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31, 2014
新疆喀什/清真寺/暴力: 世维大会:遇害的大毛拉参与控制当地宗教活动招恨
特别专题: 留法维族学生与法国学者谈新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地区的监控措施日益升级,在刚刚过去的穆斯林斋月期间,中国政府同往年一样,继续干涉一些公务人员、学校教师学生进行宗教活动。今年新疆的多个市、县等政府网站甚至都发出通知,禁止或不鼓励 党员、公务员、学生及教师参加封斋活动。虽然政府对禁令的解释是出于健康的考量,但是政府的公告仍然引发各界的争议。此外,中国法制网日前介绍说,新疆乌鲁木齐市从7月25日起市公交系统安检全面升级,市区内所有的公交线路,禁止乘客携带液体、打火机和不明粉状物等物品上车。据 介绍,目前,乌鲁木齐包括常规公交、社区巴士、环线快客等共计154条公交线路。每个公交站点都配有至少两名安保人员,以手持安检仪和开包检查的方式,对 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安检,发现液体、不明粉状物、易燃易爆等物品会禁止乘客乘车。同时,公交司机还有责任对车上的可疑人 员进行安检。
法国/政治/社会: 法国总统外交顾问燕-保罗在巴黎病逝
法国报纸摘要: 法国费加罗:中国周老虎狂跌受辱甚于薄熙来
法国各家大报今天纷纷刊文介绍中国发生的周永康案,《世界报》文章说:周永康直到2012年11月还是中共的九大金刚之一,他手中聚集了从镇压政治异见人士到情报机构的所有安全大权,一直被认为是中共体制中最强硬分子。国际人权观察组织主管中国的负责人告诉《世界报》:最近这些年,中国人权倒退的大部分案件中都看得见周永康之手,但从周永康倒台却看不出中国司法体制会出现进步的迹象,因为中国还没有司法独立与对公民权力的尊重。
共识网 | 程映虹:中国的爱国主义中掺杂过多的种族性观念
(本文为节选)
嘉宾简介:程映虹,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和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
采访者:袁训会、徐书鸣
种族观念因何在中国流行?
袁训会:我发现,在当下中国,即便是那些影响很大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叙事方式都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我想向您请教,为什么种族主义思潮对国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他们却不自知?
程映虹:中国的知识精英希望中国改革,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强大,而这种希望往往会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从晚清以来就是如此,从来没有得到过清算。明明是种族概念,中国人却以为它是文化和历史的语言。例如认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是中国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就是美国人等等,他用种族的观念来界定民族和族群了。经常听到有人质问: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和皮肤染了去做美国人?
民族和族群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但是种族的身份不一样,它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是以生物,血统和自然的概念为基础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很习惯于用种族观念来界定族群,尤其在通俗文化中,凡是和“中国人”的认同和身份特征有关的,十之八九或者最有影响的是种族性的概念。例如,官方发布的全国百首“爱国歌曲”中有一首“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歌词中这样说: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歌词中还有“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耕耘”这样毫无根据的种族自大。这首歌被收入学校语文教材(例如上海市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四年级),还成为很多“爱国主义”文艺演出中的节目。百首爱国歌曲中其他涉及“中国人”的身份定义的多半是种族概念,如“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和“中国人”。这些歌都是在80和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时刻产生的,当时由于大陆结束文革,台湾被美国抛弃,香港开始了回归中国的中英谈判,陆台港三方都有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这些歌曲加上后来的“中国人”和“黄种人”等等,对于塑造大众下意识中的“中国人”认同影响很大。看一下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作文和爱国主义文艺表演,其中的大话套话多半和这些种族神话有关。
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这也是一种很种族化的表达,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为什么是种族化的呢?因为你认为自己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意义上就与众不同,这是非常种族化的概念,只有对种族概念习以为常的人才会认为它不是种族概念。
退一万步说,就算北京猿人确实有后裔,就像今天中国相信智人起源多元论的人的说法,那和今天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也没有多大关系。今天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境内的古人类,没有那个国家说它们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的。而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170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
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为了论证今天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去重新构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构建出来的。
周口店遗址1962年定为全国历史文化遗址,1987年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但到了1997年却又变成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其实,只要读一读最普通的介绍材料就可以看到,与其说周口店遗址体现了爱国主义,不如说体现了国际主义,有那么多的外国科学家和科学基金会和研究机构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当时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泛滥,国际主义完全缺席,这是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又一个问题。
种族观念对中国国际交往的影响
袁训会:如您所说,在大多中国人眼中,种族主义还是一个离自己比较遥远的话题。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您开始关注并且系统研究这一话题的呢?种族主义对当下中国又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程映虹:我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主流文化对种族概念毫无敏感,格外地容忍,或者说习以为常。骆家辉离任时有一篇文章批他,题目是“别了,骆氏家辉”,这篇文章一出来就备受诟病,但在我看来,对骆家辉完全可以从你那个政治立场去褒贬,但你不能拿他的种族身份说事。这应该是超越左右的一条文明底线,但好像绝大多数批判这篇文章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受西方影响较大的自由派,也需要在这方面补课。
种族主义为什么有吸引力,为什么人们会习焉不察?究其原因,在于种族主义对于民族主义政治所具有的凝聚力,原始的,血统的概念对于很多人都有吸引力。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比,就像鸦片和卷烟的关系,一个不懂卷烟和大烟有什么区别的人会认为大烟更厉害,是特殊的卷烟,其实它已经不是卷烟了。同样的,在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没有清醒区分的情况下,国人也会不自觉地将种族观念视为爱国观念。
今天中日之间的敌意很大程度上已经有种族仇恨的特征。例如,在非洲的加纳,很多华人在那儿淘金,广西某地区的人去了以后,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他们雇佣了当地人作保镖,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他们雇佣的加纳保镖,他们拿着枪,举着一个很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杀死小日本,为中国而战”,非洲人拿枪,替中国老板发泄对日本人的仇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泄可以说是完全种族化了。在非洲打拼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很奇怪极端的表现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很种族化。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日本被固化成中国的敌人,拍了那么多抗战剧,每天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现在又把日本战犯的审讯记录全部公布出来,客观上在民族情绪上强化对日本的仇恨。对很多人来说日本民族已经被定格为中华民族的仇恨对象了,它是一个抽象化、邪恶化、本质化的敌人,中国民族主义的“他者”(中国当代民间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对“小日本”的仇恨中发展起来的),世界近代史上一个罪恶的符号。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清算和对当代右翼政治的批判和揭露都是应该的,但一个国家的主流舆论要注意不要把它扩展到日本整个民族和普通人,非理性化,由特定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发展到对那个国家的人的憎恶。不要把国家利益的冲突变成两个国家之间整体的和长久的仇恨。但这种情况今天起码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可以说太普遍了,已经超越了南京大屠杀,钓鱼岛、慰安妇这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很多人说中日必有一战就是这个意思,具体的恩怨和纠葛已经不重要了。
种族观念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袁训会:您刚才主要说的是种族主义在中国国际交往中的影响,那么,我想追问的是,这一思潮对中国民族(族群)问题的解决是否也有影响?
程映虹:中国的爱国主义中掺杂过多的种族性观念,会损害国内族群的关系。例如,按照上面提到的那些“爱国歌曲”中对于“中国人”的定义,很多非汉族的中国人都可以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你先把我排斥在外。但由于这种话语对以汉族为主体的所谓爱国主义的凝聚力,官方和民间都难以拒绝,例如“炎黄子孙”的提法用汉族(甚至只是汉族的一部分)的起源神话来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根”和身份认同的依据,给人以一种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血统始终纯正的印象,不但是一种种族化的概念,而且明显是有损族群关系的,但是却仍然流行,台湾国民党也在用。前一阵,习近平和马英九书信来往,庆祝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习近平用的是“中华民族”,马英九则用“炎黄子孙”。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更落伍,从蒋介石到现在缺乏反思,腐朽的大中华主义。
在今天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炎黄子孙”“既是主流,又被挑战,官方既不提倡,也不禁止。从80年代到现在,官方内部也一直在争论这个说法的准确性。
前一阵子,统战部副部长写了一篇文章,被很多人认为有”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的意思,他在文章里讲,不要用炎黄子孙来指代全体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汉族的不科学的提法,网上很多人为此批评他,用词非常尖锐,说得很清楚不能为了一些少数族不高兴就放弃这个提法。《环球时报》的单仁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驳他,认为炎黄子孙是中国人的定位,有凝聚力,否定它,会影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少数民族的代表多次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出反对用这四个字指代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研究族群关系的很多学者如马戎等明确反对用这个说法指称全体中华民族。中国最高层的官方语言也早就放弃了这一提法,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三令五申,说就用”中华民族“或者如李瑞环正式提出的”海内外中华儿女“,但是从未得到过严格的执行。可见这种具有种族色彩的词汇的”凝聚力“之强,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以维吾尔族为例,汉人对维吾尔族的歧视在于它把维吾尔人身上的弊病,汉人认为是维吾尔人的弊病,将其本质化了。他不会深入的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使某个族群在他看来那么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种族思维是一种简单化的、懒惰的思想的表现。
不仅是民族问题,用生物性的概念来定义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也很有问题。台湾有一个医学科学家叫林妈利,她写了一本《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这本书的起因和材料源于SARS流行时期,她作为台湾血库的建立人,在分析案例,梳理SARS病毒在不同族群里的传播效应时,她发现多数台湾居民的血液和大陆人的很不一样,在血统上,他们和太平洋岛民更近似。以此为依据,她反驳所谓炎黄子孙的说法,认为血统都不一样,台湾人怎么会是炎黄子孙?看一下台独派的书,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一些独派最早的”觉悟“,就是从对这些同宗同族同一血脉等等种族神话的反思和拒绝开始的。现在就连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也说,国家认同和国族身份不能用这些观念来建立,而首先必须建立在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上。
(本文系共识网专访程映虹老师的第一部分内容,余下内容也将于近期陆续上网,欢迎广大读者关注。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自共识网微信号“igo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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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再努尔:伊力哈木从未分裂国家
习近平: 习近平北戴河会议前办周永康是要排除元老干扰
Wednesday, July 30, 2014
中/美: 美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
中国/贪腐: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因涉嫌“违纪违法”被免职
周永康案: 大老虎是造成贪腐的制度,习敢打吗?
中国/新疆: 新疆莎车袭击案 维族团体呼吁国际社会独立调查
中国/新疆: 北京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被以“分裂国家罪”起诉
中国/周永康: 路透社: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达共识调查周永康
中国/周永康: 法新社:周永康案 习近平击权贵心脏 树强人之势
日本/中国: 日本媒体说:令计划一定会同周永康一起倒台
法国报纸摘要: 经济回声报:微软应对中国反垄断调查
周三出版的法国各报报道较为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分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首次就经济制裁俄罗斯达成共识;加沙地区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随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加紧对加沙地区的轰炸行动,哈马斯运动受到当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利比亚民众深受战事和物品匮乏的困扰,外国侨民纷纷撤离、的黎波里两大油库继续焚烧;柬埔寨的政治危机得到缓解。
要闻解说: 中外专家点评周永康案
中国官方于本周二宣布对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立案调查,至此,延续了一年多的传闻终于获得了官方的确认。不过,周永康案公布的时间却使大多数观察家们始料未及。那么,中国官方为何选择在此时宣布对周永康立案调查而不是此前外界普遍预测的十月份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周永康是否会同薄熙来一样受到公开的审判?周永康的下台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我们综合海内外各大专家的评论向大家做一个综述。
东网 | 赵楚:周永康与中国技术官僚政治的终结
在延宕几近两年之后,中共终于公布了对上一任党最高领导集体成员周永康的“违纪审查”决定。此前,通过各种有意和无意的方式,周的贪腐事迹与落网报道早已活灵活现地流传了中外。通过对他所属派系的低阶人物与家人等的贪腐报道,可以说,从新闻学角度而言,此事已经是一桩完全不值一提的旧闻。尽管如此,这一消息的正式公布还是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巨大反响。
国际间对周的落幕如何进一步解读尚不可知,但周的落幕已经清楚揭示中国当代观察的意义是明显的:其一,自改革开放和林彪与四人帮审判后,刑不上常委的惯例已经作古;配合周案的宣传,一些官方消息背景的社交网络活跃人士早已点名到更高的层级人物,而官媒也频频宣示“打大老虎”运动不会停;其二,邓小平之后,随着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的实现,欧美观察家关于中国执政党已能平稳进行权力交接的断言被证明失败。这两点可以说周永康给予人们最重要的中国学教训,对解读此案也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说起周永康的沉浮,不得不说到20年来欧美中国研究界对后邓小平时期历任中国领导层最喜爱的术语:技术官僚。这一本借自欧美政治观察的术语用于中国曾被广爲接受,因爲,自江朱时代起迄今的中国上下执政者虽依然在中国特色旗帜下使用毛周意识形态话语,但他们本人大多成长于49年后的岁月,他们的红色权力身份其实是虚拟的和借喻性质的。这种借喻在传统帝王政治似的法统和道统中赋予他们自圆其说的政治正当性,但实际上,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普通人民都知道,即使红色历史传承真的代表某种正当性,他们也并不比普通人民与这种传承更近,他们只是侥历史和现实之幸而作为权力的攫取者而已。
所以,他们需要借助不断提出的各级发展和建设目标以巩固自身权力的基础,因此,无论他们实际的政策作爲多么倒行逆施,经济民生、改革开放及不断刷新的疯狂自我宣传,这些都是不会放弃的,也是他们向社会、外部世界及国内无形的红色道统监护者阶级自我证明的必然选择。直言之,他们需要以代理人和经理者的身份实践所有者的权力,因此,无论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到何种程度,他们都不会、也不敢断然抛弃红色权力垄断的信条,因爲舍此他们将一无所有。通过薄案和周案等案例,人们可以轻易发现,他们本身对这些堂皇的红色信条丝毫也不相信。
因此,在任期制的背景下,所谓技术官僚的恐慌是显然的一方面。自苏东剧变起到茉莉花,汹涌的世界潮流,以及他们自身的全球知识告诉他们,他们所不得不高举的历史旗帜自身已失去正当性,称为时代之敌,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一他们自己也无法喜爱和信任的制度赋予其现代政治中难以想象的生杀予夺权力。在沉船上修船和驾驶,这是他们职业的真实写照,因此,为自己多抢救生圈就成爲最后的人生价值保险——这就是贪腐成爲普遍权力行爲模式的根本原因。薄如此,周如此,徐才厚如此,其实,被欧美观察家普遍看好的所谓技术官僚阶级普遍如此。
然而,无论按照现代权力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执政党自身历史上宣扬的政治伦理,这些触目惊心的贪腐行爲都是触犯红线的。这种困境逼迫所谓技术官僚不得不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对自身的派系和家族安全做安排,并为这种安排展开博弈和不择手段的竞争。这是考察中国当代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的出发点。
保持权力垄断,并在任期制背景下爲自己的派系争取更多的未来位置和话语权,这是后邓小平时代普遍采用的政治斗争模式。在此模式下,目前新接班团队的脆弱可想而知,无论军民两界,还是在利益丰腴的垄断寡头企业,又或者在纵横各条线上,当新人到来,前面两代的布建已经完成,而接班者自身甚至也是按照谁根基浅,谁实力基础弱来选择的。因此,新班底会借反腐作爲执政头等生死大事,这与宣传的那些意义不同,这件事关乎新班底能否获取最起码的实力地位和权威。
就社会和国际间而言,对贪腐开战无疑可以缓解30年来由于寡头化和日益加强的社会压制带来的绝望心理,部分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外间支持。在不断释放的狂欢节似的打老虎的新闻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策略的鲜明运用。这与当年凯撒在罗马的斗兽场和演艺游行,以及文革中不断抛出的当权派游戏,都是一脉相承的。区别的是,今天中国的新领导班子由于缺乏根本的政治愿景和理论资源,他们只是在有限意义上模仿这些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巨头,而并不能真正抛弃现实的体制基础,进行新的社会政治动员。如以中共自身的历史做比附,可以说,由于现实的条件限制,只能做到的是以“四清运动”的模式进行模拟的文革,取法乎上,冀得其中,做不成毛,总要做到江朱胡温,这也是最高领导者在现行 体制下生存的必须。
毫无疑问,社会对所谓技术官僚政治的普遍憎恶是真实的。这种憎恶除了其思想与信仰上的虚假和伪善,更在于技术官僚统治的20馀年,正是政权借改革之名对社会进行史无前例搜刮的时期。在对未来的恐慌和对暴力的迷信中,这些所谓的虚拟红色掌权者对30年社会经济成果进行了疯狂的抢掠。这些专政下的庸碌之蛋比他们虚构的四大家族和其他资本主义坏蛋恶劣许多,从本次周案的情节看,他们连起码的商业才能也没有,他们唯一的生意就是把权力直接兑换成特定数额的金钱。在恬不知耻地把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成就盗贴上自身伟大英明的标签同时,他们加速把这些人民赖以生存、发展和梦想美好未来的资源敲骨吸髓地直接瓜分了。然后他们借用历史上的残暴手段,变本加厉地对任何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实行比军事占领者更凶残的镇压。
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对当局反腐的欢呼不难理解。这与其说是对反腐权力的政治信任,倒不如说是对所有权力中人与汝偕忘似的快意。这是一个绝望社会很可以想象的普遍激情。对薄王是这样,本次对周家及其派系的垮塌也是这样。这也是爲什么从薄到周,当局只能以经济的罪名向社会解释贪腐政客落马的原因。
人们早已在问:是什么样的制度栽培了这些巨贪妖魔?而既然这些结党爲私、败坏堕落和毫无才德的人可以窃居如此位置,执政党对社会应负怎样的政治和道德责任?归根结底,一个充满如此堕落和腐败政客的政党,怎么能继续自身英明、伟大、白璧无瑕和万世一系的自我神话?这些真实的问题暴露了从薄王到周案的真正意义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配合这些大快人心的案件的,是一些有意被当局封杀的消息。在党的理论媒体和军方人物多次严厉咒骂社会的宪政、法治及民主诉求同时,除了各地自强拆到司法黑暗的例子不断,各地出现了30年来罕见规模的政治抓捕。对言论和媒体的压制力度空前,而文革中臭名昭着的那些政治口号与提法,各种腐朽的红色意识形态话语在公共讨论中借尸还魂,不断被各种官方背景的人士和机构有意释出。这一面严酷的现实表明,当局的反腐只是专政者自身权力逻辑的延伸而已。更直接说,今日遂行雷厉风行反腐的权力本身与被反腐者曾据以贪腐的权力其实是一回事,且更为严重,因为,反腐的目的不是开启新的社会变革,与民新约,而是要借贪官的臭名,甚至人头,重建被贪官败坏的权力垄断之网。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在贪腐败坏的技术官僚政治失败之后,中国迎来的很可能不是什么海清河晏的升平盛世,而是专政成色更足、更贪婪手狠及更加目中无人的政治时代,最起码,掌权,搞钱,不准人民乱说乱动,这些“改革”和“维稳”的基本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对此,中国的普通人民,以及关心中国的观察家必须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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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永康: 美媒:周永康小姨子辞职中石油加拿大12亿美元交易恐烂尾
Tuesday, July 29, 2014
中新网 | 中国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
中新网7月30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二)基本原则。
——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立足基本国情,积极稳妥推进,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依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不得采取强迫做法办理落户。
——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三)发展目标。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二、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五)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在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城市合法稳定就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小的地方,可以参照建制镇和小城市标准,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就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但对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不得设置住房面积、金额等要求,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3年。
(六)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在城区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城市合法稳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要适度控制落户规模和节奏,可以对合法稳定就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较严格的规定,也可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积分落户制度。大城市对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5年。
(七)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按照总量控制、公开透明、有序办理、公平公正的原则,达到规定分值的流动人口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八)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认真落实优先解决存量的要求,重点解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员落户问题。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等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率。
三、创新人口管理
(九)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
(十)建立居住证制度。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利;以连续居住年限和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为条件,逐步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权利,同时结合随迁子女在当地连续就学年限等情况,逐步享有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向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居住证持有人应当履行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等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公民义务。
(十一)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实际居住人口登记制度,加强和完善人口统计调查,全面、准确掌握人口规模、人员结构、地区分布等情况。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人口、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以人口基础信息为基准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分类完善劳动就业、教育、收入、社保、房产、信用、卫生计生、税务、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统,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为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信息支持,为人口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
四、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
(十二)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农户的用益物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利。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和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保护成员的集体财产权和收益分配权。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十三)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的实施办法。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并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完善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社会救助统筹发展。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多种方式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
(十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力均衡力度,保障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十五)抓紧落实政策措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城镇化进程的客观规律,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敢于担当,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切实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防止急于求成、运动式推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意见,统筹考虑,因地制宜,抓紧出台本地区具体可操作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并向社会公布,加强社会监督。公安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法制办等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抓紧制定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完善法规,落实经费保障。公安部和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区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加强跟踪评估、督查指导。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户籍管理和居民身份证管理,严肃法纪,做好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
(十六)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全面阐释适应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解读户籍制度改革及相关配套政策。大力宣传各地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保障合法权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国务院
201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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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潮 | 粪池里的普法青年
作者:袁凌
一
2003 年年底,我在山西某市的一家个体宾馆里住了个把月。该市的前任市委书记是当年的改革明星,但他调离后,逐渐浮出了几起言论治罪案件,其中有全城邮筒布控、核对笔迹和查对打字机型号,在全市报纸广播上组织大批判的情节,和此前的开明形象相去甚远。
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城市,除了一些栅栏和刻着字的、从太行山上取来的大石头,前任市委书记的改革并未留下明显痕迹。在一条被风刮得空空荡荡、只有灌木丛挽留着几只黑色垃圾袋的街头,我和其中一名被治罪者接头。他以前是山西工人报记者站的记者,因为被怀疑用笔名在省报发表批评市委书记的文章,进了“小黑屋”。一年后从那里出来时,他的一只耳朵失去了听力,一条腿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难于站直。在小饭馆里,他就这样侧着耳朵,不时按着伤腿低声跟我讲了蹲小黑屋的经过,其间一直在提防外面的动静。他只打公用电话,接头时让先到的我等了一刻钟,可能是查看我周围有没有人,尽管北风带走了大街上的一切东西。我从来没有见到比他更小心翼翼的人。
另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天气,我没有头绪地待在房间里,为自己的怠于出门而自责,有人敲门,五六个或高或矮的人出现在门前。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见到的特殊人群,以后知道是传说中的“上访者”,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有某个地方不正常,或许只是偏离了正常一点点,却从此无法挽回。
其中的一对夫妻,老汉拄着拐杖,身体佝了下去,脸上却带着永不会失去的笑容,他以前有一个自己的铁厂,被村支书的亲戚抢走了,连带让他付出了这条腿的代价。
“只要厂子搞回来,二三十万的感谢不成问题。”他微笑地看着我说,似乎对这件事充满了信心,只需要鼓励我接受建议。铁条夺走了他一条健康的腿,却没有完全泯灭他残存的企业家作风,这种现象让人觉得奇怪。
另一位妇女用碎花的青色头巾裹着头,似乎显示在伙伴中她的某种特殊。她是个退休教师,女儿在和女婿吵架后服毒身亡,法院判决女婿无罪,她却深信是女婿下毒。
据说,对于她的监视最严,这次她偷跑出来,派出所的人又要着急了。我跟着她到中学去,想看一下监控是如何着手的。
按照我们的约定,她先是回到学校,过半个小时又换一身衣服,拿上一个包走出来。校门口有一个派出所的治安室,她说这是专门盯着她的。果然她走出来几步,立刻就有一个男人从治安室出来,跟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落着十几 。她加快脚步,尾巴也加快;慢下,尾巴也放慢,似乎是回避,却又并不掩饰。我在不远的田埂上,像是观看一场时而快进时而慢放的戏。后来她按照约定,忽然往回走,意外的尾巴只好闪在一旁,看她往回走,她却找尾巴说起话来,尾巴显得有些尴尬失措。我看到这里就离开了。
在那道田埂的坡底,我意外发现几处小小的人群,操作着一种奇怪的机器,冒着浓烟。略微走近一看,这种机器都带有一个锅炉和管道,锅炉下风箱鼓吹着呼呼的炉火,有人用铁皮油桶把一些黑色液体倒进锅炉入口,机器似乎在颤动发抖,烟囱里冒出那种黄黑色的浓烟,另一个出口下则有人拿油桶接着。这些人群和简陋的机器出现在这道荒凉的土沟里,似乎某个混合了史前时代和科幻的场景,我忽然想到这是传说中的土法炼石油。这片荒凉的土地上,除了地下的矿藏和浓烟,实在没有存余之物了。
二
那天来的另外几人属于同一个村庄,村里修公路和建养殖场引起了拆迁矛盾,那里的村支书似乎是个翻版南霸天。他们言谈之间,说起了村里一个几年前死去的青年。
那是农业税取消以前两年的事。这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回到村里,干了一季收秋的活,说税交得太重,迷上了普法。每到集日,他在路口摆上一张桌子,从挎包里掏出他搜集的中央历年的一号文件,还有几种法律小册子,摊在桌子上,加上一个小喇叭,宣扬农业减负的政策,还免费发放一些他自己印刷的传单。
听他用喇叭讲政策和领传单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传了出去,惹恼了镇政府和村委会。
又一个集日,派出所来到村里要抓年轻人,却被村民包围,警车被掀翻,扣在村里。
过了几天,没有任何前兆,晚上忽然村庄被一支部队包围,部队里包括戴钢盔拿盾牌的特警,也有穿迷彩持冲锋枪的武警,上百辆转灯的警车,据说还有几辆装甲车。村民们都吓傻了,部队来的目的却不是抢回警车。所有的村民被一一带出家门,搜查核实身份,参与过扣警车事件的人被调查得一清二楚,全部带往公安局。
那个年轻人却意外地没有被抓,只是第二天被叫到村支书家里训话。听说在村支书家他态度也不好。奇怪的是,他从支书家里出来后,有人看见他进了自家院门,却再也没有出来。他父母过世了,当时哥哥还在公安局里,家里没人。
村民们陆续回来了,却一直无人见到那个年轻人。有人记起曾经有两个穿风衣的陌生人,在他家的院门张望过,但没有下文。
过了半个月,他哥哥上厕所,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比通常粪池子里飘上来的臭味要冲一些。从便槽朝下看,粪池里的蛆拧成一股股的,似乎泡的有东西。他找了一根竹竿,从便槽捅下去,拨拉那东西,觉出来是个人。赶紧打开出粪口把人捞出来,泼去粪便蛆虫一看,正是他弟弟,面目虽然腐败了,穿的还是那天的衣服,两只手在背后被一根麻绳紧绑着。
这个厕所的出粪口对着路口,平时盖着水泥板,用钥匙锁着,没有动过。年轻人进了院子就没有出来过,只能是从便槽里被硬塞下去的。但是便槽非常窄,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塞下去的。
我去到那个村庄,这里和我的家乡不同,家家户户有个带围墙的院子。村支书家的门楼比所有人家的都阔气,大铁门紧闭,人走到门前,里面已经传出狼狗低沉的吼声。我举起手心却悸动,失去了叩响铁门的勇气。听说村民平时根本见不到支书。
在年轻人家的厕所里,我看到了那个便槽,只有十来公分宽,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把一个成年人塞下去。如果硬塞,只能破损头骨,和折断他的肩胛,需要如何的手法与力量。那两个穿风衣的人,哥哥报了案,派出所却说查无实据,也没有调查村支书,不了了之。
我低头在厕所地上站了一会,似乎一种无意义的纪念。灰扑扑的地面,看不出任何痕迹。似乎不可能发生过那样惊心的往事。
但一个热爱普法的年轻生命,确实从这里逝去了。他单纯的灵魂,被一种不受追究的暴力,强行塞入了狭窄的便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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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陈奎德:习近平两手并用或因尚未决出胜负
一段时间人们对习近平有无决心最后打倒周永康这只特大老虎有各种传言。现在,北京当局证实,周永康如同他的盟友但级别比他低的前政治委员薄熙来一样走上了末路。周作为前常委公开完蛋应该被视为是习近平反贪腐的一个重大标志。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已有足够的实力跟庞大的利益集团较量到底?大老虎倒地,是否意味着拉大了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在『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看来,习近平打掉周永康,只是为两年前从薄熙来开始的那场政治斗争划上了句号。然而习打大老虎,造成“官不聊生”,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反抗。至于习一手打大老虎,一手打压民间,这一矛盾的动作也许受到共产党权斗规律的规范。
中国/政治: 中共18届4中全会10月召开
photo.takungpao.com
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少数人获益
中国 新疆问题: 新疆再次发生严重恐袭案件
中国 政治: 财经网:周永康儿子周斌已经被逮捕
周永康案: 周永康案正式宣布 周滨涉非法经营罪被批捕
中国 社会 网络: 周永康被中纪委正式审查引发网络关注
中国 政治 社会: 专家:周永康案打破“罪不及常委”惯例
毛时代的领袖崇拜卷土重来?
周永康落马!其子周滨被捕
公民论坛: 陈破空:习近平将打虎上升到江泽民这一级的可能性不大
中共的反腐斗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去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抓,到随后其庞大关系网中的同僚、政治盟友、亲戚、下属及商业伙伴纷纷落入法网,反腐继续深入,层面似乎越来越广、牵涉的高层人物也越来越多。引发世人关注的是:这场反腐运动将怎样收场?最终擒获的大老虎究竟是何许人?我们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来谈谈看法。
Monday, July 28, 2014
自由亚洲 | 张思之:当局试图将浦志强的案子和政治经济问题挂钩
为浦志强案担任辩护律师的中国著名资深律师张思之日前在香港表示,当局正调查浦志强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这些很可能是莫须有,案情不乐观。
今年“六四”25周年前夕,北京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与十多位朋友相聚研讨纪念六四,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当局以「寻衅滋事」名义刑事拘留浦志强。张思之便是此案辩护律师。七月十九日,他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局正调查浦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案情不乐观;对于中国法制改革,他也不寄予希望,认为只要仍是一党专政,司法就无法独立。
张律师表示,他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浦案件的卷宗,没有看到控方的意见。但在侦查方面,控方对于浦志强的问题,调查面之广,完全出乎意料。举例说,他们把浦志强律师事务所十年来的账本全部拿走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现有法律规定,过去查过的账现在不能再查了,不能反过来查。这次拿走十年账本,是当局下决心要查浦志强经济上的问题。其实,这也说明当局当时抓他,所谓「寻衅滋事」的罪名并没有扎实的根据。还有他们在侦查涉及他二零一三年多次去日本的情况。现在中日关系很紧张,参加六四研讨会,与浦志强一起去日本的人,都一一被调查了。这是在调查浦志强这方面政治问题。张思之说,问题会很麻烦,可以莫须有,他担心会不依据事实判决,他对案情不抱乐观。
北京的维权律师李方平说,浦志强律师这次被捕,官方的借口本来是寻衅滋事,但是案子根本不成立,因此检方就想方设法寻找其他借口:
“六四研讨会参与者的国籍以及中日关系的紧张不应该影响浦志强的案子。根据法律,政治问题不应该影响浦志强律师被指控的”寻衅滋事`“案件。当局要用国别问题影响浦律师的案件,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张思之律师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浦志强律师这次被捕后,他和浦律师会面了四次。浦志强的糖尿病严重,另外他的前列腺毛病又犯了,在看守所他的腿肿得很厉害,经过治疗,目前已消肿许多。
李方平律师说,鉴于浦志强律师的病情,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给他保外就医:
“他只是被指控寻衅滋事这样的轻罪,糖尿病有这么严重,完全可以保外就医。”
张思之律师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还表示, 究竟当局要指控什么,他还不知道。当日抓的时候是寻衅滋事。但寻衅滋事到底有没有,现在无法判断。
在《亚洲周刊》记者问及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问题时,张思之律师说,口头上他们会说得很好,实际上绝对不会有根本性的所谓法治的改革,绝对不可能,他不寄予希望。再好的党只要是一党专政,司法就独立不了。说是官员不要干预案件,他就不相信中国高层不过问浦志强、高瑜的案子。
张思之律师还表示,从总体上来讲,当局对整个律师界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律师都是异见人士,是对立面。所以你维权也好不维权也好,当局就看你不顺眼。这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有的官员把律师看成一种负面力量,认为律师总是跟自己作对。
张思之表示,律师生来就是跟某些公权力作对的,有了公诉人,就需要律师,那就是需要从不同方面去推动法治进步。
(记者:高山; 责编: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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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 | 微软中国遭工商总局调查因有人举报
一向善于与中国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微软,可能正面临一场反垄断风暴。7月28日上午,微软员工李明(化名)在一周的第一天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微软在北京的办公室。但他立刻感受到了气氛有所不对。因为穿着国家工商总局制服的人正在微软办公室内查封资料,并且向微软员工们进行问话。
实际上,李明没有想到的是,不只是在北京,微软在上海、广州、成都的办公室几乎也在同一时刻,有大量工商总局的人进入,进行同样的工作。
很快,微软中国四地分公司遭到工商总局调查的消息便在网上传开了,并且得到了微软官方的证实。一时间,媒体的聚焦点都转向了微软。
28日晚间,微软中国内部人士向新浪科技证实,国家工商总局突然调查微软北京、上海等四地分公司办公室,是因为有人向工商总局投诉微软违反了国内《反垄断法》。
该内部人士表示,微软并不清楚投诉者是谁,也不清楚被投诉的具体原因。不过,有业内人士猜测,微软强行让XP系统退役,可能触犯了《反垄断法》,从而引发了反垄断调查。
遭调查因有人举报
国家工商总局相关人员昨天上午突访微软中国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的办公室,并就一些事情对微软部分员工展开问询。
据微软中国内部了解此事的人士透露,国家工商总局工作人员进入微软北京办公室后,告知微软员工,因有人投诉微软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该局才进行突然调查。
上述微软内部人士透露,国家工商总局工作人员并未透露更多信息,未说明投诉者是谁,也未明确指出微软公司存在哪些违规行为。
据透露,微软中国法务部员工与国家工商总局员工进行了交涉,公司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虽然并不了解被查原因,微软中国还是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调查,并回答相关问题。”
国家工商总局暂时未对此事进行公开表态。一家PC企业的高管在接受新浪科技询问时也表示并不了解事情原委。
或与XP退役有关
据了解反垄断调查流程的人士表示,国家工商总局目前可能处于调查取证阶段,对于可能发现的问题由于并不能下定论,因此也不便直接告知微软公司。
目前,国内有3个政府部门负责管理与反垄断相关的事情,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与价格垄断相关的问题;工商总局负责除了价格以外的垄断问题,主要是管理与企业滥用市场地位相关的垄断问题;而商务部则负责企业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垄断问题。
由于本次微软是遭到国家工商总局调查,业内人士判断,微软很可能是遭到“存在滥用市场地位”的相关垄断指控。
法律界人士表示,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名进行调查,需要搜集大量的证据,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根据微软的业务线来看,微软只有在PC操作系统上具备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占据约90%的市场份额。这项业务很可能就是该公司遭到反垄断投诉的根源。
业内人士认为,微软遭到反垄断调查很可能与该公司停止对XP系统支持工作有关。今年4月,微软宣布不再为XP操作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包括系统更新和安全补丁,导致国内近2亿台电脑面临安全风险。当时就有专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微软此举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霸王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这一切还仅限于猜测,微软最终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规定,仍有待政府部门给出定论。
或冲击在华业绩
微软是最新一家遭遇反垄断调查的外资企业。此前,国家发改委曾对高通公司发起过反垄断调查,并且在近期确定了高通公司的垄断事实。更早前,国家发改委还对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DC)发起过反垄断调查,在该公司作出整改后,发改委才在今年5月宣布中止调查。
由于深陷反垄断调查,并且确实存在问题,高通公司日前宣布调低第三财季的业绩预期。这一度导致该公司股价大幅下跌近7%,创下两年来单日最大跌幅。而调低业绩预期的主要原因就是高通中国市场的相关营收将出现下降。
业内人士预计,微软公司如果卷入反垄断调查,也将会对其在华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公司业务处于风险之中,最坏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导致微软美国总部暂缓对中国业务的进一步投资。
由于一些未指明的原因,微软最新的Windows 8操作系统一直都未能入选国内政府采购项目,这对微软在中国的业绩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一旦垄断行为被查实,微软中国可能还将面临巨额的罚款。
微软从未正式透露过在中国的营收情况,但在微软全部总营收中的占比非常小则是公认的事实。2011年5月底,时任微软CEO鲍尔默曾在一次微软中国的员工大会上透露,当年微软在中国的营收接近20亿美元,但仍不及荷兰。当年微软全年的营收达到625亿美元,中国区的营收占比仅为3.2%。
政府关系急转直下
微软于1992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1995年成立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二十多年来,微软在中国的规模不断壮大,全职员工超过3000人。与其他外资企业相比,微软一直以来都显得很擅长与政府部门搞好关系。至少,在比尔-盖茨时代,微软与中国政府有着非常好的关系。
2002年,微软成为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并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开展中国最大软件对外合作项目,涉及金额超过62亿元,这是当时中国在软件领域最大的一个对外合作项目。
2003年,微软与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签署政府源代码备案计划协议,允许中国政府及其指定的备案单位以可控的方式查看微软Windows的源代码以及相关的技术信息。
2006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比尔-盖茨,参观微软总部,并在盖茨家与之共进晚餐。这在当时被看作是,微软与中国政府关系非常好的一个例证。
2007年之后,微软中国与政府关系也非常不错,一直要求打击盗版的微软也得到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等多个部门的支持。
但在2008年,急于打击盗版之下,微软直接让盗版用户的屏幕不时出现黑屏。“微软黑屏事件”由于涉及面广,引发了很大的舆论风波。当时,国家版权局首次提醒微软,维权措施不能过分。
随后几年内,微软又加大了对企业盗版的打击力度,并支持BSA(商业软件联盟)每年发布中国市场的盗版软件报告,这引来了政府机构的几分不满。
去年,微软宣布不再为XP操作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包括系统更新和安全补丁,导致国内近2亿台电脑面临安全风险,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就是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与此同时,微软还提高了Windows 8操作系统售价。这直接引来了国家版权局的不满。
国家版权局官员对微软提出了要求——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制定价格,并进一步规范销售行为,改进售后服务,维护中国用户利益,为推进软件正版化提供支持。但微软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做出“妥协”之策,这导致了该公司与政府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在本次反垄断的大棒落在微软身上之前,曾经有多次市场传闻政府部门将对微软发起反垄断的调查,但都没成为现实。但当工商总局工作人员7月28日突查微软中国在各地的办公室时,这次反垄断调查的序幕可能就此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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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下一步改革会牺牲谁?
人民网引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这份报告引起我的注意。贫富差距拉大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东亚儒家社会,但更严重的则是这贫富不均是“权力”在作怪——中国的香港以及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也超过或者逼近中国的程度,可那种贫富不均明显是由出身背景、教育程度以及能力大小决定的,在中国大陆呢?明眼人几乎都一清二楚:体制、权力和财富同那1%的家庭如影随形——换句话说,“腐败”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加上我们目前并没有实现西方那种可以缓解官民矛盾的民主制度,这一现象继续下去,恐怕会重蹈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多次的恶性循环:反抗贪腐甚至打富济贫的运动此起彼伏,多年稳定换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迟早毁于一旦,历史又一次回到原点……
对中国社会来说,最、最严重的还不是贫富差距甚至也不是贪腐造成贫富差距,而是贫富阶层几乎被固化,没有了上下流动的可能性。这也是在我“走遍中国”走到农村与农民工中时,屡次感到的无奈与痛苦。当前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的“弱势群体”——广大的农民以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向上提升的机会与可能。
在西藏之行前后,我分别抽了两个星期去珠三角和长三角,延续我多年来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社会追踪调查(当初是为了写研究报告,后来变成我接触这方面社会的必备功课,成了我的“习惯”,并无具体学术目的与工作要求)。多年下来,对农民工的境遇与前途,我依然忧心忡忡。我跟踪的14位女工与21位男工,除了失去联系的,几乎所有的在工作、生活上都并没有什么进展与起色,更糟糕的是,他们仿佛都为了虚无缥缈的明天活着——可并不知道明天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是为什么在上海同体制内朋友聊天时,我终于失态,大怒了一次。当时朋友谈到习总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一些体制内的人士对反腐与改革开始有抵触情绪,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很可能会影响“官本位”体制下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我说,那就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逐步解雇、减少一批公务员,缩小公务员队伍。较少公权力同时,也减轻社会的负担。
没想到这位朋友一听就来劲了,他说,这不可能!想解雇缩小公务员队伍,那就不只是影响经济发展,而是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最终伤及执政党的地位。他补充说,你以为公务员是工人和农民吗?说牺牲就牺牲?牺牲公务员和官员的利益是很危险的!
他后面这句话,让我最终爆发了,我说,狗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让工人下岗,几千万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铁饭碗,也有人不服、鼓噪甚至抗争过,但政府用铁腕对付他们,最终也走过来了。至今虽然还有人生活在贫困边缘,不过,他们毕竟渐渐老去了。牺牲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换来了经济体制的一次大变革。随后“改革”又为了“中国制造”的廉价品销售全球而牺牲了上亿的农民工的利益与权益……
如果说“改革”一定要牺牲一些群体的利益,从工人到农民工的牺牲,确实换来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但这一牺牲换来的繁荣与昌盛绝对有不健康与变态的成分:例如使得一些利益集团坐大,贪污腐败如此猖獗,社会底线滑落,并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培养出占全国财富三分之一的那1%的家族……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让社会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再一次拨乱反正,必要的时候,是必须要牺牲一些利益集团和享受特权的那部分官员的利益的。
杨恒均 2014.7.28 “走遍中国”
这两本书不能改变世界,但却可以改变你看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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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师道沦丧 还是被沦丧?
他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
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点名批评,将“科研腐败”这个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又推到了舆论的前台。
这一话题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与之相对,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
《人民日报》曾将“挪用”的手段,归为“贪、吞、套、骗、假”,虚列预算、用假发票套取资金,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在近十年来曝光的科研违规中,屡见不鲜。
随着科技部长对科研经费管理“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时,无论政府还是公众,都开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视中国的这群“堕落”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肃杀的气氛传到高校,却引发了教师们的反弹。
在东南某985高校,2014年6月,学校专门向教师传达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风声很紧,提醒他们要严格遵守经费使用规定。话音刚落,老师们反而炸开了锅,纷纷指责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不是“师道沦丧”,而是被逼无奈。
安徽一高校的校办主任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愤慨,“现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卡死”在纸面上
未来四年的研究行程,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
第一次申请上国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记得,当时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与立项通知书一起来的,是一份《项目预算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课题资金,高校教师申报的研究形式,这类课题被称为纵向课题。此外,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的科技项目则为横向课题。历经二十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费管理办法,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填写项目预算表。
王亮说,为了保证不出纰漏,学校社科处专门组织新立项老师统一学习如何填写。那个夏天,燥热的会议室里,老师们先用铅笔试填,再用钢笔抄上去,汗渍濡湿了一个个的前胸后背。
一个填写的诀窍是,要填得满满当当。在预算表上,经费被分割进“会议费、专家咨询费、差旅费、国际交流费、设备费”等十一大类,老师们被告知,每一项最好都填上一点,“显得你做得很规范,要是不预算上,就会觉得你没有做事一样”。
但王亮没有经验,不知如何下笔。按照要求,差旅费一栏必须填写调研次数、人数、目的地和每次调研所需经费数额。这让他犯了难,“我哪里知道未来四年,我要去哪里开会,去哪里调研,又和谁一起去?”
看他为难,派来指导的老师只好帮他写上:“北京上海各2次2人,广州1次2人,合计1.9万。”
未来四年的行程,就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他曾想只填一个总额,但被告知那样不规范,不会被批准。
这一“合乎规范之举”,在随后的四年,却成了埋伏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实际的出差地远不止三个城市,差旅花销大大增加,占到了总资助额的50%多,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用其他类别的预算资金填补。2013年5月修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项目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经费支出预算使用资助经费”,这是严重违规行为。
“我有什么办法?”王亮只能庆幸自己没被发现。
但被发现的明显更多,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报告2013》中,通报的预算违规现象,就包括多起“未经报批擅自调整经费预算”。
以前不是这样的,王亮记得,1990年代时,课题预算不需要列举每一项具体怎么使用。当然,“那时候的项目经费也不多,最多也就五千左右”。
“2006年以后开始变得严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军民回忆道,这一年是中国科研体制建设的一个节点。
当年,一场震惊世界的科研骗局被曝光,中国学术界颜面全失——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汉芯”,被证实只是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样用砂纸磨掉,重新刻上“汉芯”标志。这一拙劣而异想天开的学术造假,在3年时间内却没有被发现,反而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评审、鉴定,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累计骗取无偿拨款突破1亿元。
2006年6月,科技部公开表示,将认真吸取“汉芯”造假事件的教训,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根治学术腐败。
这年底,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成立了国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
2006年8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到“严格规定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和“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
自此,经费管理规则被细化,强调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严防科研腐败。
科研经费就是从这时候起,逐渐被“卡死”的。
刘军民说,这也是为了加强监管,是“不得已做出的规定”。
但王亮则将这归因为“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得管理趋于僵化。
福建一所知名大学教授林婷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当预算中差旅费已经花完时她被通知,由于恰逢中央“八项规定”,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一点都不能改,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参加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但现在各方面都要管,你用谁的砂料,这些都要过问。”王亮说,这种“纸面上的严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负担。
“这是对老师的极其不信任。”对此,林婷有自己的解释。
“像防贼一样”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这样的疑似“不信任”还体现在报销制度上。“课题制”的科研形式,需要教师采用“事后报销”的方式,用发票凭证领取科研经费。相关的规定称得上“事无巨细”。
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否则也不能报销。而在苏州大学,新的规定则是汽车油费必须要有过路费的发票单才可以报销。
类似的故事多有发生:一位老教授,香港一所大学请他去演讲,对方安排了住宿,结果回来报销机票时,被学校财务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住宿的发票。老先生做一番解释,也无果。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一个高校教师感叹,财务人员越来越像安检机器,层层审查,处处“刁难”,报销越来越困难。为了几千块钱,逼迫老师四处奔走,费尽思量,低声下气,斯文扫地。
在广州读博士的李元见证了这一幕,他参与了导师申报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去财务报销时,总是难免挫败,财务人员总能轻易找到问题:签名不规范,贴票不规范,发票是连号的,票据是假的(这最让人发懵)。一次,拿着3万块钱的票据只报销了2万。
已毕业的医学博士王杰回忆起一次设备采购经历至今觉得无奈,“前几年学校建立了一个招标系统,超过4万元的设备采购只能由校方经手”,这有效防止了教授从商家那里拿回扣,“不过这个过程太折腾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实验室要买一个二氧化碳培养箱和超低温冰箱,前后跑了大半年”。
“像防贼一样。”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撰文痛批这一点,赢得了许多高校教师的赞同。
但吊诡的是,高校教师们也确实在用自己的方式“违法违规”,显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
按照国家规定,课题经费按年划拨,每一年没有用完的经费,需要收回,并影响到下一年的拨款额,这与对行政部门经费的管理一致。
每到年末,行政部门的“突击花钱”,也就变成了老师们的“突击报销”。
李元记得,每到年底,学校财务部总是人满为患,害怕错过了报销机会的老师们,揣着收集而来的各种发票,誓要将经费报销得一分不剩。这些发票,可能来源于学生,可能来源于发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买的,后者真假莫辨。这已经催生了一个身处阴影中的市场,受访的老师们提到,自己的邮箱总能收到那么几封推销发票的邮件。
王杰说自然基金项目极少出现钱不够花的情况,“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会以预付款的形式把钱报下来,比方说有五万用不完,就打五万块存到某公司去,这些钱留着以后慢慢用。”至于对这笔钱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师们自觉了。
“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钱报出来。”李元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你不把经费花完,人家会觉得你没办事。”王亮坦承,这其中,当然有着糊弄的成分。
但更让老师们认同的原因,则是另一个,“主要因为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无法开展下去。”
中山大学教授林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年11月份让我把钱报完,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那怎么办,那只能把钱先报出来。这样操作当然是违规的,但也没有办法。”
刘军民承认,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位中央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如何平衡“严格管理”和“科研活力”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才能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套取劳务费的红与黑
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另一个将老师由君子变成小人的,则是在科研中,是否应该认定教师的“劳动报酬”。
“我辛苦为人类创造知识时,人家财务人员告诉你,你不得从科研经费中提取报酬。”王亮说,这是最让他生气的。
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因为高校教师已经通过学校安排了相应的经费(包括工资和福利),因此不允许直接在项目中列支此类人员的人员性费用。
这一点,在相关管理人员的介绍中,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例如美国,拿满全年12个月工资的高校教师也不允许从课题中获得报酬。
“你看看人家美国教师的工资是多少,我们的是多少。”王亮对此不以为然,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全球的大学教师薪酬排行中,中国的大学教师平均工资排名倒数第三,而刚开始工作的青年教师工资,甚至全球垫底。
“靠工资根本没办法生存。”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对此感同身受,作为讲师,他一个月只有5000块的工资,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在他回国的第二年,他的孩子出生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课题经费中套取。
从德国回来时,何渺获得了学校给予20万安家费的承诺。但入校后,才被告知,这20万如果以安家费的形式发放,要收取25%的税,人事处工作人员建议可以选择用横向课题立项的方式避税。他觉得这事儿“很拧巴”。最终理智战胜了道德,但每一次报销买家具、洗衣机、冰箱的钱时,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王亮采用了普遍为之的方法,他找到自己的学生,将课题经费以劳务收入的形式打到学生的账户,给学生一点提成后,再收归己有。
人人喊打的套取行为在高校教师眼里,却有着红与黑的两面。
一方面,他们看不起中饱私囊者,“系里前几年从美国引进了一位教授,刚回国就申请到一个八千万元的科研项目,以行内眼光看用不了这么多钱,也没见出成果,教授们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广东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说。
但对于那些“为了推进科研工作采取的灵活性手段”,有受访者表示,“要相信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自觉的,不会放开拿,拿多拿少,真的也只能靠自觉。”
对于高校教师的自觉,福建某重点高校青年教师章羽说,“不是管得严就能解决了,你看纵向经费管得这么严,也没见人少拿,横向经费管得那么松,也没有多拿,这说明教师还是有自觉的,不是严不严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拿的问题。”
章羽补充说,“一方面是教师觉得没有收到应有的报酬,另一方面是不灵活处理课题难以进行。”
“这个制度,就是让人造假。”王亮说得有些痛心疾首,也有些无所谓。
逼良为娼?
“要考虑申请课题了,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你要接地气儿。”
“如果不是为了职称和考核,我根本不会申请课题。”王亮接着说。
这是当前中国高校教师普遍身处的现实,职业的上升通道,与能否申报上课题,以及课题的重要性,直接挂钩。
所有教师,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被卷进科研的洪流中。
以王亮所在的学校为例,若要升上教授,必须主持一项国家级的科研课题,或者能为学校拉到8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
来到这所大学之前,他已经在另一所大学授课多年,他喜欢教学,对科研兴趣乏乏,当了十一年的讲师。但年岁渐长,毫无所成,他不得不正视原来的“消极”。当年一起读博的同学毕业两年后就评上了副教授,就是因为课题做得好。王亮决定要“有点上进心”——申请课题。
后来,他真的申请到了一项国家级社科课题,这并不容易,以2013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共受理有效申报28678项,但最终只立项3826项。
“可能是我课题里有‘和谐’两个字,那年正好撞上了。”
而他发现,申请到了国家级课题真的好处多多,即使教学或者发论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学校也不会追究。
事实上,由于申报成功的课题数量,将直接影响学校的科研排名,各大高校总是最积极要求教师进行申报。
每年,作为一所985高校,王亮所在的大学都会召开一次盛大的申报课题动员会,学校领导在台上讲话,说要办研究型大学,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个学校科研水平的标志,大家都要申报。在学期进行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会把每个学院争取的科研经费、项目立项成果都张榜公布,进行排名,排名靠后的学院会受到校长点名批评。
留德回来的青年教师何渺,身处的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属高校,科研实力并不出众,但越是这样,学校领导越是希望能够申请到课题,给学校带来荣誉。
在任何场合,只要碰到领导,何渺就会被叮嘱,“要考虑申请课题了,不然以后职称评定怎么办啊,你要接地气儿”。
学校领导则在开会时不止一次发出豪言,对于有希望的申报题目,学校会做好“后续工作”,“该跑北京跑北京,该走专家走专家”。
当何渺首次听闻“后续工作”的提法时,他觉得很奇怪,“就像学生去考试,你说考得怎么样不重要,‘后续工作’才重要一样。”
何渺觉得奇怪,但校领导则言出必行。今年,一个有希望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的项目,校领导就真的去了北京,找评委、请托、游说,反而是课题的申报者,待在学校里无事可干。
2014年3月,何渺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了,他也得在申报的道路上奋进,他联系了自己在德国的导师,征得对方同意后,联合申报,希望能借助老师的名气,一举拿下一个国家级的课题。
他将申请的表格翻译成德文,发给老师。一个月后,老师却回复要退出联合申请,理由是填报这样的表格让他感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审查,他不信任这种被对待的方式。“老师感到不舒服,觉得伤害了自尊。”
(因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亮、王杰、林婷、李元、林可、章羽、何渺均为化名)
© dapigu for 中国数字时代, 2014.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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