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1, 2010

对照蒋介石 看看毛泽东

对照蒋介石 看看毛泽东
  
作者:佚名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形象与蒋介石“独夫民贼”的形象,将被盖棺论定烙进青史。其实这一天是两人的人生转捩点。就在这一刻起,这两位历史人物不意间互换了方向,各自向着与原来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争雄战场。在中共隆重纪念毛的诞辰之际,让我们对照蒋介石来看看毛泽东,是很有意义的。
    评价一名建筑师,不是看他拆掉了什么,而是看他建设了什么。同理,评定一个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坏了什么,而是他建设了什么,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是什么?
   
两个“花园”的对比    一篇谈及共党比国民党更专制的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胡绩伟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而遭查禁。胡绩伟换了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再遭查禁。前后一共换了十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共党统治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也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包括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杂志因发表了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枪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要缤纷许多。
   
专制下的异象
    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相反,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罢工、抗议示威的权利,失去了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农民刚刚分到土地又被共党收回去;老百姓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
    户口名簿、粮簿、单位依附制、档案制、居委会、秘密员警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只为了一个目的:对每一个中国人实行严密控制,不许他“乱说乱动”。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维护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上至国家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张志新。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蒋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独裁者,但是除了像共党和台独这类敏感问题之外,台湾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台湾人拥有经济自由,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
   
对对手的手段
    再从个人的角度,对比一下蒋毛二人的个人品格。比较一下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胸襟和心地!
    蒋介石与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同志,战友,党内对手的?
    蒋介石再黑,尚未至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虽被软禁,但张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轻松愉快。在最近发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特别提到,蒋介石仍然一直非常关心他。
    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更好吗?所有被毛泽东认为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蒋介石会把自己的抬轿人、自己亲自提为接班人的心腹刘少奇残酷折磨而死吗?
    再看看这些中共开国元勋的悲惨下场: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
    张志新仅仅反对打倒刘少奇,就被老毛抓进监狱,进行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迫害,包括把张志新扒光衣服扔进男犯监牢,让20多个犯人轮奸,导致子宫破裂碎烂。枪毙张志新时,怕张志新喊口号,不用麻药,把张志新的脖子按在砖头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溃边缘与走向腾飞     在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中共官方为毛泽东时代作的结语,可见已经无法为毛泽东遮掩了。
    当毛泽东将中国带到崩溃边缘,蒋介石在台湾干了什么?真心实意实行“耕者有其田”。毛蒋二人皆从农民入手,却走向相反方向。
     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经济腾飞。一九六三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一九六八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泽东从城市驱赶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个月在生产队预支的大米,全年总收入只有三十五元人民币。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蒋介石在发展台湾经济的同时,对「均富」特别关注。据台湾张果为教授的《台湾省家庭收支调查》显示,一九五三年台湾最高与最低家庭收入比率为116,一九六○年下降到19,一九七二年再降至14。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小。而就算如今,大陆的贫富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我们应该感谢上苍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台湾这样一块别具历史意义的小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民主的一个契机,使中国人有幸第一次获得对两个政权进行比较的历史机会。国民党先是在经济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走在共党前面。三十年后,第二代共党人邓小平才跟在蒋介石后面亦步亦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已然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民主进程。而大陆政权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遥遥无期。
    从政治、经济、文艺全部领域,毛泽东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黑暗历史纪录。正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却唱出了有几千年悠长颂歌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最响彻云霄的颂歌;正是这样一位“暴君”为自己加冕了历史上最多的“伟大”桂冠,并第一次要超越国界,要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后来毛泽东的位置从“绝对伟大”被邓小平放置到“七三开”。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他所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后来全部成了他的罪行。这就是毛泽东的“七分成绩”吗?
    另一流行的说法来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陈云,他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是“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他只对共党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党“功不可没”。
    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腐败。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而且专制极权、更腐败黑暗而且万马齐喑,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的倒车。
    共党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恨不能全盘否定蒋介石,却迫不得己对蒋介石发展台湾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那么,在国民党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听这一曲颂歌:“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泽东一生中,他做过哪一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
在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有过一次“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土改”。毛泽东在他进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农村渡过,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农民。他最懂农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当他的革命需要农民为他打天下的时候,他就想农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一俟他夺得天下之后,他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剥夺与压迫。可见毛泽东的“土改”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只是对农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红卫兵与造反派为他冲锋陷阵,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而所谓的土改,其实是利用小农思维的血腥的掠夺!
    而蒋介石则完全是一个城市人,按共党的说法,蒋介石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是农民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实行“土地改革”的却是蒋介石,真正关心,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竟是农民的敌人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台湾搞的“土改”,正是从毛泽东的“土改”那里学来的。
    成功有时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成功令毛泽东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自信“战无不胜”,最后走向“崩溃”;失败使蒋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为民众做点事情,使他从地上重新爬起来,爬向经济腾飞。
    毛泽东有过一次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以当民族英雄的机会。但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却无意去当这类民族英雄。善于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中共,为毛泽东拍过不少影片,最经典、最大手笔的是一部名叫《大决战》的三部曲,描写毛泽东领导共党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三大战役,展示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伟人风彩。但为什么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大决战”的“雄才大略”与“伟人风彩”的片子呢?
    善于编造谎言的中共却不敢编造毛泽东抗日的谎言。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己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却未曾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将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将要沉沦为亡国奴的时刻,毛泽东干什么去了?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发挥保存实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的“雄才伟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从不跟日本人“大决战”的毛泽东,在苏联的支持下,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气势与蒋介石展开“大决战”了。抗日期间,由共党领导的唯一一场对日战役──百团大战,还是彭德怀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擅作主张的结果。这一抗日功勋后来竞成了彭德怀的罪名一再遭毛泽东清算。
    蒋介石再黑暗,再恶名昭著,终归关心、解决过台湾的“民生”问题。而毛泽东一辈子从未关心过民生问题,漠视人民疾苦,视老百姓的生命为草芥,人民是实现其欲望的棋子。从毛泽东的生平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他为人民谋幸福”的丰功来。
   
基本结论
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件东西──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由此,毛泽东倾其一生所从事的只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先是跟党的领袖斗,把他们一个个斗下台,为的是让他来当党的领袖。然后他跟委员长蒋介石斗,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为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君临天下,四海归一。这下该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还是睡不着觉,权力被觊觎的恶梦挥之不去。伟大领袖不与人斗,不玩权谋,就会失去“其乐无穷”,无以显示其伟大正确、雄才伟略。于是,毛泽东继续“斗”人,斗掉一个个革命同志,以迫害一个个“亲密战友”为乐,斗掉一批批知识份子,斗得中国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血腥史。
    盖棺论定,毛泽东的一生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坏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毁灭者。

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掠夺欺诈 政府角色极不光彩

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掠夺欺诈 政府角色极不光彩 财经网

财经网 作者:袁剑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 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 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 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 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 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 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 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换而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 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人民公社的农民成 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 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 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 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 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 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 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 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 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 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 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 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毒品。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 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竞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 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 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 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一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 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 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 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 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 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 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 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 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 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 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开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博弈过程中失意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被安抚,被救济,反而受到主流价值及社会结构上的强烈排斥和抑制,这其实就是隐匿于暴戾中国背后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暴力,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暴力,隐藏在暴力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但在中国,如果像某些轻薄的传播学者所归因的那样,只是因为 媒体的传播而导致的示范和传染,那就太过于忽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传播学者所说的所谓传染的话,那至多只是传播的 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动机。显然,是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