我是個埋首研究的經濟學者，平常沒有時間關注服務業貿易協定的內容與爭議。只是新聞有一搭沒一搭的看著想著。對於這個危機是怎麼發生的，現在卻不禁要認真想一下。讓我試圖用很白的話來講我粗淺的想法。
我覺得問題的關鍵不是開放或保護，不是左和右的問題。是跟誰打交道的問題。因為台灣最近才跟紐西蘭跟新加坡簽了貿易協定，而且是整個包裹通過。在野黨沒興趣逐條審查。大眾與媒體也都沒興趣。
當然，很多理念上反貿易自由化的人，很多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人跟廠商都會反對。但WTO當年不就這麼過了。台灣現在還巴不得趕快加入TPP談判，連在野黨都敲邊鼓。政府說，開放中國資本來台有助就業。聽起來有道理。但我總覺得缺資本的這個論點很奇怪。台灣的服務業市場其實非常飽和與競爭，如果還有任何開發的空間，那麼台商在海外的資本自然就回來了。台灣人在本島的或許缺錢，但是海外的（特別是在中國的）台商都很有錢。
另一個可能性是說外來資本可以帶來外來技術，比方說有些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什麼的，可以提升服務業提供服務的生產力與品質。但這個情況下，對中國以外的服務業技術其實更成熟的國家開放（如美日歐），豈不更好？那對中國開放有什麼問題？我想問題很大。一個總統選舉，都可以讓各大企業老闆選邊表態。還沒開放以前，一個台商媒體（旺旺中時）可以肆意擴張，那這一開放之後呢？之前三立電視台為了把偶像劇賣到中國，把大話新聞的主持人鄭弘儀給炒了，這又怎麼說呢？我們的各種視聽媒體，是不是會像香港一樣，受到各式各樣的箝制與威脅？也許就業增加了，同時在台活動的間諜更多了。以前是在中國的台商被人掐住脖子（如奇美的許文龍有名的愛祖國宣言，以及張榮發的立場大轉彎），現在是別人直接到你家來掐你脖子。你說這是不是危言聳聽，我說或許，但太多前例，不得不讓人擔憂。我覺得台灣是應該開放，應該自由化。但是對中國，嗯，晚點聯絡好嗎？如果台灣的服務業市場，是一個各國有興趣的場域，那麼自由化之後，資金馬上就進來了。如果大家都沒興趣，只有中國有興趣，那其中必有詐，不是嗎？
再來，有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說法，是服務業貿易與商品貿易環環相扣，錯綜複雜，所以要開放要全體開放。而且對外國開放，也不能遺漏中國，因為那樣外商也不想來台灣（設總部？）我覺得這說法有那麼一~~~~點點道理。但是先後順序能不能改一改？商品貿易只是貨物的流動，敏感性較低。能不能先談台灣製造業急需的商品貿易協議，而不是服務業？能不能先跟其他經濟大國（比方說，美日歐）談，再跟中國談？這其實就是整件事情最最詭異的地方。因為答案是：
不能！！！！
因為沒有跟中國談之前，中國不准台灣跟其他國家談。（他先允許你跟一些小國如紐西蘭、新加坡談）就是談這個ECFA，也是把最最需要的商品貿易擺在最後，把正面影響最小、可能負面影響最大的服務業貿易擺在前面。他就是看準了你台灣人需要這個商品貿易協議，逼你先接受服務貿易協議。如果這個不是統戰，什麼才是統戰？為什麼我說正面影響最小。因為，服務業貿易其實是一個非常詭異的詞。除了少數可以跨境交易的服務業（像是各種電子商務，電玩，影音等文創產業），大部分的服務業有在地性質。既是為人服務，那你服務別人的人，就得在現場。所謂的服務業貿易，是說台灣人可以去大陸開超商連鎖，可以開醫院，可以賣保險。 這些嚴格說來，不叫貿易，其實是投資，是所謂的FDI （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一大部分是在開放製造業的FDI。但不是服務業的。現在要開放服務業，從全球跟中國消費者的角度來說，是個好事。然而，從台灣的（自私的）觀點來說，好處很小。因為這樣的「服務業貿易」協定，明顯是造福台商，對那政府最最關心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也沒有大幫助，因為當台灣本地服務業往中國擴張，這些賺得的錢，貢獻的是中國的GDP，不是台灣的，所雇用的勞工，也是中國的，不是台灣的。這對台灣停滯了16年的薪資的受薪大眾而言，沒有直接幫助。能夠間接幫助到的，是把台灣一些服務業的管理幹部拉到大陸去，多少有降低台灣勞動供給過剩的壓力。但一來，這些人並不多，二來把能幹的人都拉到外地去，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這個就是台灣經濟問題的核心。當製造業大量出走中國跟東南亞，我們的勞動需求大量下降，導致實質工資不增反降的困境。很多失業的原製造業的勞工跟幹部，沒出國的，只好往服務業移動。台灣人往服務業鑽已經很久了。二十年前，你聽不到7-11那種不知道該說是溫馨還是噁心的「歡迎光臨」，二十年後的現在，這樣的歡迎光臨已經遍佈各行各業。我很多中國朋友說台灣人說話嗲。我現在發現這其實就是服務業高度競爭的結果。馬英九說台灣是「生活大國」，這反應出來的是眾多五花八門、美輪美奐又充滿創意的民宿。這些在二十年前都是很稀有的，但這其實沒什麼好驕傲的。服務業，早已是台灣人的全民運動，卻是不得已之下的生存之道。台灣的服務業已經非常飽和且不缺資金。台灣需要的，是持續在高端的製造業做研發，是往能作跨境交易的服務業發展。服務業貿易協議也應該往這個方向限縮，才能夠讓本地勞動力享受這些貿易協議的好處。
回歸基本的貿易理論來說，如果中國服務業相對於台灣服務業有許多比較利益，那對台灣消費者是有利的。但我在這點上面還滿懷疑的，因為台灣的服務業在很多方面是走在比較前面的。不過，中國最近的發展，最驚人的其實是某些大企業規模的擴張（特別是集中在國營企業）。規模擴張，或許有規模經濟，在生產力與品質上或許有過人之處，來台灣的話，對台灣的消費者也是好的。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些跟「規模」相伴的好處，因著大企業與國營企業的高度相關，不就都是統戰疑慮最大的嗎？
還有，貿易理論裡講的都是靜態模型，經常忽略人們在從事一個行業之前和之間，所投下的時間精力與成本。貿易自由化衝擊到某一部份的人，然而，這些人被衝擊到，是他的一生，他那不可回復的青春，然後使其未來從彩色變黑白。所謂衝擊可以這樣理解，保護主義亦如是。關於這些，政府不能視而不見。
不過，我還是覺得台灣有很多落後的法規，也有太多的保護主義。台灣民主化之後的民粹政治是造就這困境的原因之一。但最大的問題其實是現行政治體制下，兩黨惡鬥的政治結構，導致立法院空轉，法案堆積如山。於是改革的速度非常慢。我希望自由經濟示範區可以破除這些困境。我也相信所謂的自經區有這樣的能量。但是服務業貿易協定內容包山包海，深入生活各個層面，我覺得明顯是個披著糖衣的毒藥。
讓我大膽做一個假設。求證就能靠那遙不可及但無所不在的中南海。有名的人類學家Benedict Anderson寫過一本「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其中一個要點是說，國族主義的形成，很大的原因是一個大眾透過傳播媒介（從十七世紀的書寫、印刷、報紙到現在的各種電子媒體乃至網路）所互相彼此想像的一個共同體。我們在台灣生活的人，不論統獨立場為何，都知道並大致認同在台灣運轉著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從統戰的觀點來看，最重要的就是介入這種傳播媒介，並介入生活的各個層面，從生活的樣式跟傳播的訊息內容，來消弭台灣這種已經存續數十年（乃至百年，可以說早從日治時期就開始的）的共同體想像與和中國的區別。雖說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是個專制的政權，但他的政府升遷體系嚴格殘酷的篩選，在上位的頭腦、才幹跟能力，不是我們的鹿耳毛總統和沒有行政歷練的、打零工的博士內閣可以比的啊。 你要靠他救經濟，他還要謝謝你給他統戰的工具。 服務業各式各樣深入生活的統戰工具，當然是要的。至於你要拿來救經濟的商品貿易，就是那個餌。 人家早就說了以商逼政，現在是在精準地執行啊！
這是我粗淺的看法。相信很多經濟學同行或許也不認同。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幾年來發生的香港的種種對媒體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傷害視而不見，如果你對香港近幾年來內部矛盾激化也視而不見（或者根本拒絕去看），然後心裡面只有「自由化」的種種好處，那我覺得那是一種偏執。作為一個學者，需要聽不同意見者說的話，但最重要的是要凝視事實。
作者為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延伸閱讀：許文泰 – 對於公民社會與服務貿易協議的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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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敲侧击话政治
从官方的表述中，并没有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访柏林时针对乌克兰的表态。但是德国之声评论员Matthias von Hein认为，除了人权和经济话题以外，乌克兰也是此次会晤的重点话题。
香港传真: 台湾学潮对香港的牵动
RFI/Chine
台湾最近的反服贸运动，就像一服催化剂，在一海之隔的另一座城市香港，引起了某种化学反应。据亚洲週刊报道，受台学运影响，香港学联近日宣布提早七一佔领中环，但打乱了佔中发起人戴耀廷的时间表；但他不排除佔领香港立法会。同样是以抗议者姿态出现的「佔领中环」阵营之中，分歧似乎加剧了。
日本 中国 : 日本新版《外交蓝皮书》提保卫领土决心
共同社周五（3月28日）获悉日本外务省2014年版《外交蓝皮书》草案。该草案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和进入尖阁诸岛（中国 称钓鱼岛）附近海域等行为提出批评，指出中方“试图强行改变现状”，同时表示保卫领土的决心。
中国与日本有争议的钓鱼岛
路透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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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
长期以来在我脑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翻开史书，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至清朝乾隆年间，清帝国盛极一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之高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解放战争时期，物价膨胀那么厉害，但人们生活还是能过得去的，没听说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上千万。但是建国后中国却一穷二白，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当响，别说一般人，就连毛自己想吃一顿肉都难。中国的财富究竟都到跑到哪里去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差一查历史，为什么就在建国后中国那样贫困。
首先从抗美援朝开始。
抗美援朝一仗便打穷了国家。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耗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人们想象。要明确的是在朝鲜战场，中国人面对的是比日军更强大的对手——美军。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物质基础。二战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的炮火已经把日本人炸得哭爹喊娘了。但在朝鲜，美军把用来对付日军的弹药量增大五倍，来对付志愿军。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被伤员住满了，因为伤员实在太多。 朝鲜战争期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数量始终维持在7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部队在异国他乡作战，所有物资都要从国内运送，后勤补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美国空军绝对的空中优势天天对志愿军的补给线狂轰烂炸，火车成批成批的炸毁。铁路、公路两旁，车站附近到处都有被炸毁的军用物资。运送物资的卡车，往往只有一半能穿过封锁到达前线。整个朝鲜战争物资消耗十分惊人，官方公布在朝鲜战争中消耗战略物资560万吨，仅战略物资，中国要花费数百亿美元。这场持续长达三年的战争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简直是一场灾难。它使中国本该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资金全部用于打仗。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迟不能展开，就是因为所有开支都用在战场上，正常的经济计划被迫搁置。土改时采用了杀鸡取卵的做法，在民间大力搜刮的财富断了民间资本投资办厂的可能，对地主阶级的残酷手段更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土改时地主杀得太绝，在1959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找不到地主可杀了。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富人，财富被洗劫一空，农村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农业由此丧失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国际影响则更为严重：与美国人的大打出手，互相敌对，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与中国来往。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迫使中国再一次闭关锁国，与西方社会全部隔绝。等到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发现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白白错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太大，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了。 有人说建国之初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带走了。当年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财富高达十亿美金，似乎很多。但这点钱与抗美援朝比起来，连个零头都不够。如果不被蒋介石带走，也都被花掉了。可见，这点钱根本不是使中国变穷的理由，而抗美援朝则是真正使中国变穷的第一步。
三大改造
接下来，1956年，农民的土地拥有还不到两年，就以合作社的形式又被收回去了。农民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依然一无所有。从52年到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经济，代之以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整个工商业犹如一坛死水，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取缔了私营企业，代之以国营企业，大大减缓了技术进步和企业发 展。到今天不得不承认，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一切靠政府调节的计划经济更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把他们都消灭？现在知道错了，但是已经晚了。中国的私营经济不允许发展，得不到发展，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如果中国的企业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他们有机会做世界的品牌。而现在才开始发展，他们只好给外国人打工。 这种政策性失误只是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作用还不明显。但接下来的政策失误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对中国而言，是一场灾难。从56年开始，中国进入政治灾难的多发期，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政策性失误一个接一个，国民经济在错误的政策指导下无法幸免，最终导致经济的整体落后。
大跃进，三面红旗
1956年，号召人民给社会主义提意见，提出大鸣大放的方针，当有识之士提出意见之后，却不料中了毛“引蛇出洞”的计。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几乎将知识界的精英全部整肃。剩下的知识分子被吓破了胆，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意见。别说发展经济的路线不对，就是告诉他们蚂蚁比大象大，他们也不敢说那是错的。从此再没人敢说真话，这就为大跃进那样疯狂的年代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从195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极不正常的年代，这一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在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疯狂冒进的举动自然已没人敢抵制。毛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纲要》确定的粮食产量。一声令下，各地雷厉风行，纷纷遵照毛的指示，规定农业产量的高指标。与此同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据科学估算，农产品亩产万斤是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各地都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说吹牛不脸红，你千万别不信，因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会说瞎话的了。 与此同时工业也开始大跃进。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赶超英国，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用一切人力资源，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工人拆暖气，农民砸锅卖铁。将一块块好铁放进锅炉，炼成废铁疙瘩，保证年产一千万吨钢。 这场充满激情的愚蠢举动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土法炼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自然环境开始恶化。炼钢时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到头来却炼出一堆废铁，没产生出半点经济效益，却把老百姓折腾得困苦不堪。与此同时农业大量减产。“大跃进”期间所有农村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农作物成熟来不及收割，小麦、玉米、水稻烂在地里，白白损失几千万 吨粮食。59年，饥荒开始出现。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损失高达1200亿元。这种情况下本应该通过发展生产尽力恢复才是，但三面红旗中的另外一面——人民公社却使中国经济继续恶化。共产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老百姓谁都不好好干活，天天消极生产，做事磨洋工，混日子，农业产量急剧下降。59年，60年两年间农产品产量下降高达560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1／4。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官员虚报产量，高额征收粮食，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全部收走。农民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一家一家的人被活活饿死。三年中中国人饿死人数高达四千万，中华大地出现最悲惨的一幕：老百姓为了活下来，甚至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城市里物资品亦极度匮乏，所有产品凭票供应，工人每日口粮只有200 克，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工业生产极度萎缩。效率低下的生产，加上人为的灾祸，使中国经济奄奄一息。城市农村，老百姓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饥荒过后，中国人的家底空了。
大跃进被列为二十世纪最蠢的事件之一。三年的“跃近” 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苦。经济上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工农业生产大滑坡，所有产量都倒退到1951年以前的水平。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一降再降，人民生活越来越穷，终于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弹丸小国——日本超过。饿死几千万人，损失了数千亿社会财富，和平年代取得这样的成绩，无知和欺骗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过度投入的军工生产。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毛等就宣扬要和”帝、修、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核大战”，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当时中国经济还没有从困难中恢复过来，尚需调整，他们却罔顾国家实际情况，将工业资源完全投入军工和重工业，投资比例严重失衡。军费和军工产品的过度投入再度抽干了国民经济的血液。为了武装民兵，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工厂日夜不停的赶造步枪，全国所有大小城市大挖防空 洞，同时倾尽全国财力，物力研制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造价高昂的战略导弹，集中力量研制卫星技术，开发核潜艇。。。这些东西几乎用光了国家的储蓄。当我们为原子弹、氢弹而欢呼雀跃，当为卫星上天而兴奋的时候，却不知它们耗尽了中国人的最后一滴血。
贪污腐败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那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 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2500亿人民币。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开支都让这群官僚给消耗了。中国每年9％的增长，还不够这些人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怎么说是他领导了经济建设？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国有资产流失
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国有资产开始流失。那些与政府官员们并肩而行的企业领导们，终于找到一条致富的捷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八十年代开始，国企每天资产流失超过一个亿，损失触目惊心。国营企业没有活路，不是因为没有钱，缺人，也不是因为没有技术，而是因为领导腐败，不好好管理。经营一个企业要企业领导人付出大量心血，从组织生产，市场调研，产品开发，人员管理等各方面付出努力，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产品才能销售得出去。但是产权不明晰，为工厂干得再多，那是国家的，不是他自己的。那些企业领导人都不笨，发展企业，把他一生的心血都投入进去了，厂子发展起来了，可他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他依然是一粒卒子，让他下台，他就得下去。而他的回报——那点微薄的工资不够活家人，遇到父母有病、孩子上学都拿不出钱来。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男人感到屈辱。为了有钱，为了所取他们应得的回报，是现实逼着这些人去想歪门邪道的方法挣钱。最后人们看透了这层关系，干脆不去经营企业，一个个都挖空心思去在这上面打主意。他们在原料上做手脚，在质量上打折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使中国的产品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处，国有企业遭到来自日本，西欧和美国的强有力竞争，纷纷破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给国营企业大量贷款，让他们发展生产，但很快这些钱就被贪污掉了。根本问题，企业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不会真心实意发展生产的，给他们投入再多也没有用。但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经济沙皇“都没有看透。在他当政5年间，持续加大对国营企业的投入，并像下命令一样要求国营企业三年扭亏增盈，这在内行人看来简直是笑话。国营企业那些领导早就变得又奸又滑，命令对他们是根本没用的。他们对上面领导虚于伪蛇，在下面却贪污受贿，很快又将新的贷款挥霍干净。除了使中国四大银行的帐面上多了一堆堆坏帐外，一万亿的资金没有使中国国营企业产生任何实质性增长。但对国有企业再一次巨大的投入则彻底托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脆弱的银行系统使中国的经济经受不住任何风吹草动。高额的银行坏帐将是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火药桶，而入世开放银行业务则是这包炸药的导火线。一旦银行出现挤兑，金融体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崩溃论由此而来。
资金外逃
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贪官们却越来越富，一掷千金，贪污几百万的多得是，他们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这一点上中国的贪官们很有与时俱进的作风。如果贪官们把钱花在国内，刺激内需，这倒是不算太坏。但可怕的是资金的外逃，贪官们把钱带到国外，使他们在国内搜刮的钱全部转化称外国人的财富了。据统计每年外逃资金高达500亿美元。500亿美金，也就是4000亿人民币，中国人像奴隶一样如牛似马的辛勤劳作才从外国人那里挣的钱，都被贪官带走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大大小小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里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外逃的资金，超过清政府所签订的赔款总额。这些资金损失掉了，中国怎么办？
今天，让我们看看那些矿工们，他们早上下井，都不知道晚上下班后能不能活着走出来，太多的爆炸和煤矿事故使人们都麻木了。他们挖空了中国的资源，才为中国GDP的增长贡献那么一点点，可是这来之不易的血汗，却都被贪掉了。这些钱不用来发展生产，不用来提高工人待遇，不用为他们支付各种保险和养老金，都被转移到国外了。可怜了中国百姓，辛苦劳作一辈子，只是当了贪污腐败的牺牲品，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中国为什么这么穷？因为钱都让当官的捞走了，这是最直接的答案。
惊人的浪费
现在各地都有一种投资建设的浪潮，投资项目不考虑日后的经济效益，盲目投入，等建成了却没多大用处，白白浪费。为什么还要上马，因为贪官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他们心中明白，赚不赚钱是次要的，只要是有工程，肯定就有贪污的机会，能从中捞到油水，这是各地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所以不该建的工程建了，不该投入把钱投入进去了，建了之后却没有经济效益，白白浪费大量的资金。 昆明世博会，政府投资额高达290个亿，但博览会期间游客不足十万，净亏280亿。西部大开发，国家投入了一千多亿的资金给西部，但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效果，西部依然落后，百姓生活依然贫困。没人知道这一千亿的资金到底用到哪儿去了。粤海铁路，投资额高达48亿，但现在每天的盈利连支付利息都不够。上海磁悬浮更是不伦不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根本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建成了就是亏损。还有小小一个珠海市也敢盖国际机场，修F1赛道，真不知道这些官员脑子是否进水了？！盲目投资，胡乱建设。动辄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投入到头来连基本投资都收不回来，使政府部门背了一大堆债务。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提前花完了以后的财政收入，不得已而搞集资，摊派，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使人民不堪其苦。 国家制定的政策是经济增长靠政府投资拉动，这就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用公款投资提供了最好借口，也是导致各地项目纷纷上马的主要原因。但那些中央领导们应该知道，政府投资注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政府部门的项目，没人敢管，即使知道预算有黑洞，谁敢惹他们？同样的工程，政府投资至少是私人投资的几倍，而质量却粗制滥造，要不了多久就要重新返工。所以不管是高速公路，桥梁，还是江防大堤，到处都有腐败的身影，到处都有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仅造价高昂，而且事故频繁，损失严重。一个个彩虹桥断裂，一座座危房倒塌，真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工程，将会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官员造成的浪费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那些大项目，还有官员的政绩工程。当官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惜花巨资，欺上瞒下，劳民伤财，建些面子工程，给自己升官发财捞资本，却给国家造成大量损失。中央制定的干部考核制度主要偏重官员政绩，这就导致地方官员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只要有短期效益就可以，根本不考虑以后怎么办。他们不去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涸泽而渔，近乎掠夺式的开发，使中国环境不堪重负。不依赖正常的技术进步，而过于偏重于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中国走上高消耗，低产出的发展轨道。中国每生产一万美元消耗的原材料价格竟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五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粗纺型的经济，消耗式的发展模式，产生同样的效益，中国的投资额竟是日本的三十五倍，其他的三十四倍都浪费掉了。不重视对国内企业的扶持，一味招商引资，将国外严重污染的项目引来，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这些环境污染会让我们以后花十倍，二十倍的代价去治理，再这样下去中国真的承受不起…… 在这样巨大的代价下发展，中国经济有希望么？没有。如果有，也是暂时的、昙花一现式的美丽，破灭之后将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痛楚。庞大的国家债务，那行将崩溃的银行体系，岌岌可危的金融系统，这些严重掩盖的后果一旦爆发出来，将会使中国再一次混乱混乱和灾难。如果听之任之，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经济面临的是更严重的困境。当人们从那些虚幻的数字中醒来，从环境破坏，资源耗竭的灾难中醒来，他们发现中国丧失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甚至连基本的生存环境都没有了。那些严重污染的河流，那因过度开采而造成的地面沉降，无时无刻不在敲响着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警钟。中国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这样发展只能会把中国带进深渊。
总结：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究其原因是政策失误和一次次运动及自身的贪污腐败把中国搞穷的。如果让美国这么折腾，美国也穷。有人说，毕竟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都比以前好了。要知道正是改革了，政府把以前对经济的种种限制给取消了，老百姓能干点事了，所以经济发展了。这根本不是他的功劳，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是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先消灭了私有经济，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然后恢复它，就成功臣了？殊不知它才是一次次错误的制造者，如果不是犯那么多错误，中国早就发展了。……
面对这些，老百姓们无能以对。他们惟一能够做的就是默默承受。。
本文来源《凯迪社区》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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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中国 : 习近平访德北威州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
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主席习近平，按计划于周六（29日）傍晚时分到访德国港口城市杜伊斯堡。做为一个重要的物流平台，杜伊斯堡通过享有“新丝绸之路”美誉的铁路线迎来日益增多的中国货品。另据路透社报道，周五，在习近平抵达柏林访问期间，有支持西藏的活跃人士在德国总统府前高举“西藏要对话不要暴力”的牌子示威。
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柏林期间，支持西藏活跃人士在德国总统府前高举“西藏要对话不要暴力”牌子示威。 2014年3月28日
图片：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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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补给船与中国海警队发生对峙
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补给船周六在主权争议海域内对峙长达两小时。菲律宾最终成功突破中国船只的拦阻，完成军舰补给及士兵换班任务。本周日，菲律宾将向联合国就与中国的南海纠纷提起诉讼。
中国 美国 言论自由: 民运分子在美控告百度审查内容官司被法院撤销
中国大陆最大的网上搜索引擎百度，在美国被海外民运分子司法控告其非法压制政治言论，但官司被美国法院撤销。但代表诉讼人的律师对裁决表示不服，将提出上诉。
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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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土耳其式“半吊子”民主没有出路
地方选举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地方领导人的选举。不过本周末土耳其举行的地方选举，代表的意义会丰富得多。这次选举势必成为一场两种民主愿景的竞赛，选举结果也将对这个西方关键盟友的民主自由前途产生深远影响。
对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而言，去年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加济公园(Gezi Park)爆发的抗议，为第一个相对平静的十年划上了句号。爆发于加济公园的抗议后来演变成一场全国性抗议，针对的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极化、家长式的执政风格。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指控土耳其官员腐败的新材料爆出，让土耳其政府面临新的压力。
面对这些挑战，土耳其总理的应对方式一直是，强调本届土耳其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回避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此外，他还封杀了Twitter和YouTube。在为本党地方候选人助选时，埃尔多安一直强调国家意志的重要性，再三重申他认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举。他之所以选择将这次地方选举变成对他本人以及正义与发展党的公投，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地方选举真正重要的意义其实在于，它会决定埃尔多安如何设计下一阶段的政治策略，从而决定土耳其短期内的政治轨迹。地方选举结果会决定埃尔多安是否会决定以候选人身份参加定于8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而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需接近50%的得票率，埃尔多安才能严肃考虑这一选项，50%是2011年的选举中该党的得票率。否则，他可能会希望领导正义与发展党参加定于2015年举行的议会选举。
他可以通过修改正义与发展党章程中有关领导人最多只能连任3次的规定，来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当然也不能排除第三种情况，即正义与发展党支持率大幅下滑，比如下滑至35%。这会迫使埃尔多安短期内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确保本党团结，以应对日益凸显的党内分歧风险。
对埃尔多安而言，合法性的第二个支柱是其政府的政绩。正因如此，他在为本党地方候选人造势时，不断强调在他执政期间，政府修建了多少公路、推出了多少社会保障项目、福利水平攀升多么快。但他未考虑“程序合法性”，而这恰好是土耳其近期动荡的根源。
埃尔多安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标准是物质上的，而程序合法性是基于行为过程本身。程序合法性关注的是法治如何实施，决策过程的透明如何确保，媒体自由如何保护，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参与度如何保证。程序合法性也与政治体系容忍和应对异见的能力存在内在联系。对自由民主政体而言，程序合法性与民主合法性的其他支柱同等重要。它是自由民主政体与非自由民主政体的本质区别所在。
在去年的加济公园抗议和最近抗议官员腐败事件上，埃尔多安之所以拒绝采取更倾向和解的姿态，与他真心相信的一个信念有关——选举的胜利加上漂亮的经济表现，对于维持他的执政地位而言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但他错了。
土耳其民主的成熟度已经超越这样一种浅薄民主的契约程度。埃尔多安或许仍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客，但他只要仍拒绝完全实施法治、并实现政策制定透明化，他的政府就在一天天丧失合法性。正因如此，仅凭赢得选举已无法平息土耳其的政治动荡了。即便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下一次选举，并且高票胜出，民众普遍的不满情绪仍不会消失。
土耳其政府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承认其对民主合法性的解读存在关键缺陷，并着手解决这种缺陷。欧盟(EU)可以就一些基本自由权开始与土耳其谈判，并将其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的一部分，从而在推动土耳其政府迈向更具抱负、更全面的民主改革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乌克兰危机体现了社会和政治极化蕴含的内在风险。土耳其面临类似的挑战，只有不再信奉选票为王，对民主合法性作出更全面的解读，才能解决这一挑战。只有到那个时候，土耳其才能走出“半吊子”民主制的炼狱，成为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制的应许之地。
本文作者是伊斯坦布尔智库伊达姆(Edam)主席、布鲁塞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Carnegie Europe)访问学者
译者/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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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唯色：炽焰燃烧的阿坝
图1为2014年2月13日在阿坝街头自焚抗议、牺牲的前格尔登寺僧人、洗车店店主洛桑多杰。 图2为2014年3月16日在阿坝街头自焚抗议、牺牲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
炽焰燃烧的阿坝
文/唯色
正如格德仁波切于2011年11月2日在美国国会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对整个藏区，尤其是最近与我有着特殊关系的安多阿坝地区，中共实施了错误的高压政策……在阿坝州所有藏人原有的心理伤口处，再次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痕。这长达三代人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
作为在境内全藏拥有二十余座直属分寺的格鲁派大寺——格尔登寺的寺主，以及境内外所有格尔登寺的最高精神领袖，格德仁波切强调的三代藏人的苦难，包括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经过阿坝地区时，抢掠寺院，屠戮僧俗，朱德甚至率军住进格尔登寺大殿，毁损佛像等；1958年中共在阿坝地区搞“民主改革”，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致使当地一个寺院都没有留下，成千上万的藏人被抓被杀，矿产和森林资源被掠夺性开采；而1998年开展的且延续至今、愈发猛烈的“爱国爱教运动”，更是点燃藏人焚身抗议之火的主因。
中国行政区划里的“阿坝县”是安多阿坝地区的中心，既是纯牧区，也是信仰虔敬之地。全县共有42座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七万多藏人的主要群体是牧民和僧侣。西藏境内自焚抗议运动的第一人是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迄今133位自焚者中以阿坝县最多，有36位男女僧俗相继自焚：其中20位僧人、13位牧民、2位尼师、1位在拉萨的打工者。
| 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街头自焚抗议、致残的 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
阿坝炽焰燃烧，与2008年3月16日的街头抗议被镇压有关。当天，因当局强迫在格尔登寺大经堂顶悬挂中国国旗，引发数千僧侣与民众抗议游行，结果有二十多人在军警屠杀中命丧街头，包括孕妇、5岁的孩子和16岁的女中学生。这个被鲜血浸透的日子因此被称为“阿坝屠杀日”。而隔年发生的第一起自焚，正是因纪念“3•16”遇难者的祈祷法会遭当局取消而导致。
自扎白自焚之后，2011年、2012年、2013年的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洛桑次成、洛桑妥美相继自焚牺牲。而今年的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正是在扎白自焚之处点火，也即被称为“英雄街”的洽唐街，已有十多位藏人在这条街上以身浴火。
阿坝炽焰燃烧，更与一直以来不断加重的压迫有关。
两年前，在中国网站“网易论坛”上出现一篇帖子，名为“一个藏族党员的公开信”，很快即被删除。是以当地藏族党员的身份，向上级领导告状的方式，揭露2007年至2012年任阿坝州州委书记的侍俊，“他一到阿坝就带来了天灾与人祸”。“有人说他是‘魔主’，为使自己升官，把小事搞大，好捞功劳，把寺庙护法神殿中的烂枪锈刀（千百年来藏区有放下屠刀把刀枪交给寺院表示不再作恶的习俗）论为反共藏独用具。”但告状显然无用，因为侍俊已升任四川省省长助理、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公开信还提到了阿坝州藏人自焚越来越多，可是“没有原则和没有感情的非藏干部对州里的敏感事件的反应是‘烧光才好’‘全部枪毙’之类。”公开信点名批评负责阿坝县维稳工作的两个汉人官员：副州长严春风和格尔登寺管理处处长刘峰，称他们若“继续粗造(糙)行事，阿坝难以安宁，寺庙难以祥和”。
阿坝炽焰燃烧，更与当地僧俗民众具有崇高的勇气和承担有关，体现了藏民族的精神力量，是一种通过捍卫尊严、分担痛苦、鼓舞勇气、表达声援、类似涅槃的自我升华。
正如牧民卡央的遗言：“自己能够为西藏民族献身而感到心满意足，绝不后悔，因此，大家不要为我难过。”正如最近自焚牺牲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华旦的遗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
而且，无论是36位阿坝自焚藏人，无论是133位境内外自焚藏人，皆都遵循尊者达赖喇嘛关于非暴力的开示，以燃烧的个体生命表达了最强烈的政治抗议。
2014年3月
（本文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这四张图片是2011年-2014年的3月16日在阿坝街头自焚抗议、牺牲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洛桑次成、洛桑妥美、洛桑华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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