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多玛的臣民们会围着你、羞辱你、诅咒你，向你扔石头……在毁灭的大火与硫黄从天而降之前，他们愿意毁掉一切希望……你，我们，理想主义者的道路漫长。”在许志永被捕后不久，郭玉闪在一封公开信中如此写道。
本文原题为《我们这一代》，作者许知远
一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子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往右转就进村了。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从剃头到按摩等服务都提供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地连成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子驶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在路边从容不迫地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地点上一根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全都裸着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而是不远处那排「富力又一城」住宅高楼的建筑工人。这时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时刻，抽烟、喝茶、和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地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着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地抖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地挂在悬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正筑起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可算是豆各庄中最庞大的建筑群了。它的规模隐藏在院墙与铁门里，只能看到两幢大约六、七层高的办公楼。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地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那里是否是被关押人员所住之处，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网络上流传着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里，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九天前税务部门突然造访「公盟」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完全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中国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这里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但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可能会一不小心就颠覆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体，保护那些上网的青年免受色情内容的伤害……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不容许人民因相同的志向和兴趣而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会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时，这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从你出生一直到你死亡，还记得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吗？极权体制透过恐惧和欺骗，造就出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素材。
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有在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中，才能培育出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能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可防止沦为单向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权者了解这些，因此登记一家非营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涵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你就不要管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多管一些，因为中国人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经济进步没有带来普遍的福利，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成新联盟，利益垄断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成功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更经常受到侵害……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列车轰然前进的同时，许多人从车上跌下，被巨轮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挤在上访途中，或是徒劳地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媒体不但被意识形态控制，更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也很少关注到这些人，因为精英们要大谈的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无可避免的牺牲品。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对他们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过去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更何况是这些普通人。至于广大的公众，因为身边有太多不幸，所以更要拚命向上爬，以期得到些许的安全感……
许志永和他的同志们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透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一些希望。但他们想成立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为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谘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公盟旗下的数十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地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谘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协助受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表明姿态，而是以具体的行动推动增长公民权利，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增加希望。
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在体制内。许志永自从二○○三年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后，就不断利用他的新身分，揭露种种问题。他在某次演讲中提到，公盟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透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他们在某些时刻成功了，在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得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团体——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的同时，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当然也因此减少了。
许志永生于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两年前，我们因为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无一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许志永谈论的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人侮辱和损害的世界。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让我折服，他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曾经撇过头去，假装他们不存在。我们无节制地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稍做停留，去理解他们的困境。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暗藏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这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
许志永在席间还试图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他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想起了两年前和他的一次交谈，当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二○○八年的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革。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会有所收敛，不同的民间组织都该利用此一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在这之前，一连串的事件都表明了弱势者经由网络的聚合与传播效应，可能与强势者进行一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这些年来，我看到的却是政府权力借着重大的国家事件而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扩张国家权力才能应对。赈灾只能由政府出面，伤亡名单是国家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国家的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公务员才是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线民，轻易地汇聚成一股「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分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地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许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仍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受毒奶粉所害的父母索赔，他探访京城的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地拘留过，这些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受难却失语的人寻求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的个人际遇中，会感觉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道别。我记得他离去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对许志永这位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以更谨慎的方式对待，而不会下重手。何况，志永的方式是如此温和，公盟的方式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清晨五点，社区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二
大约六年前，在北京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似地讲起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的经历。我和余杰结识于一九九七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三级，但不同系。我记得初次读到他油印出版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这些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具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的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地单恋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那些油印的文集；突然之间，余杰在大学中、在青年间、在社会精英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十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度谨慎的十年，但一个年轻人跳了出来，用他明显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他才二十五岁，但是他所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舒服。二○○○年毕业后，余杰发现原本该接收他的单位拒绝了他。他成了独立作家，但依旧引起争议。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试图剖析一九九○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且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一九九三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在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连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提升、交往圈子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被划分到异议作家的群落。紧接着，他的著作无法继续在中国出版，中国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我们离开大学之后，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也或许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过分的道德判断便会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网络热潮在一九九九年席卷中国，成为新偶像人物的是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时代精神载体的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
我先是在网络公司工作，而后进入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导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画体制，民营企业家如何成为时代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这些东西如今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地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的……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然而六年后，我的看法变了。我曾以为我们这一代可靠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和力量，将中国引入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地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正视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还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
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但对这个社会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中国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我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尼姆勒的那着名的诗句：
纳粹开始追缉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囚禁社民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逮捕工会成员，
我没抗议，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冲着我来，
此时已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因此，让我们走出网络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吧。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我们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富有建设性的一员。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説明；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理解中国的现状；你可以在网络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能感受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聊那些艺人八卦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放弃那些自我原谅，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接着这种影响会扩散开来，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我和余杰也恢复了联系。「我彻夜没睡，放声大哭」，二○一○年十月八日，余杰在短信里这么说。当时，他人正在旧金山，目睹电视画面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新闻发布，刘晓波得奖了。
我多少能体会余杰泪水中的复杂成分，除了狂喜，更有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在过去十年中，他是刘晓波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们共同参与的独立中文笔会是这个庞大的国家中一小群异议人士的临时避难所。残酷的国家机器固然可憎，反对者内部的争吵同样令人心焦。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保持独立的人格、建设性的态度更是难上加难。有时你不禁沮丧，中国掉入了历史的陷阱，它的统治者与反对者都有一颗专制的头脑，总是重演着小暴君推翻大暴君的剧码。与此同时，他们还多少不安地看到国际社会的暧昧态度，人人都急着想和中国政府做生意，赞叹「中国模式」的成效，至于民主、自由、人权，倒像是历史的陈旧之物。
「当你觉得一切毫无希望时，上帝突然给了你这样一个礼物。」余杰说。他回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他住处社区的一家餐厅里。餐厅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七、八个青年人，他们奉命来监视余杰，似乎担心这个文弱的作家，突然会带来不测的威胁。不过，这监视的形态与气氛已经有了变化。昔日的意识形态早就失效，这些青年再也不会认定自己在报效党与国家，他们会无奈地说「这是我的工作」，一脸身不由己的表情。别试图激发起他们的人性温暖，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n)中的一幕从不发生。你在许多时刻会感觉中国社会正陷入汉娜．鄂兰所说的「banality of evil——平凡的邪恶」，每个人都以看似无奈的方式让这个系统继续运行，别期待这强大的惯性会立刻改变。
我和余杰仍有许多分歧。我赞赏他持续的勇气，却对他过分简单的思维感觉不适。我们在一起时，各自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角色。他是知识渊博的中文系研究生、新锐作家，我是个大学三年级的文学青年。这感觉令人既舒服，又别扭。我觉得余杰成了自己的姿态的俘虏，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反对声音，却不再是个讲究语言与思想的作家。
在聚餐隔天，他在自己家被软禁了。四个小夥子日夜守在他家门口，其中一个还因为气温突然骤降而得了重感冒。来探访余杰的人被拦住，他则不能离家。接着，他的手机被切断，成为北京这座拥挤城市中的隔离者。这不自由的状态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时。他和刘ｘｂ一样，都是国家的敌人……
三
二○○九年八月末，我再度见到志永。他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次释放和捉捕一样，没有具体说明，很有可能是舆论压力的结果。这个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相反地，他似乎更乐观了。既然尝过牢狱之灾，还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况且，获释本身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进步。
像以往一样，我们的交谈仍是表层的、事物性的、甚至有点玄怪。他说自己在看守所时，内心出奇的平静，满脑子都是宇宙的起源、时空变化的问题。我想探究他内心的软弱无助，还有他深切的焦虑、支持他的根本信念，但志永无意进入这种话题。我试着理解他的谈话——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强大乃至封闭的自我，他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或许我不是个好的交谈对象。在这层意义上，他单纯，却仍是个谜一般的朋友。
将近二年后，我再次见到志永，是在他的婚礼上。那郊外的庄园中的婚礼也是一次「异议人士」的聚会，维权律师、新闻记者、活动者济济一堂，当然还有几名「国宝」。我记得神色不定的滕彪，他似乎刚从一次迫害中走出不久，他与我交流时，带着明显的创伤痕迹。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的关系，我赞叹他们的作为，却又知道自己难成为其中一员。我们都不满这个政权，都期待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是行动者，而且做出了个人巨大的牺牲；我是个旁观者与描述者，尽可能逃离不必要的麻烦、更别说迫害了。他们也让自己扎根在现实生活中，而我总像是无根浮萍，会欣赏与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与正义，却躲开人群与冲突。对于他们，我总有一种因为无能、胆怯而带来的惭愧感。我记得，那场婚礼有一种动人的张力，是一种压力下的温柔。
又过了二年，二〇一三年的八月末，我听到志永又被拘压的消息，我竟没有半点惊讶，或是其他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又想起了二○○七年夏天，我们在五道口酒吧的那场长谈；彼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一年后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而我们也将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但历史似乎证明，二○○八年竟成了中国停滞与倒退的转捩点。巨大的成功让共产党政权更加傲慢，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来对付像他这样的「异议者」。而且手段似乎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无所忌讳；从刘晓波到艾未未，这个政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也因此，许志永被监禁在家，进了看守所，他的组织被查封，这些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四
「索多玛的臣民们会围着你、羞辱你、诅咒你，向你扔石头……在毁灭的大火与硫黄从天而降之前，他们愿意毁掉一切希望……」在志永被捕后不久，郭玉闪在一封公开信中如此写道。
在索多玛城中当一个「义人」固然不幸，但一个民主的雅典也未必通往光明的结果。他接着写道，「雅典也把苏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运动送上审判席，判决苏格拉底该喝下毒酒受死。与索多玛不同，雅典是被祝福的城邦，然而雅典的公民们也不能忍受苏格拉底对他们美德的不停追问」。
郭玉闪和许志永的友情从十年前的北大就已开始了。十年来，这两个昔日一起喝酒、谈论理想和姑娘的青年已是中国公共生活中最令人瞩目的角色，都致力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成熟。郭玉闪也因「传知行研究所」的努力与在营救陈光诚行动中的表现赢得广泛关注。
郭玉闪的感慨出人意料，更流露出少见的悲观。我们认识不过半年，但我几乎一下子就被他身上那股巨大的能量、当然还有喋喋不休的言说征服了。在一次共同参加的座谈会上，他对刚刚上台的新领导人毫无期待，反而表明一种悲观——控制会日益加禁，红卫兵出身的这代人是不忌讳使用任何极端手段的。这论调与当时中国盛行的期望态度大为不同，大多人乐于相信在一个平庸的胡温时代结束后，新继任者会打破这个僵局。如今看来，这僵局的确开始打破，却是一种向下的姿态。新领导用一种新的强硬手段来控制社会。
我从未和许志永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与郭玉闪却有一见如故之感。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放松感，他很少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某种道德优越感，也很少流露出因此而生的孤立与自怜。他还保有对知识、生活的强烈热情——从哈耶克的经济原理到杜甫的感时忧怀，他都能滔滔不绝。他也有一种自嘲精神，回忆起恋爱时光时，更能让我们笑翻在地。郭玉闪总给我这样的感觉，他因为对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都有充分理解，因此很难成为极端主义者，这意味着他有适度的圆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不止一次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与「国宝」与片警的奇妙关系，由于被监视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早已彼此熟悉，甚至还卷入这些监视者的个人生活，为他们的子女上学出谋划策。郭玉闪也知道，官僚系统并非铁板一块，适度的合作可能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面对这样庞然的国家机器，他似乎从来没有卡夫卡笔下的K那样的焦灼，反而有一种好兵帅克式的戏谑。
在某些时候，我面对粗壮、健谈、永动机式的郭玉闪时，心中会生出另一种历史感，他让我想起我认识的那些七○年代台湾的党外政治人物。这些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同时有一种扎根于土地的实在感，一种面对时代变幻的江湖气。我不知道这是否与郭玉闪的福建人身分有关，他的家乡曾是洪门的发源地，而且过去三十年来充斥着发财致富的野蛮故事。
但很可惜的，不管是郭玉闪、许志永还是他的其他同志，他们似乎找不到让能让自己真正扎根的土地。他们从河南、福建的小城来到北京，获取了现代知识，被一种正义感驱动，试图去纠正错误，但却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孤立。十年来，郭玉闪依靠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和媒体的支持、同志间的帮助，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得到了暂时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傲慢的国家权力，他们的声音与力量是那么地微小，尽管这微弱的声音与力量在某些时刻会被媒体放大出来。
两周前，我去探望郭玉闪，他的楼下整日停着一辆警车，他被限制自由行动。他在那个短暂的下午依旧兴致勃勃，但偶尔还是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想要捻死我们真是太容易了。」这句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感而发。就在几天前，许志永被捕，他的传知行研究所被查封，正如四年前公盟的命运。一贯老练如他，也不知道这次的风暴会有多么猛烈，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索多玛与雅典的比喻让郭玉闪流露出少见的不确定性，这也让他的反抗具有另一种个人的美感。人类漫长的抗争历史，历来都是在这巨大的不确定与彷徨中进行的——人们明知自己的行动难以获胜，却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郭玉闪、许志永等人都太过孤立了，他们从未得到足够的社会共鸣，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响应。我们的时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像是叶芝所感慨的——最聪明的不承担责任，最有热情的却缺乏头脑。
又有一个人入狱了。我想起了郭玉闪曾有的感慨：「如果功权入狱，中国的『美丽岛阵营』就形成了。」玉闪一直对台湾的民主转型深感兴趣。在他心中，他与志永仍是异端，而他们的朋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王功权却是另一种角色。王功全不是个职业的异端，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的甜头，他的旧识新知都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不是干革命，我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这重复的暴力更迭中损伤太惨烈了……」他也表达了某种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点事、说点什么都会被渲染。」这样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的人物，如果仍不免遭此困境，这会惊醒沉睡的中国社会与精英群体吗？
王功权真的被捕了，但带来的震撼却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大。谁也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会变成中国精英改变态度的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成功者，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我想起了在绿岛监狱参观时，那么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刻印在绿色的监牢门上；他们不是第一线的政治挑战者，却以作家的身分捍卫社会良知。我也扪心自问，或许要等到一群像我这样自认温和的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得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我们也有可能依然只是仍进湖中的小石子，没有激起太多浪花，但至少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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