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横看天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8-25
本站发布时间：2010-8-25 14: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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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一些媒体如凤凰网等都热烈的报导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考察工作的情况，并对温总理在深圳的讲话作了自己的特别解读，尤其是对于温总理有关要全面持久战推进改革的讲话特别热捧。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工作时讲：……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总理还讲：“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并明确地指出：“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必须承认，读了温总理的这一通讲话，确实让人感谢到心情激荡并产生冲动，使人们感到了温总理对中国的进一步改革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也看到了温总理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急切地关注和担忧。
纵观现代的中国社会历史，中国社会的每一次的历史变革都是需要一位历史伟人、巨人来推动和引导。温总理这次“南方”的讲话，使人们自然会联想起来18年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当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就很快就掀起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短时间内就很快的转入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次温总理的讲话后会不会像一些理论家、评论家们预测的那样，也会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或者是热潮呢?据笔者的个人经历和经验判断是很难出现的，其判断的理由如下：
一、就目前来看，中央高层和地方各级部门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目标和动力还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共识和形成统一的步伐。实际上，从胡温执政以来，多次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特别是中共十七大以后，高层领导也在不同的场所多次讲到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然而，这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行走缓慢，姗姗来迟，一直是只听楼声响，不见人下楼，只打雷，不下雨。虽然全社会都热切地盼望尽快地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大众也都热烈响应高层的领导的讲话和号召，急切的希望投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之中，而实际的社会现状确是，政治体制的各项改革仍是一个不可踏入的禁区，不但是行动上的禁区，而且还是理论研究和讨论的禁区，有些话、有些观点仍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可以在媒体上发表的，仍存在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手腕来压制这方面的研究、讨论和建议，意识形态的观念仍很浓烈。这种社会现象与高层领导的讲话成明显的反差，甚至大唱反调，这也暗示人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并没有真正的达成，从而也使人们对中央高层再次讲到所谓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的可信度下降，大多数人认为，高层的讲话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是讲讲客套话，是走走场，并无真意。也就是说不要把这种讲话当成真的和报有多大的希望。说实在笔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和感觉，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和地方各级并没有真正的动力，并没有要动真格的去干。所以现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仍是来之党内和党的高层的决心，也就是说高层还没有真的下决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风险比想象的要大，任务很艰巨。中国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同时在改革的进程中也是困难重重、阻力很大、任务艰巨。但不管怎样的难，总算把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关给攻克了，在攻克经济体制改这个难关中，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执政者之外的组织机构和人群。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政者、当权者的根本利益，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指向政府之外的利益群体，政府和执政者不但在改革中没有丧失利益而且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获利者，政府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不但没有因所谓改革而真正的放权和限权，反而更加集权和扩权。权力与资本结合，权力对资本和资源的垄断使得权力的寻租价格越来越高，权力和市场相结合成为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权贵经济结合体，成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经济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了合理的集权理论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受损群体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弱势阶层，尽管改革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和损失，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抗争权，所以构不成对改革多大的阻力，就发生了老百姓群的“体性闹事”，也在以“维稳”和顾全大局的名意下被强大的公权力所压制住。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则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好相反，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真实要义和核心就是对执政者和官员们的权力进行限权、缩权、收权和放权，要当政者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要他们服务于民，这种改革对当权的部门和执政者来说是不利的，让权、放权、恨权是个痛苦的事情，所以尽管中央高层领导积极推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但仍受到来之各方面的阻碍、干扰和拖延，高层的指示很难得到落实。另外中央高层也担心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影响到执政地位的动摇，所以在实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也是有所顾忌的，信心不足和动力不够。实际上也是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但为了回应人民大众和社会呼声的强力要求，不得不在一些场所做出姿态，大声的呼喊一下，但并无真意的马上去实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风险和任务要大得多、难得多，所以作为执政者也不得不考虑再三的。
三、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列车缺少伟人的推力相助。回顾中国的历史变革过程，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历史的车轮在进入到历史的拐点时，需要有一位伟人来挥臂一推的力量相助，才能使这个列车驶入新的道路在新的征途不断前进，而目前中国社会正是缺少这个伟人力量的助推，这并不是说现在的领导人没有能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说他们还没有积蓄到那种振臂一呼人人响应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资本，达不到当年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的威信、威力。如当年邓小平在珠海讲了一句市场经济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没有阶级性。就立马打破了横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障碍，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迈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宽广大道，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比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还要“市场经济”。而如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么顺畅、顺利呢?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履步不前呢?这种雷声为什么打不出雨水来呢?说明雷声的威力和响声不够大，同是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相当的大，没有巨人、伟人的权威、威力是很难推动的。大家想一想，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和核心是改革执政者手中掌握的权力，是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去的行动，这种改革就好比是与虎谋皮、狼口夺羊。发起这样的改革必须要有很大的胆量与勇气，必须自己有一定威力和能量。中国有句俗话：“打铁要靠自身硬”。同样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推进者自己有过硬的权威和充分的理由。邓小平之所以能推动得了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能打破经济体制改革的禁区，因为邓小平有着自己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政治资本、政治权威，政治号召力，而他的这些权威、政治资本是得到历史、人民和社会各界所认可和肯定的，再加上当时的中国社会不搞经济体制改革就面临着国家经济崩溃危险的理由，所以他的一声号召是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即使就是邓小平这样的威信，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和阻力)而现今的高层领导的威信、威望、号召力、政治资本和政治能量远不如邓小平，所以他们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确实有着很大的难度。对高层领导有着这样难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说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搞选举制吧，就会有人说三道四，他们会说：你们自己不是选举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当官和提升时非要搞选举制?如在基层推广选举制，基层的官员会怎样想，他们同样也会说：你们做那么大的官，职位那么高都不经过选举，反而要我们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去层层考试、演讲、竞争，这算那一门子?大官可以到处空降，小官反而考(烤)得皮烂肉焦，这公平吗?正是这样现状，所以高层领导们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威、力量、理由方面是存在先天不足的。
四、从现实的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地，也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从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后社会上的反应表现来看，国内的主流媒体并没有进一步的跟进宣传和热热评述讨论。如果讲话真是发起改革的信号和前奏，那按照中国主流媒体和宣传部门的工作规律和惯例，将会在各主流媒体上发起大讨论，各级的有关领导人将会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学习心得、在特定的场所有表态和表决心的举动，其他的领导人也会跟进解读和阐述，而实际这一切都没有出现，主流媒体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惯例的新闻报导而已，这就表明了温总理的深圳讲话也仅仅就一个视察工作后的正常总结性讲话，并不是像某地媒体和某些理论家、评论家们预测的那样，未来将会出现一场宏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动作(或称运动)，因此不会出现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效应。
虽然温总理的讲话不能马上发生巨大的效应，但不可否定的是，温总理的讲话也向人表明中央高层决意改革的态度和决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定是会改革的，但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一下子有多大的变化、变革，所以人们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
当然，从个人的心情上来讲，笔者也是非常希望温总理的讲话很快变为真实。
(真的希望我文章中的观点是错误推断和判断，在中国的大地上真的很快掀起人们盼望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浪潮)
纵观现代的中国社会历史，中国社会的每一次的历史变革都是需要一位历史伟人、巨人来推动和引导。温总理这次“南方”的讲话，使人们自然会联想起来18年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当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就很快就掀起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短时间内就很快的转入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次温总理的讲话后会不会像一些理论家、评论家们预测的那样，也会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或者是热潮呢?据笔者的个人经历和经验判断是很难出现的，其判断的理由如下：
一、就目前来看，中央高层和地方各级部门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目标和动力还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共识和形成统一的步伐。实际上，从胡温执政以来，多次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特别是中共十七大以后，高层领导也在不同的场所多次讲到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然而，这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行走缓慢，姗姗来迟，一直是只听楼声响，不见人下楼，只打雷，不下雨。虽然全社会都热切地盼望尽快地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大众也都热烈响应高层的领导的讲话和号召，急切的希望投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之中，而实际的社会现状确是，政治体制的各项改革仍是一个不可踏入的禁区，不但是行动上的禁区，而且还是理论研究和讨论的禁区，有些话、有些观点仍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可以在媒体上发表的，仍存在用打棍子、扣帽子的手腕来压制这方面的研究、讨论和建议，意识形态的观念仍很浓烈。这种社会现象与高层领导的讲话成明显的反差，甚至大唱反调，这也暗示人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并没有真正的达成，从而也使人们对中央高层再次讲到所谓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的可信度下降，大多数人认为，高层的讲话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是讲讲客套话，是走走场，并无真意。也就是说不要把这种讲话当成真的和报有多大的希望。说实在笔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和感觉，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和地方各级并没有真正的动力，并没有要动真格的去干。所以现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仍是来之党内和党的高层的决心，也就是说高层还没有真的下决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风险比想象的要大，任务很艰巨。中国3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同时在改革的进程中也是困难重重、阻力很大、任务艰巨。但不管怎样的难，总算把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关给攻克了，在攻克经济体制改这个难关中，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执政者之外的组织机构和人群。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当政者、当权者的根本利益，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指向政府之外的利益群体，政府和执政者不但在改革中没有丧失利益而且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获利者，政府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不但没有因所谓改革而真正的放权和限权，反而更加集权和扩权。权力与资本结合，权力对资本和资源的垄断使得权力的寻租价格越来越高，权力和市场相结合成为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权贵经济结合体，成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经济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了合理的集权理论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受损群体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弱势阶层，尽管改革使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和损失，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抗争权，所以构不成对改革多大的阻力，就发生了老百姓群的“体性闹事”，也在以“维稳”和顾全大局的名意下被强大的公权力所压制住。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则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好相反，政治体制的改革的真实要义和核心就是对执政者和官员们的权力进行限权、缩权、收权和放权，要当政者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要他们服务于民，这种改革对当权的部门和执政者来说是不利的，让权、放权、恨权是个痛苦的事情，所以尽管中央高层领导积极推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但仍受到来之各方面的阻碍、干扰和拖延，高层的指示很难得到落实。另外中央高层也担心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影响到执政地位的动摇，所以在实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也是有所顾忌的，信心不足和动力不够。实际上也是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但为了回应人民大众和社会呼声的强力要求，不得不在一些场所做出姿态，大声的呼喊一下，但并无真意的马上去实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风险和任务要大得多、难得多，所以作为执政者也不得不考虑再三的。
三、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列车缺少伟人的推力相助。回顾中国的历史变革过程，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历史的车轮在进入到历史的拐点时，需要有一位伟人来挥臂一推的力量相助，才能使这个列车驶入新的道路在新的征途不断前进，而目前中国社会正是缺少这个伟人力量的助推，这并不是说现在的领导人没有能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说他们还没有积蓄到那种振臂一呼人人响应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资本，达不到当年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的威信、威力。如当年邓小平在珠海讲了一句市场经济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没有阶级性。就立马打破了横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障碍，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迈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宽广大道，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比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还要“市场经济”。而如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么顺畅、顺利呢?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履步不前呢?这种雷声为什么打不出雨水来呢?说明雷声的威力和响声不够大，同是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相当的大，没有巨人、伟人的权威、威力是很难推动的。大家想一想，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和核心是改革执政者手中掌握的权力，是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去的行动，这种改革就好比是与虎谋皮、狼口夺羊。发起这样的改革必须要有很大的胆量与勇气，必须自己有一定威力和能量。中国有句俗话：“打铁要靠自身硬”。同样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推进者自己有过硬的权威和充分的理由。邓小平之所以能推动得了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能打破经济体制改革的禁区，因为邓小平有着自己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政治资本、政治权威，政治号召力，而他的这些权威、政治资本是得到历史、人民和社会各界所认可和肯定的，再加上当时的中国社会不搞经济体制改革就面临着国家经济崩溃危险的理由，所以他的一声号召是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即使就是邓小平这样的威信，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和阻力)而现今的高层领导的威信、威望、号召力、政治资本和政治能量远不如邓小平，所以他们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确实有着很大的难度。对高层领导有着这样难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说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搞选举制吧，就会有人说三道四，他们会说：你们自己不是选举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当官和提升时非要搞选举制?如在基层推广选举制，基层的官员会怎样想，他们同样也会说：你们做那么大的官，职位那么高都不经过选举，反而要我们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去层层考试、演讲、竞争，这算那一门子?大官可以到处空降，小官反而考(烤)得皮烂肉焦，这公平吗?正是这样现状，所以高层领导们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威、力量、理由方面是存在先天不足的。
四、从现实的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地，也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从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后社会上的反应表现来看，国内的主流媒体并没有进一步的跟进宣传和热热评述讨论。如果讲话真是发起改革的信号和前奏，那按照中国主流媒体和宣传部门的工作规律和惯例，将会在各主流媒体上发起大讨论，各级的有关领导人将会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学习心得、在特定的场所有表态和表决心的举动，其他的领导人也会跟进解读和阐述，而实际这一切都没有出现，主流媒体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惯例的新闻报导而已，这就表明了温总理的深圳讲话也仅仅就一个视察工作后的正常总结性讲话，并不是像某地媒体和某些理论家、评论家们预测的那样，未来将会出现一场宏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动作(或称运动)，因此不会出现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效应。
虽然温总理的讲话不能马上发生巨大的效应，但不可否定的是，温总理的讲话也向人表明中央高层决意改革的态度和决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定是会改革的，但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一下子有多大的变化、变革，所以人们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
当然，从个人的心情上来讲，笔者也是非常希望温总理的讲话很快变为真实。
(真的希望我文章中的观点是错误推断和判断，在中国的大地上真的很快掀起人们盼望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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