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 — 湖南共和国》
毛泽东
（一九二O年九月三日） （1）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2），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３〕，三个国会〔４〕，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５〕。波兰独立〔６〕，截克独立〔７〕，匈牙利独立〔８〕，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９〕。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５７页注〔３７〕。
〔３〕三个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４〕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８年１１月爆发了推翻威廉二世
〔５〕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１９１及其政府的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６〕波兰独立，指１９１８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
〔７〕截克，今译捷克。此处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
〔８〕匈牙利独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９〕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１０〕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反对统一》
毛泽东（一九二0年十月十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国也不是全无热心国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知识和能力。然而办不好者，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於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 一般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
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麽去了？
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麽多大的区别？
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麽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个体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盖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
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
现在的和议，就是这样。一些人捧着一个‘和议’北跑到南，南跑到北，没希望的时候，便皱着眉，有一点希望，便笑起来了。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认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
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
各省自决自治，为该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的一个意外的收果。
现在虽然只有湖南，广东，江苏，湖北几个省发动，事势必然成为一道洪流。全国各省，都将要纳到这个流里，是一个极可喜的现象。
现在所要讨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各省自治内部的事，即如何促使各省自治成立；一是各省自治外部的事，即如何将妨碍各省自治的障碍物，减杀其效力或阻止其进行。
关于前一个问题，我有二个意见：
（一）像湖南广东两省用兵力驱去旧势力的，算是一种革命，应由各该革命政府，召集两省的‘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及广东宪法，再依照宪法，建设一个新湖南及新广东。这两省的人民最要努力。其宪法要采一种澈底革新的精神，务以尽量发挥两省的特性为标准。
（二）像湖北江苏两省不能有革命的行动，只好从鄂人治鄂苏人治苏（省长）一点入手，等到事权归了本省人，便进而为地方自治的组织。
以上二种方法，各依各的情势去改造。于前一种可树各省自治的模范，实有‘国’的性质，可实行一种‘全自治’，所以最有希望。于后一种，虽然暂时只能实现‘半自治’，然根据这种自治，便可进而做废督运动。只要督军废了，则全自治便即刻到了手了。方法虽然和平一点，不十分痛快，然为适应环境，采这种方法，也是好的。
关于如何去除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以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倘若统一成了，新组国会，制定宪法，各省自治必多少受宪法束缚。（无论中央政府永办不好）像湖南广东，便断不能发挥其特性。又人才奔赴中央政府，地方必有才难之叹。更有一个大不好处，假如中央政府成了，全国视线又都集注中央，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必要大大发作，而各省自治，又变成不足轻重的了。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
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增加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他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和议再不要说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之说，再不要提倡了。要提倡国民大会，也要如孙东荪先生的主张，用国民大会去解决省事。
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根据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印。署名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来源：人民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
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冶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行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乎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既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井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
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外蒙独立的几封电报资料
------1945年-------
6月18日
化名达维卡夫，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告之中共，苏联近期将对日宣战，要求中共做好军队的休整。同时表示，苏联政府正式邀请重庆政府就对日作战、战后蒙古地区问题举行高级别会谈。
7月1日
电贺中共建党纪念日。通报6月30日与重庆政府代表宋子文的接触情况。表示，依据雅尔塔协约，要求承认蒙古独立，，借此保护苏联的远东利益。
7月7日
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介绍了2日下午与宋子文进行正式会谈的内容及6日中共的回电。回电中表示，“感谢苏联党的贺电。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对战后中国国内问题的建议，支持苏联党和斯大林同志关于外蒙古战后地位问题的看法，支持蒙古党和人民要求摆脱大汉族反动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正当要求，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战后组织的正当要求”。
8月13日
化名达维卡夫，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告之中共，应对中国国内由重庆政府背后支持的反蒙古独立现状运动，组织反运动，揭露重庆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反动本质，迫使国民党方面同意该意见，有利响应苏联与重庆政府正式签约。
8月19日
回电中共中央，对16日祝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贺电表示感谢。同意中国党对蒙古问题的建议，要求作好战后对占领区附近地区及东北地区接收的准备。16日中共中央致电苏联党和政府，祝贺对日作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建议加速蒙古采取正式行动的速度。
————摘自人民出版社82年版《斯大林年谱》及79年版《斯大林文集》
Wednesday, August 4, 2010
钱文军：被挟持的民族主义
钱文军：被挟持的民族主义
2010-08-03 博客中国
看凤凰卫视资讯台的节目，四位学者级的嘉宾在那里争论，话题说的是东盟外交论坛那些事，涉及南海海域主权之争。无疑的，此次在越南中国外长大概处境不甚好，据介绍是同希拉里当面锣对面鼓地干上了，只是没有得见实况介绍，不妄评。登录凤凰网，本欲查找这次争辩的文字稿，没找到却不料看见了一个系列：刘申宁、吕宁思、杜平、石齐平、李淼、时永明、阮次山、邱震海、马鼎盛、时殷弘等的评述，比争论的那几位少了些碰撞，多了许多说教。我记得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的，例如国防大学有位李教授便不赞成夸大美韩军演的对华目的，只是在此无反映。吕宁思甚至搬出“最高指示”来念叨，说什么“要准备打仗”，中美迟早必战。
费了些时间听完他们的说教，于是想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下简称“斯症”）这回事来。原本的故事是说那里发生的一桩银行绑架案，被绑架者与绑架者成了合伙人，甚至有自愿嫁给绑匪的。其涵义是指被害者意识错位，对于罪犯产生情感，与之沆瀣一气了。初听此论，似乎很荒唐；细想一下却不无道理，现实生活中此类现象并不罕见。
坦白地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文革中当我被揪出来批斗，开始时还有一些死鸡撑硬颈之豪气；及至批斗大会一开，发现早已众叛亲离自己落入茕茕孑立形影相弔之境地，这豪气便没有了。渐渐地，不但“竹筒倒豆子”，把所有参加过的活动彻底交代清楚，还积极配合专案人员給自己和别人上纲上线，严加批判。那时的心态，完全站在组织这边了。若不是又遭清查“五一六”，聆听了毛亲批的指令全国造假的文件而幡然醒悟，我也许会跟“兆山羡鬼”一样，成天“秋雨含泪”的。
推而论之，章诒和披露的黄苗子、冯亦代等人那些“告密”之事，也应属此症。自己被一个组织所绑架，不杀成了恩德，告密便是报恩的表现。刘绍棠、王蒙、丁玲、曲啸、张贤亮等都宣扬过“娘错打了孩子”之高论。这些活下来的右派分子，说他们患上“斯症”应该不算离谱。尤其是丁玲，被老毛整得九死一生，活下来就念叨对毛的忠诚与怀念之外，尚且决绝那些有微词的旧交，算是病得不轻之人。“斯症”与那些功利熏心而卖友求荣者有所不同，患者除了“被人卖掉还帮人数钱”之外，尚喋喋不休述说挟持者的恩德以及自己的被卖有理。
越听越感觉诸位名家的说道也属“斯症”患者之呻吟，他们立足于被意识形态绑架的国家利益，想事的方式已经彻底融入绑架者的模式，比国策制定者更为激昂。非常不错，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海空军必然会有比较大的发展，而且也应该驶向蓝色水域。但这些个名人大谈的不是合作而是对抗，如何“打破遏制”如何与美日韩甚至更多国家对抗，不能不令人啼笑皆非。痴人说梦是他们的权利，但也别痴到这等地步。此军名曰“人民解放”，与国家军队相比存在合法性的缺失，招人提防是难免的。试问，还想开着航母去“解放全人类”么？造大舰，“冲破岛链”都不难，有几个国家愿意提供基地呢？美国的海上军事优势有遍布全球的基地支撑，中国护航舰船还得靠法国吉布提基地协助。不是什么老美制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自己写在宪法里的意识形态原则每天都在威胁世界。从老毛开始至今，我们呼喊“打倒美帝”声不绝耳，谁信呢？不光东盟诸国均与美国有军事存在协议，新加坡建成使用了美国海军基地，就连越南也放话说考虑把金兰湾租让給美军或俄军做基地，谁敢租给解放军呢？
至于权力团伙发誓要恪守的意识形态，早已被历史证伪。无论老马预言的极端贫困还是列宁断言的垂死、腐朽，都早已成为笑料。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医疗、福利等等任何方面，所谓资本主义都在不断创造辉煌，人民之幸福生活指数遥遥领先。反之，那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全都成独裁者乐于挥舞的破旗，所到之处无一不酿成反人类罪行乃至灾难！稍有廉耻之心，理当如恩格斯晚年所言：“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但我们充耳所闻只有形形色色的诡辩，撒谎、掩盖、涂脂抹粉以及唱红歌编革命故事，特殊利益团伙需要借此维护既得利益，意识形态挟持民族主义只是手段之一。
前不久我曾说过，美韩决定特别军演定在日本海举行，俄罗斯不认为有什么威胁，日本也同样，尽管演习之地也属他们的“家门口”。威胁是否存在，显然更取决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利益。倘若说黄海之演习风波彰显的是替北韩接招的话，南海的争端就体现的是领土主权问题。东盟把美、俄都拉进来参与东亚安全体系，目的就是为抗衡中国，傻瓜才看不出来。
我在以前的论说中已经说过：东盟国家现在对华只是表面客气，热衷的只是利用中国的经济优势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中南半岛这几国俺都不止一次到过，接触的人亦不少，清楚地感受到：骨子里，或者说在意识形态立场上，他们的潜在敌人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继续表述明白些，他们时刻提防的正是中国政府信誓旦旦要坚持的那一套，一个问题似乎没谁愿意细想：倘若中国不是现今这样被意识形态所挟持，会有这样的孤立局面吗？官媒也承认，无论大清还是民国，没人跟我们争南海诸岛之归属，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南海周边小国纷纷占岛为王，到如今占得最多的，恰是毛一手扶持起来的越南，难道我们所信守的意识形态不应该承担责任么？
当然也有历史的根源，如果敢于正视，我们应该意识到，所谓中华文化，它的核心内涵是反人性的，画龙点睛的符号便是“存天理灭人欲”。当人间正道通往人权之时，除了某些古董还有人乐意收藏之外，难道我们还能指望“存天理灭人欲”会广受欢迎？倘若稍加注意，不难发现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利马窦、维科、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歌德、谢林等乃至马克思从各种角度和领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否定性论述，尽管魁奈、伏尔泰大体站在正方一边，还有中世纪欧洲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崇华文化撑腰（不应忘记的是，我们至今控诉不已的老殖民者征服新大陆的血腥罪恶，恰是以此大作为精神支柱驱动的），批判一方具有压倒优势。我不想隐瞒看法：启蒙运动摧枯拉朽般击败了欧洲中世纪黑暗，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一个重要论战场。我们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活灵活现地扮演了反角，成了人家进步发展的参照物。
当毛泽东的胜利成功地遏止了中国向近现代文明靠拢，专制主义登上历史最高点，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就是必须条件也是必然结果。毛在《别了，司徒雷登》里呼吁：“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时没有任何别人想到“封锁”二字，美国佬仍在孜孜不倦地讨好、拉拢中国新政权。马克思曾经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离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一旦这种隔绝被打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会解体一样。”大约老毛正是从马主义那里得来的训导，促使他反其道而行之，打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封闭国体。
中国文化之不受欢迎，可以参阅当年胡志明训斥他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这些傻瓜！你们难道不知道如果中国人留下来会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们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了吗？上次中国人来的时候，他们一呆就呆了一千年！/法国人是外国人，他们缺乏战斗力。殖民主义就要灭亡了。谁都无法承受争取独立的世界压力。他们可能会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但他们最终将不得不离开，因为白人在亚洲气数已尽。但如果中国人留下来，他们将永远不走了。/我的态度很简单：宁闻法国人的大便五年，也不闻中国人的屎臭一辈子。”这番出自肺腑的训斥，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同志加兄弟”耗去200亿美元还搭上数千条性命，换来的却是越南至今仍在深入进行的“去中国化”。
越南彻底不屑中国式改革，他们现在正在走一条“党主立宪”的改革之路。《南风窗》报道的上个月越南国会否决政府修建南北高铁之560亿美元项目计划，该项目被称作“越南经济发展新引擎”，对于这个国土狭长的国家，无疑是意义非常的。但国会的理由很简单，国会认为目前政府应该把钱花在需求更加迫切的教育、医疗和电力等民生基础项目上，在总结了世界上除东京至大阪、巴黎至里昂两条高铁盈利其余皆赔本之余，强调“越南中部一些乡村连桥都没有，学生必须涉水上学，建高铁还不如造桥修路”。其意义更显示越南如今直选的国会对政府的权力制衡，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制度似乎同样可以使越南健康发展。柬埔寨的主流意识更是明确将当年的人权灾难归咎于西哈努克“一边倒”向中国的缘故，即使被称为“新独裁者”，洪森仍誓言要在10-20年时间里使“三权分立”成为柬埔寨不可动摇的国体，明言只有如此才能杜绝国家民族再临灾难。以鄙人目睹该国2008年在1.7万名各国观察员监督下的大选，洪森誓言并非虚词。
接着看见的是凤凰主持人提供的投票统计，98%以上的凤凰网友支持强硬，其中多数在喊打喊杀。似这类高调，在中国堪称一道风景线。例如前年那次奥运火炬传递，同仇敌忾势不可挡。其实，中国无论造出多少GDP，也无论多么倨傲或谦恭，都不会讨人喜欢，根本在于所困守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一堆历史垃圾，继续恪守在身除了散发恶臭惹人烦之外，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
乍一看，各种议论颇有民族主义激昂之态。细想之，中国本无民族之概念，更不消说主义了。它完全是“西方那一套”，近世才由日本人转批发过来的，与中国式宗族观念搅合到一起，就有自己的“特色”了。概言之，原本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的，中国化之后就变味了。例如抗日战争，本来是两大民族之间的征战，却演绎成“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蒋，日，我，三国志”了，可知民族主义只是个噱头。
由此可见，中国式民族主义成了各为其主的奴才主义，或可以叫被意识形态挟持了的民族主义，且患上了“斯症”，被挟持的民族主义者自觉自愿地为挟持者效劳，而且还特别积极。比如说吧，唐努乌梁海被兼并了，外蒙古被肢解掉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掳掠，一概都是对的，谁敢言不对还要受打击。即使到现在，中国商船在公海上被击沉，船员死伤惨重；中国商品在莫斯科被销毁，华商欲哭无泪；乃至中国商人在边界上被北韩军人击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全都不动声色，其根本，在于主子没打算发脾气。倘若这些事件的肇事者换成美国佬，早就沸反盈天了。所以说这个民族主义是假的，奴才主义才是实质。
被意识形态挟持的中国民族主义确实是慷慨激昂的，但必须是在意识形态令旗指向的方位，“斯症”患者很善于揣摩主子的好恶，往往算得准朝廷需要而发飙。在网上看见国防大学知名教授徐焰文章：“自新世纪之初起，中国民众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相应的管理组织随之建立，其主要方法便是以技术手段屏闭政治上有害及有危及身心健康的淫秽信息。”有意无意道出在网络这个平台上的权力操控。徐还说：“在心理舆论战中要采取积极防御，我国的相关部门就应建立自身的反击能力，同时还应发挥广大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2008年奥运会前，中国在海外的广大留学生曾以网络广泛宣传的形式，并采取了灵活机动和丰富多彩的方式，在国际上狠狠回击了反华势力就西藏问题的攻击，初显出网络上主动反击的威力。”略曝意识形态操控网络民族主义之手段与成效，看来网上盛传的“五毛”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何谓“反华”？其实并没有谁反对中华这个民族国家，所有对于意识形态的批评与抨击皆因其挟持了这个国家而被导入“反华”误区里去了，众多饱食皇禄的浅薄文人则利用权力提供的平台优势竭力误导。在权力掌控的视媒与纸媒上，包括港版CCTV的凤凰卫视，我们大致只能接受一些所谓“正面”的说教。几乎所有请来的文人墨客，喘气中都能嗅到与权力保持一致的气息，他们已经锤炼到连思维模式都程式化了。洗耳恭听凤凰网上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说教，不由得想起《利玛窦中国杂记》第181页这段描述：“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几百年过去，文人们似乎并无什么进步。
对于那些腰里揣着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绿卡甚至护照，却不忘在任何场合大秀“爱国”的名人，我劝大家保持警惕。例如那位阮次山先生，据他自己说被人质问入了美国籍何以高唱爱国调有1000次了，在武汉大学答复这种质问用了“嫁到美国的女儿”来狡辩。显然荒唐。众所周知，入籍美国是要宣誓的，誓词的译文是：“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愿上帝保佑我。”
无人强迫他去发此毒誓，是自主的选择。据宣传资料说刚去世的钱伟长就是不肯宣这个誓才拒绝赴美定居的，被说成“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此也爱国彼也爱国究竟何者算是真爱国？阮先生们既然宣誓过放弃对祖国的忠诚而只效忠美国，包括拿起武器保卫美国，当然也包括同祖国开战在内；却不断到大陆各地上演“爱国秀”煽动反美情绪，二者中必有一假。即使“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的“自由宣誓”是假的，此君亦无诚信可言。我鄙视所有持外国护照或居留权却跑回来大秀“爱国”的伪君子，包括宋鸿兵、郎咸平之流，跑来中国赚钱回去美国纳税，能算爱国么？选择国籍或居留地是每个人的自主权利，但他们就应该如周恩来当年所要求的，遵守当地法律与民俗，热爱那里和那里的人民，和他们一起建设家园。谁若相信这类人格分裂者的夸夸其谈，除了使自己被误导之外，恐怕不能得到别的什么。
网上介绍了新一期美国《美国保守派》杂志所刊登的文章，是E·W·梅里写的《纸龙——我们是否高估中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大约可算是对“纸老虎”的一个回应。文章介绍道：中国有2/3的人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许多人仍生活在联合国极度贫困线以下。考虑到毛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处于赤贫状态，这当然也是一个巨大成就。但中国的人均GDP仍不在全球前100名内。对于中国来说，每一项统计数字末尾的一连串零往往会模糊实质问题。例如中国培养了许多工程师，但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许多持有学位的人，充其量也就是技工。而中国领导人总是乐于提醒西方客人：该国每一种资源除以13亿、每一个问题乘以13亿会是多少。作者称：“中国是世界工厂，拥有庞大的出口盈余，许多产品的市场优势也日益明显。但中国出口业的成功不应遮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其庞大的国有部门存在政治主导投资和产出的种种弊端。或许我们应从冷战时与苏联的对抗得到教训，即以一个潜在对手来评估自身的做法毫无意义。美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驾驭内政，而不是盯着中国一举一动不放。”
我想套他最后一句话说事：“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驾驭内政，而不是盯着美国的一举一动不放。”无论高兴与否，今日乃至可以预见的很长时期，世界潮流都是美国在引领，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靠美国维护，这个现实是不可能凭借一群貌似渊博其实浅薄的文人墨客耍嘴皮就能改变的。无论“围堵”还是“遏制”，都是朝廷坚持的意识形态招惹回来的，除了少数国家如北韩如伊朗，世上绝大多数国家皆无“围堵”、“遏制”的感受。所谓“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此“国”即朝廷，有被挟持的民族主义帮衬，朝廷才能长治久安。
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取决于国民在国家的地位，而不是其他。陶行知先生在《中国的人命》里有句不甚起眼的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胡适先生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想，前辈们早就为我们指明方向了。
2010-08-03 博客中国
看凤凰卫视资讯台的节目，四位学者级的嘉宾在那里争论，话题说的是东盟外交论坛那些事，涉及南海海域主权之争。无疑的，此次在越南中国外长大概处境不甚好，据介绍是同希拉里当面锣对面鼓地干上了，只是没有得见实况介绍，不妄评。登录凤凰网，本欲查找这次争辩的文字稿，没找到却不料看见了一个系列：刘申宁、吕宁思、杜平、石齐平、李淼、时永明、阮次山、邱震海、马鼎盛、时殷弘等的评述，比争论的那几位少了些碰撞，多了许多说教。我记得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的，例如国防大学有位李教授便不赞成夸大美韩军演的对华目的，只是在此无反映。吕宁思甚至搬出“最高指示”来念叨，说什么“要准备打仗”，中美迟早必战。
费了些时间听完他们的说教，于是想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下简称“斯症”）这回事来。原本的故事是说那里发生的一桩银行绑架案，被绑架者与绑架者成了合伙人，甚至有自愿嫁给绑匪的。其涵义是指被害者意识错位，对于罪犯产生情感，与之沆瀣一气了。初听此论，似乎很荒唐；细想一下却不无道理，现实生活中此类现象并不罕见。
坦白地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文革中当我被揪出来批斗，开始时还有一些死鸡撑硬颈之豪气；及至批斗大会一开，发现早已众叛亲离自己落入茕茕孑立形影相弔之境地，这豪气便没有了。渐渐地，不但“竹筒倒豆子”，把所有参加过的活动彻底交代清楚，还积极配合专案人员給自己和别人上纲上线，严加批判。那时的心态，完全站在组织这边了。若不是又遭清查“五一六”，聆听了毛亲批的指令全国造假的文件而幡然醒悟，我也许会跟“兆山羡鬼”一样，成天“秋雨含泪”的。
推而论之，章诒和披露的黄苗子、冯亦代等人那些“告密”之事，也应属此症。自己被一个组织所绑架，不杀成了恩德，告密便是报恩的表现。刘绍棠、王蒙、丁玲、曲啸、张贤亮等都宣扬过“娘错打了孩子”之高论。这些活下来的右派分子，说他们患上“斯症”应该不算离谱。尤其是丁玲，被老毛整得九死一生，活下来就念叨对毛的忠诚与怀念之外，尚且决绝那些有微词的旧交，算是病得不轻之人。“斯症”与那些功利熏心而卖友求荣者有所不同，患者除了“被人卖掉还帮人数钱”之外，尚喋喋不休述说挟持者的恩德以及自己的被卖有理。
越听越感觉诸位名家的说道也属“斯症”患者之呻吟，他们立足于被意识形态绑架的国家利益，想事的方式已经彻底融入绑架者的模式，比国策制定者更为激昂。非常不错，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海空军必然会有比较大的发展，而且也应该驶向蓝色水域。但这些个名人大谈的不是合作而是对抗，如何“打破遏制”如何与美日韩甚至更多国家对抗，不能不令人啼笑皆非。痴人说梦是他们的权利，但也别痴到这等地步。此军名曰“人民解放”，与国家军队相比存在合法性的缺失，招人提防是难免的。试问，还想开着航母去“解放全人类”么？造大舰，“冲破岛链”都不难，有几个国家愿意提供基地呢？美国的海上军事优势有遍布全球的基地支撑，中国护航舰船还得靠法国吉布提基地协助。不是什么老美制造“中国威胁论”，是我们自己写在宪法里的意识形态原则每天都在威胁世界。从老毛开始至今，我们呼喊“打倒美帝”声不绝耳，谁信呢？不光东盟诸国均与美国有军事存在协议，新加坡建成使用了美国海军基地，就连越南也放话说考虑把金兰湾租让給美军或俄军做基地，谁敢租给解放军呢？
至于权力团伙发誓要恪守的意识形态，早已被历史证伪。无论老马预言的极端贫困还是列宁断言的垂死、腐朽，都早已成为笑料。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医疗、福利等等任何方面，所谓资本主义都在不断创造辉煌，人民之幸福生活指数遥遥领先。反之，那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全都成独裁者乐于挥舞的破旗，所到之处无一不酿成反人类罪行乃至灾难！稍有廉耻之心，理当如恩格斯晚年所言：“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但我们充耳所闻只有形形色色的诡辩，撒谎、掩盖、涂脂抹粉以及唱红歌编革命故事，特殊利益团伙需要借此维护既得利益，意识形态挟持民族主义只是手段之一。
前不久我曾说过，美韩决定特别军演定在日本海举行，俄罗斯不认为有什么威胁，日本也同样，尽管演习之地也属他们的“家门口”。威胁是否存在，显然更取决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利益。倘若说黄海之演习风波彰显的是替北韩接招的话，南海的争端就体现的是领土主权问题。东盟把美、俄都拉进来参与东亚安全体系，目的就是为抗衡中国，傻瓜才看不出来。
我在以前的论说中已经说过：东盟国家现在对华只是表面客气，热衷的只是利用中国的经济优势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中南半岛这几国俺都不止一次到过，接触的人亦不少，清楚地感受到：骨子里，或者说在意识形态立场上，他们的潜在敌人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继续表述明白些，他们时刻提防的正是中国政府信誓旦旦要坚持的那一套，一个问题似乎没谁愿意细想：倘若中国不是现今这样被意识形态所挟持，会有这样的孤立局面吗？官媒也承认，无论大清还是民国，没人跟我们争南海诸岛之归属，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南海周边小国纷纷占岛为王，到如今占得最多的，恰是毛一手扶持起来的越南，难道我们所信守的意识形态不应该承担责任么？
当然也有历史的根源，如果敢于正视，我们应该意识到，所谓中华文化，它的核心内涵是反人性的，画龙点睛的符号便是“存天理灭人欲”。当人间正道通往人权之时，除了某些古董还有人乐意收藏之外，难道我们还能指望“存天理灭人欲”会广受欢迎？倘若稍加注意，不难发现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利马窦、维科、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歌德、谢林等乃至马克思从各种角度和领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否定性论述，尽管魁奈、伏尔泰大体站在正方一边，还有中世纪欧洲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崇华文化撑腰（不应忘记的是，我们至今控诉不已的老殖民者征服新大陆的血腥罪恶，恰是以此大作为精神支柱驱动的），批判一方具有压倒优势。我不想隐瞒看法：启蒙运动摧枯拉朽般击败了欧洲中世纪黑暗，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一个重要论战场。我们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活灵活现地扮演了反角，成了人家进步发展的参照物。
当毛泽东的胜利成功地遏止了中国向近现代文明靠拢，专制主义登上历史最高点，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就是必须条件也是必然结果。毛在《别了，司徒雷登》里呼吁：“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时没有任何别人想到“封锁”二字，美国佬仍在孜孜不倦地讨好、拉拢中国新政权。马克思曾经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离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一旦这种隔绝被打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会解体一样。”大约老毛正是从马主义那里得来的训导，促使他反其道而行之，打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封闭国体。
中国文化之不受欢迎，可以参阅当年胡志明训斥他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这些傻瓜！你们难道不知道如果中国人留下来会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们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了吗？上次中国人来的时候，他们一呆就呆了一千年！/法国人是外国人，他们缺乏战斗力。殖民主义就要灭亡了。谁都无法承受争取独立的世界压力。他们可能会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但他们最终将不得不离开，因为白人在亚洲气数已尽。但如果中国人留下来，他们将永远不走了。/我的态度很简单：宁闻法国人的大便五年，也不闻中国人的屎臭一辈子。”这番出自肺腑的训斥，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同志加兄弟”耗去200亿美元还搭上数千条性命，换来的却是越南至今仍在深入进行的“去中国化”。
越南彻底不屑中国式改革，他们现在正在走一条“党主立宪”的改革之路。《南风窗》报道的上个月越南国会否决政府修建南北高铁之560亿美元项目计划，该项目被称作“越南经济发展新引擎”，对于这个国土狭长的国家，无疑是意义非常的。但国会的理由很简单，国会认为目前政府应该把钱花在需求更加迫切的教育、医疗和电力等民生基础项目上，在总结了世界上除东京至大阪、巴黎至里昂两条高铁盈利其余皆赔本之余，强调“越南中部一些乡村连桥都没有，学生必须涉水上学，建高铁还不如造桥修路”。其意义更显示越南如今直选的国会对政府的权力制衡，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制度似乎同样可以使越南健康发展。柬埔寨的主流意识更是明确将当年的人权灾难归咎于西哈努克“一边倒”向中国的缘故，即使被称为“新独裁者”，洪森仍誓言要在10-20年时间里使“三权分立”成为柬埔寨不可动摇的国体，明言只有如此才能杜绝国家民族再临灾难。以鄙人目睹该国2008年在1.7万名各国观察员监督下的大选，洪森誓言并非虚词。
接着看见的是凤凰主持人提供的投票统计，98%以上的凤凰网友支持强硬，其中多数在喊打喊杀。似这类高调，在中国堪称一道风景线。例如前年那次奥运火炬传递，同仇敌忾势不可挡。其实，中国无论造出多少GDP，也无论多么倨傲或谦恭，都不会讨人喜欢，根本在于所困守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一堆历史垃圾，继续恪守在身除了散发恶臭惹人烦之外，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
乍一看，各种议论颇有民族主义激昂之态。细想之，中国本无民族之概念，更不消说主义了。它完全是“西方那一套”，近世才由日本人转批发过来的，与中国式宗族观念搅合到一起，就有自己的“特色”了。概言之，原本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的，中国化之后就变味了。例如抗日战争，本来是两大民族之间的征战，却演绎成“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蒋，日，我，三国志”了，可知民族主义只是个噱头。
由此可见，中国式民族主义成了各为其主的奴才主义，或可以叫被意识形态挟持了的民族主义，且患上了“斯症”，被挟持的民族主义者自觉自愿地为挟持者效劳，而且还特别积极。比如说吧，唐努乌梁海被兼并了，外蒙古被肢解掉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淫掳掠，一概都是对的，谁敢言不对还要受打击。即使到现在，中国商船在公海上被击沉，船员死伤惨重；中国商品在莫斯科被销毁，华商欲哭无泪；乃至中国商人在边界上被北韩军人击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全都不动声色，其根本，在于主子没打算发脾气。倘若这些事件的肇事者换成美国佬，早就沸反盈天了。所以说这个民族主义是假的，奴才主义才是实质。
被意识形态挟持的中国民族主义确实是慷慨激昂的，但必须是在意识形态令旗指向的方位，“斯症”患者很善于揣摩主子的好恶，往往算得准朝廷需要而发飙。在网上看见国防大学知名教授徐焰文章：“自新世纪之初起，中国民众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相应的管理组织随之建立，其主要方法便是以技术手段屏闭政治上有害及有危及身心健康的淫秽信息。”有意无意道出在网络这个平台上的权力操控。徐还说：“在心理舆论战中要采取积极防御，我国的相关部门就应建立自身的反击能力，同时还应发挥广大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2008年奥运会前，中国在海外的广大留学生曾以网络广泛宣传的形式，并采取了灵活机动和丰富多彩的方式，在国际上狠狠回击了反华势力就西藏问题的攻击，初显出网络上主动反击的威力。”略曝意识形态操控网络民族主义之手段与成效，看来网上盛传的“五毛”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何谓“反华”？其实并没有谁反对中华这个民族国家，所有对于意识形态的批评与抨击皆因其挟持了这个国家而被导入“反华”误区里去了，众多饱食皇禄的浅薄文人则利用权力提供的平台优势竭力误导。在权力掌控的视媒与纸媒上，包括港版CCTV的凤凰卫视，我们大致只能接受一些所谓“正面”的说教。几乎所有请来的文人墨客，喘气中都能嗅到与权力保持一致的气息，他们已经锤炼到连思维模式都程式化了。洗耳恭听凤凰网上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说教，不由得想起《利玛窦中国杂记》第181页这段描述：“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几百年过去，文人们似乎并无什么进步。
对于那些腰里揣着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绿卡甚至护照，却不忘在任何场合大秀“爱国”的名人，我劝大家保持警惕。例如那位阮次山先生，据他自己说被人质问入了美国籍何以高唱爱国调有1000次了，在武汉大学答复这种质问用了“嫁到美国的女儿”来狡辩。显然荒唐。众所周知，入籍美国是要宣誓的，誓词的译文是：“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愿上帝保佑我。”
无人强迫他去发此毒誓，是自主的选择。据宣传资料说刚去世的钱伟长就是不肯宣这个誓才拒绝赴美定居的，被说成“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此也爱国彼也爱国究竟何者算是真爱国？阮先生们既然宣誓过放弃对祖国的忠诚而只效忠美国，包括拿起武器保卫美国，当然也包括同祖国开战在内；却不断到大陆各地上演“爱国秀”煽动反美情绪，二者中必有一假。即使“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的“自由宣誓”是假的，此君亦无诚信可言。我鄙视所有持外国护照或居留权却跑回来大秀“爱国”的伪君子，包括宋鸿兵、郎咸平之流，跑来中国赚钱回去美国纳税，能算爱国么？选择国籍或居留地是每个人的自主权利，但他们就应该如周恩来当年所要求的，遵守当地法律与民俗，热爱那里和那里的人民，和他们一起建设家园。谁若相信这类人格分裂者的夸夸其谈，除了使自己被误导之外，恐怕不能得到别的什么。
网上介绍了新一期美国《美国保守派》杂志所刊登的文章，是E·W·梅里写的《纸龙——我们是否高估中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大约可算是对“纸老虎”的一个回应。文章介绍道：中国有2/3的人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许多人仍生活在联合国极度贫困线以下。考虑到毛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处于赤贫状态，这当然也是一个巨大成就。但中国的人均GDP仍不在全球前100名内。对于中国来说，每一项统计数字末尾的一连串零往往会模糊实质问题。例如中国培养了许多工程师，但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许多持有学位的人，充其量也就是技工。而中国领导人总是乐于提醒西方客人：该国每一种资源除以13亿、每一个问题乘以13亿会是多少。作者称：“中国是世界工厂，拥有庞大的出口盈余，许多产品的市场优势也日益明显。但中国出口业的成功不应遮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其庞大的国有部门存在政治主导投资和产出的种种弊端。或许我们应从冷战时与苏联的对抗得到教训，即以一个潜在对手来评估自身的做法毫无意义。美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驾驭内政，而不是盯着中国一举一动不放。”
我想套他最后一句话说事：“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驾驭内政，而不是盯着美国的一举一动不放。”无论高兴与否，今日乃至可以预见的很长时期，世界潮流都是美国在引领，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靠美国维护，这个现实是不可能凭借一群貌似渊博其实浅薄的文人墨客耍嘴皮就能改变的。无论“围堵”还是“遏制”，都是朝廷坚持的意识形态招惹回来的，除了少数国家如北韩如伊朗，世上绝大多数国家皆无“围堵”、“遏制”的感受。所谓“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此“国”即朝廷，有被挟持的民族主义帮衬，朝廷才能长治久安。
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取决于国民在国家的地位，而不是其他。陶行知先生在《中国的人命》里有句不甚起眼的话：“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胡适先生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想，前辈们早就为我们指明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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