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掠夺欺诈 政府角色极不光彩

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掠夺欺诈 政府角色极不光彩 财经网

财经网 作者：袁剑

这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

当人们正匆忙总结中国模式这类宏大主题的时候，中国的底层社会却已低悬着一股暴戾之气。从福建开始，到广东、江苏，山东，直到陕西，一系列的杀童案件，在中 国早已经司空见惯的暴力画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红。如果杀人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杀童，则无疑彻底颠覆了此类无特定对象杀人案件的社会 心理学意义。它驱迫我们去追索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残杀背后，在这个狂欢着的财富时代背后，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 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 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 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 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 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一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换而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 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人民公社的农民成 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 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 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 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 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 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 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 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 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三十年，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 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 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 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毒品。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 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竞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 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 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 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一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一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 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 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 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 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 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 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 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 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言中。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的麦金利时代，政府也秉承着 一种惊人相似的亲商主义，但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社会和市场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个被政府遗弃，被企业挤压着的社会一定是一 个暴力丛生的社会。在一次饭局上，当聊起中国最近频发的暴力事件时，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含蓄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保安公司现在放开了，我准备去注册 一家保安公司。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开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博弈过程中失意的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没有被安抚，被救济，反而受到主流价值及社会结构上的强烈排斥和抑制，这其实就是隐匿于暴戾中国背后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暴力，每一个国家也都会有暴力，隐藏在暴力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但在中国，如果像某些轻薄的传播学者所归因的那样，只是因为 媒体的传播而导致的示范和传染，那就太过于忽视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和集体意识的意义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传播学者所说的所谓传染的话，那至多只是传播的 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动机。显然，是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时候了。 

中国大陆外逃官员名单、金额等

转：中国大陆外逃官员名单、金额等

     ——综合人民网、新华网、环球时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国内官方媒体的报道。
    资料来源：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按：这些只是沧海一粟。鉴于社会影响，很多都没有公开报道。2003年的官员外逃情况更是罕被报道。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也只是在8年后的今天才被正式确认。这些人，在国内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逃走的时候再卷走无尽的民脂民膏，其恶之深，其罪之重，难以用语言描述。在这个没有道德、伦理、信仰等等的时代，一切恶都肆无忌惮地在权力的羽翼下扩散……

    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传闻却一直捂着未得到官方证实。（2010-01-12）《新华网》才于公开。题目为《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曝光了高严，原云南省委书记、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就是这4000人中的一员。
    高严，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他就任省委书记不久，就与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倒在了双人床上，该女人就成了他包养的情妇。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正部级）。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
    高严外逃最早说可能藏身于美国，现年68岁高严，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也有报道说，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最近外逃的包括原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等人，他在人间蒸发达3个月后，河南省高检才以 “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对李卫民的失踪，安阳市主要领导还有一句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
    近年部分外逃高官名单：
    蒋基芳2003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从上海秘密离境出走美国。
    程三昌2003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携情妇跑到新西兰，转移到新西兰的资金高达1000万元以上，他在奥克兰购有豪华别墅和汽车。
    卢万里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亡海外。
    杨秀珠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检察机关初步查明，杨秀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据悉，杨秀珠早已在纽约置办多处房产。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陈新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据为己有的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于境内外。
    刘佐卿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1亿元资金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
    颜旭东新疆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颜旭东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
    林积赞福建石狮原人大副主任林积赞因涉嫌贪污犯罪，案发后已畏罪携带妻儿于半个月前潜逃出境。一直以来，林积赞都是石狮人背地里热衷议论的人物。知情人说，林积赞贫寒的身世，却暴富千万的反差，一直是石狮人心里的谜。
    许国俊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据统计，中国贪官外逃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党政官员。北京市2001年处理的一百二十个贪污案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中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而情况最严重的，在公共建筑领域。
    中共政府从未透露有多少官员外逃，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陈破空分析，被捕归案的外逃官员比例非常小。
    轰动全国的逃亡贪官就有：
    ●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因经济问题潜逃海外。
    ●2002年2月，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非法套取40多亿元人民币巨额工程款，逃亡海外。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1000多万元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
    ●2001年初，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潜逃于越南、缅甸。
    ●1999年12月，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1999年8月，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罗庆昌（副厅级），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潜逃出境。
    外逃贪官主要去向
    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处：
    一、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等。
    它们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二、非洲、拉美、东欧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
    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龟缩在那里，过起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或者把那里作为临时跳板，伺机过渡。
    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同时，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也相对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以下是《广州日报》整理的部分名单外逃贪官名单。
    蒋基芳：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
    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
    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案发前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
    许国俊：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
    程三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
    董明玉：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
    蓝甫：厦门市原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2000年1月21日归案。
    罗庆昌：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周长青：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
    2001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各省部分外逃官员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据《世界经理人》）
    蓝甫--原厦门市副市长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并且逐年上升。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但是要准确估计出中国外逃贪官的人数，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
    事实上，腐败案件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2001年后，年案发量均在40000件以上；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也从1993年的57 
    件持续上升到2000年的1335件，达到最高峰，2001年后，则在每年1300件左右波动。
    据课题组调查，在目前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60%至70%的大要案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
    课题组公布了部分外逃贪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行业 出逃前职位 外逃年龄 逃往地  涉案金额
    1 卢万里 政府贵州省交通厅厅长  57岁 斐济 5500万元
    2 余振东 国企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 38岁 美国 4.83亿美元
    3 于志安国企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 63岁 菲律宾 1亿元
    4 丁岚国企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 36岁 泰国 1.95亿元
    5 程三昌国企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 61岁 新西兰 1000万元
    6 蒋基芳国企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 59岁 美国 2亿元
    7 童言白国企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53岁 澳大利亚 不详
    8 董明玉国企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55岁 美国 不详
    9 陈新国企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 35岁 越南、缅甸 4000万元
    10 杨秀珠 政府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58岁 美国 2亿元
    11 罗庆昌国企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 42岁 美国 3385万元
    12 陈传柏国企昆明卷烟厂厂长 61岁 美国 1600万元
    13 陆海莺国企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 49岁 美国 8000万元
    14 闭东晨国企云南省五矿公司分公司副经理 27岁 不详 3263.2万元
    15 高 山 国企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 43岁 加拿大 8.39亿元
    16 谢炳峰麦容辉国企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 28岁 28岁 泰国 5250万元
    17 萧洪彬国企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43岁 澳大利亚 骗汇7.6亿美元
    18 汪峰政府广东佛山南海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 31岁 新西兰 3000万元
    19 陈安民国企陕西咸阳无线电二厂厂长 45岁 匈牙利 200万元
    20 尹国强国企北京市九龙商贸责任公司经理 42岁 罗马尼亚 711万元
    21 钱宏国企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46岁 巴拿马 5亿元
    22 徐晓轩国企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 40岁 澳大利亚 4.6亿元
    23 黄清洲国企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 47岁 泰国 13亿港币
    24 付普照 国企陕西西安普照实业公司总经理 45岁缅甸诈骗4035万元
    25 余艾青国企北京赤艾商社经理 34岁 俄罗斯 诈骗900万元
    26 蓝甫政府建省厦门市副市长 59岁 澳大利亚 505.76万
    27 仰融国企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金杯客车董事长 46岁 美国 不详
    28 陈满雄国企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 40岁 泰国 4.2亿元
    29 周长青 国企陕西省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汽车销售公司经理 44岁 厄瓜多尔 5515万元
    30 钟武剑国企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 46岁 加拿大 5亿元
    31 王德宝国企吉林省东辽县生产资料公司驻满洲里办事处副主任 30岁 俄罗斯 125万元
    32 杨彦军国企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会计 32岁 蒙古 200万元
    33 郑治新政府云南思茅地区孟连县国家税务局出纳员 36岁 缅甸 67万元
    34 方勇国企浙江省宁波市交通银行办事员 25岁 加拿大 141万元
    35 李化学国企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43岁 澳大利亚 1333万元
    36 金力成国企浙江瑞安市建设银行莘腾分理处副主任 33岁 柬埔寨 123万元
    37 艾合买提。依不拉音 国企 新疆建设兵团农行****支行办事员 31岁 俄罗斯 233.8万元
    38 林进财陈国强国企建行东莞分行金库保管员 30岁 31岁 泰国 950万元
    39 马卫红国企云南省祥云县医药公司批发部主任 38岁 缅甸 39万元
    40 刘佐卿国企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 49岁 美国 1亿

广州两名官员外逃传言调查：一人请假滞留美国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10月20日 作者：陈安庆 杨峻

　　广州“裸官外逃”传言冲击波

　　各种版本的内幕消息也开始在媒体曝光，顿时令两个区的党政部门陷入舆论“围攻”，不堪应付，党政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今年国庆节前夕，广州市花都和番禺两区几乎同时爆出“裸官外逃”传言：一是说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以旅游为名，在美国滞留近两个月，至今未归；一是说番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几个月没有上班，他的同事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因其妻在国外，有关他逃离出国的小道消息开始在坊间传播。
　　这两个人虽然官位不高，都是正处级，但在区里也算是 “大人物”，在职期间突然失踪，一时间传言四起：“裸官出逃”、“畏罪潜逃”等各种各样的版本纷至沓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部门对这两位在职官员的去向也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加上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惹得广州地区各大媒体开始追踪、质疑、揣测和推断，各种版本的内幕消息也开始在媒体曝光，顿时令两个区的党政部门陷入舆论“围攻”，不堪应付，党政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如果早一点把事情公开通报，解释清楚，有关党政部门就不会面临今天这样被动的局面。”广州市一位政府干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有些领导总是把不光彩的事情藏着掖着，认为越少人知道越好，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你不能做到及时披露、公开透明，就等于把自己淹没在小道消息的汪洋中。”

　　“流连美国”的畜牧局长

　　今年9月25日，广州《新快报》记者接到一市民发来的短信称：“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以休假名义到美国旅游一个月有余，至今未归，而工资奖金照发，请媒体监督”。该短信最后强调：“绝对真实！”此后，该记者走访了区外事办、区组织部，都无法证实“刘荣福是否出国”这一情况。
　　这则市民爆料和消息顿时令舆论哗然，一时间，广州地区各家报纸和网络都开始转载、追踪“刘局长”的下落，各种关于“贪官外逃”、“裸官外逃”的小道消息开始在花都区盛传。
　　9月29日，花都区政府通过广州地区主要媒体发出一则简短的通报，称“刘荣福7月请休年假，然后于8月19日因私出境，后在美国遭遇车祸，向区政府再请休病假一个月”。
　　10月11日，花都区委宣传部向《望东方周刊》提供了一份关于刘荣福的最新通报：“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于2010年7月23日按规定向区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请假，请求于8月18日-- 9月7日期间休年假。其后，刘于8月19日持因私护照出境前往美国。刘在休假期间以遭遇交通意外受伤骨折为由，委托其单位再次向区政府分管领导请休病假1个月。在此期间，刘多次与单位保持联系并处理有关工作。”

　　花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小华告诉本刊记者，花都区有关部门正积极与刘荣福联系，希望其尽快返回。早前，区委组织部已明确，刘荣福休假期间区畜牧兽医局的工作暂由该局副局长李兆荣主持。
　　“刘荣福请休年假和出国旅游是经过区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同意的，但是他现在逾期未归，按照《公务员法》等规定是要处理的。”黄小华对本刊记者说。黄小华强调，刘荣福是正处级干部，按照目前的出境手续和程序，如果没有区政府分管领导的签字同意，他是不可能出境去美国的。
　　“刘荣福不属于‘裸官外逃’。”花都区纪委常委伍颖涛告诉本刊记者，刘荣福的妻子目前仍在花都区计生委下属部门工作，没有发现她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每天都按时上下班。对于“刘荣福子女是否在国外”的疑问，伍颖涛表示不知情，原因是刘荣福每年的述廉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这些。按照相关规定，如果区政府官员有家人在外国定居是必须向区纪委报告的。伍颖涛表示从没有接到刘荣福家人在国外定居的报告。
　　对于“刘荣福是否属于畏罪潜逃”的质疑，伍颖涛也予以否认，他表示花都区纪委此前并没有对其进行立案调查，至今也没有发现他在花都任职期间违法犯罪的事实。
　　花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小华表示，刘荣福滞留美国未归一事，给花都区政府干部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今后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出国的审批管理，省委巡视组也要求区里想方设法联系刘荣福，劝其尽快回来。
　　本刊记者试图通过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李兆荣来了解刘荣福的近况，但是李兆荣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只是说：“此前一直通过手机短信与刘荣福联系。”记者希望了解这些短信的具体内容，但是李兆荣不愿透露。
　　据介绍，刘荣福是退伍转业干部，曾任花都区安监局局长，两年前才调任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

　　“一度失踪”的副部长

　　今年8月5日，时任番禺区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的刘新宇，在参加番禺工商联十届九次执委(扩大)会议之后，即失去踪影。有市民向媒体记者报料说“番禺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已经多日不上班，因其妻在国外，他有可能逃到国外去了”。
　　对于“番禺区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失踪或出国外逃”的传言，番禺区纪委副书记郭轩宇于10月11日向《瞭望东方周刊》予以澄清，他明确表示：“刘新宇没有失踪，也不是出国外逃，而是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番禺区纪委和区检察院联合办案进行查处。”
　　据介绍，刘新宇此前曾担任番禺区政府秘书长、番禺区科技局局长，今年初才调任番禺区统战部副部长，并兼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案发前，他还是番禺星海合唱团团长。
　　“据调查，刘新宇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都是发生在其担任番禺区科技局局长期间。” 郭轩宇介绍说，在外界看来，刘新宇在科技局“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由于科技局掌握很多科研项目扶持经费的审批权力，国家近几年对各地高科技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很大，如何用好这笔钱，科技局长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
　　“刘新宇的涉案金额并不大，”郭轩宇表示，“据目前调查发现，刘新宇案件涉及的总金额约为20万元左右，贪图小利的他每次涉嫌受贿的金额也不高，最高一笔是5万元。”
　　对于外界有关“与刘新宇相熟的番禺区大石街道办主任、党工委书记黄标也神秘失踪”的传言，郭轩宇也予以澄清，他表示：“黄标因涉经济犯罪已移交广州市检察院，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也已被罢免。”郭轩宇强调：“刘新宇与黄标两人涉及的案件没有关联，不是外界传言所谓的窝案。”据了解同属“正处级干部”的黄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7月，因为顾忌负面影响，此前，黄被立案调查和经济犯罪的情况，官方几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披露，坊间仍在风传黄是“裸官外逃”和“神秘失踪”，有本埠记者多次去有关部门核实，都被告知“不方便透露”。
　　一位熟悉刘新宇的番禺区干部说，刘新宇平时给人的感觉是忠厚老实，在任番禺科技局局长初期，十分重视高新科技的发展，工作上颇有成就。但是后来，他将很多资金批给了“科技含量并不高的项目”，局里一些干部敢怒不敢言，这次出事可能与资金项目审批有关。
　　番禺区纪委副书记郭轩宇介绍，纪委在刘新宇办公室和他正式谈话后，刘将其一起重要受贿经历很快坦白，并后悔地流下了眼泪。刘在番禺任职多年，即将退休，属于典型的“59岁现象”。

　　悬疑尤在，传言难止

　　调查至此，广州两区“裸官外逃”的传言可以得到部分澄清：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并非“贪官或者裸官外逃”，而是“出国休假逾期未归”。番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新宇也并非“畏罪潜逃出国”，而是“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
　　耐人寻味的是，有关两个官员动向的信息，最初都不是有关党政部门的公开通报，其传播途径竟然出奇的相似：都是通过“市民向媒体报料—记者调查—有关部门回应—媒体报道”的方式向公众公开的。也就是说，在媒体追问、舆论围攻的情况下，有关党政部门被动和被迫地公开信息。
　　真相不彰，官方失语，流言蜚语所以爆发，这是一个当然的结果。正如一位网友在当地论坛上提出的质疑和不解：“刘副部长的情况，有关部门是掌握的，只是没向公众公开，他们一贯都是这样的，这次也不例外；而刘局长的问题，有关部门显然有失察、失职的嫌疑，一个局长长期不上班，组织部门居然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算怎么回事呢？”
　　值得深思的是，两个正处级的“基层官员”，居然让广州两个区闹得沸沸扬扬！一位身处此次舆论围攻漩涡中的区委宣传干部对本刊记者说：“有些事情早就应该及时披露，及时澄清，很简单的事情被搞得神神秘秘，出国就是出国，犯案就是犯案，不想回国就是不想回国，但是有关领导和部门就是要遮遮掩掩，这就不能怪小道消息盛传了！”
　　目前来看，“刘新宇不知去向”的情况已经澄清了，但是“刘荣福出国不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关方面并没有完全澄清，还有许多悬疑之处：一、刘荣福如果真的遭遇车祸，应该能够提供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证明；二、刘荣福如果真的受伤骨折，也应该能够提供医疗证明；三、有关部门应该要求刘荣福将遭遇车祸、受伤骨折的证明材料通过传真发回国内，没必要等他回来再提供；四、美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刘荣福更应该回国治疗；五、刘荣福的直系亲属既然都在花都，就可以向他们了解刘荣福的真实情况，澄清刘荣福不能回国或者不愿回国的事实。
　　“有效的信息公开是对政府形象的保护，反之，不公开不透明就会伤害政府的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目前公开的信息数量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知情的要求，这其中有政府官员观念的问题，一些官员担心，有些不利于政府形象的信息一旦公开，可能会导致另外“不良”的后果，社会效果可能不好，因为有这种担忧，所以不予公开。
　　马怀德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民了解信息的渠道呈现多元化，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部门更应该有效推动信息公开，多从便于公众知情、公众监督的角度出发去完善，包括公开的方式、公开的频率、反馈的渠道等等，因为，每一次公开，政府“晒”出的不仅仅是政务，更是一种态度，是公共权力的运作，是政府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