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31, 2013

爱思想 | 苏海南 李实 王小鲁…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问题及原因,探讨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研究构建合理分配制度和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和谐的对策措施,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与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6月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联合举办“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内部研讨会。


   研讨会以闭门方式进行,议题得到了与会者不同视角的探讨。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以期引起有识之士的探索和思考。会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研究员担任嘉宾主持。


  


   参会人员:苏海南 李实 王小鲁 于建嵘 王天夫 刘军胜 陈有安 郑秉文 谭临庄


   苏海南:


   各位嘉宾下午好,欢迎参与今天的研讨。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是热点、焦点、难点,中央高度重视,老百姓极其关心。今天我们就围绕“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我提议这次研讨会围绕这五个问题展开,第一是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主要原因分析,第二是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负面影响的主要表现与途径,第三是如何控制和消除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第四是国外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最后谈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首先有请李实教授介绍一下当前收入分配的基本状况。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收入分配问题往往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就是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第二个角度就是收入分配当中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对收入分配的状态或者差距有一个测量,这是事实判断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规范判断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看待收入分配,这么大的差距到底好还是不好,在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过程中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


   先讲一下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在过去三十年以来,我们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不论农村还是从城市,全国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这有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基尼系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收入差距不大,根据现在统计局以及我们课题组的测量,全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现在是0.48。当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4,现在是0.38左右,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当时是0.16,现在是0.36。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从可比的数据来看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可是对于现有的收入差距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学术界有争论,虽然测量出来的现在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6。很多人认为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不止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收入可能没有统计上来,包括隐性收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等等;如果统计进来,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从大家现实生活的经验与感觉来说,实际差距确实要比我们测量的差距要大一些。另外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低估还有可能造成全国收入差距拉大,因为高收入人群基本都在城市,如果被低估,这样也会造成全国收入差距被低估。


   再来讨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相对于一个传统体制来说的;那时候收入差距不大,但不意味着当时的收入分配公平,就算是吃大锅饭,也有很多收入不公。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情况中,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合理因素。例如企业按照效率与个人的贡献、能力进行工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收入差距,但这种扩大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当然在整个收入差距当中确实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我把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归为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行业收入,特别是90年代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和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扭曲有关的。如果一个市场是运行良好、相对充分竞争的,收入差距可能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上的差距,而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在部门之间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如果部门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其他的原因。特别是垄断部门,像金融、电信、电力这几个部门,


   90年代后期以后工资增长非常快,这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城乡差距的问题,讨论很少,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制度的层面来看待。实际上城乡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各种各样不公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造成的。过去轻视农村发展,对农村包括公共服务等,都做得太少,这样就导致城乡之间整体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反映了我们对农村歧视性政策的结果,从这个层面认识的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显得重要。


   第三个方面,就是经常提到的所谓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所带来的收入不公问题。


   还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的歧视性政策。比如工资的性别差异性在不断扩大。我们不久前做了一个研究,从88年、95年、02年和07年的数据看,男性和女性工资比例在不断下降,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女性平均工资和男性工资这个比例大概是88%左右,就是女性工资相当于男性的88%,现在下降到74%。再比如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别。


   以上几个层面应该归结为收入不公带来的问题。虽然在整个收入差距扩大当中,里面到底多少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从技术说是没有办法估计出来的,因为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是从大家的感受来说,在收入差距扩大过程当中,可能不公平的因素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加,所以引起老百姓普遍反感。


   当然从老百姓的心理感觉来说,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大家对不公平的东西关注越来越多。虽然不公平因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比例不一定会再上升,但是老百姓对不公平因素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


  


   王小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我说点个人的看法,一是现在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二是造成收入分配有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收入差距有多大,刚才李实说了,最近的数据显示基尼系数是0.48,这在世界上已经是高收入差距的国家了。从基尼系数来看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是属于世界上比较少数的收入差距相当大的国家。


   我们在2005年到2006年做了一项研究,做了一些调查,同时采取了一些方法来矫正统计数据,大致推算是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城镇居民收入实际上远远高于现在统计数据。差距特别大的就是10%的最高收入家庭这一组,我们推算的收入2005年是97000元,和28000元相比差了3倍多。如果接受这个数据的话,算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家庭,人均收入之比就不止9倍,而是31倍。这样的话,如果计算基尼系数,那肯定还要高得多,恐怕不止现在的0.48、0.49了。


   接下来谈谈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收入差距。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时期从过去的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原来是按劳分配,现在变成市场化的按报酬来分配,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由市场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它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扩大收入差距,不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无限制扩大。


   再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持续的二元经济结构,持续的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农民进城。根据上世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型,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会压低工资水平,导致工资水平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不变。尽管人均收入在增长,GDP在增长,但是工资水平可能长期压制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其实过去也发生,80年代、90年代包括本世纪最初几年都可以看到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工资水平,特别是简单劳动力、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长期没有明显提高。当然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而其他的报酬,比如资本报酬、人力资本的报酬和其他政府收入等相对增加。


   但是这个问题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一定时期上的,而且有一定限度。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体制上、政策上的问题:体制方面各种各样的漏洞、管理不健全,造成和权力相关的聚敛财富。比较突出的是同土地、资源、同权力相关的收入分配领域产生的问题比较多。这个可能是突出矛盾,而且可能是最近这些年造成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刚才李实提到的行业之间的,比如一些资源性行业长期以来不用交资源税,资源收入的主要部分变成行业内部可以支配的收入,这些都是财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些情况的出现可能最主要都是因为现在的机制体制上的不健全。我们多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三十年了,但是政治体制基本上在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多大的进展,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包括财税体制方面,有很多需要亟待改革的地方,然而一直没有太多的进展。


  


   苏海南:


  


   刚才两位专家讲了收入分配问题的表现及其造成的原因,下面请有关专家讲一下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及其程度和表现、途径是什么?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收入差距不公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分配不公,和权力有关。权力主要是针对资源性的行业,表现在现在的工人、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征地问题,而不是农民之间的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比如城市周边地区村支书等村干部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所以第一个方面对社会稳定影响是由于权力导致分配不公,它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最近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土地,市民的问题主要是拆迁,而工人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国有单位改制存在问题。


   第二个问题带来的影响,就是导致社会民众心理的失衡。比如殴打公安等泄愤事件。只要有人有钱有权,就有人对其不满。这种分配不公,它影响社会的心态。最近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表面上他可能是公权力的问题,实际上它的确与分配不公有联系,最近几年发生的泄愤事件增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在最近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增大,从而形成一个底层人群。最近六起校园暴力事件的凶手主要都是40多岁的男人(其中一个广东籍男子31岁),什么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被社会抛开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不稳定。我们原来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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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这里,我围绕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几点要求。


   第一,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


   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第三,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


   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


   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0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第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中央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认为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这次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


   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六,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全会决定归纳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我们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汉代王符说:“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就是说,大鹏冲天飞翔,不是靠一根羽毛的轻盈;骏马急速奔跑,不是靠一只脚的力量。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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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化妆品巨头露华浓将退出中国

美国化妆品巨头露华浓(Revlon)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宣布将结束其在中国的业务并裁员千人。


自由亚州|习近平担任“小组长”深化了什么?

习近平(资料图/AFP)

习近平(资料图/AFP)



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辞旧迎新之际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走马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中国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到了中国改革发展的“瓶颈期”。难道习近平要身先士卒,领导中国不仅“全面”而且还要“深化”改革?北京“后改革思想网”主编、律师陈永苗对此表示:


“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担当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能够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不外乎都是党建活动,都是增强中共领导的活动,并不是往自由和民主的方向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也好, 其它什么改革也好其实都是要服从党的利益”。


然而,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却说,习近平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彰显中共的改革决心, 决心要“啃”中国改革中已经出现的“硬骨头”。中国官方媒体虽然如此报道,但旅居瑞典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黎原野先生新表示,新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实与改革无关: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好像是借改革之名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 是中央最核心的一个领导班子, 凌驾于原来的权力框架之上, 有助和有利于习近平集中权力于一身, 与改革无关。利用这一冠冕堂皇的构架,照比前一届中共中央常委的分工来讲,习近平比胡锦涛的权力更大、更直接、直接抓的事情会更多。”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报道说, 习近平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众望所归”,有利于突破深化改革过程中遭遇的阻力。星期二网上有评论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的话说,习近平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因为“权力唯有集中,才能为接下来的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相关工作才能超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进而有效推进改革”。


不过, 陈永苗警告说, 外界不要对中国体制政治改革抱有什么奢望, 朝着民主自由方向的政改根本不可能:


“要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可能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望, 但镇压89民运的枪声和坦克使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望荡然无存,因为利益集团和政治已经联姻”。


中国官方星期二有报道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有四大职责;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 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 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如此说来,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习近平迄今担任的形形色色的“小组长”履历表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长”看来是任务最艰巨而且权力也是最大的一个。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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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佳警告香港人中央不高兴了


香港民主派团体敦促北京释放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2013年12月25日。 Reuters/路透社

香港民主派团体敦促北京释放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2013年12月25日。

Reuters/路透社



香港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警告香港人,中央认为港人不尊重它的角色,因此对香港的态度自然会走向强硬,就算中央“出面影响香港选举结果,亦符合一国两制”。





刘兆佳30日出席香港的商业电台节目时,发表上述的言论。他说,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已由回归时的“隔岸观火”,以及2003年50万人上街后,变成关注反对派对特区政府的冲击,进入到近年的新阶段。他说,中央谋求如何提升港府管治能力,以及如何与中央相互配合。


2003年7月1日50万人上街抗议政府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时候,刘兆佳就是董建华政府的主要谋臣,时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据称当时他还远远低估了上街民众的数目,最后在建制派内部分裂之下,董建华匆匆收回23条立法的动议。刘兆佳这次在2004年元旦游行前夕在电台发出强硬的信息,相信又只会造成反效果。


刘兆佳表示,中央认为很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与原先中央在1980年代制定《基本法》时有偏差,又不尊重中央的角色,“最耿耿于怀是香港人认为中央在委任行政长官时只能扮演橡皮图章角色,或人大释法就是破坏香港法治,这些都是中央不能接受”。所以即使香港人认为中央不应插手选举,但从中央角度看,“一国两制关乎国家利益、香港利益,如果一国两制过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一国两制将来点行好?”他说,中央正正不想一国两制发展走了另一条路,所以中央“认为出面影响香港选举结果,亦是符合一国两制”。


对于中央是否明言插手香港选举,刘兆佳说,这仍是一个未清楚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央的立场应是希望达到爱国者治港,因此希望爱国的人当选。他更称,很多爱国团体和中央有关系,经常在选举期间发动群众,“不能说在选举过程当中,中央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力”。


刘兆佳说,2017年特首选举设立提名委员会,是为了确保候选人能被中央接受。不过,他说由于中央与港人的互信严重不足,所以中央在选择特首候选人时会持谨慎态度。


他解释,现时中国面对的形势更凶险,“外来的威胁多了很多”,中国的崛起引起其他国家恐惧,令他们采取反制中国措施,如军事上日美同盟推动其他国家与中国争夺南海资源。同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深水区,国内不稳定因素很多。面对内忧外患,中央态度自然走向强硬,小心谨慎处理香港问题是正常的,“政改争议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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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各国举行跨年活动

悉尼点燃新年烟火、日本寺庙敲响跨年钟声、中国亮起灯光秀、朝鲜群众载歌载舞,亚太地区的国家是首批迎来2014年的国家。


露华浓将关闭中国业务 预计裁员1100人




习近平新年贺词直白未提意识形态

中国国家主席在新年除夕发表新年贺词,希望在新一年里深入改革,国家富强。贺词未提及社会主义和前任领导人的政治理论。


台湾因禽流感发出江苏旅游黄色警示

台湾疾病控制中心31日傍晚确认了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者是来自中国大陆江苏的游客。


亚太各国欢庆新年

悉尼点燃新年烟火、日本寺庙敲响跨年钟声、中国亮起灯光秀、朝鲜群众载歌载舞,亚太地区的国家是首批迎来2014年的国家。


陈光标:晒钱过后 欲买时报

曾被评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再次语出惊人,称要收购纽约时报。对此,有人愕然,有人嘲笑,有人质疑。陈光标自己则是一如既往地成竹在胸。


当今世界: 德语媒体:日本早已远离美国和西方
















在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前,德语媒体在评论因钓鱼岛争端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时,比较偏袒盟友日本,对中国的指责略为多些,而且批评中国时总要表示对中国集权统治的不满。但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媒体对日本的批评开始增多,以前对安倍是少批评多赞扬,现在则公开批评安倍是在刺激中国,有意把与中国的争吵推向白热化。但由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之日正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媒体干脆对两国均不检讨历史错误同时开火。









斯洛伐克接收3名关塔那摩监狱的中国维族人




中国/反腐: 中国反腐 国企31高阶主管落马




中央社引述中国媒体统计,2013年大陆国有企业高阶主管级别涉贪腐落马就有31人,把贪腐国企高管拉下马,主要是為国企改革清除障碍。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2012年11月15日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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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贪腐: 吉林舒兰史上最美最狠拆迁女市长落马引舆论关注




吉林省舒兰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韩迎新,29日被证实开除党籍、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经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据《北京晨报》的报道,2011年,韩迎新曾因辖区内拆迁户到中央上访而受到全国舆论的关注。经查,韩迎新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影响,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










中国吉林前舒兰市长韩迎新(照片日期不详)
DR 中文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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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押关塔那摩的3名维族人飞抵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内政部说,3名中国维吾尔族人从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拘留中心飞抵斯洛伐克。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中国面临巨大危险

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欠银行的钱是天文数字。许多西方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安全港。


中国商人称准备洽谈收购《纽约时报》




记者来鸿:去中国探亲的趣闻逸事

三个侄子在中国闯生活。探亲经历最令记者跌眼镜的,当属一些中国人怪异的英文名。


日本/中国/朝鲜: 提防中国及朝鲜 日本拟部署全球之鹰




中央社引述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报导,日本防卫省初步决定2015年度将首度在位于青森县的航空自卫队叁泽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全球之鹰」(Global Hawk)。其续航时间达30小时以上,续航距离长,可运用於飞航东海方面。










全球之鹰2006年5月
wikipedia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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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遏制地方负债推动金融改革

中国国家发改委周二(31日)发誓,将遏制地方政府负债。与此同时,中国央行称将在新年保持货币政策稳定。


世界各地迎接新年 迪拜破纪录烟火表演

世界各地迎接2014年的到来,迪拜举行破纪录烟花表演,而中国武汉为不加重雾霾而取消焰火。


中国百城房价12月继续上涨




英媒:新疆冲突 名导超生 党员禁烟

英媒2013年岁末继续关注中国话题:从新疆冲突,一直到张艺谋超生和党员禁烟。


“缅甸大赦政治犯,中国排队吃包子”

缅甸当局日前宣布,将在12月31日大赦政治犯,或有230名犯人获释。缅甸总统吴登盛自2011年3月上台后,已经进行过十多次特赦,他早前承诺将在年底前释放所有政治犯。


中国/民主/人权: 法新社关注公开呼吁取消一党专制的“南方街头运动”




法新社今天自广东报道说,在长期受外国影响、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孙中山故乡广东,有人敢于打出废除一党专政的横幅,把当局称之为流氓政权并要求官员公开其财产,这就是“南方街头运动”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










中国广东街头国庆前夕,民主派举出横幅2013年9月30日
DR 中文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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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飙升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飙升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中国审计署周一公布了中国全国性债务审计结果。截止到2013年6月,中国地方担保责任的地方债务达到17.9万亿元,(约合2万1千亿欧元),同2010年底公布的 10.7万亿同类数据相比,上升了67%。报告称,这一数字比2012年12月的数字增长了12.7%,当时的地方政府债务为15.88万亿人民币。与2010年年末相比,6月的数据急剧增加了67%。根据审计署之前发布的一份报告,当时的地方政府债务估计为10.71万亿人民币。中国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同今年10月美国银行美林公司估计的 17.2万亿元的中国地方债务相差不大。









法国报纸摘要: 吴建民:应对首位洞察中国潜力的戴高乐将军致意
















本年度出版的最后各份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多以国内事务为报道重点。从税务上调到总统即将发布的新年贺词,从欧洲的泰泽青年到滑雪受伤的德国著名一级方程式赛车手舒马赫; 回顾2013,展望2014,辞旧迎新之际,各报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不同内容。









新疆/袭击事件: 新疆莎车袭击事件侦破 当局称宗教极端分子所为




路透社北京消息称,新疆警方今天凌晨说,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周一(12月30日)发生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已击毙8人、抓获1人,警方无人员伤亡。










中国新疆 莎车县 图中A处
DR 中文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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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颁发更严厉的戒烟令




“马习会”APEC期间上演?

台湾总统马英九希望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要达成这一愿望,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政治阻碍。关键在于:北京根本不承认马英九的总统身份。


爱思想 | 厉以宁: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才能形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在那本书中我提出,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均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是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中国的不均衡属于第二类,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要继续努力;而农民产权还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土地确权:重启农村改革


   土地确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土地确权问题。


   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纸屑遍地,跟当年土改完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不再担心土地被别人随意侵占。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谁也不能随便圈农民的地了,也不能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理踏实了,因为他们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之前,农民土地流转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土地入股以后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


   此外,我们了解到,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缩小了那么多。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宅基地的旧房子都拆掉了,都是农民自己拆掉的,盖上了新楼,我们到的那个村子都是盖的四层楼,我问他们,住得了吗?他们说,家里人少,住一层就够了。其余的出租作商铺,或者租给外地来的经商和务工人员,这样农民就有了房租收入。第三,土地确权以后,通过土地流转,有的农民从其他人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水果、花卉业,增加了收入;而把土地流转给别的农民,自己到外面打工或开店,发展小微企业,还有可能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总之增加了收入。由此可见,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乃至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好处”,就是完成了土地确权的地方,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浙江嘉兴丈量以后发现统计耕地增加了20%。耕地怎么会增加呢?我们座谈会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这样土地就多了;再者,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田有田埂,割成小块,用牛耕作,田埂刨掉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用拖拉机了,田埂都算地里面了;第三,农民很实际,当初要交农业税,能少报就少报一点,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之土地可以入股,可以转包,可以出租,少报土地面积只会让自己吃亏,所以没人少报了。就这三条,让耕地增加了20%。


   土地确权了,将来农业大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贯彻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只说西欧有家庭农场制、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加拿大有家庭农场制,中国没有,将来中国要有自己的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还要懂经营,利用规模经济的办法。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民营企业体制转型


   首先是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国有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先谈高层次的问题。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要管资源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资本投资基金公司,管控股,管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出资本。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了。


   为什么提出资源配置呢?我们知道,经济学中长期以来着重的是生产效率变化。生产效率是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分析的。在一定的投入与产出之比的前提下,多投入就多产出,少投入则少产出。如果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表明生产效率提高了,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了,也表明效率提高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上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效率:假设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产生N+1效率,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对宏观经济来说更有效。


   下边,我们谈一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你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你管住了,一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家有股东大会,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法人治理结构,你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这样他们就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了。如果发展得不好,就降低或撤出股份;要是发展态势良好,就投入或加大股份,这样可能对企业的作用比直接干预要好得多。


   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用改革,而说是体制转型?因为用“改革”怕引起误解,怎么会引起误解呢?因为一提民营企业改革,有人就会想,是不是将来要国有化啊?怕引起这种误解,所以我用的是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你别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我调查了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界定,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当时有当时的惯例,产权模糊。


   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家长有经验等等,但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了,“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按家族制管理呢?他遇到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遇到了谁来接班的问题。家族企业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定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第二个选亲,跟我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我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种情况下往往不适应潮流。所以,建议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应该采取激励人的制度,可以从里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改制。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行政干预太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不转型也谈不到经营的重大问题。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认为初次分配是重点,跟现在一些人不同。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易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个并重。


   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是农民工、城市的中下层。他们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单个进入市场,是弱势;需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它们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他们怎么解决的?工会的力量,工会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给由它替他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介入到这个中间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工会出来替农民工讨工资的——农民工也是工人,就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要改。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它们是强势单位,它们说不要你的东西了,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成本更高,所以说这种情况要改。在西方国家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他们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有这么一些东西,所以他的力量大,直销国外。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联社可能是一种协会性质的,但比协会要紧密一点,主要它是一个独立法人,这样就形成了。


   第四,教育制度要改革。因为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的工资待遇。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是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这几年农村的义务教育现在有所改善,但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情形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取大学,考不取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初中毕业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作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下来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他不当农民工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初次分配有差距,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因为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这种情形要改。因此,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不能说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同样重要。


   谈到社会保障,需要讲一下刚性福利。随着社会保障扩大,是多年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趋势所在,于是也产生了福利刚性,就是福利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不然的话很小的问题都会闹成大问题。


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被德国侵略者封锁,粮食很难进去,食品供应不足,所以采取了配给制,包括首相丘吉尔跟大家一样的领一份配额。当时就感到,中学生吃不饱,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给在校的中学生上午上课期间免费牛奶一杯,这在整个福利政策是很小的一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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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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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国: 刘兆佳警告香港人中央不高兴了




香港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警告香港人,中央认为港人不尊重它的角色,因此对香港的态度自然会走向强硬,就算中央“出面影响香港选举结果,亦符合一国两制”。










香港民主派团体敦促北京释放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刘霞2013年12月25日。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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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或增加伊朗原油进口量

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一家国企正与伊朗石油公司洽谈新的购买项目,如若成功,明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量将创下自去年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合同可能招致美国的不满。


中国/地方债: 习近平抓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要处理18万亿元地方债




中国国家审计署30日公布,2013年8月进行的审计结果,截至6月底中央与地方总债务共30.27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地方债务合计约17.9万亿元,接近市场普遍预计的18万亿至20万亿元下限,但比起2010年的10.7万亿元,两年半之间增加67%,且资不抵债省市有所增加。










习近平2013年12月19日北京
Reuters/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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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钓: 香港保钓人士杨匡深圳失踪




曾经因为探望刘晓波妻子刘霞而被北京国保禁锢,事后被迁回香港并没收其回乡证的香港保钓社运人士杨匡,在深圳回港途中失踪。杨的妻子刘沙沙在社交网站说,她收到杨匡手机短讯指“有麻烦”,之后就失去联络。










杨匡(照片日期不详)
wikipedia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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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潘英丽:积极推进中国银行体系的结构改革


   今年6月中旬发生的”钱荒”以及近两年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表示担忧。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矛盾表现为资金融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这种金融结构矛盾与经济结构矛盾之间正在形成不利的相互影响,并进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本文试图从金融体系结构矛盾的分析入手,探讨银行体系结构改革作为中国金融主体改革的重大意义及其推进方案。


   一、金融结构的扭曲与银行体系结构改革的意义


   首先,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结构失衡表现为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也即表现为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这种金融结构失衡已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银行作为吸收居民存款的审慎性金融机构实施着信贷抵押政策。因此,有抵押品的房地产业、制造业和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得到信贷的绝大部分,助长了这些领域的投资泡沫。相比较,无抵押品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无法从现有银行体系得到所需的融资,出现流动性干旱和投资不足。抵押贷款政策除了固有的产业倾向外的另一局限性在于中长期贷款主要表现为对增量投资项目的融资,而不是促进存量资本的调整或产业整合。因此,具有抵押品要求的信贷扩张助长而不是缓解产业结构的失衡。


   此外,在银监会关于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限贷要求和官方低利率政策的双重背景下,影子银行日趋活跃。通过将表内存贷款业务的表外化操作,商业银行规避了监管部门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存款利率管制和行业放款约束,分享了影子银行系统的高利率收益;信托等金融机构则扮演着银行资金的表外通道,并因此留下”买路钱”。房地产业、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产品滞销、资金链紧绷的企业通过支付更高利率缓解了资金饥渴。可以说,中国影子银行的兴起是金融机构对利率管制和信贷干预的一种规避或反抗;也是与传统增长方式相适应的传统银行模式不再适应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从资金融通的市场化趋势看有其积极的意义。


   但是影子银行显然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其一是以理财产品为载体的信贷资金继续流入软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项目和房地产、资金链紧张企业等高杠杆领域。部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对信贷活动的干预;部分原因在于受体制、机制所限,生产性投资的新领域难以生成,增长下滑的同时却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变和转型。其二是影子银行的规模及其增 速已显现高风险迹象。Fitch Ratings 的专家Charlene Chu提出,到今年3月末,理财产品支撑的未清偿贷款总额已达13万亿人民币。野村(Nomura)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社会融资总额已从2008年占GDP的145%增长至2012年的207%,其增速及其用途已与导致亚洲、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信贷泡沫相差无几。其三,理财产品的违约纠纷已有发生,并有转化为群体性不稳定事件的趋势。


   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的恶化与投资泡沫的膨胀有其深刻的金融结构原因,在体制和结构扭曲背景下的政府行政干预和银行监管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


   第二,对银行过度依赖的结构矛盾还表现为银行资产占GDP比例的相对规模已近极限。


   我们做的国际金融市场数据分析报告发现,G20国家除了英国和法国外,其他发达国家2010年银行资产占GDP比例都在100%-200%之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100%以下。而中国已经达到200%以上。另外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由股票市值、债券余额与银行资产的总和)的比例,即使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间接融资主导型国家,也分别只占46%和37%。中国则达62.5%。考虑到发达国家银行境外资产还占一定比例,中资银行境内资产的相对比例可能更高。


   银行资产占比过高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其主要作用机制有二。其一是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抵押政策实质是将借款方的信用风险转化为抵押资产的市场价格风险。信贷规模的扩张在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过程中也导致房地产、地方政府项目投资泡沫的膨胀。信贷增长与房地产泡沫的扩张具有相互加强的正反馈机制。随着泡沫的膨胀,银行抵押资产市场崩溃的风险日益增大。政府在抑制泡沫膨胀方面显得无能,因为政府日益为泡沫破灭的严重后果而投鼠忌器。日本的经历我们需要引以为鉴:日本从高峰到谷底,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下跌了83%。股票价格下跌了82%(来源,Blooberg),金融陷入流动性陷阱,经济陷入无增长的”失去20年”。其二是银行体系的总分行制度和大而不能倒定律将把各种微观风险汇聚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集中转嫁给国家财政。银行体系的规模越大,大银行占比越大,国家财政承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越大。某种意义上讲,国家财政的金融风险承受能力构成银行资产规模扩张的上限。因此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看,通过制度变革促进市场定价和风险分散的股权和债券融资,实现大的金融结构调整已显得极为紧迫。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


   第三,银行体系内部存在着国资背景大银行主导与民营小银行缺失的结构失衡。


   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七家大型银行(四大国家控股银行加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总资产接近银行总资产的60%,如再加上其他全国性银行,占比超过银行总资产的88%。这种格局是过去数十年政府为推进工业化战略,实施低利率政策下银行业国家垄断经营的历史遗产。


   但是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也不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发展态势。


   林毅夫(2012)从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地区性民营小银行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当前经济中最具有活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小,技术相对成熟,主要风险在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道德风险。因此金融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将所动员的储蓄投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并支持有才能而无道德风险的企业家发展。小企业难以到股票市场融资,因为就其规模而言,上市成本太高;小企业从大银行获得贷款也有天然的困难:一无抵押物,二无足够的信息透明度,三无规模效益且地域分散。因此最适合为小企业提供融资的应该是地区性的小银行。地区小银行是小企业天然的合作伙伴。小银行资金规模有限只能做小企业;地域上的分散性和属地性使他们具有本地信息优势。


   市场准入限制和过高的存贷款利差,导致现有商业银行的创新和进取精神不足,贷款过度向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倾斜。另外,长期以来政府采取的低利率廉价资本政策,导致了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企业和政府份额增长的态势。


   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都要求在城市创造更多服务业就业岗位,以帮助制造业更为顺利地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健康”瘦身”;同时也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创造更多进城农民安居乐业的条件。而未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企业一定是小微企业。国际经验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80年以来,德国80%的新增就业岗位是由不到20人的小企业创造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中国未来20年企业发展的方向。因此银行体系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等有效金融服务无疑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银行体系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国家信用担保以及微观金融风险汇聚成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并最终转嫁给国家财政。国家信用担保的危害有四:其一,为政府行政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提供依据。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的贷款不同程度上成为各级政府追求短期政绩的工具,背离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导致信贷过度膨胀和不良资产的持续积累。其二,银行信贷使用者和商业银行管理者容易孳生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而将长期风险转嫁给国家。其三,银行体系缺乏自身的风险消化机制,10年一次周期性地爆发系统性风险和隐性危机,挤占中央政府财政资源,消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导致社会分化。其四,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和市场信用基础难以确立和加强。因此,发展民营属地化小银行并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银行体系形成一个风险分散可控、并能够自我消化的健康生态。


   二、银行体系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备选方案


   1、增量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完善银行业内部结构。


   放宽银行业市场准入限制,允许民营资本创设社区银行、县域银行和村镇银行,将是银行体系增量改革的主要内容。民营小型银行发展不仅可以为本地居民提供零售业务,为民营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支付结算和融资服务,而且可以形成经营风险的分散化和行业内消化机制。未来民营小型银行发展模式建议借鉴美国的单一银行模式,不设分支机构;不跨地区发展;并且可以探讨无限责任等多种可能的公司制度安排,以防范出资人和管理者的道德风险。


   民营小型银行的发展更需要通过现有商业银行的存量调整和民营化改革来实现。从美国银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美国银行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银行资产占GDP比例几乎没有增长,其在金融总资产中所在比例则从54%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我国银行业规模扩张已近尾声,未来其资产占GDP比例会相对稳定或下降;银行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很有可能从70%下降到40-50%。当前银行界及监管部门存在的一个认识误区是银行业资本金不足,需要追加资本。这从单个银行微观视角看是对的,但是从全行业宏观层面看很可能是错误的。整个银行业可能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或overbanking。整个行业的资本过剩是指在市场规模和竞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银行资本的实际收益率低于投资者要求的资本收益率。目前实施的存贷款高利差补贴很可能掩盖了银行业资本过剩的事实并导致资本过剩状态的恶化。因此,发展民营小型银行需要以银行体系的存量改革为主。


   存量改革可采取以下举措:(1)允许现有小额贷款公司中规范有序、审慎经营且绩效良好的转制为不设分子机构的单一银行,以适应民营小微企业、农村农户和城镇居民对银行服务的客观需要。(2)推进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支行民营化的分拆改革试点。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将部分支行出售给民营资本或转让大部分股权并保留10%-20%少数股权的方式,实现大银行业务重心的转移和银行体系的结构调整。大银行与分拆后形成的民营小银行之间的股权联系有助于促进大银行对民营小银行提供技术援助,促进两者之间业务上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关系的发展。大银行支行民营化政策还有以下益处:可缓解现有银行资本金不足;可切断金融风险通过银行总分行制度向国家财政转嫁的通道;可适当收缩国内业务,拓展国际业务,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3)为了调动大银行进行支行分拆改革试点的积极性,并实现商业银行的差异化发展,银监会可以将支行分拆改革作为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新业务和混业经营试点的前提条件。


促进民营银行发展必须以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基础。因此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与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应该齐头并进。该制度必须将存款保险作为所有吸收居民存款银行的法定要求。并可实施存款保险费率与银行规模正相关的定价政策,以抑制商业银行在规模上的过度扩张。目前中国大银行大都已是上市公司,并在市场压力下以规模扩张和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由于大而不能倒定律,大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和道德风险会给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相关救助的社会成本。因此有必要通过规模递增的保险费率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银行危机提供社会性拨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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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30, 2013

BBC | 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深化改革小组组长

习近平(中新网资料图片)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组长。(中新网资料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12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当天发布了上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早已为外界预料的消息。


新华社报道说,这一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等”。


不久前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


报道称,“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指定一个机构负责改革工作,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权力更大”


多位中国官方背景的专家对中国媒体表示,习近平出任这一小组组长职务,是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部分,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凝聚中国各方力量”。


路透社评论说,习近平亲自担任这一小组组长意味着这个小组的权力更大,超过了从前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该经济体改委90年代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大幅改革、关闭了成千上万亏损低效的国营企业,也导致数百万人下岗失业。


但路透社认为,此举将可能缓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原来市场存在对中国的改革遭遇包括一些大型国企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可能无法兑现的忧虑。


此前曾经有传言说,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或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可能会出任这一小组组长来协调中国各机构间的改革。


但《华尔街日报》等海外媒体评论说,习近平将经济权力也握在手中,李克强的角色弱化,一些海外媒体更认为李克强“被架空”。


强调反腐


由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还“听取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3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稿)》”等。


中国官方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的一个重点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工作的成绩,但也承认“当前,腐败现象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会议还决定明年1月召开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对中新社记者表示,2014年至2017年是中国改革重要突破的一个关键时期,有些重要改革明年应有务实行动。


另外,中新社记者预计了2014年中国改革的9项重点,分别为:户籍改革、养老改革、利率改革、工商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证券改革、土地改革和国企改革。


然而批评人士认为,中国社会目前遭遇经济增长乏力,腐败猖獗,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尖锐等多重危机。政治改革远远落后经济改革步伐。在没有民主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难以解决上述种种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撰稿:立行/责编: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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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韦森:预算法修改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编者按】2012年年末,FT中文网曾刊发韦森教授文章《预算法》修订风雨与中国财税改革。作为《预算法》修改的推动者,韦森教授在2012年的文章中强调从财政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一年过去了,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并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了全面改革的方案,并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写入了《决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韦森教授详述了2013年他所亲历和耳闻的《预算法》修订历程,并向中国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出了诸多可行的建议。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独家发表这篇访谈的全稿,希望推动公共讨论。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预算法》的修订从外界来看似乎悄无声息,但实际上内部动静不小。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第一次公开详述了2013年他所亲历和耳闻的《预算法》修订历程,并向我国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出了诸多可行的建议。


   记者:又一年过去了,去年您提到的《预算法》的修订有何进展?


   韦森: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一直在与有关方面进行着沟通,密切关注着预算法修订的进展。本来2013年年初就有人传出风来说会在4月1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三审《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但4月下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中,并未如部分全国人大人士希望的那样对《预算法修正案》进行三审。会后,全国人大财经委有关人士曾告诉《财经》记者说,将在2013年8月三审”二审稿”,但8月份人大常委会仍然没有把三审”二审稿”列入议程。后来又有消息说预算法审议将推迟到中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最近又不断有消息传来说,全国人大不久要重启”预算法”修改议程了。就连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在12月14日在第二届三亚财经论坛上发言中也敦促尽快重启预算法修订,并在最近一直呼吁未来财税改革应通过法制轨道加强行政问责,认为”只有通过立法让财政公开透明才能够问责,才能够更有效的解决财政预算的评估问题”。


   事实上,今年以来,我也与几位财政学和税法学的教授和专家一直保持着沟通,几次想再召开一次有关预算法修订的专门理论讨论会。但是,鉴于人大常委会一直没有重启《预算法》修改的议程,如果”二审稿”不做任何修改就再次”上会”审议,我们觉得开专门理论讨论会的意义不大。对”二审稿”的意见,我们二十多位教授在2011年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意见中都提了,在没有看到《预算法修正案》的新的修改稿之前,我们自己再开会讨论也没有任何意思,所以也就一直拖了下来,至今没有召开。


  


   央行国库库底资金与财政体制的问题


   另外今年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盘活央行国库库底资金问题”。在2013年4月下旬,财政部又提出了在央行国库中的库底资金现金管理问题,要求盘活数万亿”趴在”央行国库不动的”库底资金”,并于4月23日在资金市场上第一次拍卖400亿元出去。 2013年5月份以来,李克强总理也在几次场合中讲到要盘活财政库底资金,并于7月3日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盘活库底资金”,号召各级政府”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集中有限的资金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7月15日,财政部预算司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激活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 这实际上是在敦促大家快点花钱。


   今年五、六月份,当读到财政部要求盘活国库库底资金的消息时,我当时的第一直观反应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与多年来我们的”央行经理国库”的管理体制有关。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到2013年5月底,中国各级政府财政存款的情况是:央行国库里的资金是3万2千亿元,各级和各地”财政专户”里的存款是1万4千亿元,加起来是4万6千亿元。3万2千亿元的央行国库库底资金放在那里不动,现在看来确实是”没效率的”,”钱不能生钱”。所以我估计是财政部报告给李克强总理,一方面要大家快点用钱,一方面把”央行国库”里的钱弄出来,把它放到市场上去。如果把这3万2千亿的资金全部盘活到市场上去,再坚持1994年的《预算法》第48条第二款”央行经理国库”的条款,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我当时甚至猜测,在七月份国务院下命令要”盘活央行库底资金”,其实是给《预算法修正案》重新上会做些前期预热,扫清一些关键条款的障碍?7月份,我本来想就这个事发表一些评论,也有一些财经媒体(包括《南方周末》)也就此事想约我发表一些见解,但后来与有关方面沟通后发现,这不成为一个问题。


   为什么?因为之前已经有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布的文件在那里,盘活库底资金,与央行经理国库和维持、完善”央行单一国库账户”的管理体制不矛盾。2006年5月26日,财政部和央行联合下了个文件,叫《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库37号文),有了这个条例,哪怕你盘活了库里资金,甚至把央行国库的库底资金盘得很低,并不能改变1994年《预算法》第48条第二款、1995年《银行法》第24条以及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第2条所共同规定的”央行经理国库制”。


   按照2006年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有两种渠道可以把央行国库库底资金盘活:第一,既然国库里有政府存款的盈余,可以通过买回国债的办法把库底资金盘出去。比如,2012年年底,我国大约有7.76万亿元的国债余额,如果用3万多亿的库底资金把部分国债买回来,政府就可以少付利息了。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盘活库底资金”的选项还重来没用过,因为我们整个政府的财政还是有赤字的,故财政部从来没有操作过这一选项。另外,从宏观经济学上来讲,用库底资金回购国债,无疑是在增发基础货币。这还要在宏观货币政策上通盘考虑通胀因素和其他各种宏观经济影响。


   第二个选项是,央行国库代替财政部来拍卖库底资金到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其实质是”将国库现金存放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以国债为质押获得存款并向财政部支付利息的交易行为”。这种渠道盘活库底资金的操作办法具体是,财政部委托央行将结余的国库库底资金以利息招标拍卖的形式把部分资金”盘活出去”,以定期贷款的形式”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根据自己资金的松紧情况来对央行拍卖资金的利息”出价”,价高者得。这种通过利息招标形式拍卖出的库底资金,收益仍归财政部,央行只收一点手续费或不收手续费,拍卖率按照市场上资金短缺情况来定。


   考虑到国库的钱是”救命的钱”,严格来说这个钱除了预算规定的支出外是不能动的。为了保证国库资金百分之百的安全,《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库现金管理存款银行(以下简称存款银行)在接受国库存款时,必须以可流通国债现券作为质押,质押国债的面值数额为拍得的存款金额的120%。这就是说,如果一家商业银行拍卖到了100亿元的国库资金”定期存款”,就必须有120亿元的可流通国债质押在央行里。这意味着,如果”被存款银行”拿这笔”存款”去投资亏了,或这家商业银行倒闭了,至少一块钱还有一块二的国债券质押在这里,这样就能确保财政资金百分之百的安全。


   经过查实,从今年4月23日到9月12日,财政部通过央行共拍卖了8次库底资金,总共为3700亿元,拍卖的”存款利率”(存款银行给出的”存款利率”)从4.23%到6.5%不等。大家知道,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上的资金面一直比较紧,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一直在3.5%以上,甚至到12月19日,3个月期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一度超过8.0%。大家知道,在6月21日前后,曾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场小的金融风暴,隔夜shibor竟攀高到13.44%以上。由此也可以理解央行替财政部盘活库底资金3700亿元的182天和91天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在4.85%上下的原因了,这说明中国资金市场整体上来说一直真的很缺钱。


   尽管如此,由于央行替财政部拍卖到商业银行”固定存款”的渠道来盘活库底资金的办法,要主要考虑基础货币投放的因素和影响,故全年央行通过这种渠道盘活的财政资金还只有几千亿,相对于在3万多亿元的央行国库库底资金整体来说,这大致还是个零头,仍然没有改变各级政府大量财政存款以库底资金的形式”趴在”央行国库中不动的基本格局。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财政体制有问题,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说明目前中国政府还是有总量减税的空间和可能的。最近几天,又看到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10月全部政府存款余额又攀高到4.12亿元,比9月份政府存款增加了6683亿元,相比4月份是4.6万亿的财政存款余额来说,并没有减少多少。这实际上说明,一些库底资金在年中被盘活了出去,又有一些新财政资金进了央行国库重新”趴了”下来。这也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政府还真的”不差钱”,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财政体制到了非改不行和非大改不可的时候了。这同样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的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的财政制度需要大改,这才是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亟需要改的东西。


   那么,要不要改目前我国的央行经理国库的管理体制?从世界各国的财政资金的管理体制来看,国库现金运作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库现金全部存入中央银行(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和2002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的《中央单位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中第四条所明确规定的”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即TSA,就是指向这种国库管理模式,尽管这些年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开设了许许多多”财政专户”实,际上有违这种国库管理模式);第二种是存入经过招投标产生的商业银行,并收取利息;第三种模式则是国家财政部门在中央银行保留了一定余额的库底资金后,余下的库底资金可以用于货币市场短期投资,获取短期投资收益,但这种模式实际上还是第一种模式的改造版。按照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在2013年4月份的说法,在采取第三种国库管理模式的国家中,”建立库底目标余额制度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库底资金除满足日常支付需要外,其余部分用于现金运作”,在国际上,有一种标准说法,叫”经营库款”。今年以来,财政部和央行显然是已经按照这”第三种模式”来做了。


   但现在的问题,按照这种模式,还是应该坚持现行的”央行经理国库”制,或具体来说,应该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央行”国库单一账户”(即TSA)制度,而不是任何削弱和取消这种国库管理制度。那么,到底如何处理和对待目前各地和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的20多万个”财政专户”?按照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女士的主张,未来应该取消财政专户,实行所有财政资金的央行”国库单一账户”管理。这样做无疑可以堵死许多政府官员利用”小金库”进行腐败寻租的渠道和可能,也更利于央行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宏观管理(因为目前全国一万多亿”财政专户”中的存款显然已经在货币市场上流通着),但在目前看来很难做到,只能随着以后政府财政存款的慢慢下降而逐渐减少。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财政部在2013年4月12日发布了一个《财政专户管理办法》(财库2013年46号文),在第6条第三款明确说”国库单一账户不能满足资金管理核算要求,需要开立财政专户”,并在同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财政部文件规定开立财政专户”。46号文实际上已经把现存的几十万个财政专户给”合法化”了,这也实际上改变了1985年的《金库条例》和2002年的《国库支付管理办法》中的央行”国库单一账户”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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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习近平出任“深改小组”组长 大权独揽体制逐渐成形
















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这一决定破除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组长人选的悬念,赢得官媒的一片喝彩,但同时也引发了对习近平“大权独揽”的质疑。









缅甸: 缅甸大规模释放政治犯 兑现改革承诺




据路透社报道,继今年10月缅甸当局释放了56名政治犯后,目前在押的大部分政治犯将于周二获得释放。这使得现任总统吴登盛关于年底前大赦政治犯的承诺得以兑现。预计此次将有230名政治犯重获自由。缅甸当局的改革姿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










缅甸总统吴登盛
REUTERS/Aaron Favila/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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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拟用 “雪龙号”上直升机营救南极被困船

俄国外交部表示,如果天气允许,将通过中国“雪龙号”上的直升机撤离被困南极冰海中的一艘俄国科考船的人员。


明報 | 新疆公安局遇襲 警斃8匪徒

【明報專訊】昨日清晨6時30分許,有9名暴徒持砍刀襲擊新疆喀什地區的莎車縣公安局,並投擲爆炸裝置、燒車,其中8名暴徒被擊斃,1人被捕。新疆自治區政府發言人羅夫永昨日就對本報表示,本次事件可以定性為恐怖襲擊,目前仍在調查中。






當局稱恐襲 拒透露細節


新疆官方媒體「天山網」昨日發布簡短消息稱,襲擊者向公安局內投擲爆炸裝置,並縱火焚燒警車,「公安民警果斷處置,擊斃8人,抓獲1人」。另據新華社稱,受境內外「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煽動影響,新疆暴力恐怖活動進入高發期、活躍期。這是今年官方公開的第11宗涉嫌暴力恐怖活動,其中10宗發生在新疆,1宗在北京。


本報記者昨日致電新疆自治區政府發言人羅夫永,他表示,事件可以定性為恐怖襲擊;但卻對是否造成警方及民眾傷亡、襲擊者的民族等細節諱莫如深,僅表示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如有進展將向媒體公布。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昨日傍晚發表聲明,呼籲國際社會和歐美國家採取措施,阻止中共最近推行司法改革後,採取直接射殺維族抗爭者以省去司法判決程序的做法。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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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借贷急速上升




香港獨立媒體 | 真普聯發起市民「一人一信」表達政改意見






(獨媒特約報導)真普選聯盟今日(12月30日)下午舉行記者會,公佈「一人一信」活動詳情,呼籲市民用真普聯設計的信件,填寫對政制改革的意見,寄至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並出席由民間人權陣線及真普選聯盟合辦的元旦遊行,「把民意擺在街上」。真普聯主席鄭宇碩、公民黨梁家傑、工黨何秀蘭、李卓人及社民連梁國雄等人均有出席記者會。


政改諮詢文件片面 誤導市民


特區政府於本月4日公佈《二零一七年行政院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諮詢文件》),開展為期五個月的政改諮詢。惟《諮詢文件》內沒有詢問市民對公民提名的看法,更把「機構提名」列為提名程序的必要條件。真普聯認為這是把個別北京官員的言論凌駕《基本法》,亦指出特區政府沒有就取消立法會分組點票及功能組別諮詢市民,令諮詢片面且具引導性。


「一人一信」 就政改表達意見


真普聯所設計的「一人一信」信件,羅列11個對政改的要求,供市民選擇,例如「於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中,加入公民提名」、「於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中,加入政黨提名」、「盡早取消所有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等;市民亦可在「其他意見」一格中表達意見。市民需於信內填寫姓名、電話、電郵、身份證英文字母及首三個數字。活動並無年齡及居港年期限制。


真普聯會於元旦遊行的街站中派發信件,市民可即場填寫交予真普聯,或自行透過電郵、傳真或郵寄交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市民亦可在真普聯網頁下載信件。明年2月,信件將可見於各區街站,方便市民填寫。


真普聯製短片 倡公民提名及政黨推薦


真普聯推出「瞬間看普選:海外篇」動畫宣傳片(見下),簡介美國、英國及台灣選舉的提名制度,顯示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是國際常見的民主提名方法,故香港市民要求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中加入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乃合符情理。


民主派議員籲上街兼寫信


多名民主派議員呼籲市民元旦上街表達意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總幹事葉建源呼籲老師、學生及家長寫信及上街,別錯過機會。社民連梁國雄則特別呼籲年青人行動,指年青人較少顧慮,是爭取普選的中堅力量。街工黃潤達指,「一人一信」設計簡單,只需剔格子,亦可隨意加入其他意見,方便基層勞工填寫,新來港人士亦可參與。


有記者問及「一人一信」中的要求是否有引導性,真普聯主席鄭宇碩指,真普聯呼籲市民支持其立場,從不迴避,市民則大可在信上打交叉。他重申,如無真普選,特區政府將難以管治,無法達致和諧社會,長治久安。


元旦遊行警方安排恐生衝突


真普聯主席鄭宇碩在記者會上重申,按警方慣例,一般會分隔不同政見的示威者,惟是次元旦遊行中,警方未有任何分隔措施,且不反對其他團體於元旦遊行已劃定的路線上擺設街站,使兩批示威者衝突風險增加,亦加重前線警員工作負擔。他促請監警會留意警方安排,以便日後處理投訴。


編輯: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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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城”令中国担忧,取消劳教令外媒质疑

近年来,中国各地“鬼城”频现,令中国政府感到担忧。而中国政府关于取消劳改营的决定,却普遍引起外媒质疑。国际人权组织估计,中国政府是在自欺欺人。


习近平“大老板”,李克强靠边站?

中国官媒新华社英文今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习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早前《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习近平将经济权力也握在手中,李克强角色弱化。


审计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接近18万亿

中国周一宣布了债务审计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负债在6月底达到了17.9万亿元。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深思熟虑之举

安倍晋三是七年多以来,首位在任期内参拜具有争议性质的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虽然做出了和平承诺,可是正如预期,他的这番表述并不能平息邻国中国和韩国的愤怒情绪。


喀什再度发生暴力事件

据中国媒体报道,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周一发生“暴力袭警”事件,8名袭击者被击毙。今年以来,新疆地区已发生了9起暴力袭击事件。


李崇禧落马,周永康“四川帮”再被清理

中国官媒新华网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李崇禧为一年多来落马的第18个省部级官员。知情人士透露,李为周永康“四川帮”核心成员。


中日: 北京称“中国人民不欢迎”安倍




中国外交部在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数日之后,30日又在北京宣布安倍晋三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0日在北京一次例行记者会上指责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对话的大门。秦刚指出,“中国人民不欢迎他,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同这样的日本领导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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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继续谴责安倍“拜鬼”

中国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关闭与中国的对话大门。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安倍拜鬼。


点评中国:“U”型转弯 ——习李新政一周年

中共十八以来,习李搭档的新执政团队,更像一期实习驾驶的准司机班,要考驾照。路考的动作相当高难:“U”型转弯。难在哪里?


独立媒体正在改造台湾社会

台湾媒体背后财团、政党和中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许多不愿同流合污的记者干脆自立门户,他们的专业和良知,尝试逐渐改造台湾社会。


香港/大陆: 港媒:周永康完了打压法轮功的香港青关会也完了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法轮功办的大纪元网站报导,在香港街头经常向法轮功街站信众包围甚至谩骂的青年关爱协会,由于经费来源有断粮之虞,或将在下月解散。据该网站报道,这个青关会的幕后首脑是大陆燕京啤酒的干部,而燕京啤酒据称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密切来往,周永康下马间接令青关会失去经济支持,恐怕将在下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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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周永康人马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严重违纪遭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9日发布声明,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由于李是在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时获提拔,并身兼大秘书与纪委工作,外界认为是习近平整肃周的另一新举措。










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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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December 29, 2013

华夏时报 | 党校教授批评“公务员嚷嚷涨工资”:洗洗睡吧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这句反映婚姻的名句,如今用来形容当下公务员的生活状态,似乎再适当不过了。


屁股决定脑袋,当今年二季度7.5%的GDP增速将全国上下惊出一身冷汗时,当全国的财政收入很可能自1991年之后,首度回落至个位数增长区间时,大家都意识到,要过紧日子了。


在政府钱袋子最紧的上半年,鄂尔多斯等地甚至上演了政府向企业借钱给公务员发工资的“荒诞剧”。


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的中国经济,还能承受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吗?总理回答说,“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而随着取消下放行政审批、公车改革、养老、医疗并轨等一些延宕多年的改革重头戏加速推出,公务员这个“金饭碗”,如今正慢慢褪去昔日的光辉。


紧日子来了


“现在普通的公司白领,谁年底不发个三五万块钱,平时工资还比我们高,公务员的那点七零八碎的小福利能值多少钱?”在某中央级人民团体工作近三年,张克勤(化名)今年年底郁闷了好一阵子。


“我们年底除了多发一个月工资和1000块过节费,什么额外的奖金也没有。”不过,他的诉苦没有换来同情,因为根本没人信。


今年中央又是反“四风”,又是“八项规定”,张克勤明显感到饭局少了。而什么年货、礼品、购物卡之类的这些往年习以为常的小福利,今年也不见了踪影,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只有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


住在位于海淀三虎桥的合租屋内,每月拿着几千元的工资,每天挤地铁上班下班,工作十年如一日的一成不变,张克勤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10年、20年之后的生活,单一而又乏味。可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一百多万的同学们厮杀在“国考”前线,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围墙”中的一员。


因为曾经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被社会普遍看做是生活在云端的国家干部,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应该衣食无忧,工作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可现如今,他们却像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劳动者一样,在北京租房、挤公交、买菜做饭。


公务员日子的松紧当然在中央与地方并不一致,富地方与穷乡僻壤也有天壤之别。然而,谁也无法否认,随着公务员队伍的日益庞大,而财政增速不断放缓,此前习以为常的“特权”,已渐渐失去了财力的支撑。


高端餐饮、会所今年无不在寒冬中哭泣,商务部2013年的年终总结很能说明问题——商务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奢华消费势头得到遏制,高档餐饮业餐费收入同比下降20%以上,公务消费明显减少。


财政部将“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警告从年头喊到年尾,中国的财政收入以平均超过20%的增速傲视全球的“黄金十年”一去不返。2013年,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速可能自1991年之后,首次跌落至个位数区间。明眼人都看得到,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的中国经济,将难以继续为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买单。


对研究数据情有独钟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最爱替政府测算那些羞于启口的数据,好比说三公经费、地方债、土地财政等等。经他测算,2008年中国行政公务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达36%-37%,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5%。最昂贵的政府这一说法始于他口。


“可以推想,未来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李克强总理都说这么直白了,有些公务员却还在嚷嚷涨工资,“洗洗睡吧”。


新选择


形势比人强,聪明的人总是顺势而为。


在一周前的朋友聚会上,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李玉(化名)一边吃饭一边宣布了即将离职的消息。在机关工作满7年之际,年仅28岁的他,已经是正科级干部。他一语扔出似炸弹,朋友们顿时掀起一阵密集的盘问,“为什么啊?”“去哪儿?”


实际上他在一年多以前停薪留职去英国深造之时,就已经动了离职的念头。“北京的机会这么多,我回来干个什么不能赚这几千块钱。”他已经厌倦了这一成不变的生活。


李玉曾是学校中的佼佼者,他通过史上最难的国考挤进公务员队伍,又通过两年在职学习,拿下了北大法学硕士学位。但是,当不少在企业工作的同学、朋友们月薪过万之时,李玉拿到手的月工资只有五千多块钱。公务员身份虽然给了他一张北京户口,但如今他需要的是一份更有挑战、更有成就的事业。


“我身边好多同事都有跳出来的想法,只是暂时没有合适的机会吧。”在李玉等人的眼里,不远的将来公务员所从事的事务性工作的社会价值会降低,这一职业也不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这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现在的政策导向。”


2013年,主动跳出公务员围城的还有广州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和民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处长陈勇,弃政从商是他们共同的选择。


其中,47岁的孙雷,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先后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市外经贸局、南沙新区工作过,分管领域多与经济、招商相关。“业务能力很强”,“拼命三郎”是他的特点。据说他离职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但未能留住。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2013年诺贝尔奖北京论坛上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看来这种浪费正在自我纠正。


李玉把这种趋势称为公务员去精英化。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分房已成传说,涨薪遥遥无期,公务员的实际待遇已经不及以前,但相对社会普通职位无疑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从流量上看,受“最难就业季”的影响,201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热度不减,最终报名人数为152万,刷新纪录。从存量上看,2008年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数量分别是659.7万、678.9万、689.4万、702.1万、708.9万,5年间增长近50万人。


公务员热还能持续多久?没人知道。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肯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退。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公务员并不算很好的职业,招人都比较难,但中国却受到热捧。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随着养老双轨制的改革和聘任制推行,附加在公务员这一职业上的特殊性将会逐渐剥离,公务员热或许将会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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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警方击毙8名"恐怖嫌疑分子"




爱思想|徐达内:媒体札记:是人不是神


   在围绕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理念光谱中,口口声声”大救星”或”大魔头”的人们分别占据左右两端,而在当中的大片地带中,挤满了暧昧面孔,他们因为学校教育和正统宣传而潜移默化对伟人的敬重之情,但又拜这十几年来的互联网和媒体揭秘,而见识了中共开国领袖的另一面。对这些在争议中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毛泽东有功有过是基本判断,至于是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三七开”,那就只是个具体的比例问题了。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习近平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稳住这个基本盘,为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保留从毛泽东手中继承而来的执政道统以及合法性。


   当年,夺得最高权力的邓小平面对挑战时,说的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30多年过去了,习近平现在说的是”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昨天午后,新华社发出电稿《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以及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近万字讲话。晚间央视《新闻联播》以10分钟的头条时长播送摘要,最后部分的画面中,出现了七常委向毛泽东坐像三鞠躬的过程,但电稿中提到的”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未获公开上映。


   在人民网、新华网的示范下,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和凤凰网均中规中矩地沿用”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全文”作为首页头条标题,一度摘取”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做法也在夜间被更正。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当那些宣传官员紧密监控下的媒体不能妄自揣测上意之时,微博微信上的意见领袖互相激荡启发,找到了破译文本的密码。感叹习近平频繁引用毛泽东诗词算是第一印象,最好的办法终究是作对比,特别是对比习近平的2013与两位前任总书记的2003、1993。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所发表的《习近平评”毛”释放的信号》,成为昨晚获得最多传阅分享的解读之一。署名作者元淦恭提笔便是方向判断:”此番讲话与前任领导在’毛诞’日上的表述有诸多不同,颇值得玩味。多方显示,毛思想在某些方面有重回执行层面之势。”


   根据文章回溯,在198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胡耀邦”除了对毛泽东在一般意义上的肯定,还特别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出发,较多地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专门剖析如何看待毛的晚年遗产,提出’继续推行他晚年错误的一套’、’担心公开揭露他的错误会造成信任危机’、’把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因晚年失误而一笔勾销’三方面的看法,都是不可取的”。而从1993年开始,每个整数年份的毛泽东诞辰纪念大会,领导人讲话都会重申《关于建国以来当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即”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与此同时,每一代领导人都会在原有评价的基础上加上新的表述。1993年,江泽民在前述表述的后面加上了’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2003年,胡锦涛在江泽民讲话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而习近平如今又新增了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新表述。”


   根据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中的分析,”历届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越来越长,其中透出最高决策层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的态度”:”毛泽东去世之初,华国锋尚在主政,当时官方报道中对毛泽东均持全盘肯定的立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邓小平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导核心’,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出现调整,从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出炉到八十年代中期,官方在涉及毛泽东的评价时都较多地涉及他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要把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1993年以后,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时隔已比较长。为了避免刺激国人对’大跃进’、’文革’等惨痛经历的过多回忆,官方在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中逐渐淡化了对他所犯历史错误的着墨,而强化了毛泽东作为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讲话中新增的表述,并没有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转而强调毛泽东领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改变国家面貌的历史功绩。最高层显然将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联系到一起,力图超越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价,转而以毛泽东凝聚民众对于中国实现’独立自主’的民族自豪感,激励民众对于’民族复兴’理念的认同。”


   回忆历史是为了解读未来,文章宣称,在昨天的讲话中,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现了一个目的:”在’毛诞’纪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是个热词。这一词汇的重要性随着习近平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开拓者”的定位而达到高峰。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思想一词已经逐渐从日常话语中淡出。官方报道中提及最多的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是,这一体系和毛泽东生前的思想和言论客观上存在着差异、甚至冲突。因而官方在毛诞纪念和党代会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合,邓、三、科等理论创新就不再是对毛泽东的否定,而成为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换言之,每一次毛诞纪念都成为高层对外宣示其意识形态延续性的平台。”


   对比江泽民胡锦涛的讲话篇幅比例分布后,作者元淦恭得出”习近平本次纪念讲话和此前两次区别很大”的结论:”习近平的讲话更多地涉及到对毛泽东本人经历的叙述和对他生平的评价。除了继续肯定毛泽东作为伟大爱国者的地位,强调毛泽东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做的历史贡献以外,讲话中有相当篇幅专门谈及毛泽东晚年错误,其中意味深长。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网络时代的舆情多元化使对毛泽东的评价的争议越来越多。习近平近年来一直强调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因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能因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主张,则直面评价毛泽东这一敏感议题。此次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表态,可谓是对涉及毛泽东评价的争议的官方定调……表明了他对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更再次重申,否定毛是’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在涉及毛泽东的问题上画出一道清晰的意识形态红线。”


   在七段解读的最后部分,这个以”决策者的首席情报顾问”作为口号的新媒体也将目光瞄准曾被搜狐网易视作风向的那句”活的灵魂”,展现了探幽入微的能力:”习近平讲话的后半段,没有像之前领导人一样分领域铺陈未来工作部署。他专门提到’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一表述不太寻常,江泽民、胡锦涛在毛泽东诞辰的纪念活动时,都没有这类表述。这一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习近平并不把毛泽东思想看作历史范畴中的概念,也从属于现实政治的轨道。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定的基本路线当然决定了执政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具体措施,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可以直接指导党建、外交等领域的具体工作。多方评论皆指出,习执政以来在外交等方面多有毛的风格,可为明证。习近平肯定的不只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具体方法论的现实应用,信号意义明显……在继续强化毛泽东’爱国者’形象的同时,重新挖掘毛泽东时代政治实践中的’有用成分’。一个佐证是,今年年中,官方媒体在时隔五十年后大举宣传毛泽东1963年关于’枫桥经验’的批示。作为1963年”四清运动”的典型,’枫桥经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官方媒体上的’冷词’,’枫桥经验’在主流语境的回归,或是’毛泽东思想’重回执行层面的一个指标。”


   较之”智谷趋势”的上下求索,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通过微信公号”管窥一得”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念毛泽东诞辰三次活动的对比和启示》,主要是通过表格形式做”纯学理分析”,得出以下观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关注焦点,三次纪念活动基本延续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2013年的讲话中评价内容非常丰富。三次纪念活动上总书记的讲话文风不同,结构安排也不同,但一些重要评价、判断是一致的。”


   但是,与此同时,以”冬眠熊2010″作为网名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却认为习近平是”用尽赞语之评价”:”把毛捧上了神坛,大大超越邓对毛的三七开定论,达到了九一开的高度,而绝非有朋友评论的’中肯’或萧规曹随。他基本把毛赞誉为百年第一伟人和民族英雄,其盛赞程度几乎就是在说毛是千古一帝。”


   究竟是”萧规曹随”,还是”捧上神坛”?究竟是低调循例,还是高调张扬?莫衷一是。例如,与管清友共事于盘古智库的易鹏,就在微信中宣布自己不认同”大张旗鼓”之论:”总体在降调。胡十年间唯一一次去湖南就是十年前110周年去的,主要去韶山,习最近一次去没有去韶山。”


   在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对毛泽东时期的认识和评价是区分敌友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最能吸引眼球的焦点议题。当此紧要关头,具有尺度优势的大公网也没有错过解读机会,基本立场是”仅从单篇讲话判断路线问题,显然过于简单和草率”。


   昨天下午,这家香港大公报下属网站即以《习近平谈历史错误:一承认二分析三纠正》作为要点概括,并刊首页评论《莫以”毛泽东诞辰活动”观察中国政治走向》作为预防针。文中,特约评论员张广昭在新华社还没有发稿确认习近平瞻仰之际,就已经宣布:”纪念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无关意识形态走向,更不能作为判断新一届中央政府施政走向的依据……毛泽东评价问题、纪念问题,并不只关系到历史人物的个人荣辱,它更关乎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政治命运。因此,无论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规格多大,习近平是否出席并发表何种讲话,都无关意识形态走向,只与合法性有关。”


根据这位人民大学政治学硕士所言,外界因为习近平治理中的”毛氏色彩”以及公开纪念毛泽东诞辰活动,便怀疑中国走回头路、向左转,是重大误判:”习近平是坚定的邓小平主义者,毛氏色彩乃是继承中共优秀传统。十八大以来,在面临党内治理难题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开展了具有毛氏色彩的整风运动和反腐行动。某种程度上,’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老虎、苍蝇一起打’等执政口号和施政策略,的确都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但它们同时也是是中共党内优秀的治理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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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中国父母送子女海外留学还划算吗?

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送子女赴海外留学,家长开始重新盘算海外留学的利与弊。


中国 德国: 德语媒体:共产党不愿批毛




德语媒体对中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但不批判毛的错误普遍表示批评。德国《商报》写道:尽管毛泽东的各种运动使中国陷于动乱,但毛泽东神话在中国依然很盛行。共产党不但对毛泽东表示推崇,党主席习近平还仿照文革做法,要求党员进行“批判和自我批评”,并且重提“意识形态斗争”和“群众路线”。自邓小平对毛泽东三七开后,共产党始终不愿去毛化。










上海一所大学的毛泽东雕像
REUTERS/Aly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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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横: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在新一年前景的分析与展望
















听众朋友,在此辞旧迎新之际,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在2014年的表现自然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在欧美深受债务危机拖累的时候,人们把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上。









习近平买包子余波未了“主席套餐”脱销

猪肉大葱包、炒肝、芥兰成为“主席套餐”。中国网民对习近平的“群众路线”各有不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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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许包子引发的热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一家包子店吃包子一事,在网上火速传播开来,照片、视频、报道,应有尽有。肯定赞扬、冷嘲热讽、不以为然,网友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网络经纬: 与毛泽东冥诞有关的一些讨论
















今年是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有关如何纪念毛泽东的问题是毛时代之后每届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否纪念,采取何种方式纪念都会被看做是领导人对待历史和中国政局的风向标。









中国/习近平: 中国网民分析习近平亲民秀的安排手法




关于习近平亲民秀的讨论29日在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发酵。很多网友质疑,习近平选择的庆丰包子在口感和服务上都一般,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家?网友“金毓城”发文分析了这场策划背后的考量。










2013年12月2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一家庆丰包子铺用餐。
图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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