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才能形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在那本书中我提出，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均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是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中国的不均衡属于第二类，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要继续努力；而农民产权还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土地确权：重启农村改革
土地确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土地确权问题。
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纸屑遍地，跟当年土改完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不再担心土地被别人随意侵占。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谁也不能随便圈农民的地了，也不能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理踏实了，因为他们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之前，农民土地流转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土地入股以后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
此外，我们了解到，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缩小了那么多。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宅基地的旧房子都拆掉了，都是农民自己拆掉的，盖上了新楼，我们到的那个村子都是盖的四层楼，我问他们，住得了吗？他们说，家里人少，住一层就够了。其余的出租作商铺，或者租给外地来的经商和务工人员，这样农民就有了房租收入。第三，土地确权以后，通过土地流转，有的农民从其他人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水果、花卉业，增加了收入；而把土地流转给别的农民，自己到外面打工或开店，发展小微企业，还有可能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总之增加了收入。由此可见，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乃至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好处”，就是完成了土地确权的地方，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浙江嘉兴丈量以后发现统计耕地增加了20%。耕地怎么会增加呢？我们座谈会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这样土地就多了；再者，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田有田埂，割成小块，用牛耕作，田埂刨掉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用拖拉机了，田埂都算地里面了；第三，农民很实际，当初要交农业税，能少报就少报一点，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之土地可以入股，可以转包，可以出租，少报土地面积只会让自己吃亏，所以没人少报了。就这三条，让耕地增加了20%。
土地确权了，将来农业大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贯彻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只说西欧有家庭农场制、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加拿大有家庭农场制，中国没有，将来中国要有自己的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还要懂经营，利用规模经济的办法。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民营企业体制转型
首先是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国有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先谈高层次的问题。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要管资源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资本投资基金公司，管控股，管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出资本。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了。
为什么提出资源配置呢？我们知道，经济学中长期以来着重的是生产效率变化。生产效率是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分析的。在一定的投入与产出之比的前提下，多投入就多产出，少投入则少产出。如果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表明生产效率提高了，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了，也表明效率提高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上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效率：假设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产生N+1效率，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对宏观经济来说更有效。
下边，我们谈一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你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你管住了，一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家有股东大会，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法人治理结构，你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这样他们就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了。如果发展得不好，就降低或撤出股份；要是发展态势良好，就投入或加大股份，这样可能对企业的作用比直接干预要好得多。
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用改革，而说是体制转型？因为用“改革”怕引起误解，怎么会引起误解呢？因为一提民营企业改革，有人就会想，是不是将来要国有化啊？怕引起这种误解，所以我用的是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你别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我调查了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界定，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当时有当时的惯例，产权模糊。
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家长有经验等等，但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了，“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按家族制管理呢？他遇到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遇到了谁来接班的问题。家族企业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定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第二个选亲，跟我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我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种情况下往往不适应潮流。所以，建议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应该采取激励人的制度，可以从里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改制。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行政干预太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不转型也谈不到经营的重大问题。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认为初次分配是重点，跟现在一些人不同。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易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个并重。
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是农民工、城市的中下层。他们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单个进入市场，是弱势；需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它们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他们怎么解决的？工会的力量，工会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给由它替他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介入到这个中间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工会出来替农民工讨工资的——农民工也是工人，就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要改。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它们是强势单位，它们说不要你的东西了，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成本更高，所以说这种情况要改。在西方国家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他们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有这么一些东西，所以他的力量大，直销国外。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联社可能是一种协会性质的，但比协会要紧密一点，主要它是一个独立法人，这样就形成了。
第四，教育制度要改革。因为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的工资待遇。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是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这几年农村的义务教育现在有所改善，但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情形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取大学，考不取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初中毕业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作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下来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他不当农民工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初次分配有差距，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因为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这种情形要改。因此，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不能说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同样重要。
谈到社会保障，需要讲一下刚性福利。随着社会保障扩大，是多年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趋势所在，于是也产生了福利刚性，就是福利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不然的话很小的问题都会闹成大问题。
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被德国侵略者封锁，粮食很难进去，食品供应不足，所以采取了配给制，包括首相丘吉尔跟大家一样的领一份配额。当时就感到，中学生吃不饱，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给在校的中学生上午上课期间免费牛奶一杯，这在整个福利政策是很小的一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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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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